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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尽头捕鲸鱼 (上)

(2020-03-08 07:38:36) 下一个

作者: 沙基·克南褔

照片:科锐•阿纳徳,网络

编译:魏玲

来源:微信公众号《微黑板报》

 

 

位于北极圈内,阿拉斯加的西北部,有一个叫基瓦利纳的村庄。它坐落在永久冻土地带,被两片水域包围着,一边是泻湖,另一边是楚科奇海。它是地球的最后一片疆土,世界的尽头,没有直通的公路,下了车后,要再乘半天的雪地机动车。它一年之中半年极昼,半年极夜,冬天奇冷,夏季特短。整个冬天,村里人只得蜗居,任凭凛冽的狂风撕裂着房子。一开春,长夜过去,曙光破晓,村里人便迫不及待地走了出去。他们站在雪地里,朝大海眺望,希望今年是一个好年。

好年,一个捕鲸鱼的好年!

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有捕鲸的传统。有些村庄每年都能捕到鲸鱼,可是基瓦利纳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因为它不在鲸鱼北上迁徙的路线上。以前每隔三四年还能逮到一条,可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去年三月份,当鲸鱼开始北上迁徒的时候,我来到了基瓦利纳,淮备和村里人一起去捕鲸。基瓦利纳捕到鲸鱼的最后一次记录是在32年前。从那之后,32年一无所获,32年扫兴而归,可是村民们并没有死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金钱,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捕捉鲸鱼?为什么明知无望可还要前行?我问雷平,他的回答简洁明了:“我们就是这种人。”

雷平是村里9个捕鲸队长之一,今年42岁。他颧骨上有一块紫红色的冻疮,体魄健壮,冬天出门铲雪劈柴锻炼造成的。他下巴尖尖的,向上翘,虽然牙齿掉了几颗,但这个长相让他看上去很英俊。在爱斯基摩村庄里,捕鲸队长是个重要人物,就像是德州小镇上足球教练一样,可是雷平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他从不吹嘘自己,说话也不多,问一句,答一句。去之前我从纽约打电话给他,紧张兮兮地问:穿什么样的靴子?带几套衣服?他一句话:“带些保暖的衣服就可以了。”

外来户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会感到自己来到了电影《疯狂的麦克斯 》描述的人类社会:没有政府,百姓必须自己自谋生计,惟一不同的是这里有雪上机动车。村里有468个居民。大多数的房子里没有厕所,一家人在一个桶里拉屎撒尿。没有自来水,所以雷平得开着雪上机动车,一星期去镇上两次,把两个55加仑的水箱灌满。村里人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手机,电视机之类的,可是没有饭店、咖啡店、图书馆、健身房和警察。房子紧连在一起,就像上世纪初纽约市东部的贫民窟一样。小卖部里一箱箱的可口可乐,堆的和天花板接壤,可方园几百英里却没有一个家庭医生和牙医。

没有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公路。进出村庄,需要开雪上机动车或者适合所有地形的车辆,也可以乘船或者是9人坐、能在短跑道上升降起落的小飞机。最近的村庄是东面50英里开外的诺太克。年轻人开着雪上机动车,翻山越岭,跨过永久冻土地带,去那里参加蓝球比赛。村庄为捕鲸而建,当年这里是据点。每年春天,猎人们从这里出海,季节过后,这片土地杳无人烟。

20世纪初期,《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来基瓦利纳造了学校。他们规定孩子必须到学校上课学英语,不去的话,家长要进监狱。爱斯基摩人是遊牧民族,世世代代流浪,为了孩子,现在只得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学校里小孩必须说英语,说爱斯基摩因纽特语言会遭到惩罚,甚至体罚。如今这些小孩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家只能用英语和自己孩子交流,所以因纽特语渐渐失传了。可是有一句因纽特语话大家还会说:“太明克”,这是失去或者是已经失去的意思。是啊,基瓦利纳村民巳经失去太多东西了,大的小的:船、手套,还有语言,…。

很快,基瓦利纳人要失去家园了。近10年来,由于气候转暖,海平面上升,海水常常卷起大浪狂扑基瓦利纳海滩,退下去时带走了一大片泥土。海滩正在消失,村庄面积不断缩减。拫据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估计,到2025年,这里将被海水吞噬。村里人想搬家,可是搬家费高达4亿美元,没有哪级政府愿意付这笔钱。

村民们认为,拯救基瓦利纳村,拯救世界,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村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了一个单词,“因纽特加里加哇克”,小精灵。这是传说中一个部落的英雄,勇敢善战。他们隐蔽在阿拉斯加的灌木丛中,手上拿着弓和箭。他们的身体没有受过地下石油的污染,没有喝过可乐,也没有看过真人秀。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老人们说,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耶穌会降临,这些小精灵也会现身。现在他们开始露脸了,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

