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军(1973年)
写了这么多知青配偶的故事，也该喘喘气了。一想自己家还有个知青配偶呢，似乎也该给朋友们个交代。一提笔，发现自己好像是属手电筒的。向别人一照，此人的外貌、性格、经历就了然于胸了。详写什么，略写什么，不写什么也就有了计较。光束后面的自己，却在黑影里，照不见。写了一气，自己咋看咋像履历表。又像是犯罪分子的坦白交代。要不，朋友们就凑合着看吧？
我和我家老杨
我家老杨相貌尚好，不过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算不得出类拔萃的男人。我却视之若宝，为他付出了全部。大概是像雨田博友所说，恋爱中的人智商都比较低吧。也可能是如俗话所说，“小（儿）不坏，女不爱”，老杨直性子，坏脾气，一根筋，在农村青年中比较“异类”。其实……。唉，若再过一两年，我能够坦然面对他的逝去时，或许能慢慢讲给朋友们听。现在，姑且从1982年说起。
1982年，大学毕业前，班里给想回北京的同学发北京市人事局的登记表，我也要了一张。我的人生哲学是：没有机会不强求，淡然度日；有了机会不放过，放手一搏。有人笑我手伸得长，我说：回不成又能丢了什么呢？结果，我拿到了分配到内蒙乌海市的派遣证，同时也收到了北京市人事局的接收证明。我先回北京，去人事局问了一下，答曰：“孩子如是城镇户口就可以带回来。我们不办农转非。”“那有没有政策说几年后可以回来呢？”“什么时候孩子她爸回来，她就可以回来了。”不能把孩子搞成农村户口啊，我转身回了内蒙。
内蒙有关方面答曰：“只要你留在内蒙，立马给你女儿上城市户口。”我考上大学时，老杨曾豪气地说：“你去吧，家中有我呢。”这时却小家子气起来。他什么也没说，一夜睡起来，身上、脸上全肿了。我怕他又犯肾脏炎，十分着急。我知道这是心病，赶紧找了呼市的同学，一天之中办好了改派，分到了呼市一中。（分配时，因呼市的同学多，想留在呼市是很难的，这时却可以算从北京改派了。）老杨的病随之好了，孩子的户口没出两个月就迁到了呼市。
这时，分配到乌海市的同学来找我，他夫人是农村户口，他动员我去乌海应聘，和他一起为解决爱人的户口努力。我去了一趟乌海市，谈好条件，给老杨上城市户口，找工作。1983年5月，我已经到乌海市一中报到了。上班后，却没人提老杨的户口和工作的事了。那个同学和我，还有我系77级的一个同学，一起去找了高市长。市长说：“以前不知道你们有这么难，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帮你们解决。”市长说话算话，很快从上级为分配来和招聘来的大学毕业生的农村家属要了几十个户口指标。大年三十，我们找到民警家，给老杨上了乌海市户口。老杨成了城里人。
我和我家老杨
给老杨安排工作的事又没人提了。当初和我谈条件的副市长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一座楼里上班。我去找他，他支支吾吾总没个明确的说法。我说：“我北京的调令都拿到了没去，呼市也不呆了，来你们这儿就是为了爱人的工作。如果你们办不了的话，把我送回北京去就行了，或者呼和也行吧。”如果我第一节和第三节有课，第二节课我就会去找他。我也不说话，往他办公室沙发上一坐最少一节课。我天天都去，这天，我走进他办公室往沙发上一坐。这副市长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劳动局吗？我XXX。我有个亲戚，你们给安排个招工，今天就办。”我说：“说好了来教书，工人指标不行！”副市长说：“马上全国都要停止招工了，以后都是合同工了。这个指标你还是接着吧。以后还可以转干。不然，以后我也没办法了。”我还挺不情愿地去劳动局给老杨办了招工手续。老杨成了“公家人”。
乌海市各个单位都有一些全国各地的知青，但各自为阵成不了一个团体，消息十分闭塞。知青大回城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心想，回不了北京，就往近处走走吧。1988年暑假前，经过奔波、试讲，（我联系了京郊及北京周边四五个地方）我收到了河北涿县（现涿州市）配件厂子弟学校的调令。路过北京时，在公交车上碰到了同村知青，才知道原来分配到呼市的，还有在村里结婚了的知青都已经回了北京。9月1日，我在涿县上班，10月份，居委会就上我妈家登记知青情况，说是要给知青子女办回京。这时，消息已十分灵通，知青们都激动地互相打听并传播着。1989年初，孩子办回了北京。1990年初，我经人事局办回了北京。接着，老杨经劳动局也办了回来。
从1982年到1990年，经过“八年抗战”“曲线救国”，我们终于回到了北京。晚回来的这8年中，孩子上了城市户口，老杨有了城市户口，有了正式工作。回来后，父母家住房较宽敞，我们两个人上班，没有什么其他负担。除了发生一些家家难免的磕磕碰碰，大小摩擦，再没有受什么苦了。其实，1978年考上大学，我的命运就已经根本的变化了。老杨有了城市户口，有了工作，也鸟枪换炮，面目一新了。除了固执不改的内蒙口音，俨然是北京一分子了。
老妈弹泪
1974年元旦后，我怀着孕，去干校看望了妈妈。我要返回农村时，从不流泪的妈妈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我和妹妹
回村后，我们也不懂得怀孕期间要增加营养。其实，就是懂，也没有钱来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那里除了山药蛋、胡萝卜什么菜也没有。整个夏天，一点肉也没有。连攒带买准备了点儿鸡蛋，还要留着坐月子。听人说多活动点生产时会顺利一点。我就坚持天天出工劳动，照常做家务，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当然，挑水，端猪食盆这样的重活是不敢做了。那一段，杨永增天天乐得嘴都合不上，一会儿要听听他的孩子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要摸摸他的孩子是不是又在蹬腿呢。我虽然觉得挺辛苦、挺累的，可是一看他那笑脸，一切不适、不快就都云消雾散了，心里也就乐了起来。就这样，在莜面、山药蛋的滋养下，我努力地度过了漫长的“十月怀胎”。
