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77)
2020 (69)
2021 (110)
2022 (117)
2023 (112)
老海归 小故事
序言：五十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们“积极响应”“冲破阻挠”“毅然放弃”之类的大故事已经被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书店里各种自传、传记、回忆录琳琅满目。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著名老海归们的丰功伟绩。这里只讲鲜为人知的“另类”小故事和趣事，特别是默默无闻“小人物”的故事。尽量不讲文革的遭遇--太多了，讲不完的。有一些史料，只是为了穿针引线。琐碎点滴的材料有些是从亲人好友交谈中得知，有些是根据研究文献和政府文件，其他来自网上，感谢原作者。会有夸张和误区，只当是饭后茶余的闲聊。
五十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还健在的老人寥寥无几，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最少有90岁了。1950年有近800人回国，他们跨过罗湖口岸，欢迎的人群敲锣打鼓，挥舞红绸，让海外游子们激动、流泪。以后回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听不到锣鼓声，看不见红绸，人们也渐渐把老海归们给忘了。到了六十年代，才又把他们想起来，戴上“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游街批斗，下放劳改。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忙着挣钱去了，又把老海归们给忘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些老海归以自己的名义设立各种基金会和助学金，人们才突然又把他们想起来了，兴起了一股老海归热。单位给老海归们过生日，举办“从事教学工作50周年”之类的庆祝活动；记者墨客们鱼贯登门采访，为老海归撰写自传、报告文学之类；一些老海归们自己也著书立传。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留学生博物馆，老海归们把当年留学的照片和物品捐出来，让后人们了解当年留学的风尘往事。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艾国英把当年留学回国时用的小行李箱和其他一些文件捐给了上海留学生博物馆。
随着老海归们相继去世，各大学搞铜像揭幕典礼，图书馆命名大会之类，家人亲属也纷纷写了不少怀念文章。以王德禄为代表的专学家们也潜心研究那段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关注他们的归宿，出版了《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和命运》等著作，填补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空白。年轻人也都开始对那段历史感兴趣，出国以前也在思考，老海归们当年“为什么要回国？”，在网上争论得沸沸扬扬，以至钱学森1985年写给赵紫阳的一封信得以在网上流传：“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回国一直是有争议的，迫使他早在1985年就出来为自己辩解。）
钱学森说得不错，“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每个老海归回国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假如没有当年的政权更迭，出国，不出国，回国，不回国都不是事。正是因为改朝换代，才成了事，才有人去研究，寻找历史的来龙去脉，探索其中的奥秘，试图解答那个永恒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回国？
国人惯于用“爱国”来解释当年在海外的学者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把一个复杂的人生简单化的懒人思维。爱国仅仅是错综复杂的回国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每个人都有自己充满偶然性的方程式。一旦探讨了所有的变量，回国的答案或许甜美、或许苦涩，五味俱全。
那个时候在海外一共有多少留学生？这没有准确数字。据1954年美中日内瓦谈判美方204号文件，提到“目前在美国的5400名中国学生”。美国国务院文件记载1946-1950年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约4800人。华裔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华裔》一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0人，他们陷于困境之中。这些中国学者，除了少数教授和学者外，绝大部分—4657人—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学里的学生。” 北京市长吴晗1956年在留学生和家属座谈会上说，目前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工作和学习的近万名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是祖国十分宝贵的财产。王德禄等专家的估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美高潮戛然而止。这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80%。” 1956年高等教育部估计，新中国成立时海外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余人”。把以上的数字平均一下，可以说，当时在美国的人数有至少6000人，再加上欧洲和日本留学生，总共至少有6500老海归滞留海外。
怎样高效打击偷税漏税
原创： 大象公会Elephantia
建国初期的政治智慧，可资借鉴。
作者｜姚白莞 兔透射
1954年，上海知名企业中华铁工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经过四年改造，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造纸机械制造厂。
中华铁工厂能抓住变革时机，其前任厂长童伯型先生的政治觉悟是重要原因。但童伯型也并不是一早就觉悟高，这多亏1952年的「五反」运动中九岁外孙女的及时点醒：
「外公，你坦白了没有？」
童伯型当即彻底坦白，从此志愿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顺带揭发了经理傅某的罪行。公私合营的大路从此敞开。
这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专门瞄准无良资本家，不到半年时间，便在全国多数城市胜利谢幕。此后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私营工商业中的偷税漏税行为基本杜绝。
image
● 上海街头的「五反」标语
新生政权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工厂里「闹土改」
1951年底，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已近一年，庞大的战争消耗，使财政出现严重困难。为支撑局面，国家一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一面清查干部队伍贪腐、精简机构，以求节约费用。后者即通常所说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清查之中，党内干部大量供出资本家行贿、投机、偷税漏税及引诱自己学坏的情节，引起上层领导的高度警觉。
image
● 大康药房店主王康年，以售卖假药、坑害志愿军的罪名被处决
行贿与受贿哪个更该严惩，今天只是一个法律问题，但对于刚建国不久的人民政权，却是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的一部分。
工商业贿赂干部，是干部堕落的直接原因，完全可能是勾结国民党特务搞破坏，而非单纯的经济犯罪。时任天津市长的黄敬即认为：「工商界···要我们的干部学坏，用腐化的生活，勾他们往坏道上引走···是最伤天害理最缺德的事情。」
这样的危机感，加上对资本家「追赃」、「退补」以助战时财政的设想，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斗争。
image
● 「（五反运动要）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毛泽东
「五反」的斗争模式与农村土改高度相似，都是执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在农村是发动贫农、团结中农、争取富农、斗地主，在城市，根据刘少奇的批示，则是「以店员（工人）为基本群众，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孤立资本家。」
「五反」的骨干也直接来自土改——抽调斗争经验丰富的土改工作队员编成「打虎队」，进驻各地一些「五毒」典型单位的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诉苦运动，「启发阶级觉悟，划清阶级界限，收集资本家的各种违法材料」，为揭批大会做好准备，鼓足气势。
不久之后，许多资本家都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份措辞斯文的通知，要求其参加「劳资见面会」、「劳资洽谈公会」。等他们安心步入会场，才发现参加的原来是最后的审判：会场气氛庄严，根本没有什么「洽谈」的余地，就等他们老实交代罪行。
