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我所知道的柯庆施之死

有“上海王”之称的柯庆施，1958年在南宁会议上大出风头，又在次年的庐山会议上紧跟毛泽东向张闻天发难，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然而柯庆施在1965年突然去世，当时被称为“政治陷害”、“谋杀”，真相并非如此。本文摘自《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1年5月1日，柯庆施陪同毛泽东接见上海各界代表（图源：VCG）

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严格保密。直到1965年4月，柯庆施病死成都以后，江青才不得不告诉我一些原来与柯庆施、张春桥联系的情况。

1963年前后，江青来上海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中央对接待工作有规定和标准，汪东兴等领导反复交代：不能突破、不能超过接待标准。江青在衣食宿行等生活方面是很难侍候的，汪东兴把此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有一次，毛主席很认真地对我说：“阿丕，江青是有缺点、有毛病的，如果说超过标准、超过费用，我有稿费，就算在我的账上，我来付好了。给你们上海市领导同志增加麻烦了。”我听了此话后很感动，对主席说：“我们一定做好接待工作。”

那个时候，江青确确实实越来越难伺候了，和解放初期她来无锡调查研究时完全不一样了。1950年的时候，江青情绪不好，老跟毛主席闹别扭。陈老总就跟毛主席建议：让江青到华东来，搞调查研究。毛主席非常赞成。江青问主席：华东这么大，我谁都不认识，我到哪里去啊？毛主席对江青讲：你就去找陈丕显，他是我党有名的红小鬼。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的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二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

1964年初，柯庆施即已发现患有肺癌，并在华东医院做了肺叶摘除手术。1965年初，他前往广州疗养；3月，又到成都疗养。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同志设宴招待到成都视察的朱德、贺龙和在成都疗养的柯庆施。柯庆施这人特别爱喝酒，这顿酒席他放开肚皮从晚6点吃到9点，临睡前又吃了不少油炸花生米，结果引起急性出血性胰腺炎。中央和上海市委、四川省委对柯庆施的病情非常重视，立即从北京、上海派出两个由最有名的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赶往成都，配合已经在成都的四川医疗小组的专家进行积极抢救，但均无效果。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去世。4月10日，我和魏文伯等同志赶到成都，听取了抢救小组的汇报，证明对柯的抢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后来有些人造谣说柯庆施是被害死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张春桥也专门派人调查柯庆施之死，妄图陷害我和贺龙、李井泉等许多同志。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谈。

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江青对我说，前几年她就向毛主席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但主席不同意，还劝她有功夫多看几本书。她最后只好保留意见。江青还说，她一个人说不动主席，就请康生出面说。康生说，这事得慢慢来，不能操之过急。后来经过商量，康生真的向主席提出建议，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联系起来。开始，主席不同意；后来康生又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是要为彭德怀鸣不平。这引起了主席的重视，他默许了。江青还说，1964年下半年，她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于是她才来到上海。柯庆施对此事很支持，希望我也能支持她，并要我对任何人都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如此保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蹊跷，但也并没有把它当成什么大不了的事，心想不过就是写篇批判文章嘛。你有不同意见可以讲，别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讲。我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

江青布置完就走了，张、姚二人按照江青的旨意继续抓紧策划秘密文章。

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其间，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据后来张春桥自己邀功说，以前几稿，都是他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江青那里的。江青自己也自鸣得意地说，张春桥每次来，都装着为的是搞样板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一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江青曾一再交代我批《海瑞罢官》的事要保密，特别不能让北京市委知道，但我总感到这不正常。由上海方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这不仅会影响到两市关系，也不符合组织原则。

到北京后，我把稿子转给了江青，同时也把自己的顾虑悄悄地告诉了魏文伯，他也认为此事不妥，应该向中央领导报告。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最好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或陈老总汇报此事。

到北京的第三天，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总理首先讲了抗美援越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开始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工作时，毛主席针对西北局的工作讲了一段话，突然他话锋一转，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说着面孔变得严肃起来，“这就是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北京的九月，原本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但听到毛主席这一句话，我不禁浑身感到一股凉意。与会者都感到惊愕，谁也没有理解这句突如其来的话的含意。接着，毛主席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这问话，彭真同志愣了一下，他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同志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十分清楚。

我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心照不宣，知道主席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我想，主席问彭真同志“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有两层意思，一是征求一下意见，二是打个招呼。会后，魏文伯对我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猜测，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江青后来在讲批《海瑞罢官》经过时说：“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风险啊，还搞了保密。”“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所说的“保密”，实际上是一种不正常的阴谋活动，她所说的“担了很大风险”，一方面是指毛主席在此之前只是勉强同意批《海瑞罢官》，是她自己把她的“保留权”提前解除；另一方面是他们做贼心虚，生怕北京市委会揭穿他们的阴谋。有些研究“文革”史的文章推断在这篇文章正式发表前毛主席没有看过，我认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