1974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的五月二十二。我早上起来，正在拉风箱，忽然一阵肚子疼，杨永增赶快把我扶到炕上，然后跑到东院叫来了二嫂。二嫂来了一看，说：“先见红，疼死仍（人）。”接着，就烧水、铺草纸……忙成一团。杨永增不同意请村里的产婆，坚持要请医生接生。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二嫂让二哥披个雨披牵个毛驴去请七、八里外唯一的学过接生的农村医生——张连登的媳妇。我上炕躺了一会儿，肚子不疼了，什么动静都没了。张连登媳妇来了，也快到中午了，二嫂做了饭给大家吃。我抓起个花卷，咬了几口，忽然肚子又剧痛起来。大家赶紧把饭收下去，又忙活起来。因为下大雨，不能让人都出去，也没让杨永增出去。杨永增就坐在我旁边，我使劲攥着他的胳膊，都把他掐紫了。还算幸运，在老公焦急、关切、鼓励的目光中，我顺利地生下了我的宝贝女儿。
我女儿出生的小屋
我往起坐，想看看孩子什么样，大嫂、二嫂一起叫：“停停睡的，不敢起来！”我也累极了，就躺下闭着眼睛休息。过了一会儿，二嫂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呵，就吃点儿莜面、山药蛋，孩子还长了一头黑发。她使劲蹬着小腿哭，小脚丫才有我中指的两节长。再仔细一看，头尖尖的，又黑又红，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好丑啊!我们俩都还长得可以嘛，这小东西是像谁呢？看不出来。丑也是我闺女呀，我想接过孩子来亲亲，又不会抱。二嫂一边帮我托着，一边说：“将将养哈（生下）统（都）窄（这）样，奶上个三几天，就蜕出来了，赶过满月，就决发（越）喜仍（人）了。”屋里几个女人七嘴八舌的“好娃娃呀，迷留骨（额头）宽宽的，亥（和）她妈一样样的。”“嘴嘴搭她爹了。”“再明儿更（跟）上她妈尅（kei去）别（北）京，可要好活（过好日子）了。我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与自豪之中。
老杨家四妯娌，后排高个儿是王海军
过后不久，我们村有个产妇，孩子生下来了，衣却下不来。接生婆用秤钩子去钩，结果产妇大出血死了。Z大姐在生第三胎时，忽然难产，差点送了命。原来，自古就有人说，产妇是一条腿在阳间，一条腿在阴间。生孩子就等于去鬼门关走一遭。我妈和我的三个姨，年轻时都是八路军，都有孩子寄养在农村夭折、丢失的经历。这时，我才明白了老妈弹泪为哪般。
不许哭
二哥冒着雨去离我们村五十里的下营盘把二姐接来了。二嫂早就给准备好了红布条。把红布条挂在门上，我就开始坐月子了。
二姐也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娘娘。与二嫂不同的是，二姐的小眼睛中闪着“女强人”般坚定的目光，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儿。二姐一看到我和孩子，小眼睛眯成一道缝，眉里眼里都是笑，竟变得十分和蔼。当时，村里的女人坐月子什么都不让吃。开始，只让喝小米粥，还是瞪眼米粥，就是稀米汤。后来才让吃点豆面面条。杨永增和二姐争执了一番，二姐也就答应给我吃得比别人稠一些，还可以用米汤泡馒头吃。杨永增求爷爷告奶奶的搞来二斤红糖，加上留的鸡蛋，就是我们的全部营养品。当时，别说尿不湿，就是卫生纸也没得卖，只有黄草纸。孩子就用二、三层旧布匝成“尿片片”，拉上了也得洗出来再用。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脏话都是二姐干了，还给我们做饭。洗出来的“尿片片”，就在炕头上烘着。大夏天的，二姐又不让开窗子，屋子里满是奶腥气和尿骚气。
第九天，二姐家中有事，傍晚回去了。大姐说第二天一早来。半夜，孩子哭起来，杨永增睡得呼呼的。我把孩子放到他耳边，他还是不醒。本来，把他推醒就是了。可是我忽然觉得一阵委屈，就自己坐在那儿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忽然觉得鼓涨的胸部倐倐地瘪了下去。我吓得止住哭，推醒了杨永增，看看竟是一滴奶水也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大姐就来了。大姐更老一些，是个嘴也不停，手也不停的老娘娘。一进门，听说没奶了，就开始叨叨：“他四妗妗，做妈的仍（人）了，可不敢哭，瞭娃娃莫（没）纽纽（奶）咋呀？”她抱着孩子哄着：“毛仔可怜了，姑姑抱抱，揣揣（摸摸）小肚肚，饿得板塌塌的了， ……。”那时我们没有奶粉，也没有任何下奶的东西，急得大姐催着二嫂和其他亲戚满村求正在奶孩子的女人，这个来给吃一口，那个来给吃一口。三哥还到邻村找人要了点羊奶。幸亏，过了两天，奶又下来了。饿坏了的宝贝，贪婪地吸吮着，一口赶一口地吞咽着。我也松了一口气。是啊，都当妈了，大姐不说，我也不敢再哭了。大姐一直伺候我坐完月子。
终于熬出来了，这么多人帮忙，怎能不过满月呢？那些年，旧礼数比较少。大姐给蒸了个大大的面库垒（面圈），上面一圈插了九个大馒头，一个面佛手。两个人捧着面库垒往孩子头上套去，嘴里念叨着：“头上套了脚(jia)上抹（ma），娃娃活(hua)到一百（bie）八。”“九佛梨，一佛手，守住亲(qing)娘永不走。”我们的大侄女，比杨永增还大三、四岁，她比我早一天生下了她的“六六”。她不能来，就让她的大儿子来了。她儿子大概十六、七岁了，他对我们孩子伸出手说：“小姨，来，外甥抱抱。”大家都笑了起来。