image
● 「劳资洽谈会」现场。动员工人揭批资本家的关键，在于让掌握资本家不法行为细节的会计、经理等高级职员跳反。但这些人往往与资本家沾亲带故，需对其强化阶级教育，并辅以一定的物质激励，才能让其「归队」
在斗争经验老道的工作人员布置下，批斗会极具仪式感。群众宣泄怒火、资本家坦白交代时都有专人控制场面，配合发言内容还会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如台上讲偷税漏税问题，台下就齐呼：「反偷税漏税！」
对于普通工人，这段时间就像过年。
政府规定：「五反」期间，任何人不得阻挠职员参加工会会议，也不准歇业、解雇和不发、少发工资，更不准威胁、打骂和利诱店员。
上班批斗老板，下班拿高工资，工人们心情舒畅，纷纷表示「往日见了老板心里发慌，今天老板见了我们发抖」、「今天才算真翻了身，出世到现在，没有这么痛快过」。
image
节日氛围下的斗争成果堪称喜人。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有60多万的私营企业工人和店员参加运动，检举材料多达30万件，天津工人也不甘落后，半个月挖出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等恶劣罪行的大奸商177名，涉案资金分别高达10亿到200亿元旧人民币不等。
当然，伟大的运动从来不止有一个舞台。
打入家庭内部
文章开头中华铁工厂厂长童伯型的例子中，九岁外孙女的那一声「外公，你坦白了没有」，其实只是压垮童厂长顽抗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此之前，童家两个女儿及女婿、弟弟，由于全部都是党员、团员或积极分子，于是在党的领导下，连夜召开家庭会议劝童伯型坦白；两个儿子也从军队发来劝降书。就连童的结发妻子也支持孩子们的意见，让童陷入家庭内部的重重包围，深感孤立无援。
类似的情景，在不少资本家家中都曾上演。即便是那些老板家庭成员觉悟不高的企业，上海「五反」工作组也能做到眼明手快，敏锐察觉其家庭内部的利益纠葛，挑动夫妻、兄弟、父子互相告发。
image
事实上，打入家庭内部，是各地「五反」的普遍策略。南京「五反」工作组即明确提出要让资本家不但在工厂接受工人批斗，回家还将面临「白天母亲劝，儿子唱，夜里睡在床上老婆有督促坦白」的饱和式打击，使其没有任何逃避的港湾。
资本家不坦白，家属日子也难过。
如有些地方的工人会强迫老板娘洗碗洗衣；或不许资本家的老婆孩子在柜上吃饭；或不准其使用奢侈品、不得抽好烟，把资本家赶到地下室去住，资本家住处则改成工人宿舍等，迫使吃不了苦的家属劝导资本家赶紧就范。
即便在「坦白会」上，出动资本家家属动之以情也是常见招数。
广州最大私营火柴厂的批斗大会上，工作组曾发动几个老板的妻子对着台上的丈夫大吵大嚷：「你不坦白，将来坐牢，叫全家大小怎么过？你不想家庭好吗？你想清楚啦，不用顾虑退赃问题·······如果你不坦白，拉去坐牢，我也不跟你了！」
image
● 上海资本家争相缴纳「坦白书」。扛不住批斗会「身心历练」，自杀、中风、精神崩溃者无地无之
核心家庭成员尚且如此，那些与资本家沾亲带故的店员、职工，经过阶级强化教育后，当然更能认识到「亲戚归亲戚，阶级归阶级」。
广州仁康药房经理湛露明，五反期间即承受了亲戚的轮番检举。先是堂弟、药房会计湛松坚斥责其「坦白与所犯罪行，不及十分之一」；接着养女又威胁与他断绝关系：「我不再承认你是我养父，我再警告你，如果你不彻底坦白认罪，你就是自寻死路了。」
那一时期《南方日报》的相关报道，先后有《吴绮婷与他的不法父亲脱离关系》《庞业抗坚决与不法哥哥作斗争》《检举走私犯——我的母亲高亚美》等名篇。大义灭亲一时成为时尚。
不过，威逼资本家家属，手段也不宜过于粗暴。
苏州开展「五反」初期，上来就对某茶叶加工厂的老板及家属施以肉刑，逼得一家六口自杀身亡；南京某澡堂的工人斗了老板娘五天五夜还不肯罢休，又将其扒光衣服罚跪在放满雪的澡盆里。各地税局人员毒打偷税漏税商人的情况也非常普遍。
这些粗暴斗争方式，造成了恶劣影响，受到上级的批评。只有那些富于创意又观感良好的运动技术，才能获得表扬和推广。
「我偷，你们真不偷吗？」
有一种战术，被工作组形象称为「以虎攻虎」、「狗咬狗」，意思是把资本家们关在一起开会，让其互相揭发。据说只需少量工作人员现场监督，即可收事半功倍之奇效，省事省心。
对此，《上海市委五反第一战役经验总结报告》一文有精辟总结：上海的资本家虽颇为狡猾，但因损人利己的天性，同行之间、股东之间、帮派之间，「均有不少矛盾」，「只要善于分析情况，观察行迹，发现弱点···高度运用机动灵活的策略，实行分化」，总能无往不胜。
image
● 出于稳定市场、改善财政状况的考虑，并非所有资本家们都受到冲击，上海的荣毅仁等303个上层资本家获得「基本守法户」称号后，毛泽东批示：何必那么小气？
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但五反运动内部总结显示，这些人其实「大多须列入严重违法户或完全违法户」
据新华社1952年的《内部参考》报道：天津十一区在开「狗咬狗」会议上最有心得，曾受到毛泽东的点名表扬。
他们充分发扬革命时代的斗争艺术：一是用减罪许诺换取一部分资本家率先「起义」，让他们「向顽固的资本家进攻」；二是按行业开班，利用业内矛盾来让资本家「一撕破脸皮即把老底全部端出」。
犯了错误，拉他人「垫背」来减轻自身的罪责，是再正常不过的心理反应。在这种场合，个别资本家的发言堪称实诚感人：「咱们奸商也得要点良心呀，我偷，你们真不偷吗？」
一旦有人率先揭发，揭发的接力棒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全体掀翻为止：你不让我好过，那就一起完蛋拉倒。
各类斗争艺术竞相展演数月之后，到1952年五月初（个别地区延长到10月），全国无论大工厂主还是小店主，已是「人人挨整，个个过关」。五反运动标杆地区上海更「训练了近万名干部·····摸透了资本家的底细」。
自此，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取得圆满成功，「五反」运动胜利落幕。
image
● 五反运动宣传教育剧《糖衣炮弹》节选
当然，胜利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
私营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萎缩及劳资权力的颠倒，带来管理混乱和纪律松散。上海不少工人随意迟到早退，随便请假旷工，1952年2、3月期间，工厂缺勤率高达20%—50%。广州更时有工人随意透支工资，睡至中午不肯起床，乃至动辄打伤老板的事件发生。
其主要后果是，正常的生产秩序荡然无存，企业纷纷关门歇业。据当时私营企业局的报告，北京、天津等二十个大城市的私营工商户，自「五反」开始到当年7月，申请歇业数达到了开业数的两倍。
image
● 自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以来，上海失业工人增加至十三万，「比1950年初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经济形势最糟糕时还要多」。当时华北第一商埠天津的税收也比运动前减少了三、四成，资本家「追赃」、退补不足以抵消经济下行的税收损失
从此以后，资产阶级变得「灰溜溜，臭烘烘」，对工厂业务也多不闻不问。个别资本家因急于自救，甚至故意多报偷税漏税的数额，好让政府没收财产，尽快变身无产阶级。
人民政府则顺应他们的心声，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在1956年顺利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
参考资料：
胡其柱，工人、资本家与共产党——1952年五反运动研究，2005
郑维伟，规训民族资本家——五反运动再考察，2011
王霞、马敏，阶级关系在私营企业中的建构——基于广州五反运动的研究，2013
胡其柱，五反运动再研究，2008
燕京末日
作者：巫宁坤
译者 ：秦传安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 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威尔威尔总统等人同台接受普林斯顿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批判者振振有词地问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谁不知道，艾森豪威尔威尔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争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气的赵紫宸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吗？”另一位重点批判对象是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他的主要罪名是在政治上为美帝效劳，尽管由于他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斡旋有功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三位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当年都冒着风险公开支持过共产党，曾几何时又都被打入了另册，无异于阶下囚。
谁会料到，“三反运动”竟开始敲响了燕京末日的丧钟！
三
下一轮批判对象是各系的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讥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踫见过他的家属，手里堤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十人团”两名重要成员、历史系系主任齐教授和政治系女系主任陈教授当时在南方参加土改，奉召火速返校，交代问题。两位教授风尘仆仆赶回燕园，经工作组“启发”之后，便在文学院师生大会上沉痛检讨，声泪俱下。
