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二十三） 一次难忘的相见

 闲话人生（二十三）

一次难忘的相见

李小怀与我中学同学六年，我们是一生的朋友，至今已六十年了。1990年，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工作，小怀就告诉我，他有一个好朋友也在海南，名字叫江上舟，让我有机会去见见他。他和小怀一样，都是红二代。

江上舟，1987年四十岁，在瑞士留学八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便匆忙回到了祖国。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留学人的特点，都想着回国。回到国内，他才发现，当时搞移动通信专业的单位太少了，英雄一时难有用武之地。 在上海徘徊了两个月，精通德语和英语的他只好听从朋友的劝告，抛弃了自己多年的专业，去了国家经委的外资企业管理局，走入仕途。

1987年9月，和一个中国社科院的朋友去东北出差，路上听到海南要建省，于是向朋友建议：海南建省是一件大事，你们社科院应该出力啊。筹建中的海南省也想到了中国社科院，请他们派专家去搞经济规划。朋友知道江上舟曾提过建议，将他也拉了过去。一次偶然的谈话，让江上舟成为十万人才下海南中的一员。

1988年，在海南考察、调研并参与了规划过后三个月，国家经委撤并，没了单位的江上舟只好留在了海南，筹建刚从县级市升格的三亚市。彼时的三亚，有着江上舟想不到的落后——电话号码竟然只有三位！留洋八年的他看不懂：难道大伙装的都是分机？——当时整个三亚安装的电话也不超过1000部。艰苦，江上舟是不怕的。小时候，身为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江一真被政治斗争批判，人情的冷暖他已经见识过。清华大学毕业后，他又去云南的一个工厂干过八年，吃苦算不了什么。

1993年，和妻子（吴启迪，清华大学同班同学，先后去瑞士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归国，曾任教育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同济大学校长）分居多年的他找领导谈话，想调回上海，不料，新去的省委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不仅调不成，还把他官升一级，派他去新成立的洋浦开发区任管理局局长兼书记。那一年，他46岁，年富力强。“不谈话，或许也就不会考虑到我了。”江上舟说，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被偶然的细节所决定。

当时的洋浦石头多、荒地多、仙人掌多，树少、水少、人少，而且，刚刚经历了“国耻风波”，即1989年1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到洋浦考察，认为洋浦开发，租地七十年给外商是“丧权辱国”。邓小平1989年4月28日的批示，平息了这场争论。邓小平在海南的报告上作出了改变洋浦命运的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江上舟正是在国人瞩目的焦点、改革的最前线，出任这个号称“特区中的特区”的行政首脑。当时，他领着手下66个兵，一切从头开始。

江上舟的执政思路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尽量压缩政府职能规模，给市场配置资源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后来，有人把他搞的这套行政制度改革称为“洋浦改革”。他活学活用在瑞士所见的“主办制”和“AB制”：比如人事局负责的工作有组织人事、党建、计生等好几项，但没有下属，直接由局长负责；“AB制”是，科室中的两个业务相近的主办岗位，被指定为AB搭配，每人以一项业务为主、另一项业务为辅，相互配合，同时互相监督。不止于此，江上舟还开始“公务员招考”，从全国范围内选拔英才，麾下一度聚集了8位博士、几十名硕士，其他的如公共财政、无纸化办公等，都开了风气之先。

江上舟襟怀宽阔，善待部属，肯与左右共享功劳，写就仅供领导参阅的《战略思考》，分赠相关处室，声明“奉献知识产权”。能使助手增知识、长才干，广见闻；愿意帮左右排忧解难，但讨嫌部属工作节奏拖沓。

大约在1994年四五月份吧，我去儋州市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去洋浦与江上舟相见。

我去的那天，他比平时更忙一些，我们坐下来不一会，省政府有关部门就来电话，通知他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要到洋浦视察工作。他放下电话，立即让秘书进来，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省领导请示一下，陈副总理来视察，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吃饭时是否需要我作陪？”秘书出门后，我们继续聊天。他非常关心海南省的教育现状，尤其关心外地教师来海南后与当地教师的关系处理得怎么样，他准备去内地招聘教师来洋浦办学。我们聊得正欢的时候，秘书进来看着他，欲言又止。他说：“李老师是我的朋友，你说吧，没有关系的。”那位秘书吞吞吐吐，很不好意思地开口说：“局长，请问你刚刚要我去问什么啊？”

江上舟看了看我，那眼神分明是在告诉我，你看这秘书怎么连我这么标准的普通话都听不懂了？！他长叹一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去问清楚，第一是陈副总理中午是否在洋浦吃饭；第二，如果在这里吃中饭，是否要我作陪。要快！”

秘书出门后，江上舟笑着问我，你们语文老师现在教不教学生学习说话和听话呀？我告诉他，因为恢复高考以来，语文从来就没有考听和说的能力的，所以语文老师一般不重视这两方面的教学和训练。他莞尔一笑，原来如此，那我就不能批评我的秘书了！

我见他实在太忙了，起身告辞。他也抱歉地表示以后有机会再见再聊。

难忘的相见，更是难得的相见，让我一睹我们那一代人中的英才风貌！当时江上舟是海南也是全国唯一的有真才实学的博士市长，然而，他只懂执着地追求理想，拼命地努力工作！本来与他约定再见再聊的，后来他还是回上海再创辉煌！他在上海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的纪录，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江上舟一生的经历，雄辩地证明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补记：

红二代陈小鲁在海南三亚不幸病逝，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在海南的红二代江上舟，于是写了《难忘的相见》。

我与江上舟难忘的相见写完之后，先发给小怀，请他看看有没有不太恰当的地方，请他指正。他告诉我，我们高中同班同学肖蕴诗，当年与江上舟夫妇都是清华的同学，而且后来又一起回校读研。于是，我又把这篇文章发给肖蕴诗。肖蕴诗是同济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的回复如下:

我们与江上舟是清华校友，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后同返清华读研，因此与吴启迪的先生江上舟比较熟悉。你文中的无纸化办公就是我们当年去洋浦开发的项目。你短短的一次面晤就抓住江上舟的主要特点，不简单！

我的突出感觉是：江上舟十分务实，思维敏锐，工作要求严格叫真，说他是战略科学家不为过。工作是拼命三郞型的，夜里工作基本到凌晨两三点，日夜颠倒是常态。在洋浦那一段岁月，他精力过人，客观、主观因素都让他处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的无休止循环中。他嗜烟如命，从早到晚香烟不离手，桌上几个烟灰缸内烟头堆积如山，这可能也是英年早逝的原因之一吧。洋浦管理局机关工作人员髙学历学位的多，可谓人才济济！我们当时的突出感觉是项目交账时，他们也因此锱铢必究、不能有半点糊弄。他的风格特点是工作事业实在执着，雷厉风行，而社会世俗不甚了了??，他是个做事业的人。文中提到启迪93年时任同济大学校长，实际似应为副校长，好像94年民主推举后升任校长的。罗嗦了不少，你去斟酌取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