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与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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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同：零星回忆，送行老徐
前排左一：李大同，左二：徐祝庆。（图片由作者提供）
【编者按】原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徐祝庆，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元月6日凌晨4时25分在北京去世。一枚园地今日特刊发三篇悼文，以为悼念。徐先生千古！
怀念老徐
李大同｜文
一枚｜编
不久前得知老徐肺癌已经转移。所以今晨听到老徐去世消息并不意外。心里祝愿他走好。
老徐是个好人。
老徐和我前后脚进入报社。他是复旦大学67届的老大学生，1978年10月报社复刊前，从人民日报调过来的；我则是1979年7月进入，是报社复刊后招聘的第一批驻站记者。老徐在本报退休，我也一样，等于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同事。
记得老徐先是在经济部当编辑，然后很快成为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我则是在地方记者、机动记者和编辑的轨迹上，两人几乎没有工作交叉，也不太熟。后来熟悉了，才了解老徐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平常沉默寡言，年轻同仁很有些畏惧他。
李方曾经说过一个貌似笑话的真事：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凑巧电梯里只有老徐和他，气氛瞬间有些尴尬，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与老徐搭讪，电梯运行时间显得格外长。李方终于忍耐不住了，没头没脑冒出一句：“老徐，我一定好好干！”老徐反倒被吓一跳。
这个场景让我们捧腹大笑。
和老徐有工作上的往来大约是1984年，这时老徐已经是副总编辑，分管科学部。我则客串科学记者，为科学部打工。这一年电脑的汉语拼音输入法有了重大的突破，突破是由青年电脑天才林才松与汉语拼音的发明者周有光先生联袂完成的。我进入采访，费了牛劲儿，才算基本搞懂关于电脑的基本知识，周有光先生的讲解真是深入浅出。
盛夏，那时连电扇还买不起，我大汗淋漓窝在家里写这篇报道，及至最终完成时已经超过万字。这是我的第二篇万字长稿。第一篇万字报道是钟沛璋任总编辑，老钟在签发稿件时有一句留言，“请大同再推敲一下文字”，可见那时文字还不够成熟。这篇稿件写作时我感到比较自如了，最后一节甚至产生了节奏感。不过这么长的稿件通过率甚低，因为题材和文字都得压得住一个整版。
稿件送老徐过审，没过一个小时办公室就把稿件送回来了，老徐已经签发，发稿单上啥批示都没有，翻开看，竟然一个字的改动、删节都没有。这么轻易一稿过关是我没想到的，很不好意思，于是在送工厂发排前自己又仔细修改了一遍，删去一千多字。
稿件迅速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么多年过去了，有研究者著文称，这是记录周有光先生在拼音输入法上的重要贡献的唯一一篇详细报道。
1985年，我开始担任科学部主任，老徐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工作上交往增多，我们开始熟悉起来。1986年9月末，我们开始了一场冒险，将“11位大企业负责人对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作出基本否定评价”作为一版头条消息发表了。这条报道引起青年知识分子极大的不满和反弹，反弹意见我们同样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至此形成了中老年知识分子与青年知识分子两军对垒的舆论局面。