凡此种种都使我这个新近还乡的游子感到无所适从。我意识到我落后于这个新时代。但是我毕竟还年青，我的教学生涯刚刚起步，我不甘心自暴自弃。我也愿意学习新事物，可是又感到不得其门而入。我任课的四年级班上三位女生积极分子找上门来“帮助”我，给我“送礼”。这些“礼物”原来是我平日跟一些学生闲谈时讲过的三言两语，现在送来帮助我检查思想。譬如说，有一天有一位女生问我，中国的报纸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她当时正在由我指导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分析亨利·詹姆斯的小说 The Wings of the Dove（《鸽翼》）。我回答说，我觉得《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报纸大不一样，“十·一”前几天，头版看不到大标题新闻，半个版面都是庆祝口号，诸如“中国共产党万岁！”之类的老套，这也能算新闻吗？三位送礼的客人还算客气地问我，这种言论是否表明我不仅敌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而且意图腐蚀天真幼稚的学生？我一惊，一时说不上话来，主要倒不是因为她们小题大做，而是没料到我这张没遮拦的嘴巴的闲谈竟然也被记录在案！
西语系以“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闻名，赵萝蕤教授带头在全大会上当着一百多名师生做检讨。她首先批评自己如何毕生醉心文学，不问政治。继而批评自己在西语系教学工作中，也是重学术，轻政治，在全系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再按照当时流行的公式，挖出家庭影响、西方教育、资产阶级思想等三大根源，最后表示决心改造思想。俞大絪教授着重检讨自己解放前追随国民党大员、胞兄俞大维，而疏远了自己“追求进步”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如今痛定思痛，泣不成声。胡稼胎教授着重自己醉心佛典，思想落后。兴华检讨自己自十六岁考上燕大，踏进燕园以来，一直埋头做学问，不问政治，自命清高，实际上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幸而通过这场运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觉今是而昨非”。积极分子纷纷发言，赞扬他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我虽然想不出自己在回国后短短几个月内犯过什么错误，眼看着一个个我平日敬重的前辈们的榜样，也知道在劫难逃。轮到我上场那天，我也如法炮制，把自己痛骂了一番，无非是家庭出身不好、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迷恋西方文学等等，满以为可以过关。不料我的话音刚落，一个英语〔系〕二年级姓李的男生跳了起来，一开口就给我当头一棒，骂我的检讨“浮皮潦草，避重就轻，谈远不谈近”，声势汹汹，如临大敌。接着，他一手举起一本小书，一手指著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在谈话中经常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我吓坏了，伸头仔细一看，书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原来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想：“我承认我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我的检讨自然没通过，又做了一次才勉强过关。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详细陈述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平生事无不可以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代，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实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红木大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代了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枝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回答：“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出国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谈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再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著作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来不是搞什么‘坦白交代’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冬去春来，学校终于复课。可是，文科的教学计划改动了不少。课程有增有减，教师试用马列观点自编自写教材。我教的“英国文学史”停开，因为“无用”。
改开一门“美国进步小说”选修课，教材是我带回的法斯特和德莱塞小说，选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兴华从五月起就被调去“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担任翻译工作，他教的三年级阅读课也由我兼任。毕业班学生关心的是为期不远的毕业分配，班上有不少同学论文还没写就已提前调到外事部门工作，教师自然也心不在焉。
教师们一面忙于思想改造，一面忙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研究教学改革。教育部发下一套苏联某师范学院的英美文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小册子，萝蕤带领我们学习，没完没了地讨论如何虚心借镜。不久，上级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向“老大哥”学习，进行“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按科系分别并入调整后的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分配。于是，萝蕤又带领我们学习院系调整方案，最后人人表态，服从分配。这时已是暑假，上级又决定把五所大学的全体教师都送到青岛去休假一周，既可放松一下绷得太紧的神经，又可避免干扰分配工作。这是我初游这片避暑胜地，虽然不会游泳，倒也能把几个月来扰人的记忆暂付海涛。
从青岛回来后不久，萝蕤来访，向我传达本系教师分配情况，我的去处是天津南开大学。话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我明白她的心情，当初是她把我从万里之外请回来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任人摆布，无可奈何，吉凶莫测，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负疚？当初，她满怀信心，要壮大燕京英语教授的阵容。如今她以稀有的才华着手构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灰烬，美好的梦想成为镜花水月，她怎能不伤心欲绝？几个月来，她憔悴了许多。尽管她平日总是镇静自若，从容不迫，但不难想象她在工作组的政治压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为她既是赵紫宸的爱女，又是陆志韦的干女儿，她又何从划清界限？长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说中那些女主角的崇高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细腻感情与良知怎禁得起如许粗暴的冲击？同时，陈梦家教授在清华大学也遭受猛烈批判，现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此时此刻，我决不能和这位敬爱的大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而只能强作欢颜，好言宽慰，让她不要为我操心，反正我是四海为家的。
论功行赏，陆校长的爱女荣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吴兴华荣任北大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他是一年前刚提升副教授的，年方三十一岁，现在就要领导数十位英语教师，其中包括朱光潜、赵萝蕤、杨周翰、李赋宁等名教授，也算得上少年得志了。翦伯赞教授荣任历史系系主任，执历史界之牛耳。另一方面，陆志韦则贬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文字改革小组，赵紫宸贬到市内燕京神学院，张东荪未分配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三人统统迁出燕园。
十一月，我也离开燕园，一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我和老母送到前门火车站。离开萝蕤到车站接我不过一年多，燕京大学已经换了人间，“新北大”当上了风光旖旎的燕园的主人。
四