过完满月，我妹妹从插队的山西阳高来看我。这时，孩子已经很好看了，长得像我。我妹妹抱着她说：“大奔儿头、抠抠眼儿，吃饭抢大碗儿。”这时，我才开始干给孩子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事。后来，我大姨说：“你还真不简单，在农村生孩子，还活了。”
现在，杨永增的侄辈、孙辈，有好多在北京打工。都成家立业了。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一怀孕就到医院去建档，检查无数遍，吃许多营养品。都到医院去生，还大多是剖腹产。生了以后，大人、孩子都金贵得不得了。尿不湿、婴儿车、各种玩具、各种营养品，……奶粉都要进口的。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不由地想起当年……。
鬼怕知青
下乡头几年，偶尔有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地说：XX跟上XX了。（跟上鬼的意思）可能怕我们知青听见，说他们搞封建迷信，说的时候总是离得我们远远的，更没人跟我们细说。
我坐月子时，因为哭得没有了奶，孩子也饿得直哭。大嫂一天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说：“不是有了不干净的了？”第二天，孩子嘬一嘬，胸部有了倐倐的感觉，可能奶快下来了吧。大嫂又来了，她说：“该管（不用管）他咋的了，有的莫（没）的试达一下吧。”我想：“人家一天几趟来关心，不由着她，她心里老不舒服。”我也想看看她们这一套怎么搞，就暗示老公杨永增听她的。大嫂用纸卷了个长长的纸棍点着火，不知她怎么弄的，着的比较慢。只见她一边嘴里叨叨着：“南来的绳绳（神神）别（北）来的怪，来的欢欢走的快……。”一边用纸棍迅速的在我胸前一晃，又在孩子身上一晃，接着小脚颠颠的飞跑到院门口，把剩下的一点火用碗扣在矮墙头上，又给孩子叫了几声魂，就好了。真好玩，坐月子不能哭，不知是不是也不能笑呀？因为怕大嫂生气，我使劲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两天来的忧愁一扫而空。不一会，奶就下来了，孩子吃饱了也不哭了，大嫂颇为得意。不知你信不信，反正她信了。
农村没什么娱乐，一有点什么事，大家就纷纷跑去看热闹。我是一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总是很积极地往“现场”跑。
有一次，二嫂的大闺女我们的二侄女来住娘家。她岁数跟杨永增差不多大吧。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村妇女，不像那些神神叨叨爱装神弄鬼的人。听说她跟上她爷爷（也就是我公公）了，我想看看所谓跟上鬼到底什么样。是神志不清、发烧说胡话，还是借鬼发挥说说平时憋在心里的话。我跳起来就往东院跑去。她家院子很大，我跑到她家屋门口，刚迈进一条腿，正好刮来一阵风，她家房顶窑洞（烟囱）上立着挡风的一块土坯掉进窑洞里，忽通忽通一阵响。在场的人一起说，“走了，走了。”我进了门一看，二侄女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了。她坐在炕上，额头有些汗珠。见我进来，她很清醒地说：“四婶过来了？欢欢上炕。”听说，她刚才叫着她四叔（杨永增）的小名，嗔教他不烧纸。还说我们回北京时，他给看门来着。（看来，我们不烧纸，亲戚们有意见。）“跟上鬼”时究竟什么样，我没看着。还是“耳听为虚”呀。
又努力了好几次，总是我一进门，人家就好了。我还觉得挺遗憾的。有一天，一个聪明的老乡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他说：“后死的鬼到阴间亥（和）递个（过去）死的鬼告诉（交谈），村呵儿（里）来了一伙伙恣肆（知识）青年，窄（这）干家肆可生杀了，可厉害了。打仍（人）、叼（抢）东西，甚灰做甚。（我们刚下乡那会，正赶上‘挖肃内人党’，有些知青参加了批斗，还抄了几家，把人家的东西拿回来吃。）苛（全）村呵儿（里）的狗都不敢鸟（咬）恣（知）青。窄（这）狗们的不怕鬼，倘或碰上，接（趁）早圪绕开些，操心叫抬住，可要叫折点个灰。……”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好像忘了我也是个知青。他忽然感到了我的不快，尴尬地解释道：“窄（这）鬼风（分）不清好恣（知）青还是灰恣（知）青，一紧儿（一齐）都躲上走了吧。嘿嘿。”“奥、奥，原来鬼怕知青啊！怪不得我一次也看不到。”我勉强地应道。
既然信则人怕鬼，不信则鬼怕人，那为什么要信呢？
知青安置办主任
这天早上一睁眼，看杨永增头肿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条缝。再看他的手和脚，肿得都发亮了，一摁一个坑。他浑身发软，几乎爬不起来。我赶紧请了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是急性肾脏炎。还说，最好是去大医院看看，不然转成慢性就麻烦了。那时，孩子还在吃奶，我们手头又没有一点钱。一时竟陷入了困境。
年青时的杨永增
这时，村里有个人对我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都有救济款，让我去试试。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后，县安办早就不把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当知青了。我觉得去也白去。可这人说，听说有个女知青，也是在农村结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办女主任的家里，饭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铺被睡。主任赶紧把她安排到县招待所，给她买了饭票，然后，很快地给她办理了返城手续。我想也许这个主任还不错，就去试试吧。
