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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记一位政工干部出身的戏曲文学系的插班生

(2022-01-04 06:36:06) 下一个

章诒和:我本来就不漂亮

我在读戏曲文学系的第一年,忽然来了一个插班生,叫梁清濂,女性,岁数不小了,不像学生,像个干部。一打听,还真是个干部,来自北京京剧团(后改称北京京剧院)。我和几个同学揣测:此人应该是个编剧吧,组织上派她学习,多半是为了提高专业写作水平,好给剧团创作出可供演出剧本。再打听,人家不是编剧,是政工干部——剧院共青团支部书记。看来此人不简单呀,一个搞政工的,能脱产三年学文化。

班长把她的书桌摆放在我的旁边,我暗自叫苦,心想:这下可好,天天有人给我上政治课啦。书桌并排而放,于是就有机会仔细打量。她长得一般:皮肤粗糙,脸色发暗,下巴略微突出,眼睛却是极有神,又黑又亮。她穿着讲究,永远的西装女裤,西式外套,尖领衬衫,半高跟皮鞋。我想跟她说:应该穿圆领衬衫,好让线条柔和一些。但始终没好意思说出口。她是全班唯一烫发的女性,蓬蓬松松,还经常抹头油,如有阳光穿过玻璃窗,她的卷发就会闪着光。总之,梁清濂的打扮很有点“资产阶级情调”,但没人敢讲。因为人家既是中共党员,还是在职共青团骨干。

那时,北京京剧院的演员阵容空前强大,有五大头牌,分别是谭富英、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赵燕侠。而且这个排位顺序是固定了的。他们轮番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剧院给这些“大角儿”规定了演出场次,如马连良每月演出十七场,裘盛戎每月二十场上下……要知道,一个艺人能登台演戏既是他们的追求,也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梅兰芳从1949——1959的十年间,大概只演了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也就是说,空耗了十年光阴,比八年抗战蓄须明志还长。应该说,在彭真掌管下的北京京剧院当演员,算是一种幸运。

我曾问梁清濂:“五大头牌里,谁的上座率好?”

“五个都好,海报一贴,立马全满。”

“那他们当中,谁又最好呢?”

“票卖得最快的是赵燕侠。”

“她?”

“当然啦!男人喜欢他,当兵的喜欢她,不懂戏的也喜欢她。”

“为什么不懂戏的人喜欢赵燕侠?” 我有点不解。

梁请濂说:“赵燕侠长得漂亮,身段好,会做戏,更重要的一点是她吐字清晰,有些字还特别吸收了普通话的发音。那些听不大懂戏词的人,能听得懂她的唱。”

“哦!”我后来仔细听赵燕侠,果真如此。

出于好奇,我还问到这些名角的工资收入。她告诉我:1949年后,除了梅(兰芳)、程(砚秋),在戏曲演员里张、马、裘、谭、赵的工资是最高的。马连良月薪一千七,赵燕侠月薪也是小一千。这在普遍工资(月薪)仅为三、四十元的那个年月,显得不可思议。

我问:“为什么给他们那么高的工资?我父亲当部长,每月三百五,挺高的。但跟他们比,就差远了。”

她撇了我一眼,说:“人家解放前挣的是什么?你爸夜夜挣大洋吗?你不懂,人家彭真懂。”

1959年,北京京剧院演出《赵氏孤儿》,五大头牌联袂演出,轰动京城!马连良扮演的程婴最为成功,十四场戏,程婴占了八场,每一场里的马连良都是引人入胜,特别是“绘图说破”一场,唱、念、做、表,都是超水平发挥。还有裘盛戎扮演的魏绛,张君秋扮演的庄姬公主,马富禄扮演的晋灵公,谭元寿扮演的赵武,也是个个耀眼。首演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特别激动,反右运动中因与马连良私人交往频繁,1956年又拉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这给马连良带来麻烦,几乎成为右派。父亲一直心怀愧疚。后来,梁清濂告诉我,多亏彭真高抬贵手且敢作敢当,让马连良过了关。看来,毛泽东在“文革”前夕指责彭真在北京市搞“独立王国”,还真不是捕风捉影。