故事并没到此为止。翦伯赞官运亨通，又当上了新北大副校长。兴华也一帆风顺，两年后当上了副系主任，五六年破格以副教授评上高教三级职称，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相继问世。成为文学翻译的经典。同年，我从南开调回北京一所外语学院任教，第二年“反右运动”中就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没料到，“进步很快”的兴华竟然也没逃此劫，罪名是“反苏”，因为他主张在英语教学中不必向苏联学习。一向沉默寡言的胡稼胎教授也因“反动言论”戴上了“右派”帽子。同时，陈梦家在考古所当上了“右派”，萝蕤因受刺激过度，造成精神分裂。俞大絪平日“追求进步”，幸免于难，但是她那位官封高教部副部长的丈夫曾昭伦教授却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这一来，当年燕京西语系三位男教授和两位女教授的丈夫统统都打成了“右派”，一个不漏。
及至六六年盛夏，新北大校园内“红色恐怖”肆虐，一夕之间，多少位教授们成为“横扫”对象。当年的燕京大学英语教授中，多年来兢兢业业“追求进步”的俞大絪教授不堪凌辱，率先悲愤自尽。时隔不久，她的丈夫“大右派”曾昭伦教授，也含恨告别了他曾经热爱的党。我的同龄人、才华盖世的吴兴华在校园烈日下劳改，口干舌燥，向监工的学生讨水喝，从他手里得到一碗未名湖的污水。（在同一个湖边，我初到燕园的那些日子，和他月夜散步，听他背诵中国古诗或英文诗，如听天籁。）污水下肚，继续劳改，数小时后倒毙。红头目一口咬定他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要打成“现行反革命”。后经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他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虽幸而逃脱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厄运，却照样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兴华的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公墓，限期两年。他的遗孀被长期下放，等她返京时，骨灰早已被“处理”了。年近七旬的胡稼胎教授经不起劳改的折磨也离开红尘。赵萝蕤教授硕果仅存，可是她的丈夫陈梦家教授不堪红卫兵的轮番凌辱，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正值萝蕤精神分裂症发作，他终于得以解脱。
在燕京的领导人中，陆志韦校长在科学院文字改革小组韬光养晦，仍是当然的“横扫对象”。后来又以七十高龄发配到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孑然一身，精神逐渐失常，一代宗师流离乡野，俨然里尔王再世，身心交瘁而溘然长逝。哲学系系主任张东荪教授死于狱中，罪名是“为美帝提供政治情报”。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翦伯赞教授，多年来飞黄腾达，却被“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亲自点名批判，终于不堪“逼、供、信”之煎熬，偕夫人双双服毒自尽，“自绝于党”。萝蕤的父亲、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幸得善终，于七九年夏以九十高龄在北京寓所逝世。
七九年十一月，我劫后余生，从安徽返京，到颐和园附近的学院办理“错划右派改正”，顺道重访燕园。那天正赶上寒流侵袭，冷雨凄凄。我沿着似曾相识的未名湖踽踽独行，欲哭无泪，脑子里冒出两句旧诗：
忍看朋辈成新鬼，天阴雨湿声啾啾！
注：本文选自《孤琴》（巫宁坤著，允晨文化，2008）
燕京末日的前期
——1949年秋季
作者：余英时
1949年秋季开学，燕京的“末日”便开始了。中共对于“帝国主义”创办的大学怎样处理虽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夺权之初，为了收揽和稳定学术和教育界的人心，暂时不动声色……
巫宁坤先生继《一滴泪》之后，将他多年来所写的散篇文章集结成《孤琴》一书。这两部书恰好经纬相错，交织成文。《一滴泪》是“经”，提供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完整叙事；《孤琴》是“纬”，将叙事中某些极重要但只能一扫而过的快速镜头加以放大，使我们可以观赏其中的一切曲折。作者在《孤琴》中建造了许多通幽的曲径，每一条都把读者带向《一滴泪》世界的深处。
我曾为《一滴泪》写了一篇长序──〈国家不幸诗家幸〉，这篇序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孤琴》。不过现在特别为《孤琴》写序，我却不愿重弹旧调。《孤琴》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和感想，我想借此机会写出来，与作者的经验互相印证。但首先我要作一点为此书“解题”的工作。
此书为什么以“孤琴”命名？作者在〈前言〉中已作了明确的解说。但作为〈前言〉的〈孤琴〉原是作者1991年的一篇英文散文，现在收入本书的则是别人的译文。1990-91学年作者在母校曼彻斯特学院（Manchestercollege）从事写作。这是美国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沉闷的小城”，作者在这里过了一年十分孤独的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一滴泪》的初稿。但孤独并没有让作者“发疯”，如朋友们夸张的预测所云。相反的，他的精神获得一次最高的升华，所以他说：
我的孤独再也不是一座初露端倪的疯人院，而是一个别具一格的美丽新世界，一个烛照的透明新天地。
他又借用济慈的诗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孤独世界。
于是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天象观察者，
突然一个新星游入他的视野，
寂然无声，在达里恩一个山顶上。
这里我们看到作者精神升华所达到的高度。在常人眼中，这也许便是一种“疯狂”。但这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神的疯狂”（divinemadness），而且在四类“神的疯狂”中居于最高的位置。因为“爱神”（Aphrodite）恰好是这一“疯狂”的主宰。（见Plato’s“Phaedrus”）试看作者自己对于“孤琴”两字的解题：
孤琴！原来这就叫孤琴。我立即发现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一个人在冬眠中找到的孤独只是在逃避世界和作为社会动物的自身。真正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心态：身在“众生要承受的万千劫难”之中，仍能弹奏孤琴。
精神升华使作者的孤独化为一个“神奇的宇宙”，一切文字和艺术作品都顿时在他的心中活了起来。如果仅仅为了自我解脱，他大可长驻其中，从此远离尘嚣。然而不然，他向往的却是回到承受着万千劫难的“众生”之中去“弹奏孤琴”。恰好说明为什么他对“孤琴”之喻，情有独钟。我必须提醒读者，这是作者全心全力投入《一滴泪》的撰述期间。他以弹奏中的“孤琴”自喻，因为他正在发出动人心弦的琴音。但是他的“孤琴”之奏不是为了自己赏音，而是出于爱“众生”之一念，让他们在艰难之余，共享他所能发现的“神奇的宇宙”。上面提到最高一层的“神的疯狂”在这里得到了印证。
这里让我为“孤琴”的意象下一转语，作者的专业虽是西方文学，但毕竟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孤琴”所表达的在骨子里即是中国人的一种共同向往：个人不应仅仅满足于自己“得道”，而必须同时帮助一切人“得道”，至少也要把一己所得之“道”原原本本地传布给世人。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便是这一精神的最早呈露。后来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传入，因为和中国原有的精神取向相同，很快便融合无间。所谓“菩萨行”即指未度己，先度人，愿为众生承受一切苦难。王安石便因为读到禅宗大师一句话，才毅然接受宰相任命而致力于改革的，这句话是：“这老子尝为众生作什么？”大乘佛教和原始儒教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孔子不是也强调“泛爱众”吗？作者写《一滴泪》和这本《孤琴》文集也和当年王安石出山的心态完全一样，是要为“众生”做点什么事。《华严经》的〈回向品〉特别提倡“回向众生”的观念，意思是在修成正果之后，再回过头来把自己所修功德施与“一切众生”。1922年胡适写了一首〈回向〉诗，用现代人的意境和情感重新阐释了这个观念。我觉得这首诗和〈孤琴〉一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却把〈孤琴〉末节“告别冬眠”的隐义充分发挥出来了。所以我要把全诗引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回向〉
他从大风雨里过来，
向最高峰上去了。
山上只有和平，只有美，
没有压迫人的风和雨了。
他回头望着山脚下，
想着他风雨中的同伴，
那密云遮着的村子里，
忍受那风雨中的沉暗。
他舍不得离开他们，
又讨厌那山下的风和雨。
“也许还下雹呢，”
他在山顶上自言自语。
瞧啊，他下山来了，
向那密云遮处走。
“管他下雨下雹！
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孤琴》第一辑首篇〈燕京末日〉写的是燕京大学，其中提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当时正在“隔离审查，交代问题”。这是指宋史专家聂崇岐先生，我曾上过他一学期的“中国近代史”。作者的回忆把我带回了六十年前的燕园。但是这里不是我写自己回忆录的地方，我只想就“燕京末日”这一论题，补充一点作者见闻以外的情况。我是1949年八月底住进燕京学生宿舍的，十二月底离开，比作者早了两年。因此我所见到的是“末日”的开始，恰可与作者所见的“末日”的终结互相参照。
