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陈厂长来我家,他说去看他农业大学工作的姐姐后来看看我家。我明白我去过他家,这是对等交换。正是晚饭时间,我请他和我们三口一起吃便饭。那时我母亲已从人大换到我校,住在六住宅305号的朝南16平方米的大房间,我们在306号女儿住的7平米房间吃饭。这里放我的钢琴,我和我女儿的书桌,这两书桌子就是最好的饭桌。
陈厂长看这狭小的房间感叹说,我们知识分子生活条件也如此艰苦。我说我刚升为讲师,当了18年助教,学校没盖房子,哪会有大房子。那时校长就住在我楼下105号,又暗又潮湿的房子,总面积也只有60平米,他是一家独门独户住,我们是两家合住。我对陈厂长说因为他是厂长,相当于我们的系主任,所以他的房子要比我大得多,虽然他只比我大三岁。
吃完饭,我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聊,送陈厂长到校门口,我家到校门口要十五分钟。到了门口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坐什么车去,他说要到北太平庄换22路,我说我陪他走到那里,可以少乘一趟车。我还是很留恋在上海每天晚饭后长时间散步的情景,心想这种日子是不会再有了,这晚是最后一次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很聊得来。
到了北太平庄送他上车后,一看表已快9点,我想太晚了赶快骑车回校。没注意北太平庄正在修路,这是单行线。已经走了很远才发现我逆向行驶,想取个巧,逆行到家吧。我想骑在土路上应当问题不大。但汽车一辆接一辆地朝我开来,汽车的大灯照得我眼前一片白,什么也看不请,我想反正是小路,不会有问题,还继续骑。
一辆装满石子的巨大卡车迎面开来,崩的一下,我从自行车上甩了出去,正倒在马路中间。我除脑子清楚外,全身不能动,我知道我被压死了。
大卡车在我侧边停了下来,我觉得我躺在汽车前、后两个车轮之间。司机和坐在石子上的工人下车到我面前,我说我骑在土路上你们汽车还把我撞下来,我快死了。司机说他们汽车一点也没碰到我,我倒在汽车旁边,是由于我骑车撞上了大石头土城的界标,把我弹了出来。
司机开车时看到我摔倒的全过程。我说除了我能说话外,全身不能动,也不能呼吸。他说这是我摔了什么地方造成的。他帮我动我的手臂,我发现双手有知觉,又动我的双腿,我双腿有知觉。他说这表明汽车没压我。几个小青年想拉我的双手让我站起。我说我不能喘气,别动我,不知哪有毛病了。司机蹲下来抱我,并让小年青托我的脚把我臀部放到驾驶座位上,这时我被他们推着直坐了起来。
司机说送我去医院,他们问在哪?我说就是附近的北医三院,看来他们是外来的,对这里不熟,由于是单行线开车绕了一大圈才到三医院急诊室,这时我似乎清醒了一点,我可以站,司机抱我下了车,我站在地上,双脚可移动,进了急诊室,司机替我挂了号,医生看我四肢能动,头脑清楚,就是不能大呼吸,马上送X 光拍片。最后确诊左肋骨一条断裂。不用手术,让我回家穿紧身背心固定。
司机问我住什么地方,他开卡车送我回家,我校就在三院旁边,开到家他们上楼叫家人下来接我,这时已是夜里12点左右。我让我丈夫把看病的钱还给司机。我心里非常感谢这位助人为乐的好司机。因为我摔倒与他无关,他可以开车离去,这样,我只好一人躺在荒无人烟的马路上等好心人帮助。
要是现在,大家都怕碰瓷,一定惨透了。去年在纽约,我经过一个风口,我的伞把我抬起,双脚离地,摔倒在地。路边一对中国夫妇看着我倒下,站不起来,就是不管。一位骑自行车的说西班牙语的男士把我从后面托起,帮我把带轮手提包捡回来,雨伞递给我,看我没事才捡起他的自行车走了,这对中国夫妇看我走过他们身边一句话也不说,多么冷漠。哪像同胞!
卡车离开后,我丈夫、女儿一句话没问,马上跑上楼,各自回屋睡觉,我一人扶着楼梯慢慢走到三楼。洗漱完毕回到我的房间,这个套头脏上衣怎样也脱不掉,费了一个多小时才从下面把一只臂退出来,然后再让另一只出来,总算脱下脏衣睡下。第二天一早,校长夫人,林阿姨上楼来看我,我在厨房洗脏衣,她问我家人怎不帮?我讲了夜里脱衣的痛苦经历,她也不多问了。我明白我丈夫和女儿认为我那晚做了见不得人的事。
幸亏是左侧问题,我穿上紧身背心,仍可用右手写字。照常去上数学班的计算数学课,20多个学生,在小教室,一天假也没请,学生一点也不知我肋骨裂了。到了年底,在我去株洲之前,陈厂长来北京出差,我告诉他两个月前送他上汽车后,在逆行线骑车回家,摔了一大跤,一条肋骨裂了,已经两个月,虽然去株洲出差没问题,聪明的他马上接上去说他可以和我一起去株洲,路上他可帮我拿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