在去县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盘算：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要不要学习那位女知青呢？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县城，打听到女主任家，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头都没敢抬，讷讷的说了我的困难和来意。“你嫁给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了，贫下中农咋过你咋过。救济款得发给知青用！”这主任操着后山普通话，无情地说。听到这粗哑又生硬的声音，我吃惊地抬起头，这是个女人吗？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话噎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叹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忍了忍气，鼓了鼓劲，准备再说点什么。
这时，她们家的饭熟了，摆到了炕上。可能有那个女知青的前车之鉴，她们全家人都充满戒意地望着我不吭声，连内蒙人习惯地让一下都没有。按计划，我该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气鼓了又鼓，手却像被拴住了一样，怎么都伸不出去。“我……，我……，” 刚说了两个字，就不由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主任“嗤”了一声，轻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揽普通话了：“哭甚了？俺们家又莫（没）死（人）！剋（去）别处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该停止。原来的计划和想了一路的话，全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她家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个子，男人般的线条、声音，瞪着的小眼睛，还有那无情的、蔑视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其实，她不给我救济款是在意料之中的。可她把我“开除”了知青籍，对我真是莫大的打击。从那以后，我也把自己“开除”了知青籍，很少和其他知青来往了。不去呼市看他们，也不通信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时不时的就会想到，我就是个农妇了，就像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一样，死了就埋在老杨家的祖坟里了。可我偏偏又不是个平常的农妇，总比别人凭空多出几分烦恼。
我当时又气又急又悲，可生活却不容我悲戚。杨永增还膀眉肿眼地躺在炕上，等我去找钱治病。吃奶的孩子，还等着我去抚养。还得出工去挣工分，打口粮钱。油、盐、酱、醋，吃饭穿衣，点灯的煤油，烧火的炭，要的都是钱。不是欲哭无泪，而是欲哭也没时间啊！我顾不得去跟这XX生气，牙一咬、心一横：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跟亲友借了几十块钱，先给杨永增开了点药吃着。然后，我给妈妈写信，请她向扣发她工资的中联部申请点补贴。还给当时能联系得上的大姑、五姨写信求助。很快，三处各寄来了100元，就是300元了。在当时很多了。我妈让我哥给寄来一盒卡那霉素针剂，还寄来一包冬瓜子（在干校食堂帮厨搞的，说是可以治肾脏炎。）我五姨还寄来了黄芪、杜仲、大枣。大概因为平时不常吃药打针，刚打了8针卡那霉素，杨永增的肿就全消了，几乎和没病一样了。剩下两针，后来我们家的羊生病，给羊打了。邻村有个人和杨永增几乎同时得的肾脏炎，那人半年多都消不了肿，后来转了慢性，几年都没好。
开始，我出去找钱、去县城寄信、取钱，嫂子、侄女、侄媳妇，总有人帮我照看病人、带孩子。最初那几十块钱，也是大家帮我凑的。后来，杨永增好些了，可还不敢干重活，二哥、三哥、侄子们每天都会有人挑水给我送来，还常帮我干重活。在大家的帮助下，杨永增一天一天好起来了。
灾难，算是挺过来了。尽管我已深深体会到，面对艰辛之时，笑要比哭难得多，累得多，心神也要疲惫得多，但我还是选择了笑。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么多亲友帮助我，鼓励我。我只有过得好好的，把发自内心的微笑送给他们，才是最好的回报。冲那给我带来伤害的小人，我更应过得好好的，把不屑的冷笑送给她，善恶定会有报的。我也决心不再悲泣，以仰天大笑直面已过去的艰难困苦和未来未知的险阻坎坷。于是，在别人眼里，我勇敢地闯过了难关，又乐呵呵的生活了。
有惊无险
刚下乡时，到冬天，我们村女知青就一起回北京去。当时，我父亲不知下落，母亲在干校隔离，不许探望，家里也封了门。我妹妹也从插队的山西回来，我们俩加我哥一家三口，就挤在我哥家一间小屋里，住在一张双人床上。别的知青一回北京，都是乐不思蜀，迟迟不肯返回内蒙。我看把哥哥一家挤成这样，就想回内蒙了。正好到了月底，没有钱买我和妹妹的火车票。我们来时已向我妈妈的单位申请了一点补助，估计再申请可能不会给。我就给五姨写了封信，打算等五姨一寄钱来就买票回内蒙。