燕京是教会大学，经费主要由美国各教会捐募而来。它不可能在中共政权下继续存在下去已是先天注定的命运。所以1949年秋季开学，它的“末日”便开始了。中共对于“帝国主义”创办的大学怎样处理虽早已成竹在胸，但在夺权之初，为了收揽和稳定学术和教育界的人心，暂时不动声色。中共对国立大学如清华，开始是维持原状，其次是接而不管，最后才是全面接管。（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1984年，页131～132）燕京是私立教会大学，情形自然又当别论。至少我在燕京一学期中，学校表面上仍未改变，估计是处在“接而不管”的阶段。但“接而不管”只是一种假象，中共在它权力所及之处绝不可能有真正“不管”的时候。在“不管”阶段，它在背后的布置——包括所谓“掺沙子”、“挖墙脚”之类——则正在积极地进行中，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在中共的通俗政治语言中，这叫做“摸底”，不但“摸”整个学校结构的“底”，同时也“摸”每一个教职人员的“底”。等到时机成熟了，“党”便可以一举而消灭“阶级敌人”。不用说，这个理解在当时是不可能有的，必须通过六十年来的经验才能完全看得清楚。所以在我入学时，燕京大学从校长到教职员大概都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学校仍可以照旧办下去。甚至迟至1951年，赵萝蕤教授依然抱此幻想，因此才有电聘作者之举。这和同一时期（1951年1月26日）成都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函聘吴宓前往英文系任教，如出一辙。总之，我在燕京恰好赶上了暴风雨之前的一个短暂的宁静时期。
1949年燕大校园的政治动向已完全控制在中共手中，党团员无所不在，不过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运动”而已。最显着的，学生都必须上政治大课，主持人是法学院院长赵承信；他是政治系教授，向党靠拢得很紧。大课并不是主持人独自讲授，而是分别请校外的人来作报告。我现在记得的有四个人，即钱俊瑞、艾思奇、王芸生和储安平。钱当时是教育部副部长，讲得很长，至少两、三小时。艾则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早年所写的《大众哲学》曾在青年中流行一时。这两位党人的长篇大论说些什么，六十年后已无从追忆，但其中涉及三个问题至今还留有一点印象：第一、对于二战后苏联军队在中国东北奸淫抢掳的暴行极力否认，坚持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第二、当时美国《白皮书》刚刚出版，对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所期待。毛泽东立即写文章痛斥。因此辱骂“民主个人主义者”也是他们讲话中的一个重点。第三、中共的五星旗刚刚出炉，一颗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则分别代表工人、农人、民族资本家、小资产者四个阶级，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借五星旗的象征，向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进行“统战”。
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两人的“洗脑”工作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首先，1946-47年我在渖阳住过两年，对于苏军的暴行早已耳熟能详，而且直接得之于民间，“谣言”之说不足以服人。燕大同学中来自东北的更无法接受这一解释。至于“民主个人主义者”和阶级划分，我们当时既不甚了了，也不知其确指何在。艾思奇尤其使我们失望，他杂引史事说明他的论点，竟说“岳飞是一千多年前的民族英雄”，把岳飞的时代推前了三百年以上。听众虽不敢哗然，但暗中摇头的则大有人在。这样缺乏历史常识的话大大减弱了他的说服力。
中共在“摸底”期间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够及早“争取”过来，成为“党”的传声筒，说出“党”不便启齿的话。不用说，教授自然是最先“争取”的对象……
另外两位“民主人士”的讲话也各有特色。王芸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早在抗战时期便已非常靠近共产党了。他的讲演一味强调他曾怎样英勇地和国民党展开的斗争，还特别描述《中央日报》的主持人陶希圣怎样对他进行“围剿”的种种事迹。这是一次自我表彰的谈话，从政治教育的观点说，意义不大。
在四位外来讲者之中，储安平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好。他主编的《观察》杂志是我在1949年以前的主要课外读物，所以对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但讲话的内容我现在只记得下面这一点：他宣布最近接受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欢迎燕大同学投稿。他特别强调编辑的宗旨是同时向前面提到的四个“阶级”开放的；《光明日报》并不为四个阶级各设专栏，但对这四种不同的观点一定兼容并包。他说话的神态十分真诚恳切，这是我对他发生好感的主要原因。今天回想起来，他其实是表示：他编《光明日报》仍然继续《观察》的一贯立场，也就是自由主义的立场。这在当时痛斥“民主个人主义”的一片叫嚣声中未尝不是一种讽刺，因为“自由主义”和“民主个人主义”不过是同实而异名而已。储安平在1957年逃不过“大右派”的劫数，于此已见端倪。但这是事后诸葛亮，听讲时我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
其次，我要谈一谈燕大教学的情况。这一学期我选修了四门课程。除了赵萝蕤教授的大二英文外，我在历史系选了三门课：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与方法、欧洲史导读。英文课读的是英、美短篇小说和散文，只重语文训练，尚未涉及思想问题。《孤琴》作者两年后讲授英国文学史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那时还没有出现。我记得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曾试着用阶级观点解释一篇小说。赵教授不但未加称赞，而且还表示与小说的主题全不相干，可见她还没有感到“思想”的压力。主持欧洲史导读的是一位女讲师，可惜我已忘记了她的名字。她指导学生读了一些史学名着的选样，包括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但她是一位受过正统训练的学人，根本未为历史唯物论所动，因此也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但另外两门历史课则不能完全避免政治的干扰了。
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是聂崇岐先生，也就是〈燕京末日〉所提到的“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因“态度恶劣，对抗运动”而受到“隔离反省，交代问题”的惩罚。他是宋史名家，我本来希望能吸收一点他的专长。大概由于系中教学的需要，这一学期他改授近代史。这是中共很重视的一门课程，他指定的教科书是范文澜以“武波”笔名所编写的一本《中国近代史》。但是他并不要求学生细读范书，仅仅用之为讲授的提纲而已。相反的，他每一课的讲稿都是自己根据原始史料另行编定，而且专讲客观史实，条分缕析，尽量避免下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判断。范书痛骂帝国主义，又斥曾国藩为“汉奸、刽子手”等等，他在堂上则从不用这一类的情绪语言。我当时只知道他是一位很耿直的山东学者，多年后才从洪业老先生处了解到他的高洁人格。最近读到邓之诚《日记》散篇，我对于他“态度恶劣，抗拒运动”的情况略知一二，但是他落网如此之快，则是万万想不到的。
最后，我要提到翁独健先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一课。翁先生是燕京继齐思和先生之后，保送到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第二人。他的专业是蒙古文和元史，但知识面很广，思想也很灵活。那时他和共产党之间大概已取得互信，所以学期之末他被任命为北京文教局局长。他所指定的课本是普列哈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中译本（英译为George V.Plekhanor,A Contribu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nistic View of History）。但是他在讲堂上并不宣传历史唯物论，更未提及史达林的“五阶段论”。可见他仍然守住了专业史学家的岗位。他指导我们读普氏的着作，重点放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背景上面。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要学生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理由是罗氏此书也强调哲学的社会与政治的关系。这门课是较小的讨论班，以期终论文代替考试。我写的是〈墨学衰微考〉，是一个传统考证的题目；他同意了我的选择，没有任何指示，要我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
1986年秋天翁先生到美国访问，他的女婿和女儿还特别开车绕道耶鲁，在我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这是我在离开燕京后唯一重晤的老师，他依然保持着一位学人的风范。
