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周扬和巴金的“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

摘自 无比艰难的道歉反思文革发动五十周年　

作者 朱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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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伤痕期涌现的不仅是伤痕派的撒娇，而且还有人道主义的痛切反思。其中最值得我们记取的作家，是戴厚英、周扬和巴金。他们三人形成了文艺忏悔小组，犹如三面红旗，矗立于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学现场，向中国知识界提供罕见的道德范本。他们都曾是信仰和权力的拥戴者，并充当过戕害人性的棍棒，击打所有的异端思想，而后却以非凡的勇气，忏悔自身的历史罪过，转而成为讴歌人性和自由的战士。

　　女作家戴厚英，最初是反右积极分子，继而成为文革的激进先锋。她的同学沙叶新先生对此形容说，我亲眼目睹了她挥臂发言的批判威力：能言善辩，锐不可当，口角寒风，令人颤栗。文革之后，沙叶新再次亲睹她向被批判的钱谷融老师道歉的场景。导致这场精神剧变的契机，在于戴厚英在审查诗人闻捷的过程中，与受审对象发生了炽热恋情，却因受组织压力而被迫分手。闻捷绝望之下开煤气自杀，自此，她不仅成为痛切的忏悔者，更升华为深刻的批判者，在自我反思的同时，以文学叙事的形态，锐利地解剖体制和人性的黑暗内脏。

　　另一重要的忏悔者是周扬，在历经十年文革苦难和九年牢狱之灾后，他成为神色坚定的反思者。据顾骧先生回忆，周扬不仅逢人就道歉，而且每会必作自我检讨。周扬说：我是一个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周扬之子周艾若也回忆道：周扬曾邀请３０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人们，他情绪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在１９８３年中央党校举办的马克思诞辰１０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周扬发表长篇讲话，试图从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层级上，摧毁罪恶发生的根基，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开辟道路，但这场重大的理论突围，仍然无法摆脱流产的宿命。

　　反省和忏悔，同时也是作家巴金的重要遗产。文革逼迫许多人成为互相迫害的坏人，甚至连巴金这样老牌知识分子，也卷入互相检举和批判的浪潮。巴金回忆起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仍然语带颤栗：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巴金此后提出设立文革博物馆的动议，表达出推动历史反思的强烈意图，成为１９８０年代最值得继承的精神遗产之一。

　　文艺忏悔小组的事迹，折射出知识精英曲折而痛苦的思想道路，而对他们的关注，则传递出世人对个人自由精神的渴望，以及对通过忏悔来改进国家体制的诉求。尽管参与者数量稀少，且饱受痛殴，但他们的存在，令中国现代史获得了道德深度。正是忏悔改造了人的灵魂，令历史可能转入更合人性的轨道。所有那些对文革岁月的沉痛回溯，都旨在请求我们关注那些反面的历史遗产，并据此修订转型中国的文化逻辑。

　　耐人寻味的是，戴、周、巴不仅忏悔与道歉，还要将其推进到更深的层级，形成忏悔道歉批判的三元结构，这就意味着要在忏悔的同时，展开对自身错误的外部病源的坚定追问。他们的事迹向我们表明，所有的道德忏悔不能止于个人道歉，而应继续发育成政治／文化追问，才能令忏悔产生最大效应，由此推动思想启蒙和人本主义精神的全面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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