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尼燕京人
本人近期完成了历史记实故事，以我家四代为中心，在中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甚至世界所发生的真实故事。希望让后人知到也可作为历史的侧影，供写这段历史的人参考。也是一为老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想说出的话。
对比爸爸两次大危难
对比1958年反右复查成为右派和1941年12月8日被日本鬼子抓入狱这两个爸爸一生的逆境和危难，不难看到是完全的不同：
在日本狱中燕京人团结一致，互相鼓励和日本鬼子作斗争，在狱外的家属积极帮助在狱中度过困难，其他燕京人和亲友都在各方面思想和物质上给予支持。
但解放后历次运动采用各个击破法，一个人犯错或有罪，领导的手上已端着各种帽子随时可给他人扣上，这些帽子是：划不清界限、思想共鸣、对敌人负有同情心，敌我不分，认敌为友，审查，最后也扣上同一帽子等。这样每个人都害怕什么帽子什么时候扣到自己头上，或整到自己头上，都想法远离挨整的人。有人想来看望也由上面给挡在外面，不让见。使每一个挨整的人感到孤立无援。
爸爸这时就是这样，在狱中的好朋友来看不许进，很多人也怕被扣上黑串联，不敢沾边。争取进步的我们，都忙着在班上表态要和他划清界限，为表明自己划清界限就不回家、少回家。做为他子女没有更多的关心他，让他感觉不到还有个温暖的家作为支撑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
文革后的一次数学会议，我的同屋是苏州某大学教师。她说文革开始整她父亲后，她再也不去单位，在家里照顾父亲，让他感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我说我做的太不好了，就怕人家说我与父亲划不清界限。她说父亲关入牛棚，她在家尽量做父亲喜欢的食物送去，让他充满活着、要回家的愿望。最后挺了下来。文革后又恢复为教研室主任。我说她太棒了，真是好样的，保护了中国的一位精英。
在日本监狱里不能读书，工作，但爸爸明白这是短时的，出狱后就可以搞自己的业务；但 成为右派后给的工作是打扫楼道和厕所，这是让人失去人格的惩罚。爸爸一生为之奋斗的社会学已不能再继续努力投入，似乎没有希望再回到这门学科的研究。希望在何处？自己成为敌人一切要服从人家的安排，失去自己选择的自由。
当听说爸爸成为右派后的工作是扫楼道和厕所，让我联想许多往事。从我懂事起我从没看爸爸拿过扫把，包括搬家时他搬过东西但所有清扫工作是保姆和我们作。后来读他的大作“狱中杂记”，在日本监狱里他每天要用扫把清扫自己的房间，因为吃喝拉撒睡全在屋里，每天必捉跳蚤、臭虫，虱子，要扫几次，这种拿扫把是为自已搞卫生。
当被划为右派重新拿起扫把是什么滋味？这是自己的“工作”，今后自己靠扫把来吃饭！一肚子的学问无处可用。感慨万分：从没想过在自己一向支持的政党和国家里自己原本有很多本领来为人民服务，而现在扫地竟是自己后半生的工作！年轻时代树立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从现在开始只能用扫把来“完成”。一种被人侮辱、被人欺凌、上当受骗的感情全部涌到心头，挥之不去。
在日本监狱爸爸被虱子咬后传上了危险的传染病斑疹伤寒，高烧摄氏40度以上两周多，几乎要死，日本宪兵不原意这些著名教授死于日本监狱，在世界引起反日浪潮，所以认真看病，对症下药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而一个右派得病谁会考虑他的死活，死一个少一个正是某些人所需。爸爸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生病了，对于著名右派，哪位医生敢好好尽心看病，谁不怕给扣上对右派同情，有立场问题的帽子？！
爸爸这两次得病的态度也是绝然不同：在日本监狱，爸爸想过会死，要去见上帝。但他相信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自己一定会出狱，自己救国的理想才开始，要活着，要好好工作；一想到自己的爱妻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没有经济支持，是多么不易。自己必须活着出去，要有一个完整的家，要培养女儿成才。一种身为人父的责任感悠然而生。
爸爸是右派后心情极坏，非常复杂：共产党是自己拥护的，新中国是自己多年盼望的。解放后一直想尽快适应，为国家贡献力量。现在成为敌人，还能上哪去？去找自己认为腐败的国民党？不可能！去美国？不能去当游子。在美国已没有钱，带着一大家人去吗？不可能。心甘情愿当人民的敌人吗？不。自己是右派使子女的成分变坏，拖了家人的后腿，连累了家人。
活着的意义在哪？一生病就想到活不长了。在人间不能呆，不能再和自己的妻女在一起，女儿已长大成人，已尽了做为父亲的责任，可以离开这美好的世界了。在“狱中杂记”中他写道：一个人的生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自己已完成活着的意义。还是听从上帝的召唤到天堂去照顾自己的爹妈吧。年轻时忙于救国没好好孝敬老人，现在去尽责吧。
把这样家庭出生的作者都变得失去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