总之，在“燕京末日”刚刚开始的第一学期，无论是外文系或历史系的教授们，大体上还能勉强维持着相对的学术尊严；至于大多数的学生，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即不离的观望态度，在学术上则仍然信任本系的教授。以历史系而言，当时学生们并没有觉得：教授都是“资产阶级”学者，未经马列洗礼，因此在思想上或者“落后”或者“反动”。这种看法至少在当时还没有广泛流行。相反的，以史学而言，我们对“新史学家”如范文澜、翦伯赞之流并没有多少敬意。翦伯赞那时已在燕京，但并不属于历史系，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巫宁坤先生在《一滴泪》和〈燕京末日〉中都称他为“新燕京摄政王”，因此我现在才能断定，他大概是以“军代表”的身分进入燕园的，大致相当于吴在清华的地位。（中共接管各大学都是由“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管会”派代表驻进校园，简称“军代表”。）1949年秋季翦还没有“摄政王”的称号，不过却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在史学系流传。他当时正在大张旗鼓主编庚子（1900年）义和团史料，开了一张书目要燕大图书馆为他收集有关文献，其中之一是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这是一部清初关于书画着录的名作，写成于顺治17年庚子（1660年），稍有书画史常识的人无不知之。这种疏失如果出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史学工作者身上，是可以原谅的。但他当时是和范文澜并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导人，气焰正自不可一世。这就难免招人轻视了。（这部材料书即是《义和团》，列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1951年出版，前面有他的〈序言〉，自署“1950年12月6日于燕京大学”。）马列派后来所取得的史学“霸权”并非建立在学术基础之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
但是中共在“摸底”期间首先便是要“摸”清楚：哪些人能够及早“争取”过来，成为“党”的传声筒，说出“党”不便启齿的话。不用说，教授自然是最先“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毕竟拥有更大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以中国知识人在过去改朝换代的一般表现而言，教授中愿意积极迎合“争取”的也不乏其人。这也不必诧异。不过我在燕京的那段时期，这样的人还是极少数。上面提到的法学院院长赵承信可以算是一位出类拔萃者。他在政治大课上常常鼓励我们去建立工、农的阶级观点和感情。他最爱举下面这个例子：工、农一见到毛主席好像便情不自禁地发生“热爱”，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另外一位是《一滴泪》中所提到的“地理系侯教授”，去“接受毛主席检阅”时“精神抖擞，嗓音嘹亮，指挥若定”，这位侯教授名仁之，因为思想进步的缘故，和学生们很接近。大概他是政治课小组讨论的一个主持人，而我恰好分在他的一组，因此和他很熟。他那时刚刚从英国留学归来，一再对我们强调他的幸运，居然还“赶上了革命的最后一次列车”。现身说法之后，他接着便要我们也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和他同在一辆车上。我们这些学生当时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赵、侯两位先生的论调也未曾引起我们的强烈反应。但是翻来覆去听得太多了，又不大相信这是由衷之言，腻烦和肉麻之感确是免不了的。
〈燕京末日〉所记1951年以来“思想改造”、“三反”等等“运动”，令人惊心动魄。我最早从香港报纸上读到关于燕大斗争大会的详细报导，包括校长陆志韦的女儿怎样“大义灭亲”的热烈表演。我稍一回忆，立刻领悟到：中共的布置早在1949年秋季便已展开了。经过两年来处心积虑的安排，“进步教授”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已布满全校，只要“党”略略示意，斗争大会开得轰轰烈烈是完全可以保证的。所以我特别写了一篇小文，分析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吴用把眼视众人〉（此文刊在香港《自由阵线》杂志，大约在1951年底），这是借用《水浒传》第67回的故事：宋江推让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吴用发言反对之时“已把眼视众人”，李逵、武松、刘唐、鲁智深等便一个接着一个大声鼓噪起来。毛泽东熟读《水浒》，这一套手法早在党内外斗争中运用过无数次，此时拿来对付一些毫无“斗争”经验的教育界人士，那真是庄子所谓“以无厚入有间”，游刃而有余了。
我和巫宁坤先生恰好分别参与了“燕京末日”的始点和终点。所以我特别将我的记忆部分写出来，略补巫先生见闻之所未及。
最后，读了《孤琴》第三辑感旧录的部分〈忍看朋辈成新鬼〉，引起我关于中国知识人在中共统治下的宿命的反思，现在想借此机会略抒所见。
作者怀旧的对象多数是我不认识的，或虽闻名而未曾见过面。但是其中有两位前辈我在“文革”后也略有交往，即沈从文和钱钟书。1978年和1979年，连续两年我都有机会和钱先生交谈，但都在官式接触的场合。他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文字，追记其事，这里便不再重复了。（此文和巫先生在《孤琴》所收者篇名相同——〈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见《余英时文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这里我要从不同的角度补记一个有趣的插曲。在北京俞平伯先生寓所第一次晤谈中，不记得话题由何引起，他忽然提到马克思的一段婚外情，虽仅一二语匆匆带过，神情则颇带几分淘气。这当然是指马克思与家中女佣（Lenchen）生了私生子的事，在西方虽早成公开的秘密，但在1978年的中国大陆恐怕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我一方面佩服他的博览，另一方面也不免有些诧异：他为什么会讲起这个故事呢？最后我猜想他也许是借此向海外访客暗示：他并不是马克思的虔诚信徒吧！一两年后我在美国和史华滋（BenjaminI.Schwartz）闲谈，涉及马克思的思想与生活，顺便提到这个趣事，他也忍俊不禁，并同意我的推测。为了怕给他带来困扰，我再也没向别人提过。现在事隔三十年，钱先生也已过世十年，我披露了这个小插曲应该无伤大雅了。这个趣事更使我相信，他在整个毛泽东时代都能完整地保持了自己原有的价值和思想，丝毫未为官方意识形态所撼动。正因为他没有失去精神的自我，他才能凭着深厚的学识和无比的机智，在惊涛骇浪中明哲保身，最后完成了《管锥编》的写作。
沈从文先生夫妇1980年末至1981年初在耶鲁大学附近住了一两个月；他们的东道主人是傅汉思教授和张充和女士。由于这层友谊的关系，我和沈先生曾有过多次聚谈的机会，都是在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的。我知道他在1949年以后受尽了折磨，精神上且一度陷于崩溃状态，因此我从来没有问起他个人的遭遇，以免触动他的伤痛。在谈话中他大体以忆往怀旧为主，但所说多数是旧友的事，譬如关于顾颉刚先生在中共统治下的生存状态，我是从他口中才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我感受最深的是他虽历尽劫难，却心平气和，没有流露出半点怨愤的情绪，更没有责骂过任何人，我当时不禁联想到阮籍为“天下之至慎，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以及“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后来读到《沈从文家书》（台湾商务，1998年），我才认识到1949年以后他在思想和情绪上波动之大、困惑之深。但无论如何，1980年时他确已恢复了内心的宁静，也找回了原有的价值系统。
巫宁坤先生对于沈、钱两先生的认识自然远比我为亲切，《孤琴》所收两篇生动的素描可以为证。大体而言，巫先生的素描和我的一般观察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我必须着重地指出，沈、钱两先生是例外中的例外；他们的出身和背景各有不同，但在万劫千难之后却同能收拾精神，重整故我。但以绝大多数同辈的知识人而言，他们的心灵多已陷于支离破碎的状态。1949年以前在文、史、哲诸领域中曾各领风骚的人物，文革以后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亲见亲闻的实例便不可胜数。如果与前苏联的情况作一比较，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显然悲惨得多。俄国著名的史学家古列维奇（AaronI.Gurevich）在苏联解体后曾对文、史两界的情况作了一个简要的比较。他说，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文学传统仍然是有生命的。作家如巴斯特纳克（《齐瓦哥医生》）、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岛》），诗人如阿赫玛托娃等，后来没有停止过创作。即使在史达林的恐怖统治时期，这些人也不肯在意识形态上作出任何妥协。所以八十年代中叶所谓“开放”（glasnost）来临时，这些异议作家的作品便大量出现在文学刊物上。当时俄国读者很惊异地发现，原来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中，他们竟拥有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丰富资源！相对而言，史学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除了史料汇编一类的成绩之外，极少值得一读的着作。虽然如此，1956年清算史达林以后，史学界仍然有所松动，史达林时代的武断教条大体上已被抛弃，至少也受到质疑；史学家也可以提出新的假说和构想。因此六十年代史学家确有破冰之功，为后来史学上的自由分析奠定了初步的准备工作。（见古氏原文""""The Dou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Historian,ed.Franco is Bedarida,Providence:BerghamBooks,1994,pp.67-69.）