章诒和:我本来就不漂亮

谭富英、张君秋、马连良、王延岭《赵氏孤儿》剧照,1960年

自打和梁清濂接触,我知道了有关名艺人的个人生活情况,尤其对某些不能公开的事儿,我最爱听。其中极具吸引力的,就是关于吸毒。

梁清濂告诉我:“艺人都抽!”听了,心里一“哆嗦”。

接着,又补充道:“旦角儿一般不抽,因为沾上这一口儿,色相就没了。色相一没,那就没饭了。”

我说:“吸毒不是犯法吗?”

她笑了,说:“当初他们都经过强制戒毒。比如裘盛戎,毒瘾大了,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什么叫从娘胎里带来?”

“就是父母抽,全家抽。”

“哦。”我说:“咱政府不是成立了戒毒所吗?”

梁清濂说:“戒毒?对有人管用,对有人不管用。”

“有谁不管用?”

“对裘盛戎就不管用。当初剧团领导是把裘老板送到公安医院,还派了几个人在医院轮流看守。谁想到,他第二天就大闹病房,还天天闹。这样下去,人就跨了,今后还怎么唱戏?”

“后来呢?”我大感兴趣地追问。

“剧团领导担不起这个后果,向文化局汇报。文化局也担不起,汇报到彭真那里。彭真既是北京市委书记,又是中央政法书记。他说:‘他戒毒?他还戒什么毒!’就这么一句话,让他出院回家。”

我又问:“再后来呢?”。

“再后来,由彭真特批,每天定时定量供应。”

云南京剧院的名演员关鹔鹴也抽。到北京开全国人大会议,也是由彭真特批,每天打海洛因。

据我所知;这种“特批”维持到“文革”爆发,彭真倒台。

 1963年,北京京剧院赴香港演出,上头对这次赴港极为重视。演出大获成功,许多台湾人都漂洋过海到香港看演出。剧团归来,我特地去听领队、团长和名演员的汇报座谈会。梁清濂知道后大笑,说我热情过度。随后,她问:“他们汇报的时候,说过自己带回多少行李吗?”

“没说。”

章诒和:我本来就不漂亮

裘盛戎在《赵氏孤儿》中饰魏峰,
1960年

梁清濂说:“他们当然不敢说,也不好意思地说。这几大头牌的行李都用卡车拉回家。裘盛戎回到家里,当着一家老小打开箱子——天哪!美国奶粉,的确凉衬衫,塑料杯,塑料花,一摞一摞的童装,还有成箱的三五牌香港……裘盛戎的六个闺女三个小子,高兴得又跳又叫。裘盛戎手腕上戴着二十一钻、双日历新表。把洋货收拾停当,他打开一盒三五烟,点着后深吸一口,说——一晃十几年没见啦!“

我愣住了。

“章诒和,这情况他们在会上没说吧?”

回家讲给父亲听,父亲大笑,说:“还是资本主义好吧?”
 

渐渐地,我和她的接触更加频繁。我们同住一个寝室,还是上下床,我住上铺,她睡

下铺。后来,我发现梁清濂经常不在寝室过夜。

一天,  身着全新浅灰色西服的她,在我耳边低语:“我结婚了。”

“啊?!”

我又愣住了:“真的?”

“真的。”说这话时,她的脸上绽放着笑容。

“那男人是谁?”

“叫冯夏雄。”

“没听说过。”

“他的爸爸,你一定知道。”

“谁?”