下一步怎么办？只有摸着石头过河，开始讨论。第一组讨论按惯例放在一版，后续讨论转二版。讨论需要有个栏题，老徐建议叫“关于知识分子之我见”。晚上我将改定小样送总编室夜班时，觉得老徐的栏题不够打眼，于是给夜班留条，说老徐的栏题是什么，我建议用“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第二天上班一看，一版赫然刊出的是我拟的栏题。自然，这是请示老徐后的结果。
我和老徐都没有想到，这场大讨论竟然持续了100天，并且始终在一版刊出，引起全国巨大的反响和高度关注，甚至人民日报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也发出专论予以肯定。这期间的每一篇讨论稿都是我编好后送老徐审后发排，两人在他办公室对每一句话讨价还价，他想更稳妥一些，我则想更有锋芒和冲击力，最后我们总是互相妥协。
这场大讨论涉及到了关于知识分子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到86年年底，我们马不停蹄地加快刊发节奏，由原来两天一期改为一天一期，终于，在12月30日，对话录刊出了最后一期——这是这一天一版上，本报唯一的新闻产品，其他均为新华社通稿。
20年后，在一次社庆茶话会上，老徐感慨地说：“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就是放到今天也不过时。”
今年已经是对话录已经过去35年了，微信群里一些群友听说我关于对话录有一个详细记录，要求看一下。看完之后，一位快八十岁的四川老编辑说，我没看几页就回到了八十年代，眼睛几次发热流泪……
1987年年初，老徐开始任总编辑。我转任学校教育部主任。上任头一年，就碰上一件怪事：部门同事去参加国家教委的新闻发布会，回来后我问有什么新闻，答曰教委说不要发任何报道。到场记者生气，问那叫我们过来干啥？回答说你们可以报道我们取得的成就。
我一听就火了，立刻抓起电话向老徐汇报此事，说要写一篇言论批教委。如果换一个总编辑，多半会让我不要没事惹事，可老徐只是迟疑了一下，“说些什么呢？”我说写好你看。言论中，我援引了刚刚结束的十三大闭幕式上，总*书记面对一群国外记者，把酒纵论天下事，毫无躲闪与做作，展示了中国政坛新风的例子，痛批“某部门”的僵化与保守，标题就叫《不许发布新闻的新闻发布会》。老徐认真看过稿子，改了一两处，签发，第二天竟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
原以为教委会打上门来问罪，没想到过了几天没动静，反倒有不少国务院部委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在批评他们。又有一天，总编室的同事告诉我，一个“革命家”级的老同志受某部长之请，来问究竟批的哪个部门。原来总*书记看了这篇评论，说“是哪个部门，查一下。”我说怎么教委没打上门来。
与国家教委的正面冲突，发生在1988年4月。这一年年初，学校部获得一个线索，中国人民大学布告栏上，出现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人大的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决策的程序提出尖锐批评。
我立即请记者部支援一个文教记者，再加上两个部门编辑共同采访。采访前主题我已经很明确，结果第一稿出来后，被这个文教记者写成什么学校的竞争机制问题。我当即枪毙。这位记者不服，要求分管副总编辑裁决，结果这位副总不发表意见，直接把稿件上交给老徐。那天我上班刚进办公室不久，老徐就拿着这摞稿件进来了。我问他，“看了？”老徐就四个字：“不知所云！”
我请记者回家。立即派本部门两位同事二次采访写作。前后折腾了四个月，我终于拿着万字小样在编前会上得意洋洋地说，“这篇东西已经不是泛泛之作。”老徐拿过去仔细看过，认可。第二天就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出《倾斜的金字塔》。
据传人大每个班因为只有一份本报，由一个同学朗读，大家静听。一位微信群友，当年正在人大读研，说这篇报道“把我们轰得灵魂出窍”。
这是八十年代第一篇全面调查披露教育如何被挤压的重头报道。
不知道教委是怎样与本报上级团中央交涉的。见报当天晚上，报社值班副总编辑接到团中央分管书记的电话，严令报社今后所有涉及国家教委的报道，必须事先经过教委审稿。