但在同一时期之内，旷古未有的厄运却已降临在中国知识人的身上。1955年“清算胡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彻底断绝了创作和研究的自由。与俄国不同，“五四”以后才出现的新文学家群并未形成一个超越政治而受普遍尊崇的精神力量。相反的，1949年以后，只有“左翼”人士才能在文艺界活跃，而他们早已为“党”所收编。即使是胡风的争取创作“自由”，也自以为是真诚地向“党”效忠；至少在主观认知上，他是与宗派主义作斗争，而不是挑战“党”的无上权威。
在“引蛇出洞”的“阳谋”期间，不少“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确曾一度“大鸣大放”；这是因为他们误信中共会实践以前关于“新民主”的承诺。从“鸣放”的言论看，当时中国仍有不少知识人继承着“五四”的精神，并持之以恒与“党”的权威分庭抗礼。但“鸣放”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右”之后，中国知识人立即进入“万马齐喑”的状态。无论是“心服口服”还是“口服心不服”，总之他们从此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再也不能发出一丝一毫异议的声音了。
毫无可疑，知识人在毛泽东统治下所受到的凌辱和摧残远比史达林时代的苏联为严酷。（关于这一比较，可看Leszek Kolakowsk,Maincurrents of Marxism,New York:W.W.Norton,2005,pp.1197-1199.）但是这里有一个异常的现象：中国知识人尽管受尽了迫害和侮弄，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却始终在共产党的精神枷锁的笼罩之下，不但摆脱不掉，甚至失去了摆脱的意志。所谓“精神枷锁”是指知识人，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已接受了下面这个事实，即“党”是决定他们的存在价值的唯一精神权威。每一个知识人的评价及其正或负的程度最后都完全由“党”的一句话来决定。如果“党”给他“定性”为“反革命”、“右派”或“资产阶级”，他首先便会自觉罪该万死，羞愧无地；如果“党”为他摘去上述任何一顶“帽子”，他又立即如获新生而且感激涕零。不用说，如果他竟能批准“入党”，那更是人生最大的荣耀，不但家人亲戚为之欢欣鼓舞，生平相知，特别是带有“帽子”的，也都不禁要“弹冠相庆”。近年来我读了不少老一辈学人的日记、书信之类，对于这一点感受最深。过去儒家传统说，孔子《春秋》的“褒贬”有无穷威力：“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钺。”但这不过是文字上的夸张，在历史上并不能证实，而中国共产党却在最初几十年中掌握了这样的精神权威。它之所以能夺取政权并且将史达林体制有效地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这一精神权威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精神枷锁的问题呢？这完全是由巫先生关于“恋党情结”的话题引出来的。《孤琴》第四辑有一篇〈银翘集──杨宪益从入党到出党的传奇〉，是评介杨宪益旧体诗集之作，写得非常生动感人。作者告诉我们：
杨诗人的半生坎坷是和他的“恋党情结”分不开的。他出身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家族，高中毕业后就自费游学牛津大学达六年之久……当时正值抗日烽火连天，他学成之后立即兼程回国，与祖国人民共命运。及至身临大后方，耳闻目睹的却是当道窳败，国势危殆。报国无门。不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都寄望于中共，或奔赴延安闹革命，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为“地下党”奔走效命。杨氏交游中不乏文化界“进步人士”，按“近朱者赤”的常理，他也和“地下党”结成了患难之交。
这里叙述的虽是杨宪益的个案，然而却具有高度典型性；我们可以说，多数倾向于共产党的中国知识人最初都是被这一心理状态推动的。
但1949年以后，杨先生虽“九死不悔”地争取入党，却始终被挡在门外，直到1986年才如愿以偿，这时他已年逾古稀了。我完全同意作者的观察：“杨宪益要求入党并非图升官发财，而是书生气十足，一厢情愿，要与一个心向往之的『理想』认同，忠心耿耿，历久弥坚。”“六四”屠杀以后，我在电视上亲眼看到杨先生“拍案而起”的一幕；他的凛凛风骨至今仍留在我的脑际。所以杨先生的“恋党情结”出于最真纯的“理想”认同，我是深信不疑的。但是这里我们必须追问：共产党何以竟能取得这一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使许多知识人争先恐后，趋附惟恐不及？这是一个极复杂的大问题，当然无法展开讨论。下面我只提示几条主要的线索。
首先必须指出，共产党人从马克思开始，便采取了抢占精神制高点的策略。这一策略包含两个互相关涉的方面：一是“科学真理”，一是“道德热情”。所谓“科学真理”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最后必然消灭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历史规律”，已经“科学地”建立了起来。“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所谓“道德热情”则指共产党人必须投注全部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奋斗，这是“先锋队”的历史任务。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如旭日东升，体现了最新最无私的道德；腐朽的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道德价值，如公平、自由、平等、博爱之类，则是“遮羞布”，掩饰它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而已。因此共产党人一方面鄙弃一切自古至今社会上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却全力以赴地鼓动群众的道德热情，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这样一来，他们在进行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过程中既占领了道德高地，又完全不受任何既存道德规范的约束。正因如此，共产党虽不知道德为何物，却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普兰尼（MichaelPolanyi）称它为“无道德的道德力量”（themoralforceofimmorality）可以说是一针见血。（见Personal Knowledge,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27-233）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宣传（特别是在第三国际时期，1919-1943），许多西方知识人都深信“真相”与“道德”已“辩证地”统一了起来，而体现在共产党的组织之中。英、美不少著名的科学家、文化人等长期为苏联作地下情报工作而心安理得，便是基于这一信念；他们自认为是在为人类的光明远景而献身。
第三国际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组织，自然将占据精神制高点的策略也同时搬运了过来。但中国的实际情形与西方不同，既没有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更没有一支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1920年代中国产业工人大概仅在二百万左右）。如果仅仅高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旗帜，中国知识人的道德激情是不容易被调动起来的。所以中国共产党必须另找适合中国特殊需要的据点，以建立它的绝对精神权威。
中共在知识界发生深入而广泛的影响应该从1930年代算起，那正是日本侵华越逼越紧的时刻。为了脱出被围剿的困境，中共通过地下党组织开始在全国各大学发动“抗日”运动。抗拒外敌的民族主义激情一向是中国的道德高地之一，上起南宋、中历晚明、下及近代，久已注入知识人的血液之中。中共抢到了这一高地，即初步树立了它在中国知识界的精神权威。杨宪益先生在抗战时期倾倒于延安，即其显证。
中共在中国将革命重点放在贫苦农民的解放上面，因此在西方甚至获得“农业改革者”的称号。这又是它抢占道德高地的另一杰作。古代的“士”自汉以来便反对豪强兼并，为“贫无立锥”的农民请命，这一号召自然最能打动现代知识人的心弦。所以沈从文先生1951年十一月在四川内江也为此而感动，并为“毛主席关心穷人”的说法作“宣传”。（见《沈从文家书》，台湾商务，1998年，页167）。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都将“阶级斗争”意图掩藏了起来，而以“民主”、“自由”、“多党合作”等口号进行“统战”。这不但见于重庆《新华日报》的言论，而且有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可证。许多原来倾向于自由主义的知识人便是在这一“统战”策略下逐渐左转。闻一多如此，杨宪益也是如此，李慎之晚年的无数反思文字更是现身说法。
