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三、我的十年文革(1)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
写在《我的文革十年》前面的这段话，是巴金说的。
文革结束后，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文革”期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谣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1）1965年高考名落孙山
文革十年始于1966年5月16日。
据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的王力回忆说，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而早在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为发动“文革”做准备。与此同时，起草小组聚集在上海锦江饭店后楼，说是为政治局会议准备材料，实际上是在那里讨论、修改《通知》及其附件。
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5月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我的文革十年，还要从1965年9月1日说起。
1965年7月7日上午9点到11点半，后来成为文革前最后一次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作文试题，是《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三天高考结束，我自信凭各科成绩，可以考取理想的大学，填报的志愿都是一流大学的理工科。
结果我没有被大学录取，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那一年，武汉市教育局从高考落榜生中，直接录用了一千多人当中学教师。据说都是高考成绩很好，但或自己或家庭、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问题”，而“不宜录取”。
我是什么问题呢？2005年退休之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终于看到了我的档案中有两份“政审”材料：
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在我的《高中毕业生政治审查表》是这样评价的：
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拥护三面红旗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主动积极学习毛著（笔者注“毛泽东著作”的简称），并能活学活用，解决了自己和别人的不少问题，是全校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阶级观点明确，有一定的认识问题的能力；态度明朗，在经济困难时期表现好，思想进步品德好，曾几次写申请书要求入党，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出席过市三好生代表大会。高三下被评为优秀团员。先后担任过团支部宣委、班长、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在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热情高，魄力大，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并且善于抓活思想，在群众中有威信。敢于坚持原则，开展批评。尊师守纪，劳动一贯表现好。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好，参加体育锻炼积极。
缺点是：有时遇到问题还不够冷静，在生活纪律上严格要求不够。
后来班主任吴传忠老师又给高考委员会递交一份补充材料。
高考委员会人事组：
我校考生李培永的家庭成分问题，本人填的是中农，有时又填工人，外调材料又说是小土地出租。汉口考区对此提出过疑问。我们又到中南路派出所去进行过了解，据派出所同志谈，他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漏划的地主”但因没搞社教，成分无法肯定。究竟属什么成分，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不过，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认为录取绝密专业是不适宜的。
另外，他本人在高三下后半学期表现不够好，要求自己不严格，接受同学意见不虚心，和一个女同学接近较多，影响不好，形成班上80%的同学对他有意见。这些缺点是原来评语中所没有的，特另作补充。
此致
敬礼
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
1965年7月23日
上述材料落款还盖有“中共华师一附中总支”的公章。
在当年，我的档案中有这样一份共产党基层组织提供的补充材料，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有被大学录取也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对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是多么残酷的打击！这颗人生的苦果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我来说，真是苦不堪言！
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了我们这批高考落榜生后，为了尽快帮助我们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决定要我们分别到武汉教育学院、武汉一师和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实师”）去培训一年。我被分配到湖北省实师语文短训二班。
湖北省实师位于武昌付家坡，学校原来有高中部和幼师部，加上我们十二个短训班（六个语文班、六个数学班），就是一个二三千人的大学校了。
全部由高考落榜生组成的短训班，学生思想复杂是不言而喻的，无心向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让我不理解的是，在当时，特别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重要性的形势下，集中这么一大批“出身有问题”的人，培训以后去中学当老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会出问题吗？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可是，没有任何人来解答。
这也可以说是处在逆境中，我第一次开始学会独立思考问题了。
【附录】难忘短训班班主任黄娉琴