左起：我嫂子、我哥的孩子、我、我妹妹、我哥哥
这一天，我到街上逛了一圈，一摸兜，仅有的两块钱让小偷掏走了。当时，那个懊丧，比现在让人骗走两万块钱还痛心。晚上，哥哥嫂子回来，四个人把兜都掏空，都是些硬币、毛票，一共不到两块钱。买点不买不行的东西吧，这几天只好不吃菜了。这一天，我和妹妹又出去逛街，身上只有1角5分钱。我说：“反正也是没钱了，把这1角5分花了吧。”我们俩人就开始琢磨买点啥。走着走着，我们俩忽然相视大笑起来：“想不到大名鼎鼎的XX之女，居然攥着1角5分钱满街琢磨。哈哈，哈哈！”最后，我们买了一个酱猪脑，俩人分吃了，正好1角5分钱。这猪脑别提多香了，以后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猪脑。
五姨寄的钱到了，我和妹妹买了火车票各自上路了。到了呼和浩特，正是夜里。我在火车站候车大厅找了个空椅子，把带的一个箱子放在头边，就睡起来。人逐渐多起来，没有空地儿了。有个人就坐在我腿弯儿，趴在我腿上睡起来。我睡醒了坐起来，看这个人不年青了，干干瘦瘦的，戴个皮帽子。他一开口就问：“你是江苏人吧？”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是蒙着了，还是怎么看出来的。听他说话公鸭嗓子，不男不女的。既然趴在我腿上睡，就是女的呗。我也有一搭没一搭的和他闲聊着。这时，他把皮帽摘下来，露出了喉结骨和短发。诶呦，原来是个男人。他说他是来车站接人没接着，所以就在火车站爬了一夜。越看他越是不怀好意。这时，站外传来汽车的声音和人走动的声音。我提起箱子就往站外走去。一出站门，天黑曲曲的，也看不见行人和汽车了。我挺害怕，后悔不该出来。正想返回站里，那人也追了出来。这时，一对农村老夫妇提着几个大包走出来。我赶紧跑过去，说：“大爷、大娘，我帮您提一个。”从火车站到汽车站，要走很长的一段窄胡同，胡同里黑乎乎、静悄悄的没有其他行人。那人一直跟在后面叫：“小王，我们认识不容易啊！”直到我们进了熙熙攘攘的汽车站，那人才走了。我吓得心咚咚直跳，心想，幸亏这对老夫妇了，不然，没准出什么事呢。
到了武川县城，天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风刮到脸上生疼生疼的，眼睛都睁不开。入冬以来的积雪都没有化，白茫茫的一片根本找不到路，一眼望去，一个人影都没有。武川属于丘陵地带，沟沟壑壑很多，一刮白毛风，沟里的积雪有时会有一人深，要是掉进去，可就没命了。原想搭粮站的汽车，村里或邻村的马车。可这天气，人家都不出来了。我只好住进了县城的车马大店。住了两天，没钱了。同住在大店里的一个蘑菇窑的女知青给了我一块钱吃饭，可还是没有住店钱。看天晴了，我把箱子提到店老板屋里，请他帮我存着，我回去找人来拿。老板说：“漏（路）还莫（没）踩开，操心跌进壕子（沟）呵儿（里）。再住一天哇。”这时，旁边坐着的一个后生问：“你是哪忽揽揽（哪个地方）的啦？”我说是天力木兔大队霍家沟村的。他说：“你寻不见漏（路），哦亥（和）你们村安明子是亲亲了，哦漏（路）过你们村，更是（跟上）哦走哇！”这人还骑了个毛驴。他用毛驴把我的箱子驮上，他自己也只好走路了。一尺多深的积雪，三十里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好几个小时，他把我送到转身就走了，也没去他亲戚家。看来，他并不是顺路，起码是绕了路。我居然连他的名字都没问。好像是什么长尾巴梁还是长尾巴沟的。
终于回到我们的知青小屋了，再小再破，这儿才是我的家。想想一路风险不断，真有点后怕。幸亏是有惊无险，平安回来了。以后，我可再也不一个人出门了。
老喜板板
老喜板板孤身一人，是村里的五保户。大家只知道她是跟老喜从外地迁来的。她说不清自己姓什么，闺名叫什么，老家是哪里，也说不清老喜是她的第几个男人。按她平时零零星星的述说，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克夫命吧，嫁一个，死一个，老喜至少是她的第三个男人。
老喜板板个子高高的，脸盘圆圆的，满脸深深的皱纹记录着一生的沧桑。你若跟她说话，她把眼一眯，笑得扑喜喜的，挺典型的农村老板板形象。她不曾生育过一男半女，所以特别喜欢小孩。见了小孩子，总要抱一抱。她特别爱到我家来，就是为了抱抱我女儿。
孩子很小时，我把孩子放在二嫂家，就去生产队出工劳动了。二嫂也是一大家人家，有许多活要干，怎么好意思总是麻烦人家呢？想想孩子如果会翻身会爬了怎么办呢？这儿的老乡一般都在炕上钉个铁橛子，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腰。可是，拴上也不能走远。不然，绳子脱扣了，橛子拔起来了，或绳子绕到孩子脖子上了，都是很危险的。
看老喜板板这么喜欢孩子，我灵机一动，让她上炕抱着孩子，我来做饭。那天，正好有人送给我一绺韭菜，我做了韭菜鸡蛋摊饼。老喜板板吃了个不亦乐乎。她还详细地问了做法，说晚上回去自己做。第二天，老喜板板一早就来了。我问她做好摊饼了吗？她笑着摇摇头：“莫（没）抬（做）成，圪搅了一锅白面圪髑(du)，圪（给）接壁（隔壁）家猪吃了。”原来，这老喜板板活了一辈子，什么饭也不会做，每天东游西串，各处钉锅（蹭饭）。钉不上，就不管怎样，把生的搞熟，塞进肚里。我边笑边让她再上炕。经过几天观察，这老喜板板只要一上炕抱上我们孩子，一上午也不下来，连厕所也不上。真是尽心尽职。我试着问她，每天来给我抱孩子，我管她中午、晚上两顿饭，行不行？她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几天下来，平安无事。
