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杰西卡·卢斯汀
照片：网络
编译：魏玲
日期：2020年3 月24日
来源：微信公众号《微黑板报》
“亲爱的，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我躺在客厅地板上接丈夫蒂姆的电话。我睡客厅已经好几天了。下面铺一个泡沫塑料垫子，那是女儿凯茜去野外露宿时用的，上面盖几条毯子。泡沫塑料垫子上睡着不舒服，可是比起睡在沙发上，或者是睡在一层布包着几个弹簧的沙发床上，要好得多。
“很抱歉把你吵醒了，我想请你帮个忙，” 电话中，他声音微弱，嘶哑，牙齿卡嗒卡嗒地响。他穿着羊毛背心和毛衣，可还是冷得上下牙直打架。他要吃布洛芬，可我忘了把药放在他专用的卫生间里了。我不能把一瓶药都留在那里，要污染的。我把药瓶放在另外一个卫生间里，每天倒几粒出来，放在一个一次性塑料小碗里，然后把小碗送到他房间。他用过的任何餐具要么留在房间里，要么拿到厨房里清洗。洗蒂姆用过的餐具时，为了避免我的手碰到任何地方，我必须和凯茜配合。她打开洗碗机，又拉开一层碗架，然后我把碗放进去。她帮我打开水龙头，然后我用胳膊肘压出一些肥皂清洗液，把手洗干净。
蒂姆正躺在床上。他盖着几层被子，一会儿朝天睡，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一会儿侧着睡，蜷缩着身子；睡衣内裤已经好几天没有换了。他56岁，高个子，体魄健壮，平时经常骑自行车从布鲁克林到牙买加湾，来回5小时的路程。可是，现在一点力气也没有，两腿也站不起来，人感到冷，不想钻出被窝，所以连衣服都不想换。12天前，3月12日，他半夜醒来，打寒颤，身体冷得像掉进了冰窖。第二天传来消息：新冠状病毒已经在美国蔓延开来。那天他感觉好一些，可是过了一天，他又开始打哆嗦、全身酸痛、体温38度。
从那天起，蒂姆一个人住一间屋子。这屋子临街，他抱怨卡车停在路边不熄火，马达轰隆轰隆响；几条街开外的纽约港口很吵。他整天蜷缩在被窝里，只有去卫生间时才钻出来。卧室的门关着，为的是不让猫进去，可是它一定要进去，整夜在门口“喵喵”、“呜呜”地叫。症状加重后，蒂姆去了医生诊所。回来时，他们给他一个小册子《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其中有一条是：“自我隔离，不接触人群以及家里的动物。” 那时候，他体温38.6度，流感测试阴性。因为他有哮喘史，几个月前发作时去过医院急诊室，属于高危人群，所以又让他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测试。那时还不知道检测试剂短缺。
回家后我立刻做了二件事情。问医生，万一蒂姆情况不好，去哪家医院？另外，买布洛芬和泰诺。蒂姆晚上会突然大汗淋漓、全身酸痛。他体温升高时，呻吟不止像是在炼狱里灼烧。这两个药对症，医生建议多备一些，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多少了。我急了，赶紧上网去买。我一个个网站查看，可是每个网站都是：无库存，已脱销，缺货，或者是爆仓。我们生活在一个新闻满天飞的年月：检测、隔离、短缺、疫情越发严重，…。难怪人们恐慌，开始囤货。一个朋友去了附近几家店，送来了几包泰诺。另外一个朋友去了很远的地方，送来了一瓶泰诺。这可是仙丹灵药、救命稻草啊！
三天后，医生打电话来，告知测试结果阳性。蒂姆放下电话，一声不响，开始躺在床上看报纸。他知道纽约州某些地方疫情爆发，感染人数直线上升；他知道感染了病毒的人们去了医院、靠呼吸机维持、然后痛苦地死去；他知道同样的病毒正在进攻他的身体，企图吞噬他的生命。
蒂姆发病时，我们一家三口正坐在一起看电视刷《切尔诺贝利》。该剧讲述的是1986年在乌克兰发生的核事故。看了一会，蒂姆就感到不舒服，回房睡觉去了。我和凯茜继续看，可是看到第三集后就停止了。从此，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从早到晚像磨房的驴忙得团团转：一会儿给他吃东西，一会儿给他量体温，一会儿给他测氧饱和度。他失去了嗅觉，即使是一碗汤、一喋开胃小菜，也必须強忍住噁心把东西咽下去。其间，我一遍又一遍地洗手。我一看到他情况不好，马上给医生发短信；一看到他咳得厉害，赶紧给他按摩腿部。
“你不要呆在这里，” 他说是这么说，可是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会害怕。长夜漫漫，他一会烧得难受、一会冷得发抖、一会大汗淋漓、一会浑身酸痛，“这些像是一发发炮弹，将我击得粉碎，” 他说。
凯茜在网上上课。她的中学和其他纽约市的学校一样，已经在3月13日关门。她和同学们收到了学校发的《学生须知》，内容有上课事宜和老师的讲课摘要。这些电子邮件在学生中疯传，一下子在网络曝红。她们不时还会收到警告：你是在上课，不是在度假。我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辅导员和老师：“我想告诉你们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 信写好了，可是还没有发出去。