“冯雪峰,也是个大右派。”

婚后的梁清濂干脆就不住集体宿舍了。一天下午,我躺在床上看书。突然有人站在院

子里叫:“章诒和。”

抬头一看,是她!黑色开司米毛衣,白衬衫,西服裤子,精神抖擞,容光焕发,好一个新婚后的幸福女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身边的男人:身材中等,胖瘦适度,五官也端正。梁清濂指了指我,对他说:“这就是我说过的章伯钧女儿。”我想,这个男人想必是冯夏熊了。我翻身下床,走到院子里和他握手,就算相互认识了。 

梁清濂可收拾的东西极为简单,也就是被褥、枕头、毛巾、脸盆、茶缸以及几件换洗衣服。冯夏熊麻利地把她的床上用品和衣服打成一个铺盖卷,把搪瓷盆和镜子等物装进随身带来的网兜,就算完事。两人朝“章伯钧女儿”摆摆手,扬长而去。

在课程里有一个“写作教程”,分量很重。内容就是让我们学着写戏,从写故事,写唱词,写片断,到写一折戏。有一次是老师让大家写一个故事。布置下来以后,我半晌下不了笔,不知该写什么?身边的事没什么可写的,忽然想起前不久安徽桐城老家的远房叔叔,偷偷跑到北京向父亲求救,说村里人都快饿死了,父亲留他在家住上几日。每次吃饭,叔叔端着白生生的大米饭就发愣。他返乡的那天,父亲送给他一些钱和粮票。他手握粮票,老泪纵横,父亲的眼圈也是红红的。这件事,只要把原原本本写下来,就是一个故事。我走进书房跟父亲“请示”,父亲听了,正色道:“这事,你不能写。”

那我写啥?想来想去,就瞎编一个吧!瞎编什么呢?从前不是在香港住过吗?就写一个香港纯情女子因婚姻不幸而自尽的故事吧!为了显得真实可信,我把那香港女子说成是自己的表姐。表姐的恋爱经过许多的曲折,由于长辈的刁难,加之男友的软弱,在一个深夜,她悬梁自尽了。我给自己瞎编的故事取名为“不夜城之夜”。一周后,我的这篇作品用图钉牢牢地钉在黑板上。授课老师发话了:“每个同学都要看!看看是好是坏?看看有什么问题?”一听,就知道自己要倒霉。

心里发慌的我跑回家跟父亲说了。父亲笑道:“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他们批判你,你听着就是,千万不要申辩和反驳。”

同学发言踊跃,一个接一个,我觉得自己不是大学生,是个小右派。班长的发言,让我记了一辈子。他说:“我来自东北农村,从来没见过资产阶级小姐。顶多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里见过文字描述,现在我见到了。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就站在我的面前。”我很想走过去给他一耳光,想到父亲的叮嘱,忍住了。整个下午都在批判我。唯一没有发言的人是梁清濂,而她是中共党员。

一直到毕业,我的每一天都有种明明自己没做错什么也在挨训的感觉。

后来,梁清濂生了个小孩;再后来,她离婚了;有关她的消息,总让你感到意外。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你知道汪曾祺吗?”

“当然知道呀,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的学生。”

于是,汪曾祺成为我俩的话题,经常是她说,我听。从她那里我得知汪曾祺“划右”以后弄到张家口改造,落脚在一个农业研究所。离京城不远,比发配到的北大荒的聂绀弩算幸运多了。头两年参加劳动,主要在果园。后来就是画画,在三合板上用水粉画白菜、大葱。农科所要出版一套马铃薯图谱,任务交给汪曾祺。于是乎他每天到地里掐一把叶子和花,插在玻璃杯里照着画。画多少算多少,毫不费事,难怪他自己说:“我的工作实在实在是舒服透顶。”

1961年,汪曾祺回到北京,摘了右派帽子。当时北京市人事局局长是个戏迷,经过他的批准,把他安插在北京京剧院,任专职编剧,和梁清濂在一个办公室。他积极写剧本,也写了不少。

我问梁清濂说:“汪曾祺的剧本写得怎么样?

“有才,懂戏,就是不大会写戏。”

“什么叫不大会写戏?”我问。

她白了我一眼,说:“就是写出来的戏,没戏。”

“什么叫没戏?”