无论谁降临,谁现身,基瓦利纳村民已经在思想上精神上武装起来了。爱斯基摩文化倡导相互配合、时刻保持警惕和随机应变,这些价值观让爱斯基摩人在地球最严酷的环境里生存了下来。有一个关于爱斯基摩人能够随机应变的传说。暴风雪中一个猎人无法走回家了。于是他用驯鹿皮、鱼和水做了一个雪橇,另用一条鱼趁湿的时候在冰上来回滚动,做成了一根光滑且冻得结结实实的鱼棒,他用这根鱼棒划着雪橇回到了家里。雷平怀念以前的日子。有一天晩上他对我说:“还是以前的生活好,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代生活提供的便利。”电视机开着,他的三个孩子却挤在一起看手机。他摇摇头,说:“他们在我手机上看电影,现在我不能用手机了。”

捕鲸季节是阳春三月。这时北极海水开始解冻,原本连成一体的冰裂了开来,形成了一道道冰缝。阳光从冰缝中直直地钻了进去,呼唤着海洋生物们出来透透气。时机已到,猎手们把雪撬和船固定在雪地机动车上,然后朝冰缝开去。他们在旁边搭起帆布帐篷,然后守冰待鲸。船已经发动,枪已经弹上膛,一旦鲸鱼露面,他们立即行动。不过这一等,有时是几天,有时是几个星期。

捕鲸可不是闹着玩的,非常危险。冰层有厚有薄,一不小心,会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鱼枪会塞住,子弹会在你脸上爆炸;会碰到海象、鲸鱼、北极熊。一个小孩给我讲了他和叔叔抓海象的事情。箭头飞出去后,击中了要害,可是这时船突然熄火了。他们躲在盾牌的后面,惊恐万分地看着受了伤的海象呲着獠牙,嚎叫着,冲过来把盾牌撞了一个洞。他们退到船尾,想方设法启动船。终于,“呼隆”一声,船启动了。他们加大马力逃走了,把弓箭和盾牌留在了万倾碧波上。

捕鲸队长的责任之一是保护队员。这要求他深谙古代爱斯基摩人的求生之道。雷平5岁开始就跟着父亲捕鲸。他父亲是队长。5年前他接替了父亲的位置。为了胜任这个工作,他要学很多东西。他要知道,冰有7种,它们受不同的风向和海流的影响;当困在海上时,让星星指路,永远朝东走;碰上一个正在睡觉的海象,要大声说话,咬耳朵说悄悄话反而会把它惊醒;在作决定时,如何分析利弊、权衡取舍。

队长最难做的决定是,是否在海上继续待下去?何时离开?过去20多年,北极冰雪融化的越来越早,使捕鲸季节从两个月缩短到几个星期。去年雷平的捕鲸队差点回不来了。出海没有多久,冰就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一大塊浮冰和大陆分了开来。如果晚走一步,他们就会随着浮冰一直飘到西伯利亚。

今年的气候一开始似乎对雷平有利。3月初我打电话时,他说,村外很近的海上,冰已经裂开了。在他的记忆里,冰从来没有这么早就裂了开来。他提高了嗓门儿,语气里满是兴奋:有人已经从飞机上看到了鲸鱼。捕鲸队只需要收拾一下东西,就可以出发了。

我打算3月下旬去,在那里待上近一个月。我想当然,一去就会和捕鲸队出海,然后一直在冰上等着捕鲸鱼,这可是32年来第一条鲸鱼啊!可是我想错了。我很快知道,在基瓦利纳,计划今后要发生的事情,毫无意义,甚至有点傻,因为就像雷平说的:“总有什么事会发生。”

我去之前就知道捕鲸延期了。雷平告诉我,村里有人死了,要等到葬礼后再出海。他不仅是村里的捕鲸队长,而且还是村里的掘墓人。

5天后我和村里人一起去教堂送葬。棺材盖是打开的,一个年轻人躺在里面。亲朋好友们轮流上台发言。他们回忆起死者喜欢传统爱斯基摩舞蹈,赞扬着他替人着想的性格。可是没有人提起他是怎么死的,直到他的一个叔叔开口说话。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大家,坦白道:有一次他也想自杀。“为了什么呢?” 他叫喊着,嘶哑的声音在教会内来回震荡。大家鸦雀无声,等着静听下文。他再开口时,只说了一句:“你必须活下去。”

爱斯基摩人要捕的鲸鱼是弓头鲸。每年春天,弓头鲸都会北上迁移。它一路摇着尾巴,凌空而起,又重重地落下。住在这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经历了冬天几个月的沉闷,人们一看到它,就感到生命又回来了。鲸鱼捕到后,全村人一起出动,先把它拖到岸边的冰上,然后动手屠宰。鲸鱼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吃。肉、皮和鲸脂,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煎着吃。全村人大摆宴席,连吃三天三夜。吃不完的,按照年龄分给村里的每一个人。一条鱼可让全村人吃几个月。鲸鱼头则回归大海,象征着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在爱斯基摩人的传说中,鲸鱼比人智商更胜一筹,精神也更崇高。看一张鲸鱼的照片吧,你会觉得所传之说真实可信。照片里的鲸鱼蹙额皱眉,一副深思熟虑的表情,可是小眼睛里却透露着一丝悲哀,由此可见,它七情六欲皆有,不是吗?鲸鱼长寿。不久前,,生物学家在一条死弓头鲸的身体里发现了鱼叉碎片。经考证,这鱼叉是19世纪在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市制做的。由此他们推测这条鲸鱼有200岁。换句话说,现在在阿拉斯加游戈的鲸鱼们,也许200年前,在赫尔曼•麦尔维尔写《白鲸》的时候,就已经出生了。为了保护鲸鱼,国际法规定,爱斯基摩人每年只能捕捉一定数量的鲸鱼。