我给医生发短信；我给蒂姆的五个兄弟姐妹，我的父母兄弟发短信；我给蒂姆的生意合伙人和员工发短信；我给他的朋友和我的朋友发短信。我发信又回复，一封又一封，每封都贴着“爱你”和“谢谢你”的表情包。他太虚弱了，对铺天盖地来的问候祝福，根本没有力气去回复。“不要对家里人隐瞒我的病情。” 他说。他特意要我把那件灰色的毛衣找出来。他穿上后再也没有脱下来，这是他父亲生前穿过的衣服。
我和凯茜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以比街坊邻居快1.5倍的速度，穿越时空来到了未来。我们生活在一个临时搭起的方舱里，而他们的生活还是一切照旧。他们仍然看着“突发”、“重磅”、紧急通知、简报和网上的爆料，分享着关于季节性忧郁症、在家上课、社交距离和日子过得艰难的帖子。他们的现在只是我们的过去，他们的未来会是我们的现在。凯茜已经不认识他们了：“我出去倒猫屎，看到一群人在街头聊天，想去打个招呼。我走过去时，听到他们在说，‘实际上，这是一个好机会，它把一家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我心里想，风凉话！我不要去见他们，掉转头回家了。”
我和凯茜，还有猫共用另外一个卫生间，里面没有浴缸，不能洗澡。凯茜以前总是睡眼惺忪，不情愿做家务，可现在照顾病人、家务、烧饭、和我轮流值班，成了我的好帮手。她喂猫、倒猫尿屎、叠衣服、为蒂姆做些点心和洗锅碗瓢盆。当我端着蒂姆用过的盘子踏进厨房时，她还和我一起跳双人舞，姿势多样，左转右拐，为的是不让我的手碰到洗碗机门的拉手和其他东西。她说，“妈妈，我觉的我们现在能够平等交流了。” 是的，她说得真对！
我忙着搞清洁卫生：我用清洗液反复擦门把手、灯开关、水龙头、桌面和厨房台面；我用酒精揩手机；我把白天穿过的外套扔进洗衣机，仿佛它是一块抹布；我洗浴巾和毛巾。我们全家共用一个浴缸。当凯茜要洗澡的时候，我得用漂白水把整个卫生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清洗一遍。蒂姆在那里开关水龙头、浴缸里留着他腹泻时的残渣余孽、咳嗽时喷出的飞沫。我把他穿过的衣服、用过的毛巾和踩过的垫子都拿出去，换上一套干净的，又告诉凯茜不要到处乱摸，洗好后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当蒂姆要洗澡的时候，我重新洗一遍。蒂姆生病的第一个星期，为了帮助他恢复疲劳，我放了一缸热水，又加了一些镁盐，让他泡在里面。现在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泡澡也泡不动了。从卧室到厕所，他要靠着墙壁，一步步地挪。他撩些水在脸上，就算是洗过脸了。
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不担心凯茜生病，我可以照顾她，我担心的是万一我病了事情会变得怎么样。为此，我教她做各种事情，告诉她东西放在哪里，如果爸爸住院了你要做什么事，如果妈妈住院了你要做什么事。我担心，一个16岁女孩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吗？她怎么去买东西呢？她一个人行吗？能坚持多久呢？
有一件事情很肯定：我不能把她送到我父母那里去。他们会要她去的，可是他们亲爱的外孙女可能会让他们得病。当他们张开双臂迎接她的时候，她会扑上去，跟着扑上去的还有潜伏在她身上的病毒。不能，绝对不能送到我父母那里去！那么，把她送到哪家去好呢？这家要有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让她一个人住在里面，…。我凌晨四点就醒了，躺在地板上，想着念着，辗转反侧，肾上腺素狂飙。
晚上的时间更难熬。蒂姆浑身烧得慌，恐惧和害怕从四面八方朝他包围过来。他的意识开始浑沌，嘶哑的嗓子咕哝着，想着一些有失体统的事。他说，他把女儿当成了20年前的女朋友，差点喊错名字。我们给医生打了三次电话，说情况不好，是否要去医院。一次我泪崩，大叫：“我害怕呀！” 可是每次我们都决定呆在家里。他呼吸没有问题，只有呼吸困难的时候才有理由去医院。
最难熬的一天晚上，我们和医生视频。她是纽约大学医院的急诊医生，纽约250个流动医生之一。她的工作是和有感冒发烧症状的病人通过手机视频咨询。她告诉我们，这个病历时两三个星期，如果氧饱和度不是很低，呼吸没有困难的话，就呆在家里。晚上，当我走进他房间，看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我心里害怕。我挠他脚底板，看看他有没有反应。这就像凯茜小时候躺在摇篮中，我挠她脚底板一样。
晚上，在他最难受的时候，我站在床边，隔着毯子给他作全身按摩。我哼催眠曲哄他入睡，哼得轻轻地、柔柔地。这是我唯一会唱的一首歌，襁褓中听母亲和奶奶唱的。当母亲唱的时候，歌词是这样的：“忽拉，噜啦，噜啦…，这是爱尔兰人的催眠曲。” 当奶奶唱的时候，歌词是这样的：“忽拉，噜啦，噜啦…，这是苏联人的催眠曲。” 真没有想到，我儿时的催眠曲，40多年后，会唱给病重的丈夫听。