不知为什么,她气呼呼地说:“你连‘没戏’都不懂,还学写戏!”转身走了。

汪曾祺最成功的剧本要算接受上级指派,几个人共同改编的《芦荡火种》,他排位第一,出力最大。梁清濂告诉我:“虽然属于改编,汪曾祺是卯足了劲在做。那段唱词——‘垒砌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章诒和,我问你;除了他,还有谁能写出这样浅俗又诗意的唱词来?”显然,梁清濂对他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章诒和:我本来就不漂亮

赵燕侠在《芦荡火种》中饰阿庆嫂,1964年

汪曾祺对戏班也很有感情,喜欢它的散淡与自在。这种旧情调也许只有北京京剧院才有,因为是由五大头牌制造出来的,且渗透到日常。我曾在四川省川剧团工作,那是一个由历届川剧学校优秀的毕业生组成,每天早上要开全团大会。不是批评这个,就是数落那个,搞得紧绷绷的。几个老艺人因为历史问题或同性恋问题,而备受折磨。这就与北京京剧院完全不同了。

有一天,梁清濂满怀激情地告诉我,自己写了一个剧本,叫《驿亭谣》,还说剧院正在排练,不久会公演。《驿亭谣》讲述的是一个古代故事:西汉武帝年间,河南大旱,万人绝粮。正在这时,富家子弟向驿丞的女儿贾天香求婚。天香为摆脱纠缠,提出谁能拯救饥民,就与谁成婚。天使官汲黯在天香的嬉笑怒骂下矫诏开仓,放粮救民,这样也就成就了汲黯与天香的姻缘。剧本编排有机趣,文字圆润且蕴涵诗意。当我读到唱词中的“枯木几抹照残阳,赤地千里对碧霄……”等句不知怎地联想到汪曾祺。

这个戏的首演在吉祥戏院,它坐落在王府井,是上座率最好的剧场。显然,北京京剧院是把《驿亭谣》作为重点剧目推出。首演那天,梁清濂给我打来的话,说:“你的戏票,我来不及寄了,咱们剧场门口见!找我或找汪曾琪都可以。”

一听这话,我更明白了:这个戏汪曾祺是帮了忙,他连戏票的事儿都管。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没有看到梁清濂,只见汪曾琪站在剧场门口,手里捏着一些戏票。我赶忙凑到他跟前,自报家门。

他说:“我早就知道你。”说罢,把手里的几张票翻过来看,他递给我那张戏票背后有我的姓名。

进了剧场,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前排,靠边,还算不错。观剧过程中,我没看见梁清濂。汪曾祺坐在很靠后的位置,一副悠闲的样子。《驿亭谣》演出效果很好,后来成为北京京剧院的保留剧目。

几年后,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再后来,因为恶毒攻击江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接着,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也就是说,人家都活在人间,唯独我下了地狱。

“四人帮”倒台,社会形势大变,坐了十年大牢的我获得平反释放。1979年回到北京,全靠父亲的老友、也是老乡的黄镇(时任中央文化部部长)的帮助,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业务荒疏了十余载,我一方面旁听研究生课程,一方面多看戏,尤其是看老戏。

一天,记得是看张君秋的《状元媒》,我在剧场门口见到梁清濂。两人大喊大叫,紧紧抱在一起。没说上几句话,开戏的铃声响了。

梁清濂拍着我的肩膀,说:“请你到我家,咱们要好好聊聊!”

“好!”

虽然同在一座城市居住和工作,几个同学若要见个面也是不易,一约再约,一拖再拖,总算把时间定了下来,地点就在梁清濂的家。约定上午碰头,中午在她家吃一顿,每人带个菜就算“齐活”了,饭后各自散去。

我在电话里告诉梁清濂:“我要做两个菜,一个清蒸鲈鱼,一个香菇油菜。”

她说:“要我给你准备点什么吗?”