总之，中共的长期宣传成功地将自己扮成一个古今无二的完美形象，不但是民族独立的唯一希望所在，而且也承担着中国人所追求的一切现代价值。1949年夺权成功更增添了无穷的威势，似乎已完全证实了“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党”的绝对精神权威便从此在绝大多数知识人心中牢牢地建立起来了。连处于政治边缘的沈从文先生在“反右”期间也老实地遵守着下面这个绝对原则：“凡对党有好处就做，有损害处绝不干。”其余的人更可想而知了。（见《家书》，页276~277）
中共的精神权威今天已基本破产了，但是它还拥有一件宣传武器，不容轻视，那便是民族主义的激情。这是它起家的主要本钱，现在依然想靠它来凝聚向心力。但在无“敌国外患”的情况下，玩弄民族激情有如玩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前车之监。然而我们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一危险的动向。
去年六月间，美国东西两岸都召开了“反右”五十年讨论会，香港《明报月刊》也出版了纪念专辑。我写了四首七绝，表达我对于“五七”的整体看法。这四首诗刚刚被朋友们放在网路上，我便接到巫宁坤先生的电话，称许我的理解大致不差。现在我把这四首诗钞在后面，作为这篇文章的一个尾声：
右袒香肩梦未成，负心此夕泪纵横。世间多少痴儿女，枉托深情误一生。未名湖水泛轻沤，池浅龟多一网收。独坐钓台君不见，休将劫数怨阳谋。横扫斯文百万家，更无私议起喧哗。九儒十丐成新谶，何处青门许种瓜。辱没冤沉五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人亡家破无穷恨，莫叩重阍更乞怜。
来源: 联合报
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
张五常：发小容国团自杀的内幕
多年来，很多朋友要求我写一篇追忆容国团的文章；但每次拿起笔来，内心实在不好过，写不上二百字就停下来了。这次中国男子队落败，我不禁想起三十年多年前的一些往事。容国团在一九六五年亲手训练出来的女子队，薪尽火传，到今天还是光耀世界乒乓球坛。我想，阿团若死而有知，也会感到骄傲吧。一个身体瘦弱的体育天才，其影响力竟然历久不衰，而女子队的成就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
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容国团和我决定分道扬镳。他打算去中国大陆，而我却要到北美洲去碰碰运气。他决定北上的原因是这样的。该年初，他获得香港的单打冠军，跟着在四月二十三日，在九龙的伊丽莎白体育馆以二比零击败了荻村伊智朗。荻村并非一个普通的世界冠军。他的正手抽击万无一失，百战百胜，于是红极一时，没有谁不心服口服的。但容国团当时在一间左派工会任职，备受外界歧视，赛后在伊馆的更衣室内，冷冷清清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
战胜荻村是一宗大事，竟然没有记者来热闹一下，他显得有点尴尬。我打开话题，对他说：“你的反手推球越来越快了。应该有资格向世界冠军之位打主意吧。”他回答说：“今晚我胜来幸运。不要忘记，在第二局十九平手之际，荻村发球出界。”我说：“打五局三胜，你的体力可能不及，但三局两胜，我认为你赢面居多。”
到了五月间，马尼拉举行亚洲乒乓球赛，容国团竟然成了遗才，不被选为香港队的选手之一。连亚洲赛也不能参加，世界赛又怎能有一席之位呢？我和一些朋友就认为：他要进入大陆才有机会闯天下。北行就这样决定了。想不到，昔日我们的好意劝勉、支持，到后来反而害了他。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离港赴加拿大的。船行的前一天，阿团清早给我电话，要我在下午到他任职的工会见见他。会址在湾仔修顿球场隔邻的一幢旧楼上，我到过很多次了。那会所是一个不及一千平方尺的单位，其中一个作图书室之用(阿团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另一小房间，放着一张康乐球桌(他是此中高手)，也放着一盘象棋。余下来的一个较大房间，放着一张乒乓球桌。这是容国团的天地了。
日间无聊(他那份工作的确无聊之极)，没有对手，他就在那球桌上单独研究发球。可以说，今天举世高手的发球有如怪蛇出洞，变化莫测，都是源于这个不见经传的工会之斗室中。也是在这斗室之中，容国团创立了持直板的四个重要法门：发球、接发球、左推、右扫。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基础的打法，在五十年代却是一个革命性的创新。容国团的方案一定下来，日本的乒乓王国就一去不返了！
话说那天下午我应约去找他，会所内只有我们两个人(日间那里一向少人到的)。他知道我隔一天就要出国，而过几个月他也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在那时，远渡重洋，差不多是生离死别的事，更何况大家天南地北，要通讯也不容易了。做了七年朋友有几段时期朝夕与共，谈天说地，大家都有点少年人的豪气干云，对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的。
可是，在那天下午，我们都出奇地沉默，似乎只要见见面就行，毋须多谈什么似的。“行装都整理好了吧？”他轻声地说。“差不多了。”“到那边还打算搞摄影吗？”“摄影机是带去的，但将来不会靠摄影谋生吧。”他看着我，想着些什么，说：“我不知道你将来会是什么行业的大师，但你总会是其中一个！”我想，是说笑吧。在香港不得志而远走他方，前路茫茫，连起居饮食也不知道日后如何，还谈什么大师了？我知道他很羡慕我能到北美洲去，但我羡慕的却是他的才华。我于是回答说：“我的机会可能比你好，但你是个音乐天才，也很可能是将来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大家以后努力吧。”
最后，他说：“我没有钱，不能送给你些什么，把我的球拍送给你怎样？”我喜出望外。为了要珍存那球拍，我把它留在香港；想不到，两年后他赢得世界冠军，那球拍就给朋友“抢”走了。他又说：“最近我想出一招新的发球技巧，今天要你到这里来，是想教你怎样打这一招。”我当时心想，到北美洲还打什么乒乓球呢？但见他盛意如斯，我怎能推却？
那是一招反手发球，同一动作，可以有上、下两种不同的旋转。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发球当然是平平无奇，但三十多年前，那确是创新。后来我凭这招发球得了加拿大冠军，见到那些球技比我高得多的对手脸有“怪”色，输得糊里糊涂，我实在觉得有点尴尬。
离港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团。后来朋友来信说他去了大陆；但一般人都知道，当年从外国写信给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会给后者带来牢狱之灾。于是，我们二人之间音讯断绝了。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多伦多一间影院里看电影，正片前放映新闻简介。突然从银幕上见到容国团胜西多的最后一分，我霍然而起，电影不看了，步行回家后整晚也睡不着。
十年后，我从芝加哥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驾车到温哥华一行，遇到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乒乓球员，就很自然地向他问及容国团的情况。他回答说：“他在去年(1968年)死了，是自杀的。”晴天霹雳，我泪下如雨。
我一向知道容国团热爱国家。但当我在一九六三年回港一行时，一位共识的朋友对我说，他变得很崇拜毛主席，对共产主义有万分热情，当时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文革的事情，也知道那些小小的红卫兵像费沙那样，将资本的概念一般化。我于是想，乒乓的球技也是资本，不知容国团怎样了？一九六八年，我为此在《政治经济学报》上发表了《费沙与红卫兵》(《IrvingFisherandtheRedGuards》)，指出红卫兵的资本概念是正确的，但假若他们真的要消灭资产阶级，乒乓球的高手也就不能幸免。在该文的结论中，我再指出若真的要彻底地消灭所有资产阶级，中国大陆只能有一个人生存，所以文革不可能无尽期地革下去。
我也知道容国团热爱生命，外软内刚，决不会轻易地自杀。他的死，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文革的恐怖。后来我才知道，从香港到大陆去的三位乒乓球名将——姜永宁、傅其芳、容国团——都自杀了，而阿团是最后一个。他热爱生命是对的吧！内刚之如容国团，也经不起文革的一击。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中旬，珠海举办一个容国团诞辰五十周年纪念会，隆重其事。不知道他们从哪里获悉我是阿团少年时的好友，邀请我参加。我当时在美国，电话中知道这个邀请，就立刻飞回香港，睡也没睡赶到珠海去。进了当地的一家宾馆后，不知与谁联络，正彷徨无计时，突然在会客厅内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孩子。我若有所悟，走上前去，说：“你是容国团的女儿！”她对我嫣然一笑，使我感到一阵温馨。
我跟着见到她的母亲，大家不停地细说阿团的往事，一说就是几个小时了。后来我们去参观珠海市为纪念容国团而建立的铜像，见到铜像下边所刻的铭文竟然没有提到容国团是怎样去世的，我冲口而出：“写得不好！”她们母女俩看着我，我不再说什么。我想，假如由我执笔，我是会这样写的：
“容国团是广东珠海人，生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他获得世界乒乓球赛的男子单打冠军，也就是中国在任何体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他对乒乓球技全面革新，训练出一九六五年世界冠军的女子队。在此后一代的世界乒乓球坛上，中国战绩彪炳，所向披靡。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容国团不堪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