葬礼后的第三天,牧师亚当为捕鲸队举办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出征仪式。雷平和其他捕鲸队的队长们拽着鱼叉和标枪来到了教堂。亚当的眼睛在教堂里扫视了一下,很多座位都是空的,人来的不多。他开口道:“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去捕鲸?’ ” 上帝给了捕鲸队选择。如果大家整年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倒也饿不着。他们可以用现金或者粮食券,去村里的小店,买一堆日本拉面或者是冰冻的墨西哥捲餠过日子。可是这样的生活不能让村里人团结一心,不能给村里人在这里继续挣扎生活下去的理由,也不能给村里人带来喜悦和自豪。 “要拼搏,要奋斗!” 亚当高呼着,他的声音在教堂里久久地回荡。

在雷平父亲那个年代,最成功的捕鲸队长是渥伦•恩科克斯。在我等着出海的时候,人们告诉了我很多有关他的故事。他当过邮递员,驾看狗拉雪橇送信。1973年他参加了第一届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从安克雷奇到诺姆,整个赛程一千多英里。我去他家拜访。我想像我会见到一个爱斯基摩的亚哈船长,威武,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可进了门后,我见到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得了肺炎,正蜷缩在堆满东西的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没等我问,他先讲起了狗橇队里领头的狗:“厉害,聪明,” 他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在暴风雪中,它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 他有8个孩子,我问其中的一个儿子:狗最后到哪里去了?儿子脸上露出了一个悲伤的微笑, “我杀了它们。” 那是70年代后期,父亲在北面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份建筑工人的工作,随即把家搬了过去。没有人照顾狗群,所以父亲要求儿子执行任务。“狗知道,它们看着我,然后倒下了。”

后来,做生意的人把雪上机动车引入了阿拉斯加。这种车子跑得比狗快三、四倍,大大缩短了猎人在冰上的时间。它还有其他优点:不会像狗那样为了抢食品打架,不需要训练,也不需要喂鳟鱼。它也有缺点:有油才能跑,也就是说有钱才能跑,在基瓦利纳,鳟鱼好找,钱却难赚;还有,经常出故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雪上机动车就象西方文明:人们可以仰仗它,但不能依赖它。

葬礼后的第二天,我知道雷平的雪上机动车又出了故障。那天早上,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厨房里喝咖啡,雷平回来了。有人说离镇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北极熊,他一大早就打猎去了。可是熊没抓到,车子发动机却出了问题,拖不动船了。没有车我们怎么去捕鲸呢?他耸了耸肩:“事情总是要一件件地解决。” 他拿了一块纳貝斯克饼干,撕了些鹿肉放在上面,又涂了一些蛋黄酱,然后靠在椅子上吃了起来。他看上去淡定沉稳,胸有成竹。

已经好几件事情发生了,我开始担心他会错过捕鲸季节。于是我问:车子能修吗?能不能去借一辆车?对每一个问题,他都有回答。每一个回答都是“no”,而每一个“no”后面都是一大通解释。他被我问烦了,最后说,有一个办法,花800元去买一个新的。我寻思,他有钱买吗?

村里人在两个地方赚钱:村里的小店或者是北面50英里开外的锌矿。雷平两个地方都干。小店人手不够的时候,要他去帮忙,付他的钱很少,可是足够让他证明收入低可以吃救济;锌矿付的钱多一些,可是只有在夏天,当开出来的矿要运出去的几个月才有活。像阿拉斯加西北地区的人一样,雷平和妻子每年从一个叫《娜娜》的机构收到一张支票。阿拉斯加有13个负责经济发展的机构,《娜娜》是其中之一。阿拉斯加州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阿拉斯加土著人权利法》。法律规定当地居民放弃土地所有权,作为交换,政府会每年给他们一些补贴。在正常情况下,雷平会拿到1千美元。可是近几年来,《娜娜》资金周转困难,所以这补贴也变得时有时无。

捕鲸要化很多钱。雷平的捕鲸队去年光是食品和燃料就化了1万元。这些钱多数是捕鲸队员们自己出资的,不够就由雷平和他的亲戚朋友们补上。今年雷平手头紧,连给3岁女儿买尿布的钱都没有。有一天,我听到雷平的妻子在轻轻地告诉丈夫,没有钱给女儿买生日蛋糕。雷平笑笑:“那就用雪做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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