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强•赖朗
摄影：阿杜•贝尔，尼克•朋洁努
日期：2017年12月
从2015年起，我开始追踪报道六个住在纽约老人的生活。他们都在85岁以上，这个年龄段是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之一。我写了一系列关于他们的文章。开始几篇讲的是老人的担心忧虑、以及岁数大了后生活的种种不便，比如说，在厨房里摔了一跤，腿痛一直都没有好，白天黑夜24小时都没有人说话，钱不够用，生病卧床不起，能走动的地方越来越少，等等等等。他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人至今还在挣扎着。
后面几篇说的故事就不一样了。这几个老人都在做一些力所能及、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并没有抱怨自己身体不好，今不如昔，就像是黄萍说的那样：
“我不去想不好的事情，老年人发牢骚，不好。”
从他们的故事中，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老去，而这些老人积极乐观的故事也给年轻人上了一堂课。
据调查，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比青少年高。这六个老人也是如此。他们都受过挫折，可是又都能东山再起；他们都有失去亲人的经历，可是又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了；他们没有人说不喜欢以前的工作，也不羡慕人家的东西，从不唠叨地铁里看到的事情，也不会为了将来可能发生的某一件事情一晚上睡不着觉。
专家称这种现象为老人的自相矛盾：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身体逐渐衰老，思维直线下降，可是他们并没有整天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相反他们感觉比以前好。在记忆力测试中，他们回想起正面的东西比负面的多；在核磁共振检查时，对那些看了会引起紧张的图片，他们的反应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强烈。
索润生老先生话多，他把快乐带给了每一个和他对话的人，其中包括那些不想活下去的人。莫丝老太太和黄萍老太太各有所爱：前者喜欢女儿和查谟老先生，后者喜欢麻将。卫里格老太太，琼斯老先生和米加斯老先生没有把精力放在那些力不从心的事情，相反他们做些力所能及，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都说“一生中年轻的时候最好，这以后一切都走下坡路了，” 可是在这三年的釆访中，我的所见到所闻是对这句话最有力的反驳。老人们的肌肉萎缩了，视力下降了，朋友和伴侣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可是他们照样过日子。他们的心态让很多25岁的年轻人都感到自叹不如。
琼斯住在布鲁克林的《皇冠山顶》公寓。大楼里面杂乱不堪，没有电梯。那楼梯很陡，老先生几乎上不去。有一天我去采访，他告诉我：
“人生就像是切萨皮克湾大桥隧道。海湾太宽了，建座桥，再造条隧道。你一会在桥上走，一会在隧道里走，上上下下，最终你总是能到达彼岸。人的一生很长，一会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会是狂风暴雨、大灾三年。不过总的来说还是好日子多。”
这六个老人都过着上上下下、时好时坏的日子。他们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如果你想快乐，向老人们学习，学会像他们那样思考问题。
这些老人是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所以我为他们写了一本书。
琼斯在2016年4月因心肌梗塞去世，那年他89岁。
索润生两个月后也去世了。临终前几天他拒绝进食；最后一天他听着最喜爱的歌剧，对病房里的每一个人说谢谢，然后闭上了眼睛。
对其余的老人来说，2017年只不过是又一年岁月的延续，四季的更替。
莫丝老太太
她发明了一个新单词，一个听上去像摩托车声音一样的词。十二月初我去采访她时，她用这个词和我打招呼：
“呼轰轰，呼轰轰。”
她的手有点抖，对话时眼睛闭上一会再睁开一下，没有像以前那样充满活力，可是精神依然矍铄。
“我长寿的原因是因为我充满了活力。我要做贝基姑娘，她是快乐迷人的，所以我不可以活成老态龙钟的样子。”
她为发明了这个新单词而感到高兴。
她穿着儿子买给她的旅游鞋，戴着情人送给她的铜和珐琅相间的耳环。她没有戴新配的助听器，她本来就不喜欢戴助听器，而且这付新的质量不好，其中一个有裂缝。