在厨房里，我对凯茜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反乌托邦的世界里，黑暗恐怖。”
“是的，” 她答道。然后又加了一句：“很多人早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了。”
走在大街上，蒂姆戴着上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绐他的口罩，低着头哈着腰，看上去更孱弱了。他1米9的身子紧紧地裹在一层又一层的衣服里：羽绒服，外套、父亲灰色的羊毛衣、多福牌羊绒衫和內衣。他说冷，可是，现在是3月份，一轮太阳正暖暖地照在他身上。
我们戴着一次性的手套。我把手放在蒂姆的臂弯里，两人一起慢慢地朝医生诊所走去。他昨天情况很不好：头晕噁心，没有食欲，喂一口吃一口。咳嗽时，喷些硫酸沙丁胺醇缓解一下，没多久，又开始猛咳。他早上全身大汗淋漓，傍晚蜷缩在床上呻吟。“我咳嗽咳出血来了，” 他轻轻地告诉我。
我们给医生打电话。他说：目前我们对这个病了解不多，治疗方案尚在摸索之中。很多病人一个星期后症状会好一些，可是其他的则急转直下变成重症或危重症。当病毒攻击肺，出现肺炎的时候，病人就危险了。医生开了抗菌素，可是药房还有一小时就要关门了。我给蒂姆的朋友发短信，他说他会去拿药。我请他顺便买些桔子来，蒂姆喝新打的桔子汁和切成小块的桔子块，冰箱里只有一个了。现在这玩艺似乎成了稀罕品。
医生嘱咐，明天一早来拍张X光胸片。诊所离我家三条街，我们慢慢走过去。蒂姆在口罩后面咳个不停。街上的行人比上个星期要少，这还是在库莫州长发布居家令之前。有几个人在跑步。当他们从我们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叫蒂姆抬起头看树上发芽的枝叶，这样，万一他们回过头或者转过身子，他不会和他们面对面。一些人戴着口罩，他们挺直腰板，大步走着。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和我们不一样。
到了诊所，蒂姆一屁股坐了下来，靠着墙壁，闭上了眼睛。一对戴着口罩的夫妻推门走了进来。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坐在那里。一个护士坐在前台。我走过去说：“我丈夫新冠状病毒肺炎检测阳性。” 她看着我，露在口罩上面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护士递给我一个口罩。蒂姆的医生今天在另外一个诊所，所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医生。我们戴着口罩等着。蒂姆还是闭着眼睛。我转身朝窗外望去：街上行人走来走去，像往常一样；马路对面是一家小餐馆，一个男人用手推开门，走了进去。
又来了一个护士。第一个护士轻轻地跟她说了几句，只见这个护士拉上了口罩。
轮到我们了。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来测了一下基本指标。他体温37.2度，血压，脉搏和氧饱和度均正常。我们告诉医生：发烧、出汗、噁心、咳出血来了；还有，今天早上氧饱和度很低。又说，体温正常是因为刚吃了布洛芬和扑热息痛的缘故。
护士出去后，蒂姆靠在椅子上，头垂了下来，又闭上了眼睛。走?里，一个医生在告诉病人，你病得时间太长，现在是去医院的时候了。医院离这里不远，走5条街。
医生进来了。她戴着口罩，又在上面包了一层塑料薄膜。蒂姆换上了一件纸袍子，浑身哆嗦着，跟着她去了X光室。他回来后说：“叫我把两只手举过头顶，可是我连这点力气也没有。” 结果出来了，左肺有肺炎。医生昨晚上开抗菌素是对的。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下他的肺，说，肺还好，没有哮鸣音。她又说，蒂姆呼吸没有问题，不用去医院，“不过，我们要密切观察。”
诊所门口站着两个中年妇女，她们在那里聊天。是应该招招手，叫她们走开？还是应该大声喊，喂，赶快走开、回家去、洗手、不要出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一直等到她们离开，我们才走了出去，开始了三条街的长征。路旁，木兰含苞怒放，连翘满枝金黄。我指给蒂姆看，他完全沒有心思，直说冷。他好久没有理发刮胡子了，鬓角的头发，下巴颏的胡子全白了。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不知道蒂姆是病人。我们今后还会步行经过这里去看医生。事先预言，提前警告：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将会是戴着口罩的蒂姆和搀扶着他的我。而他们，也许运气好，不用去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