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历史记实故事，以我家四代为中心，在中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甚至世界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希望让后人知到也可作为历史的侧影，供写这段历史的人参考。也是一为老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想说出的话。
撒开了骂
我们在绿地见面，张女士带了她的大女儿，我把研究生介绍给他们。她马上问，他来合适吗？我答，他来最合适。我不怕这件事让他知道。
张女士的气不打一处来，就用成都腔的普通话撒开了骂：她说我勾引她的丈夫，让他像丢了魂一样，从1983年到现在，她质问我，我把他叫到上海去住旅馆10多天，然后他多次到北京和我约会，我还不知羞耻地和他坐火车到厂里来，据说我课题的鉴定也把他召去。她说我真能干，他每次都能由罗副总批准让他出差。又质问我，我给了罗副总什么好处。她继续说我这次来还给他留条，说他不关心我，责备他沉侵在儿孙满堂中。
我耐心地听她骂，希望她一吐为快。她看我和李锐都如此安静地听她讲，没有吵架的气氛，她说着说着，就泄气了，她看了她女儿一眼，女儿只说了一句，我的存在她妈妈很不高兴，希望今后我再也不要来株洲厂。
表明态度
请我也不会来
我看她们不想再说什么了，而且打架的气势也消去了不少，就开始说：首先回答她女儿的要求，我明确地说课题一天不结束，就不能停止来这里。我们这个课题是航空部的，这个课题由4个单位合作完成，株洲厂负责加工。我不能让研究生单独来这里工作，因为他们是其他教授的研究生，在我这里只工作几个月，对我的课题不了解。所以为了完成课题，我不可能不来。但如果这个课题完结，在这里没有新的课题，请我来我也没时间来。所以来与不来，由课题定。我明确告诉她们，她们的要求不能实现。
我继续说：陈厂长的每次出差都由罗副总批准，这说明是工作需要。我质问她们：难道罗副总是拉皮条的吗？我继续说，罗副总是工厂的老人，他的人品厂里比我清楚，所以不要认为我给罗副总什么好处，让他批陈厂长出差。
我承认我写了一个损他的条子。因为这一两年，他对该课题不热衷，拖拖拉拉，似乎可有可无，是否不想用了呢？而且听说他抱外孙、外孙女，所以讽刺他沉沦在小家庭的温暖中，对这个课题已失去兴趣，这和第一阶段他的态度大不相同。
感谢、尊重
我对她们俩着重强调：我特别感谢陈厂长第一阶段对我课题的支持，特别是在上海加工，没有陈厂长的支持可能这个课题就没了，或也可能要拖一两年在我校工艺教研室支持下完成。另外，有一次来株洲工作，一个多月前，我的一条肋骨断裂，正好知道陈厂长在，就请他和我一起走的，车票是在我校一起定的硬卧。
最后我谈了对张女士的看法：我说我非常尊重张女士，这是因为，在反右时陈厂长挨批，没人敢理他，他病了也是一人扛，张女士正是在大家不敢理他时去接近他，给他送水送饭照顾他，并且结婚，这是普通人很难做到的。陈厂长对此铭记在心，非常感谢。陈厂长一方面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又有很多很花时间的爱好：如踢足球、打桥牌等。他的问题是在有小孩后，仍像单身一样生活，所有家务事由张女士承担，他做得的确不好。张女士把小孩照顾得如此之好，确实花不少精力，令人起敬。所以我一向尊重他们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家庭，我从没想去打搅别人。
我说完后，李锐继续说，他和我在这次出差期间一直在一起，除工作时间外，业余时间去买菜，做饭，周末两场舞会都在一起，所以对张女士所言，不能认同，赵老师是拼命干活的人，没有去勾引陈厂长。
她们俩位听后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她们说不过。我说不是说得过说不过的问题，而是是否是事实的问题。
她们俩位闷闷不乐地走了。我想这次谈话和她们设想完全不同，她们想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并认为我一定会和她大吵，这样在院子吵架一定会有人围观，本来她在这个问题上已很出名，这样会有很多人支持她，并把我晒在大庭广众之下使我臭名远扬，让北航赵老师名声扫地。可是她万万没想到会如此安静地结束，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四人在谈话。我和李锐的态度使她挑不起大的战争，使她感到以失败告终，只好灰溜溜地走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