第二天， 老徐看了电话记录，据说“脸色铁青”地立刻给团中央书记处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我不知道老徐说了什么，总之我在任学校部主任期间，没有一篇稿件事先送教委审稿。大概在老徐的强硬态度下，不了了之。老徐把压力扛住了，没有向下传导。
由于密切的工作往来，共同语言也很多，我和老徐之间建立起一种近似朋友的关系吧。我们两人的办公室都在六层，老徐经常踱进来，一起抽支烟，聊聊有什么好书甚至有什么小道消息，彼此都非常放松，几乎无话不聊。我真的没把他当做是报社的顶头大咖。这一年我被任命为学校部主任兼科学部主任，据说是报史上的第一人，这当然表明了老徐对我的高度信任。
那年，追悼会那天，我站在大会堂东门大门里，望着眼前的一幕幕，百感交集。遇上了老总编辑钟沛璋，老钟脸涨得通红，气愤地用拐杖敲地......而对我刺激最强烈的，是那条白底黑字的横幅......我清楚知道，世界级新闻正发生在我眼前。
这天晚上，几十个编辑记者没有回家，都在等待我们这些部门主任与总编辑们的交涉，我们强烈要求报道。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老徐终于松口妥协，“先把稿件准备好吧！”众人松了一口气，按我的要求，当天在场的每人提供一条细节给我，我总其成为一篇特写。
稿件很快完成，标题就叫“悲痛、冷静、理智”。
到夜里12点多，得到消息，不能见报。卸任老总王石从老徐办公室出来，对我们摇头，双眼通红。
事件在急速发酵。5月初，我提议，我们应该寻求对话。我的这个提议被迅速接受。我立即起草好要求对话的信件，并将对话信件打印多份送往北京各大新闻单位征集签名。
老徐得知了此事，怒气冲冲进到我的办公室，关上门后大声说：“你幼稚嘛！怎么可能跟你们对话？！”我也来了气，回说：“平常当然不可能，但现在可能！”“为什么？”老徐怒问。“因为他们需要！”我吼道。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发生这样的冲突。谈不拢了。老徐摔门而去。我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5月9日，我带着1013名编辑记者签名的对话信件，和同事们一起前往中国记协递交。既定方针是按合法程序走。我们有权提出要求，对方是否接受是他们的权利。
根据以往的经验，接受对话要求的概率甚小。
5月11日中午，我进到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个大纸条，上写：大同，今天下午有关部门领导同志来报社听取意见，请你务必出席。徐祝庆。
谁会这么快来啊？直到下午一点，才知道来人是胡启立。进到会议室时，人已经坐满，但在启立对面，给我空出了座位，这是让我做主要发言的意思。尽管没有时间准备，我那天还是超水平发挥。对话长达三四个小时，直白坦率，启立给予积极回应，可以说非常成功。
老徐也对对话结果非常满意，说，“今天的对话消息我来写！”
然而风云突变，后来局势恶化，社会激愤情绪被进一步点燃。报社也概莫能外，老徐作为体制代表，一时陷入编辑记者的空前孤立中。
有一天中午去食堂吃饭，所有的桌子都挤得满满的，唯独食堂中心的一张大圆桌，只有老徐和女儿两人，没有一个人坐到这张桌旁。
这场景实在是触目惊心。
我打完饭，径直走到老徐旁边坐下，和他说话。我惊讶地看到，老徐双眼充满眼泪，马上就要滚落下来，他甚至无法抬头看我。见我坐过来，这张桌子很快坐满，老徐这才平静下来。
这是我在报社生涯中最没齿难忘的一幕：一个全国性大报的总编辑，在双重压力下，近乎崩溃！
后来风波落定。我自此开始赋闲，大量阅读。
眨眼四年多过去，报纸又一次改版，每周剩下两块版没人要，终于想起还有我这个八十年代的大编闲着，问我要不要。明知是死路一条，我还是要了，办不下去再说。
没有任何一家大报会这样做，把两个整版交给一个编辑就不管了，你爱登什么就登什么。直至创刊号问世前两三天，老徐才给我打电话问：“你那个版叫什么名儿呀？”我刚好想出来，说叫“冰点”。老徐一听就笑了，“别的呢？”我说就这一个。老徐说，你总得给我几个可以选吧？我说就这一个，没的选。
95年元月，《冰点》特稿版就这样登台亮相了，鬼使神差一炮打响。过了个把月，老徐跟我说，好几家报社老总给他打电话，问《冰点》这个点子是怎么想出来的，真好。“我真没想到读者这么快就接受了冰点这个怪异的名字。”
说来也真是匪夷所思。重返一线以后，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老总事先过问我的选题，只看大样，真是想登什么就登什么，大部分时间直接付印。而只要觉得有问题，老徐总是自己拿着大样来找我，一边商量一边删改。