这天晚上，我收工回来，见老喜板板没精打采的耷拉着脑袋，脸色发黑，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一摸她额头烫得吓人。我赶快接过孩子，一眼就看见好几个虱子在窜。我让我先生杨永增给孩子抓虱子，我送老喜板板回家。老喜板板家又黑又脏又乱，炕席已经烂得拿不起来了，炕上只有一个烂棉花套子。我想给她倒点水吃药，只有锅里有一个没洗的盛菜的浅盘。我说：“你咋不买个碗呢？”老喜板板无力地答道：“哦老歪歪快死的仍（人）了，圪（给）甚仍(谁)置家产了？”我回家拿了一床被，一身内衣，一身棉衣，还有两个碗……，把她的烂棉套、烂衣服都扔了。回到家，杨永增告诉我，因为发烧，老喜板板身上的虱子就爬出来了。他给孩子抓了几十个虱子了。第二天，老喜板板穿着“新”棉衣，美不滋滋，精神焕发的又准时来“上班”了。
说来老喜板板不聋、不瞎、不疯、不傻。可你要是跟她聊天，说到新社会、旧社会，共产党、国民党。她只有一句话：“知不道。”真好像个外星人。别看她没文化，可她会一套一套的童谣，大约有十几二十套。她抱着我女儿，总是美滋滋的笑着，有腔有调的念叨着：“挠（好的意思）圪蛋（对小孩的昵称），会打炭，莜面窝窝捣烂蒜。……”“……。”我女儿就在老喜板板的童谣声中逐渐长大了。
物小情浓
我叔叔是江苏阜宁的中学教师，我婶婶是小学教师。那时的人，既不旅游也很少探亲。他们没有来过我家，我父亲也没有回去过。我们只是从照片上知道叔叔婶婶。叔叔婶婶有6个孩子，孩子都上学后，他们生活有点拮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向我父亲要过钱，也没提过其他任何要求。每到开学，我母亲都会替我父亲给他们寄一点钱去。也没见他们回信来说点什么。这份情，平平的、淡淡的。后来，我父亲出了问题，母亲也被单位隔离。很多亲戚都受了牵连，失去联系。在那鬼都不上门的时候，叔叔却开始常常写信询问我们兄妹的生活情况。
叔叔婶婶知道我怀孕了，要在农村生孩子了。在离预产期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婶婶寄来了第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两件绒布系带小上衣，白底小黄花，柔软极了；三条带着小鞋子的开裆裤，紫红碎花，又轻又薄；还有一个用碎布头拼的小帽子，漂亮极了。孩子生下来一穿，大小刚刚好。随着天气变凉，婶婶又寄来了夹衣夹裤，毛线帽子，还有一个薄薄的、精致的蓝花小坎肩。冬天将至，又寄来了棉衣棉裤，还有一个棉斗篷。随着孩子一点点长大，衣服也一点点变大，样式也不断改变。第二年裤子不再连鞋，成了背带裤。冬天的裤子前面很高，护着肚子和前心，后面还有个屁帘。单做的小单鞋、小棉鞋，总是十分合脚。就这样寄了整整三年，我一点都没用再给孩子添衣服。
我女儿一岁半时，和我母亲（在干校）的合影。小棉鞋、棉袄、棉裤和围嘴都是我婶婶做的，多合身啊！
当时，村里的亲友们羡慕极了，她们说：“燕毛（我女儿小名燕燕）争（真）袅（漂亮、好的意思）了，有这么精巴（精干）的二姥姥。可要袅节节了。”“瞭瞭窄（这）小袄袄、小裤裤，瞭瞭窄样式、窄争节（针脚），想买剋（去）哪儿买圪了。”看看全村属我们女儿穿得漂亮，我也很得意。
这些小衣服，都是我婶婶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小孩衣服，用布头就行，花不了几个钱，可对我来说却有如雨中送伞、雪中送炭。衣服小小的，那情意至今想来仍是浓浓的、暖暖的。
错位小天才
“在生物界，两种遗传基础不同的植物或动物进行杂交，其杂交后代所表现出的各种性状均优于杂交双亲，……这称之为杂交优势。” （百度词条）
大南大北的远血缘婚配，正符合科学的原理。所以，我所接触到的和听到的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们的孩子，没有一个傻子，没有一个有先天疾病。个个聪明、漂亮，健康。我的宝贝当然也不例外，从小就聪明得出奇。
那年清明，正好下了点雨。我和我先生杨永增就边吟边赞道：“清明时节雨纷纷……。”“欲断魂，多形象啊！”“遥指，在远处呢，更断魂了。写得太好了。”过了一会儿，女儿忽然说：“妈妈，再讲《清明》的故事！”我挺吃惊，和着她当故事听了。我就尽量通俗细致的给她讲了一遍。过了一会儿，她又让讲。讲了几遍之后，女儿忽然手背后站好，晃着小脑袋，用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句清晰地背道：“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我试着给她讲别的“故事”，她总要问：“甚意思啦？”我就尽量生动地讲一番。背过十几首之后，她不再问“甚意思”了。我试了试，她竟是不用讲解就读懂了。此后，女儿就常追着我要听新“故事”三岁时，她已经会背《木兰辞》了。
有一次，女儿从外面哭回来，说XX男孩打她了。我看她没伤没咋的，就说：“嘿嘿，活该！”孩子站那儿楞了一会儿，转身跑出去了。我对杨永增说：“孩子是一个小社会，有打人的，就有挨打的。有孩子头，就有跟屁虫，还会有受气包。大人是干涉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天天跟着她。”不久，就发现女儿已自己打下了一片天地。村里7、8岁的男孩都听她指挥。
正当我把自己未竟的心志寄托于女儿，心想按我的模式也许能塑造出个小天才时。女儿却自己有了惊人的“发展”。
那次，我和先生去参加民办教师招考，大姐来给我看孩子。我回来后，好几个亲戚争相向我夸赞我女儿：“窄（这）女女争（真）精了，做饭贵贱不搅（叫）她大姑姑倒油。”“你骂她小猪猪，她骂你老母猪。娃娃翻过班来了。”“她三嫂（我们的三侄媳妇）戏逗她说：‘你妈下街离婚圪了。’她接起来就骂：‘你妈接嫖客剋（去）了！’”诶呦，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时候，从哪儿学来的啊！孩子才3岁多点儿啊！还夸她呢，越夸她还不越来劲儿？！