她说，除上述之外，93岁和92岁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的我现在的生活要比年轻的时候快乐。我现在买东西不看价格，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年轻的时候，如果太贵我就不买了。”
“当然，生活快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查谟先生，我爱他。” 她和查谟谈了8年的恋爱。
今年莫丝老太太有两个变化：环境的变动和内心的感受。
她和查谟住在位于布鲁克林的“希伯来之家”老人公寓。两人在同一层楼，可各有各的房间。他们白天一起吃饭，晚上一起看电视。棒球比赛季节，他们一起白天暗夜地看，从不漏掉一场。
今年房子装修，两人搬到不同的楼层，这意味着从此要在自己楼层的餐厅里吃饭。另外，上楼下楼还要七弯八拐的走一段路。她靠着助步车走路，而他坐轮椅，约会很不方便。
“我吃了早饭了就上楼去看他。那些在他身边的女孩子们都喜欢我，” 她指的是他的护理人员。“当他需要穿衣服的时候，我就去叫人。”
“每天晚上，当我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从楼上下来了。他坐在轮椅上，我躺在床上。八点三刻，他准时离开。”
她提到两人爱情生活里的一个变化。
“他知道怎样接吻了，他的吻可是比以前好多了，哈哈！”
她的女儿知道母亲在谈恋爱：“我也是左右为难。她老了，人也越来越虚弱无力，可是她还活着。我不想去阻拦她，随她去吧。如果这爱没有了，她的生命也就中止了。”
问她，新的一年要来了，有什么期待吗？
“又一个好年头。”
黄萍老太太
年初，她搬到了新泽西南部离女儿家很近的老年公寓。周围都是不熟悉的面孔，她需要适应新的环境。身体和脑子也逐渐老化。她摔了一跤后，走不了路只能坐轮椅。因为不能锻练，她的人造髋关节开始僵硬。
她的记忆力越来越差。问她几岁，她乱讲：90岁，92岁，98岁，要100啦。
“我长命百岁，” 她说。
有一天晩上，她突然打电话给女儿，声音惊恐万分：日本人要杀我。二次大战时，她住在当时被日本人占领的香港。儿时的记忆复活了。
可是，到5月份她生日那天，面对捧着蛋糕从唐人街赶来为她祝寿的家里三代人马，她又谈笑风生，优雅敏捷。像许多人一样，她把这次搬迁看成是生活的继续，而不是中断。
“刚开始时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可是惭惭地，我适应了，觉得这里很好。我遇到了很多正直善良的人，和他们做了朋友。”
她说，她花了一年时间去适应这个新家。到年底，她已经有了一个关系不错的闺蜜，几个见面会打招呼偶尔会聊聊天的朋友。她和大家一起玩麻将、多米诺骨牌，赢了时会用英语大叫“Bingo！” 桌上的牌友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各自按照自己老家的方式打牌。即使如此，她也乐衷于和他们斗钱、斗智、斗嘴。和以前在纽约的生活相比，她的生活圈子小了一些，但这和她现在的精力相称。
“我现在的生活比年纪轻的时候要好。年轻时只知道读书和赚钱。我不记得年轻时讲过什么有意义的话，尽是些无聊的事：今天中午去哪里吃饭，明天到哪里去玩之类的。这些就是当年我们感兴趣的事情。”
“现在，” 她说，“我们很少谈不好的事情。我们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老了，只想在这里过一份安静的生活。没有争吵，能互相心平气和地交流。”
卫里格老太太
今年夏天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当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左脚不听使唤。当时她和儿女们住在新泽西南部海滩的一幢房子里，并没有马上去看医生。“很多事情都会引起疼痛，如果脚一痛就要哭，那么每次事情发生后，都会哭。” 她说。
可这痛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她去照了X光，医生说跖骨骨折，建议她穿靴子。这只靴子高及膝盖，用尼龙搭扣控制。她很难操作这搭扣，需要人帮忙穿上脱下。
她意志坚强，不想让自己的生活被疾病所支配。她不肯花钱请人帮忙，也不想停止走路锻练。
她女儿说，“我妈知道，这个年龄，如果她现在不去走路锻练，那以后可能就出不了门了。她是一个战士，斗争了一辈子。她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战士。用‘战士’这个词来形容她很贴切。”
十月份，她穿着医生处方的靴子又摔了一跤。这次她的手臂、臀部和骨盆受伤了，痛的历害。她吓坏了。
“我对自己说，‘上帝，我是不是要死了？’ ” 她回忆当时的心情。“我真是很害怕。”
有专家评论，这种害怕是一种自我应验预言，一种对尚未发生事情的想象和认定。死亡是否将至，人会有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会影响他们去选择何种治疗方案。可是事实是，有些病会好的，突如其来的受伤不一定是死亡的到来。