1998年，报纸又一次改版，这次简单直接，每周给我四个版，爱登什么就登什么。我则毫不犹豫地将这三块版办成言论版。我跟老徐说我将每天刊出一篇《冰点时评》。老徐是搞言论出身，深知言论难写，他犹疑不定地说，“不一定要每天都有吧？”我说得每天有，“要不怎么能叫时评呢？”
《冰点时评》又是连滚带爬地坚持住，一年干出150多篇。一个省报评论部主任给我来信，说他一篇评论被总编辑枪毙，他问老总应该怎么改，老总回答说，好好看看《冰点时评》怎么写。
当然也会惹祸，有一次老徐拿了一份文件给我看，一看是对一篇时评的批示。我没看出是啥意思没当回事儿。过两天老徐见我说，你的检查呢？我懵了，啥事儿需要检查呀？批示呀！原来只要是这个级别的批示，必须给上报处理结果。我只好写了一份“检查”，老徐一看，说你这叫检查吗？你这是辩护。算了，我来写吧！我又躲过一劫。
故事还有很多，一言难尽，点到为止吧。
2004年初，老徐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即将卸甲归田。我们一些和他共事多年的部下，在报社附近一家上海餐馆，集资摆酒为老徐践行。谁也没有想到老徐是有备而来。
老徐正色说，今天这个场合，我要首先对在那年后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表示道歉。
举座皆惊。对一个大报总编辑来说，这样的话在私下场合都不容易说出，何况公开道歉。这天的酒宴，因老徐的公开道歉而染上了一层悲壮色彩。有在场同事后来说，老徐的这个公开道歉反映出他真正的思想底色，为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完美句号。信哉斯言。
中国青年报1978年10月复刊后，迅速焕发青春，进入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先后由钟沛璋、王石和徐祝庆掌舵，前赴后继，大约持续了25年。
老钟主政时发表了“小厨师批评商业部长”的震动全国的报道，被打电话责问，这么大的事儿为何不事先向书记处汇报？老钟平静回答：“你们不知道为好。”
王石主政时发表了青海高干子弟杨晓民一案，受到无理指责，被迫写检讨，他跟我说，写不出来，“头晕脑胀，屁滚尿流”。最后还是老徐捉刀为他写完检查。王石此时距退休年龄还有多年，但他义无反顾辞去总编辑职务，不伺候了。
老徐接任报社一把手职务达17年之久，可谓空前绝后，任内经历了千钧重压，如履薄冰，最后还是不辱使命，光荣退役。
2004年12月，报社领导层发生地震，时任总编辑李学谦去职，从人民日报社社调来李而亮任总编辑。这年8月，李而亮发布了一份中青报编辑记者管理条例，核心条款是：上级领导机关表扬，编辑记者就有赏；上级领导机关批评，编辑记者就要挨罚。
这等于是彻底取消中青报的舆论监督功能。8月15日，我在报社内部网上发表了我对这份管理条例的抗诉长文，引起强烈关注。人民日报老社长胡绩伟前辈亲笔来信，告诉我人民日报老同志都看了，非常高兴，坚决支持你。
老徐尽管退休了，仍按习惯每天上班。这天我俩在走廊相遇，我问他看了抗诉没有。老徐说看了，“他搞不成了！”
此时老徐还是全国记协主席团成员，一天去记协开会回来，马上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是中间休息时，各大报总编辑把他围起来，纷纷打听抗诉结果如何，有的总编辑干脆就说李而亮怎么可以在中青报搞这套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仅仅一天，这份管理条例胎死腹中，宣布作废。
2006年元月26日，终于发生了勒令《冰点》停刊事件。2月16号，报社社长向我宣布，《冰点》将在3月1日复刊。我作为主编去职，提前6年结束了职业生涯。
再次赋闲，很少去报社了。但还有老习惯，买到一些不容易看到的书，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报社给老徐送书。后来又有一次老徐给我带话，说人大新闻系前辈教授甘惜分听说我出了一本新书，向他要书，老徐说我也没有啊，嘱我务必给甘教授送一本。我次日即去报社给老徐送书，惜乎不在，只好请办公室转交。从此再也没有见面了。
（2022年元月6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