有一次，邻居家孩子打了三哥家的两个孩子。我女儿爬到东院圪蛋（用扇形土坯旋成的圆形粮仓）顶上，扯开嗓子大骂：“XXX（对方家大人的名字），哦X你妈，你打爷哥哥，爷……。”一点儿大的小人儿，站得高高的，操着地道的后山调，把女人骂街的话，一套一套的抛出来。家家都有人跑出来看热闹，被骂的人也叼着个烟袋乐呵呵的看着。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即使是一个只有三岁多的孩子，也不能随便当众挫伤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耐心地等她骂了十几分钟，骂够了回来，我说：“以后你回北京，北京的娃娃不骂人，你怎么办？”女儿想了想，认真地说：“妈妈，那你得提醒我啊！”好在我女儿很争气，4岁离开农村后，不仅没有再骂一句人，连内蒙话都没再说过一句。只是开始几天不说话，等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后来，我当了老师，经常碰到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家庭影响大，还是社会影响大；这一类争论和探讨。我总是笑而不言，其实我是不知说什么好。那时我常想，如果把牛顿、爱迪生这些大天才搁咱村里，大概也只是会比别人更会骂人吧！
独守“寒窑”
第三个冬天，我真的没有回北京。场面活干完了，分了红，其他知青全都回北京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后山的冬天特别冷，老乡开玩笑说，撒泡尿都会半截冻成冰。有一天，我早上一起来，推不开门。原来，那年雪特别大，下了一夜雪又刮了白毛风，我们住的是原来的小学校，门是向外开的，雪就把门堵住了。我们那儿地广人稀，每家都住得很远。小学校离别人更远，叫人也叫不到。我又急又怕，在屋里团团转。忽然想起这小学校窗户是可以开的。我从窗户跳出来，才把雪铲开。更难的是每天要去挑水，井台上冻着厚厚的冰。井口也冻得很小，连水斗子都下不去。要打水还得用尖头铁棍把井口凿开。我凿不了井口，看见别人挑水，就赶紧也去挑。井台又光又滑，一不留神就会滑倒。手要是碰到桶上，一粘一块皮。我们那儿冬天不干活，我每天在村里东游西逛，到人家的热炕头暖和暖和，和老乡聊聊天，蹭点饭吃，一天一天的混着。
要过春节了，人们都忙了起来。先打扫屋子，然后炸油糕，蒸馒头，轧粉条，烧猪肉，最后贴对联、贴福字。村里常飘着各种香气，人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浓浓的喜气。那几天，天天有人给我送东西，油炸糕、粉条、猪肉……什么都有，有一大盆了。我很是感谢他们。也为快过节了而兴奋。那天富宽家的闺女，用一个很大的笊篱，给我拿来五个油炸糕，两坨粉条，一块豆腐，一小块猪肉，一碗豆芽，甚至还有一棵葱。想得真周到啊！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感动。可是，人处困境时，往往特别敏感，心理也往往不太健全。我又想到只有人给我送东西，却没有人请我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大年三十儿晚上接神时，家里没外人。嫁出去的闺女接神时都要避到院里。我当然是外人了。
除夕之夜，我想：我也不懂这里的习俗和禁忌，就别随便去招人讨厌了。就躲在自己屋里，躲在这节日的欢乐之外。我们那时还是不会过日子，门上有一个大洞也不懂得糊上。每天早上，水缸里、锅里都是冰。这时屋里升着炉子，还是冷得要命。冷风从门上的破洞中呼呼的往里刮，门忽嗒忽嗒地响着。我这个一直自诩坚强的人，这时也不由得难过起来。我想我父亲——爸爸，你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年杳无音信啊？我想我母亲——妈妈，我知道你在干校扫厕所，你是否也在想我们呢？我也想我哥哥嫂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很好的啊。我更想我妹妹——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一个人在山西农村过春节。我还非常的想同村的知青伙伴——没了你们的吵吵闹闹，我竟是这么寂寞，快点回来吧！胡思乱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撑着自己，不让自己流一滴眼泪。我赶紧找出毛主席著作，边读边写着日记，批判自己的小资情调，驱赶着各种奇怪的思绪，用革命口号鼓励自己要克服困难，要坚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个冬天，我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没有生病，应该说是平平安安过来了。可那刺骨的寒冷和难耐的孤寂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又想，以后可不一个人在村里过冬了。可是，一个人上路不行，长住哥嫂家不行，一个人呆在农村又不行，那明年该怎么办呢？当时，颇有点走投无路之感。还好，第四个冬天，单位允许我们去干校探望母亲了。不必再为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天发愁了。
打羊草
说到插队，有不少苦涩艰辛的记忆，却也不乏温馨美好的回味。苦和乐本身就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乐往往就在那苦中。