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准备。”

我按地址找到她的居所,敲开家门,吓一跳,只见满眼皆白:四面白墙,白色窗帘,桌子铺着白桌布,单人床覆盖着白床罩,一个白色冰箱。如果说这个家还有其他颜色的话,那就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和一幅画了。走近一看,字是汪曾祺写的,画是汪曾祺画的。字的流畅,画的随意,让我觉得凡是与艺术沾边的,他都是手到擒来。

时间已近中午,我开始忙着烧菜。蒸鱼需要姜和葱,厨房里没有,我打开冰箱去找。把冰箱门打开,发现里面没有任何食品或食材,只有十几个长方形物件,每个都用报纸紧紧包裹,整齐地“码”在一起,占据着冰箱里小半个空间。我辨别不出这些“条状物”为何物,便问:“清濂,你在冰箱放的什么玩意儿呀?一条一条的,还都塞满了。”说罢,我伸手拉出一条,要撕开看个究竟。

“别动!那是曾祺抽的烟。”

淡淡一句,有如惊雷。所有人都傻了。

我靠到窗前,望着车辆熙来攘往,有微风吹来,轻抚面庞。我很有些激动,只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的有着超乎常人的契合点,即使难获其身影,但永远都有他的存在。

吃过午饭,一个个酒足饭饱,懒洋洋地靠在沙发或椅子上,有的喝茶,有的抽烟。我发现女主人不在屋子里,便走到厨房去找。果然她在那里——没有洗碗,也没有烧水,而是蹲在簸箕跟前,捡拾我丢弃的油菜叶。天!做耗油二菇,需用汆熟的油菜铺底。因为只用菜心,所以摘得比较狠,大部分叶片都丢进了簸箕。梁清濂看在眼里,一句话不讲,也不批评我浪费,而是在饭后,一片一片地捡起来:是不是今晚她用来做“泡饭”?是不是明天用它炒出一盘“老油菜”?我转身离开,当重新回到朋友当中,所有的兴致消失殆尽。记忆于我,乃是奇怪之物。经过漫漫岁月筛选下来的,多是些鸡毛蒜皮。比如,在梁清濂家中的这顿饭,我怎么也忘不了。

1980年,汪曾祺写了《受戒》。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的爱意,朦胧又甜蜜,显示出一种生命的本色。写完后,竟找不到地方发表。汪曾祺在剧团也只给少数人看了,梁清濂是一个。她看后异常激动——这个读《保尔.柯察金》的人,通过《受戒》才懂得什么是小说。那时写小说的作家不少,有些作品梁清濂看后拿给汪曾祺看。他看后表情淡漠,反问梁清濂:“你觉得很好?”梁清濂立刻感到自己的审美判断力,实在是有问题。

1997年5月16汪曾祺去世。死前想喝口茶,结果一杯龙井没等端到跟前,就走了。他所在的北京京剧院没几个人去八宝山“送行”,梁清濂是少数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事后,她痛心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我想,岂止梨园行功利?也许梨园行还算好的。

 

此后,我俩在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出时,匆匆见过几次,每次也是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分手后,也不怎么惦记对方,我们从年轻通往年老,从活泼通往寂寞,仿佛相处了千年,总觉得日子还长。

也不知过了多久,梁清濂给我打来电话,闲聊几句以后,她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什么事?你又写新戏啦!”

她停顿了一下,这个停顿让我不安。

“不!我得了癌症,还是晚期。”

我大喊:“清濂,你住哪个医院?我要来看看你!”

她说:“你别来!我本来就不漂亮,现在更丑。”说罢,电话挂断。

我知道,在绝症的阴影下,所有的安慰都失去作用。再接到梁清濂的电话,是女儿打来,说:“我妈妈走了。”

她先期抵达终点,在那里等候着我。得知噩耗连续几天,我都无法入睡。进入中年以后,每天都见证着生的欣喜和逝的悲痛,而悲痛越来越多,让人高兴的事越发地少。错误地以为日子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大家可以随时见面和聚会,错了!在离多聚少的日子里,我们向童年告别,向中年告别,向老年告别。

一切似乎都自然而平静,细想起来却是心惊肉跳,因为每分每秒都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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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兹德 回复 悄悄话 也不交代一下这个“本来就不漂亮”的人何时去世,只是淡淡地甩了一句,“也不知过了多久”。
borisg 回复 悄悄话 写得真老道啊。毕竟是有底子的人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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