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沙基·克南褔
照片：科锐•阿纳徳，网络
编译：魏玲
来源：微信公众号《微黑板报》
位于北极圈内，阿拉斯加的西北部，有一个叫基瓦利纳的村庄。它坐落在永久冻土地带，被两片水域包围着，一边是泻湖，另一边是楚科奇海。它是地球的最后一片疆土，世界的尽头，没有直通的公路，下了车后，要再乘半天的雪地机动车。它一年之中半年极昼，半年极夜，冬天奇冷，夏季特短。整个冬天，村里人只得蜗居，任凭凛冽的狂风撕裂着房子。一开春，长夜过去，曙光破晓，村里人便迫不及待地走了出去。他们站在雪地里，朝大海眺望，希望今年是一个好年。
好年，一个捕鲸鱼的好年！
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有捕鲸的传统。有些村庄每年都能捕到鲸鱼，可是基瓦利纳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因为它不在鲸鱼北上迁徙的路线上。以前每隔三四年还能逮到一条，可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去年三月份，当鲸鱼开始北上迁徒的时候，我来到了基瓦利纳，淮备和村里人一起去捕鲸。基瓦利纳捕到鲸鱼的最后一次记录是在32年前。从那之后，32年一无所获，32年扫兴而归，可是村民们并没有死心。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金钱，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捕捉鲸鱼？为什么明知无望可还要前行？我问雷平，他的回答简洁明了：“我们就是这种人。”
雷平是村里9个捕鲸队长之一，今年42岁。他颧骨上有一块紫红色的冻疮，体魄健壮，冬天出门铲雪劈柴锻炼造成的。他下巴尖尖的，向上翘，虽然牙齿掉了几颗，但这个长相让他看上去很英俊。在爱斯基摩村庄里，捕鲸队长是个重要人物，就像是德州小镇上足球教练一样，可是雷平没有太把自己当回事。他从不吹嘘自己，说话也不多，问一句，答一句。去之前我从纽约打电话给他，紧张兮兮地问：穿什么样的靴子？带几套衣服？他一句话：“带些保暖的衣服就可以了。”
外来户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会感到自己来到了电影《疯狂的麦克斯 》描述的人类社会：没有政府，百姓必须自己自谋生计，惟一不同的是这里有雪上机动车。村里有468个居民。大多数的房子里没有厕所，一家人在一个桶里拉屎撒尿。没有自来水，所以雷平得开着雪上机动车，一星期去镇上两次，把两个55加仑的水箱灌满。村里人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手机，电视机之类的，可是没有饭店、咖啡店、图书馆、健身房和警察。房子紧连在一起，就像上世纪初纽约市东部的贫民窟一样。小卖部里一箱箱的可口可乐，堆的和天花板接壤，可方园几百英里却没有一个家庭医生和牙医。
没有一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公路。进出村庄，需要开雪上机动车或者适合所有地形的车辆，也可以乘船或者是9人坐、能在短跑道上升降起落的小飞机。最近的村庄是东面50英里开外的诺太克。年轻人开着雪上机动车，翻山越岭，跨过永久冻土地带，去那里参加蓝球比赛。村庄为捕鲸而建，当年这里是据点。每年春天，猎人们从这里出海，季节过后，这片土地杳无人烟。
20世纪初期，《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来基瓦利纳造了学校。他们规定孩子必须到学校上课学英语，不去的话，家长要进监狱。爱斯基摩人是遊牧民族，世世代代流浪，为了孩子，现在只得在这里定居下来。在学校里小孩必须说英语，说爱斯基摩因纽特语言会遭到惩罚，甚至体罚。如今这些小孩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在家只能用英语和自己孩子交流，所以因纽特语渐渐失传了。可是有一句因纽特语话大家还会说：“太明克”，这是失去或者是已经失去的意思。是啊，基瓦利纳村民巳经失去太多东西了，大的小的：船、手套，还有语言，…。
很快，基瓦利纳人要失去家园了。近10年来，由于气候转暖，海平面上升，海水常常卷起大浪狂扑基瓦利纳海滩，退下去时带走了一大片泥土。海滩正在消失，村庄面积不断缩减。拫据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估计，到2025年，这里将被海水吞噬。村里人想搬家，可是搬家费高达4亿美元，没有哪级政府愿意付这笔钱。
