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人 我的自述101：妈妈受“老妖奢侈展”“享受”

          尾声

坚强的妈妈

 

 

      爸爸定成右派后，妈妈教研室要求妈妈下放到丰台农村劳动锻炼。走前校领导要求大家安心劳动，做出定居的决心。

       从不做体力劳动的妈妈勇敢地接受这个大的挑战，首先需坐四趟不同的长途汽车，市内公交车，下车走1小时的农村小路，一次需4个多小时。每四周回城过一个周末。

      妈妈到了农村白天和农村老年妇女一起干活，搓棒子粒。还担任食堂会计，一干就到深夜，人家都睡了她还在打算盘算账，数粮票，数饭票，每天累的要死。有时也尽力帮助农民提高文化水平，教他们识字，读报。帮他们出板报，写稿子。利用回城机会，自己掏钱买生产队需要的科技杂志、书报。由于她的努力和为人，农民喜欢和她接近，村干部也很关心她。

       她发现爸爸真正病倒了，请假回来陪爸爸看病，然后又回生产队。直到下放人员全部返回她才回来。这一年的下放对于一直娇生惯养住大城市的她实在太不容易了。

     爸爸去世后，妈妈继续在人大教中文，没有职称，工资是最低的副教授级。因为抗日胜利后她一直没在大学工作，这是根据学历、作品，给她定的工资。妈妈努力备课，经常因为一点有争论的地方给不同专家打电话讨教，她购买、收藏了国内外名著、诗词、史料、词典、名人注解，经常翻阅、参考，使课讲得生动活泼。

     由于长期躺着身体极虚，上45分钟的课全身衣服湿透，课间赶快换掉，然后继续讲课。两堂课后又湿透了，有时懒得换，赶快回家去换，结果路上招风受凉而经常病倒。1961年底到处精简、下放。她的领导认为妈妈经济条件不成问题就让她退休，这时还不到55岁。那时大学教师退休年龄是55岁。这就是说迫使她提前退，帮助国家解决困难。

   1963年妹妹北大毕业留校，和妈妈一起住在人大。从困难时期开始，那时粮食、油、糖、肉、黄豆、棉花、布等全定量、发各种票，妈妈的粮食定量太低，经常饿昏。过去的大家闺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切由保姆买菜做饭。这时没吃食，只要有不限量的土豆、白薯、大白菜等，妈妈见到也和大家一起排长队等几个小时，然后慢慢扛回家。这漫长的困难时期妈妈浮肿的要命。周末为了我们回来改善生活只好去黑市买昂贵的鱼肉青菜等，就这样慢慢熬了过来。

    姐姐婚后仍在北医工作，但定居在五棵松姐夫的工作单位，小孩身体极弱，放在城里较好的托儿所，离姐姐、姐夫都远，从没自己带过如此之小幼儿的妈妈，这时挑起接送幼儿去托儿所的重任，北京公共汽车是挤得有名的，她推着儿童车，需别人帮忙才上得去，很多次没人帮不说，还把她扒拉开，有时把她推倒。低工资制的那个时代我们是雇不起保姆的。妈妈想尽力多帮助，让我们好好工作，一直坚持下来。

       突然文化大革命来临，已经退休五年的妈妈被保姆赵老太带着红卫兵抄了三次家。把所有家具，钱财，皮子，毛线箱子等，甚至我们的东西、我们结婚的礼物都抄走。我放在家里的琴书也全被抄走，连姐姐孩子的玩具也抄走，几乎是寸草不留。把她的唯一生活来源退休金也断掉了，多次挨批斗。

       更有甚者他们在一块空地上，搭了大蓬子，把妈妈的东西全摆在里面，门上写“老妖奢侈生活展”，我去看了这个展览，真是歪曲、添油加醋、哗众取宠。也真庆幸妈妈卖了钢琴，否则放在这大蓬里都弄坏了。也想如果爸爸活着，把右派问题加上，比妈妈要受更多的罪。

       他们来斗妈妈，说什么司徒雷登的徒子徒女，干儿子干女儿。还要把已去世的爸爸再数落一遍，全算在妈妈头上。

       妈妈连基本生活费也没了，幸亏我们都工作，可以帮助，特别是妹妹帮助最多。

       最后退文革的抄家物资时 ，妈妈的 许多东西都不见了。最有意思的妈妈最喜欢的饭厅四联玻璃柜只找到立着放的一联，其它都没影子。抄走的东西是一片混乱，没有登记，所以任何东西也不会写去向，等于创造机会让人偷走。幸亏在银行的钱是被冻结的，不许人拿走，这就保证妈妈后来的生活。

      文革时一天，妈妈对我说，他们抄走东西，又使劲批斗，遭受谩骂、侮辱，展览，几次想自杀，但一想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年代，爸爸是右派，已让我们成份很糟，如果她再自杀，弄个“畏罪自杀”的“美名“ 加在我们头上这压力该是多大，这成份该多糟。她说宁可自已顶着这压力，也不能让我们的成份变得更坏。妈妈就这样坚持活下来。

 

[群思]

往事不能如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