此话当真，卫里格老太太没有死。过了一个愁闷沮丧的秋天后，疼痛渐渐地消失了。到了十二月份，她恢复到两次摔跤前的身体状况：行动敏捷、身手矫健。她女儿说，“这是因为她逼着自己恢复正常。这就是我的母亲。”
她的情绪好起来了。年底去釆访时，她告诉我，她期待着明年春天重孙女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婚礼。她还拿出了今年四月份生的第一个第五代孩子的照片给我看。
“实话告诉你，有很多事情让我继续活下去，” 她说。“我的花要浇水施肥。当然还有我的家人，每个周末都有人来看我。”
她说她还是不想活到100岁。
明年给你开个95岁生日派对好不好？
“嗯…，再想想，也许我会同意。”
那是一个下午。太阳要下山了，可光线依旧灿烂，暖暖地照进房间，洒满了每一个角落。她的脸映照的红通通的，说着笑着，浑身充满了活力和惬意。是啊，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她说，“看看我现在，我又过了这一关，心里非常高兴。上了年纪后最怕的是变得越来越虚弱，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老体弱后，跟着而来的是死亡。我们很多人都怕死。唉，死就死吧，谁想活着呢？”
米加斯老先生
他这几年来一直在帮《精华电影档案馆》募捐。今年筹到了不少的钱。这是一个非赢利的机构，拥有有一个电影院。他从七十年代就开始为他们服务。
3月2日，他组织的为《档案馆》筹款的艺术品拍卖活动开幕。一群有钱人艺术家纷纷认购，当天集资近2000万人民币。著名歌手和诗人帕蒂•史密斯登台献唱。她把她的歌词改了一下，“今晚属于米加斯”，一曲未终，全场掌声雷动。
他一年的盘算和思忖是：《档案馆》还需要多少钱（6000万）；在95岁的年龄，距离要多远才算太远不能去旅游了（朝鲜的汉城就太远了，他没有去参加自己的艺术作品展览；）还有，明年到哪里去弄点钱增加点收入？
最后一个有点微妙。他租了一个在布鲁克林的阁楼，今年他已经付不起房租了。
“我要搬到一个便宜点地方，” 他说一年里就要搬。
可是搬家迁移对他来说一件正常的事情。他从1940年起就过着游牧民族到处迁移的生活，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住了几年，在联合国失散人口的集中营里又住了几年，所以搬到一个小点的地方只是小事一件。
今年他的一本书出版了，书名是《与弗徳德•阿斯泰尔共舞》。这本书以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的电影为蓝本，讲述了一些他们的轶事，刊登了一些他们的照片。他在这个电影里客串了一个角色，和当年的舞王弗徳德•阿斯泰尔一起翩翩起舞。他另外的5、6本书差不多要完成了，几个电影正在拍摄中。等这些全部完成后，他说：“我要去旅游。”
“现在，我正在想着抵抗运动。抵抗？什么意思？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抵抗什么呢？很多科学技术用于不正当的地方，对人类有负面作用；这个世界也平淡无趣。为了抵抗这些事情的发生，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我们要开发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
他对现在当政的世界领袖有些看法，可是仍然觉得前景看好，但他没有用“乐观”这两个字。他觉得这社会有问题，但是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以他的生活经历，他知道极权主义不会长久，而艺术、大自然和圣人智慧会永存，而这些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让学校开些艺术课，把体育课减少几节，把艺术和哲学引进教育系统，” 他说。“这些课都被砍掉了，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伤心悲惨的事情之一。”
三年过去了。转眼之间到了2017年年底。六个纽约9旬老人，两个已经安息了，四个活着的不是用哭泣和埋怨，而是用微笑和喜悦去减轻身上的疼痛，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新的一年的到来，意味着他们又长了一岁，离死亡又近了一些，可是他们高高兴兴地迎接元旦早晨，拥抱2018年新的一年开始。他们击败了命运活到了新年，就像卫里格老太太说的，
“你觉得我们还会活到明年吗？你和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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