村民们认为，拯救基瓦利纳村，拯救世界，已经为时太晚了。在村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听到了一个单词，“因纽特加里加哇克”，小精灵。这是传说中一个部落的英雄，勇敢善战。他们隐蔽在阿拉斯加的灌木丛中，手上拿着弓和箭。他们的身体没有受过地下石油的污染，没有喝过可乐，也没有看过真人秀。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老人们说，当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耶穌会降临，这些小精灵也会现身。现在他们开始露脸了，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
无论谁降临，谁现身，基瓦利纳村民已经在思想上精神上武装起来了。爱斯基摩文化倡导相互配合、时刻保持警惕和随机应变，这些价值观让爱斯基摩人在地球最严酷的环境里生存了下来。有一个关于爱斯基摩人能够随机应变的传说。暴风雪中一个猎人无法走回家了。于是他用驯鹿皮、鱼和水做了一个雪橇，另用一条鱼趁湿的时候在冰上来回滚动，做成了一根光滑且冻得结结实实的鱼棒，他用这根鱼棒划着雪橇回到了家里。雷平怀念以前的日子。有一天晩上他对我说：“还是以前的生活好，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现代生活提供的便利。”电视机开着，他的三个孩子却挤在一起看手机。他摇摇头，说：“他们在我手机上看电影，现在我不能用手机了。”
捕鲸季节是阳春三月。这时北极海水开始解冻，原本连成一体的冰裂了开来，形成了一道道冰缝。阳光从冰缝中直直地钻了进去，呼唤着海洋生物们出来透透气。时机已到，猎手们把雪撬和船固定在雪地机动车上，然后朝冰缝开去。他们在旁边搭起帆布帐篷，然后守冰待鲸。船已经发动，枪已经弹上膛，一旦鲸鱼露面，他们立即行动。不过这一等，有时是几天，有时是几个星期。
捕鲸可不是闹着玩的，非常危险。冰层有厚有薄，一不小心，会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鱼枪会塞住，子弹会在你脸上爆炸；会碰到海象、鲸鱼、北极熊。一个小孩给我讲了他和叔叔抓海象的事情。箭头飞出去后，击中了要害，可是这时船突然熄火了。他们躲在盾牌的后面，惊恐万分地看着受了伤的海象呲着獠牙，嚎叫着，冲过来把盾牌撞了一个洞。他们退到船尾，想方设法启动船。终于，“呼隆”一声，船启动了。他们加大马力逃走了，把弓箭和盾牌留在了万倾碧波上。
捕鲸队长的责任之一是保护队员。这要求他深谙古代爱斯基摩人的求生之道。雷平5岁开始就跟着父亲捕鲸。他父亲是队长。5年前他接替了父亲的位置。为了胜任这个工作，他要学很多东西。他要知道，冰有7种，它们受不同的风向和海流的影响；当困在海上时，让星星指路，永远朝东走；碰上一个正在睡觉的海象，要大声说话，咬耳朵说悄悄话反而会把它惊醒；在作决定时，如何分析利弊、权衡取舍。
队长最难做的决定是，是否在海上继续待下去？何时离开？过去20多年，北极冰雪融化的越来越早，使捕鲸季节从两个月缩短到几个星期。去年雷平的捕鲸队差点回不来了。出海没有多久，冰就被撕开了一道道口子，一大塊浮冰和大陆分了开来。如果晚走一步，他们就会随着浮冰一直飘到西伯利亚。
今年的气候一开始似乎对雷平有利。3月初我打电话时，他说，村外很近的海上，冰已经裂开了。在他的记忆里，冰从来没有这么早就裂了开来。他提高了嗓门儿，语气里满是兴奋：有人已经从飞机上看到了鲸鱼。捕鲸队只需要收拾一下东西，就可以出发了。
我打算3月下旬去，在那里待上近一个月。我想当然，一去就会和捕鲸队出海，然后一直在冰上等着捕鲸鱼，这可是32年来第一条鲸鱼啊！可是我想错了。我很快知道，在基瓦利纳，计划今后要发生的事情，毫无意义，甚至有点傻，因为就像雷平说的：“总有什么事会发生。”
我去之前就知道捕鲸延期了。雷平告诉我，村里有人死了，要等到葬礼后再出海。他不仅是村里的捕鲸队长，而且还是村里的掘墓人。
5天后我和村里人一起去教堂送葬。棺材盖是打开的，一个年轻人躺在里面。亲朋好友们轮流上台发言。他们回忆起死者喜欢传统爱斯基摩舞蹈，赞扬着他替人着想的性格。可是没有人提起他是怎么死的，直到他的一个叔叔开口说话。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大家，坦白道：有一次他也想自杀。“为了什么呢？” 他叫喊着，嘶哑的声音在教会内来回震荡。大家鸦雀无声，等着静听下文。他再开口时，只说了一句：“你必须活下去。”
爱斯基摩人要捕的鲸鱼是弓头鲸。每年春天，弓头鲸都会北上迁移。它一路摇着尾巴，凌空而起，又重重地落下。住在这地球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又经历了冬天几个月的沉闷，人们一看到它，就感到生命又回来了。鲸鱼捕到后，全村人一起出动，先把它拖到岸边的冰上，然后动手屠宰。鲸鱼身上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吃。肉、皮和鲸脂，煮着吃、蒸着吃、烤着吃、煎着吃。全村人大摆宴席，连吃三天三夜。吃不完的，按照年龄分给村里的每一个人。一条鱼可让全村人吃几个月。鲸鱼头则回归大海，象征着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在爱斯基摩人的传说中，鲸鱼比人智商更胜一筹，精神也更崇高。看一张鲸鱼的照片吧，你会觉得所传之说真实可信。照片里的鲸鱼蹙额皱眉，一副深思熟虑的表情，可是小眼睛里却透露着一丝悲哀，由此可见，它七情六欲皆有，不是吗？鲸鱼长寿。不久前，，生物学家在一条死弓头鲸的身体里发现了鱼叉碎片。经考证，这鱼叉是19世纪在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市制做的。由此他们推测这条鲸鱼有200岁。换句话说，现在在阿拉斯加游戈的鲸鱼们，也许200年前，在赫尔曼•麦尔维尔写《白鲸》的时候，就已经出生了。为了保护鲸鱼，国际法规定，爱斯基摩人每年只能捕捉一定数量的鲸鱼。