1965年，我参加高考，因政审属于“不宜录取”，上不了大学，而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
当年，武汉市教育局录用了我们这一届一千多名高考落榜生，为了帮助我们尽快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决定让我们分别到武汉教育学院、武汉一师和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实师”）去培训一年。我被分到省实师语文（2）班。
省实师位于武昌付家坡，学校原来有高中部和幼师部，加上我们短训部的12个班（六个语文班、六个数学班），就是一个二三千人的大学校了。
“录用通知书”规定，9月1日到省实师报到。但是我不想去报到，想远走高飞。当时，华师一附中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没有考取大学，不仅校内尽人皆知，而且“坏事传千里”。实在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啊！去新疆屯垦戍边，是我最好的选择。
省实师短训班开学一二周后，我还没有去报到。母校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还有学校党总支马成山副书记的夫人周老师等，找我谈话，晓以共青团员必须服从党的分配之理，动之以真心关爱之情，反复强调得过肺结核病，不宜于北方寒冷的气候。在tongxm加之父母再三劝告，听老师的话，没有错的，留在武汉，将来当老师也蛮好啊！犹豫、纠结了一个多月，国庆节后还是去省实师报到了。
我被分到省实师语文（2）班。我的班主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教师，名叫黄娉琴。她身材高挑，年轻漂亮，一头栗色短发，齐肩处微微向上卷曲，更显精神。从见面开始，她始终面带微笑，轻言细语，没有一句因为我迟到一个多月而责备的话语，而是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耽误了报到的时间？然后，说她是从印尼回的华侨。虽然来武汉的时间不很长，但是，省实师离华师一附中这么近，知道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都非常优秀，而且你还是班干部。所以，她一直在等我来这个班当班长。
她说完后站起来，带我到班上与同学们见面。
记得那天上午第一节课前，我跟着黄老师走进教室，她请大家安静下来后，回头拉着我走上讲台，说：“他叫李培永，以后，他就是你们的班长。请大家鼓掌欢迎！”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走到教室后面唯一一个空位置上，坐下来就开始上课了。
当天下午第二节课后，黄老师让全体班干部和团支部委员到她的办公室开会。黄老师说：“现在我们班52人已经全部到齐了，以后班干部例会就由李培永同学负责了，团支部书记邢成秀负责开展团的活动，你们两个人要密切配合。”坐在她旁边的一位女同学就是邢成秀，她微笑着、羞答答地颔首说：“好！”
当时，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班长，积郁在心中的那股难咽之气久久不散。难言之苦，无处诉说，于是，就沉溺于棋牌之中。哪怕课间十分钟也要抓紧时间打几盘扑克。以至于，班主任黄老师只要走进教室，看到我还在与同学打牌，总是微笑着说：“李培永啊！你又在打牌呀！”
黄老师是生物教师，没有教我们班任何一门功课，只当班主任，就像大学的学生辅导员一样，但是她非常负责，而且非常有耐心，从来没有在班上对大家说一句，哪怕稍微重一点的话。她非常理解我们这批名落孙山的“高材生”，不论是与学生个别谈话，还是开班会讲话，总是轻言细语，娓娓道来，开导大家要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每天早晚自习，每一个课间十分钟，她都要亲临教室，或巡视，或找同学个别谈话。
诚然，大家对黄老师非常敬重，但是，不少同学对自己陷入这样一种欲求学上进而不能的难堪境遇，郁郁寡欢。尽管学校食堂每个月13.5元的伙食，已经做得非常可口，餐餐都有鱼肉，不少同学还是隔三差五就三五成群，到外面的餐馆去聚餐，喝酒抽烟，宣泄一番。但是，这些曾经的优秀学生，还没有沉沦，每次去外面吃饭，都要赶在晚自习之前回学校，而且喝了酒的同学，还要回宿舍非常认真地刷牙洗口，生怕被黄老师发现了。我当时虽然心情与大家一样，也与几个刚结识的朋友一起去外面吃饭，但是，我从来不抽烟喝酒。我回学校就直接去教室，如果时间还早的话，再跟同学打打扑克。
几乎每次去教室晚自习，都看到黄老师在教室。有一次我从外面吃饭回来，她在我旁边坐下谈班级工作安排之前，问我：“是不是同学们对学校食堂伙食有意见啊？”我说没有意见啊！问题是伙食太好了，每餐都有肉，而且那么多肥肉，不仅女生吃不下，男生也吃不消啊!是不是可以换个味口呢？多一点瘦肉，少一点肥肉，有时可以不要肉，炒鸡蛋也可以呀！我们正说着，喝了酒的几个同学陆续从后门进来，从我们旁边走过时，一股酒味飘来，黄老师微笑着问我：“你没有喝酒吧？”
可见，黄老师是知道有同学去外面喝酒了，但是善解人意的她，从来不在班上公开批评喝酒的同学。是不是找那些同学个别谈话了，我不知道，但是，她这样尊重学生的态度给大家印象非常好。也为我们后来走上教师岗位，时刻要尊重学生、爱护学生，树立了好榜样。
按照市教育局的要求，短训班应该在1966年暑假结业，当年5月中旬，我们分赴武汉市各中学实习还未结束，就被紧急召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特别讲究家庭成分，宣扬“血统论”，省实师要成立学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学校高中部、短训班和幼师三部分，都要有学生代表参加。也许是因为短训班其他同学的家庭成分确实复杂，而我可能是“矮子里面的将军”；也许是心地善良的班主任黄老师极力推荐，我被学校党总支作为短训班的代表，挑选为“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我也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的负责人。
真是世事难料呀！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上大学不宜录取！不到一年时间，相信我的档案，依然在省实师党总支的柜子里面，家庭成分应该还是那个“问题”，我不仅可以当“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还能成为第一批“红卫兵”，而且成为武汉市的“红卫兵”代表，第一批去北京天安门，而且作为武汉市“红卫兵”的代表，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边的“观礼台上，于1966年8月18日，接受毛主席检阅红卫兵。
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变化息息相关，运行的轨道永远离不开大趋势！但是，我非常幸运，自从被分配到省实师短训语文二班，遇到从印尼回国的黄娉琴老师以后，几乎在人生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像黄老师一样心地善良的好人贵人助我一路前行！
难忘敬爱的黄老师！
（1967年12月中旬，正值十年文革高潮，各人拿到派遣令就去所派的中学报到，结业集体照也没有。留下终生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