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海归 小故事

序言：五十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们“积极响应”“冲破阻挠”“毅然放弃”之类的大故事已经被重复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书店里各种自传、传记、回忆录琳琅满目。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著名老海归们的丰功伟绩。这里只讲鲜为人知的“另类”小故事和趣事，特别是默默无闻“小人物”的故事。尽量不讲文革的遭遇--太多了，讲不完的。有一些史料，只是为了穿针引线。琐碎点滴的材料有些是从亲人好友交谈中得知，有些是根据研究文献和政府文件，其他来自网上，感谢原作者。会有夸张和误区，只当是饭后茶余的闲聊。

五十年代回国的老海归们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还健在的老人寥寥无几，都已进入古稀之年，最少有90岁了。1950年有近800人回国，他们跨过罗湖口岸，欢迎的人群敲锣打鼓，挥舞红绸，让海外游子们激动、流泪。以后回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听不到锣鼓声，看不见红绸，人们也渐渐把老海归们给忘了。到了六十年代，才又把他们想起来，戴上“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游街批斗，下放劳改。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忙着挣钱去了，又把老海归们给忘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些老海归以自己的名义设立各种基金会和助学金，人们才突然又把他们想起来了，兴起了一股老海归热。单位给老海归们过生日，举办“从事教学工作50周年”之类的庆祝活动；记者墨客们鱼贯登门采访，为老海归撰写自传、报告文学之类；一些老海归们自己也著书立传。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留学生博物馆，老海归们把当年留学的照片和物品捐出来，让后人们了解当年留学的风尘往事。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艾国英把当年留学回国时用的小行李箱和其他一些文件捐给了上海留学生博物馆。

随着老海归们相继去世，各大学搞铜像揭幕典礼，图书馆命名大会之类，家人亲属也纷纷写了不少怀念文章。以王德禄为代表的专学家们也潜心研究那段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关注他们的归宿，出版了《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和命运》等著作，填补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些空白。年轻人也都开始对那段历史感兴趣，出国以前也在思考，老海归们当年“为什么要回国？”，在网上争论得沸沸扬扬，以至钱学森1985年写给赵紫阳的一封信得以在网上流传：“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钱学森回国一直是有争议的，迫使他早在1985年就出来为自己辩解。）

钱学森说得不错，“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每个老海归回国也都是他们自己的事。假如没有当年的政权更迭，出国，不出国，回国，不回国都不是事。正是因为改朝换代，才成了事，才有人去研究，寻找历史的来龙去脉，探索其中的奥秘，试图解答那个永恒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回国？

国人惯于用“爱国”来解释当年在海外的学者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把一个复杂的人生简单化的懒人思维。爱国仅仅是错综复杂的回国方程式中的一个变量，每个人都有自己充满偶然性的方程式。一旦探讨了所有的变量，回国的答案或许甜美、或许苦涩，五味俱全。

那个时候在海外一共有多少留学生？这没有准确数字。据1954年美中日内瓦谈判美方204号文件，提到“目前在美国的5400名中国学生”。美国国务院文件记载1946-1950年来美留学的中国学生约4800人。华裔作家张纯如在《美国华裔》一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大约有5000人，他们陷于困境之中。这些中国学者，除了少数教授和学者外，绝大部分—4657人—是遍布全美各地的大学里的学生。” 北京市长吴晗1956年在留学生和家属座谈会上说，目前在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工作和学习的近万名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是祖国十分宝贵的财产。王德禄等专家的估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美高潮戛然而止。这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6200人左右，其中学习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者约80%。” 1956年高等教育部估计，新中国成立时海外留学生大约有“七千余人”。把以上的数字平均一下，可以说，当时在美国的人数有至少6000人，再加上欧洲和日本留学生，总共至少有6500老海归滞留海外。

《老海归 小故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