葬礼后的第三天，牧师亚当为捕鲸队举办了一场简单而隆重的出征仪式。雷平和其他捕鲸队的队长们拽着鱼叉和标枪来到了教堂。亚当的眼睛在教堂里扫视了一下，很多座位都是空的，人来的不多。他开口道：“很多人问：‘为什么要去捕鲸？’ ” 上帝给了捕鲸队选择。如果大家整年呆在家里，无所事事，倒也饿不着。他们可以用现金或者粮食券，去村里的小店，买一堆日本拉面或者是冰冻的墨西哥捲餠过日子。可是这样的生活不能让村里人团结一心，不能给村里人在这里继续挣扎生活下去的理由，也不能给村里人带来喜悦和自豪。 “要拼搏，要奋斗！” 亚当高呼着，他的声音在教堂里久久地回荡。
在雷平父亲那个年代，最成功的捕鲸队长是渥伦•恩科克斯。在我等着出海的时候，人们告诉了我很多有关他的故事。他当过邮递员，驾看狗拉雪橇送信。1973年他参加了第一届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从安克雷奇到诺姆，整个赛程一千多英里。我去他家拜访。我想像我会见到一个爱斯基摩的亚哈船长，威武，眼睛里燃烧着火焰。可进了门后，我见到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得了肺炎，正蜷缩在堆满东西的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没等我问，他先讲起了狗橇队里领头的狗：“厉害，聪明，” 他喘了一口气，接着说，“在暴风雪中，它自己找到了回家的路。” 他有8个孩子，我问其中的一个儿子：狗最后到哪里去了？儿子脸上露出了一个悲伤的微笑, “我杀了它们。” 那是70年代后期，父亲在北面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份建筑工人的工作，随即把家搬了过去。没有人照顾狗群，所以父亲要求儿子执行任务。“狗知道，它们看着我，然后倒下了。”
后来，做生意的人把雪上机动车引入了阿拉斯加。这种车子跑得比狗快三、四倍，大大缩短了猎人在冰上的时间。它还有其他优点：不会像狗那样为了抢食品打架，不需要训练，也不需要喂鳟鱼。它也有缺点：有油才能跑，也就是说有钱才能跑，在基瓦利纳，鳟鱼好找，钱却难赚；还有，经常出故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雪上机动车就象西方文明：人们可以仰仗它，但不能依赖它。
葬礼后的第二天，我知道雷平的雪上机动车又出了故障。那天早上，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厨房里喝咖啡，雷平回来了。有人说离镇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北极熊，他一大早就打猎去了。可是熊没抓到，车子发动机却出了问题，拖不动船了。没有车我们怎么去捕鲸呢？他耸了耸肩：“事情总是要一件件地解决。” 他拿了一块纳貝斯克饼干，撕了些鹿肉放在上面，又涂了一些蛋黄酱，然后靠在椅子上吃了起来。他看上去淡定沉稳，胸有成竹。
已经好几件事情发生了，我开始担心他会错过捕鲸季节。于是我问：车子能修吗？能不能去借一辆车？对每一个问题，他都有回答。每一个回答都是“no”，而每一个“no”后面都是一大通解释。他被我问烦了，最后说，有一个办法，花800元去买一个新的。我寻思，他有钱买吗？
村里人在两个地方赚钱：村里的小店或者是北面50英里开外的锌矿。雷平两个地方都干。小店人手不够的时候，要他去帮忙，付他的钱很少，可是足够让他证明收入低可以吃救济；锌矿付的钱多一些，可是只有在夏天，当开出来的矿要运出去的几个月才有活。像阿拉斯加西北地区的人一样，雷平和妻子每年从一个叫《娜娜》的机构收到一张支票。阿拉斯加有13个负责经济发展的机构，《娜娜》是其中之一。阿拉斯加州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矿产。1971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阿拉斯加土著人权利法》。法律规定当地居民放弃土地所有权，作为交换，政府会每年给他们一些补贴。在正常情况下，雷平会拿到1千美元。可是近几年来，《娜娜》资金周转困难，所以这补贴也变得时有时无。
捕鲸要化很多钱。雷平的捕鲸队去年光是食品和燃料就化了1万元。这些钱多数是捕鲸队员们自己出资的，不够就由雷平和他的亲戚朋友们补上。今年雷平手头紧，连给3岁女儿买尿布的钱都没有。有一天，我听到雷平的妻子在轻轻地告诉丈夫，没有钱给女儿买生日蛋糕。雷平笑笑：“那就用雪做一个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