每年秋天，大家都要打一些羊草，以备冬天积雪不化时用。这一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烙了几张饼，煮了几个鸡蛋，切了一些芥菜疙瘩，七七八八也装了一书包。还灌了两瓶水。待太阳升高，晃掉了露水，就该出发了。杨永增把孩子抱到自行车大梁上，然后骑上去，我紧跑几步，跳到二等座上。一家三口，一辆自行车，我们高高兴兴的出发了。
秋高气爽，天蓝地广。大片大片的麦田，绿中又带一点微黄；莜麦还是绿的，微风吹来掀起层层波浪；各种不同的庄户（庄稼）呈现着不同的色彩，好一派五彩缤纷的秋日的田园风光。我们走了很远，找到了一个羊草茂盛的山沟，就开始干活了。打羊草要看时机，太嫩了容易烂掉，一晒就没了。太老了一碰就断，又扎手又不好打，羊也不爱吃。马莲要用镰刀割，割下来的马莲很滑，不好拿也不好捆；沙蓬要用手拔，合用的沙蓬已经很扎手了；还有许多可以用的草。我们或割或拔，忙碌起来。孩子兴奋异常，自顾自地又跑又叫，玩儿得似乎比我们还忙。
打了不少羊草了，休息一下吧。我们往草地上一躺，舒展着身体。嘴里嚼着一些甜草，闻着青草的芳香，看着孩子自得其乐地满世界奔跑、喊叫，那种舒适、惬意的感觉，城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休息一会儿，就开始“野餐”了。不过，我们可不像现在郊游的人那么休闲，那么文雅，我只记得是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味道嘛，一句话：香，实在是香呐！连水都觉得是甜的。
打下的羊草要晒一晒，圪朽（蔫）了才好捆。我们把打下的羊草堆在一起晒着，换个地方，又大干起来。转眼就太阳西斜了，我们也打下了不少羊草。我们把打下的羊草捆成大大的三捆，一侧一捆，上面一捆，远看就像一座小山似的。杨永增推着自行车，我把孩子放在草捆顶上，在一边扶着她。劳作了一天，满载而归。这种成就感、充实感，这种喜悦之情，只有付出劳动的人才能享受得到。晚霞辉映，照着我们长长的身影，老杨稳住车，吼起了爬山调，孩子咯咯地笑着，我也开心地笑着。
半跳农门
要在全县考核民办教师了，所有民办教师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上任。现任的和想就任的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好消息瞬时传遍了全县。怀才不遇的乡村秀才各个跃跃欲试。当然，有人欢喜就必然有人愁。有些不学无术，笑话百出，误人子弟的庸师却惴惴不安，生怕丢了饭碗。
当时，民办教师每年记一个强劳力的工分，每月有8元补贴。放农忙假时出工劳动还可再记工分。周日和假期还可以照顾家里。所以，不少人找门路、托关系想当民办教师。像我们这样没背景，又不善奉迎的人，这种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但凭本事考，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们着实为上级这英明举措激动了一番。找村里的学生借了几本初中课本，复习了一下，就去公社参加考试了。考题十分简单，我十分轻松地答完了所有的试卷。
成绩公布了，我考了全县第一名。杨永增考了我们大队第二名（我第一）。我们很高兴，这下两人应该都可以当民办教师了。考试成绩好的人都很高兴，做着走马上任的美梦。接着，录用结果也张榜公布了。可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样兴师动众的在全县大考了一回，我们大队成绩在前面的几个人，居然一个也没有录用。也就是说，一个新人也没有录用。我这几乎满分的全县第一名，都没能替下三门不到100分的最后一名。一时，参考的人和村里的人，议论纷纷。可人低言微，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十分失望，也十分气愤。
我这时比要救济款那时强了一点。心想，谁怕谁呀？还能把我们农民资格开除了？于是，我就背了一书包莜面，（准备到车马大店打尖用）去上告。我琢磨，大队敢如此做，公社恐怕也是默许的，就先不去了。可如果告得太高了，一来门槛高，自己也摸不着门路；二来山高皇帝远，等一级一级批下来，黄瓜菜也凉了。我选择了先到县教育局。到了县教育局，我直奔局长办公室。我也没问对方是不是局长，姓什么，就愤怒说：“这次考民办教师，我考了全县第一，我爱人杨永增考了全大队第二（我第一），却不录用。一个新人也不录用，还装样子考什么试？既然是县里组织的考试，我就找县里。如果不解决，我就一级一级往上告，一直告到教育部！”我拍拍那书包莜面：“面都背上了，不解决马上去集宁（乌盟所在地）！”对方马上回答：“全县第一都不用，太不像话了。你先回去，过一两天去公社，我们打招呼，让他们解决！”我颇感意外，心想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过了两天，我去公社。有关负责人居然点头哈腰的和我商量：“录用的人都上任了，你说都是有来头的人，把谁剔下去呢？县里给加了一个编制，你们两口子安排一个行不行啊？互相体谅一下吧！我们也挺难办的！”我们当时比较穷，能有一个人当上民办教师，生活就会大大改观。如果继续上告，是不是一定会有结果呢？官官相护，搞不好连这个名额也丢了。我稍加考虑就妥协了。想来惭愧，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斗争，也没有为其他成绩好的人争一争了，更没有和那些欺上压下搞关系网的人斗一斗。
就这样，我一分钱没花，从前门登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虽然人还在农村，却不用再干农活了。
【王海军，王力之女，1968年到内蒙武川县插队10年，1978年考入内蒙师大中文系，1990年回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