不管是学理工还是文科,不管是从美国还是欧洲回国,老海归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古典音乐。有的人是到了海外受到了古典音乐的熏陶,有的出国以前就醉心于古典音乐。孙世铮(芝加哥大学经济博士,1950年回国)特别喜欢古典音乐。一次听到《红色娘子军》选断《快乐的女战士》时说:“我怎么老有一种错觉,从舞台翩然而至的不是女战士,而是扑棱着翅膀儿的小天鹅”。《娘子军》的两位作曲者--吴祖强和杜鸣心,都是五十年代苏联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的,深得老柴的真传,写《娘子军》时自然逃不出老柴这个如来佛的手心。学小提琴的女儿不懂父亲的意思,孙世铮拿出《天鹅湖》的唱片,放给女儿听。
蒋锡夔(华盛顿大学化学博士,1955年回国)也特别喜爱古典音乐,在日记里写道:“我整个的理想受着音乐的影响,伟大人格的灵感将渐渐渗入我的心灵深处。我听着音乐,它会一步一步地把人性中的平凡、庸俗、丑恶从我心内向外扫去。”他特爱贝多芬,说自己的灵魂原是《欢乐颂》中的灵魂,因为它给了我“美丽、欢悦、强烈的生命力”。留学期间他写给家里的信中说,自己在发思乡之愁时, 唱着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中的乐章,以慰亲情。 匹茨堡都堪大学化学硕士赵绵(后来在农村喂猪)不但带回古典音乐,还带回美国乡村音乐的唱片,可算独树一帜。巫宁坤回国时没带唱机,回国后家人送给他一台,可是没有钱买唱片。于是把带回国的一本英文《资本论》卖给了图书馆,在旧货市场买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等,视若珍宝,百听不厌。
老海归们带回来的唱片,很多都被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抄走了。很多老海归像王补宣一样在红卫兵来抄家以前就“自行处理”了。颜鸣皋(耶鲁大学博士,1951年回国)回忆红卫兵到家里来,却要他自己砸毁唱片,一直心痛不已,“感觉太可惜了”。郑林生(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博士,1956年回国)特别喜欢西贝柳斯的作品,带回来很多唱片,文革都给砸了。以后让他气愤不过的是,看了章含之写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里面讲乔冠华请章含之听唱片,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凭什么你们高干有这种特权,而我们要砸毁自己心爱的唱片。杨澄中(利物浦大学物理博士,1951年回国)避免了砸唱片的场面,因为他带回国的唱片都是老78转的,在托运时没包装好,到家打开一看都碎了。
不是所有唱片都遭厄运,两弹元勋郭永怀夫人李佩回忆说,刚回国时,郭永怀从不休星期天和节假日,从不午休,早出晚归,埋头书案,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青海,偶尔回家,更没有时间听唱片。她只能回想起两次在家里听唱片,是两个星期六下午。最后所有唱片,包括两箱从来未开封的新唱片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郭永怀,加州理工大学流体力学博士,1956年回国,参加两弹工程,1968年一个人跟随一名警卫从青海核试验基地飞回北京,途中飞机失事,直到夫人李佩99岁去世也没有人向她交代出事原因—可能是国家机密吧。到底为什么郭永怀一个人从青海基地回北京,有各种猜测。一种说法是李佩被揪斗,郭永怀得到消息无法安心工作,请求回北京。另一种说法是试验场地发现新数据,郭永怀要回北京汇报。还有一种说法很诡诈,郭永怀在发展核导弹问题上与聂荣臻起了口角,妨碍了导弹研发,于是接到回北京的命令…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报道郭永怀逝世,全文:“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郭永怀同志,因不幸事故牺牲,终年五十九岁。郭永怀同志在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三个星期后,中国第一颗核导弹发射成功。)
虞福春是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博士,1951年回国,收藏的唱片中有十几张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闭着眼睛就能听出是谁指挥的哪个交响乐团。文革期间,红卫兵打他,把耳朵打得整天耳鸣,还砸毁了所有唱片。以后下放到干校,因听不清军代表的命令常常受到训斥。1977年学校宣布恢复虞教授的名誉,儿子想了一个极妙的方式来庆祝。他从朋友那里借来《命运》交响曲的唱片,要给父亲一个意外惊喜。朋友说,要借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让虞教授听是谁指挥的哪个交响乐团。几天后,儿子还唱片的时候高兴地说,老爷子耳朵还行,听得真亮,是托斯卡尼尼指挥的美国国家交响乐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