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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城建工地都是用临时木板墙围起来的，这些木板墙就跟文革的大字报栏一样，被各式各样的广告把木板墙糊得满满当当的。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现象，是看到一溜儿十几张一模一样的毛主席像，就是毛泽东戴军帽接见红卫兵的那个正侧面头像，木刻艺术，每张都是一张大字报那么大，把木板墙糊了十几米 , 在这些毛主席像前来来往往的却是美国人。我在大陆没见过这种一溜儿重复的张贴方式，但这画面又是如此熟悉，顿生一种似曾相识认兼如梦如幻的感觉。
我路过的一个路口每天都有一个学生拿着一摞报纸，开始我对他没在意，因为纽约在路口发传单的人太多了。一天，可能是比较晚了，也可能是那摞报纸没卖出去，这个学生往我手里塞了一张，我回去一看，原来是《先锋报》，是纽约马克思主义的刊物。第二天我还想要一张，才发现不是免费赠送的。后来就跟这学生聊起来。当他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以后，对我兴趣大增，我感觉他就属于贴毛主席像的那拨人。
一来二去，我对他们的活动就有了一些感觉了。
他告诉我曼哈顿有个革命书店，我根据他的指点找到了曼哈顿十九西街九号，果然有这么一个书店。这在曼哈顿还算是门面不错的一个书店，里边尽是马恩列斯毛等革命书籍，当然也有毛主席的招贴画。 
革命书店
一次，他告诉我周末在华盛顿广场有一个集会。华盛顿广场在曼哈顿第五大道南端尽头，广场与第五大道交接处是一个高大的大理石门，广场四四方方，种有花草树木，树木下有供游人休息的椅子，广场中间是一个人工喷泉，喷泉四周形成一块园形的空地。这是纽约大学的地面，广场四周是纽约大学的教室、宿舍和办公楼。 
华盛顿广场
集会那天天气特别好，风和日丽，是出门晒太阳的好时光。我从北面往华盛顿广场走，只见大理石门前一大溜警车，挡板接挡板地占满了广场北面整整一条街，还有一些纽约骑警骑在马上溜达。我在想，这不是出什么事啦吧。可看看广场，却是一片祥和的风情，小松鼠在草地上蹦蹦跳跳，老太婆在喂鸽子，还有妇女用童车推着婴儿出来晒太阳的，进了广场，我就把警察给忘了。
我座在喷泉边上享受着阳光，也等着集会。时间快到了，游人多了，但看上去都是不相干的游人各自出来晒太阳。我看看表，时间已经到了，心想，我有没有听错时间地点呀。这时，感觉到广场气氛有点不同，哦，是警察。警察都出了警车了，这时我才悟出警察是为集会而来的。
突然，广场一角有人大声讲演，游客中一部分人就围过去，不一会儿这些集会的人就呼起口号来，警察们与集会人群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倒也相安无事。二十多分钟后，集会就散了，警察也撤了，广场更祥和了。我突然想起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想起一个名词叫“飞行集会”，所不同的是，华盛顿广场上的警察比参加集会的人还多。
又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也是在纽约大学附近，一个很明亮的会堂，几百人济济一堂，都是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但会场气氛热烈，红旗飞舞，群情激昂，个个热血沸腾，我眼里看到的就是说英文的红卫兵。我真为他们没有机会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而可惜。
后来我们争论起来了。他说邓小平不好，我说邓小平好。他没去过中国呀，所以他也没信心自己说得对不对，后来他说让我跟他们的头辩论，我还真去了。就在革命书店那附近，二楼一间窄小的房间，临街的窗口，进门就是冰箱炉灶，然后有办公桌。我与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争论论了约一个钟头，他说邓小平搞的是资本主义，我说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好事。后来，他非得让我看托洛茨基的一本书，还收了我七美元印书的工本费。
这些都是八九年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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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的红色摇篮
位于曼哈顿格林威治村有一所名为小红屋的私立学校(The Little Red School House), 不仅有一个红色的校名，而且表里一致，是一所存在于资本主义心脏的红色摇篮。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了美国下层工人和对社会不满的一些理想主义知识份子很大的鼓励。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就象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民运一样变得时麾起来。一些人开始在美国组织共产党，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用民主主义改革当时的社会。后者包括当时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
杜威主张用进步的注重社会实践的民主教育取代欧洲脱离实际的传统教育。此刻杜威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教授，向他的学生们传授其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小红屋私立学校创办于1921年，最初是一所公私合办的类似于杜威在芝加哥办的实验学校。1932年由于办学理念不容于政府，经费被删除，最终脱离政府，成为一所独立的私立学校。194１年在原来小学和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增设了高中。
它的创办人伊利沙白. 艾雯(Elisabeth Irwin), 在哥大读硕士时, 受到杜威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启示。现在缺乏公开的资料说明她是否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但可以肯定她在思想上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她热衷参与左翼团体和共产党的组织的活动，曾到苏联作过考察。
伊利沙白.艾雯为该校确立的教育理念, 兼容了社会主义和她的老师杜威的教育理念。她认为，学校应该注重对学生的伦理道义、社会意识、健康的体质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同时，她强调因才施教，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并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活动。她主张教育当向学生灌输民主意识和社会公正的理念。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学习优秀、尊重他人、将来能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伊利沙白.艾雯确立的办学理念一直沿继至今。1942年伊利沙白.爱雯死后, 继任的历届校长基本上都是左翼人士。这所学校在美国被认为是一所左倾学校，共产党国家则称之为进步学校。当时在美国，特别是纽约的美国共产党和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士的孩子，很多都在这里接受教育。
曾做过毛泽东的翻译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的唐闻生就曾在这里上过两年小学。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少年时随家人由广东恩平移民美国，1927年回国，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回到加州大学学习，又任美国共产党加州大学支部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唐闻生的母亲张希先也是中共和美共的双料党员，1938年哥大的教育硕士。当时，他们把唐闻生送到这里学习，主要就是看中了它的红色气氛。1950年，麦卡锡迫害共产党，唐闻生才离开这里，与其父母秘密回到中国。开始接受更加公开和激进的共产主义教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也影响到了这里。有的高中学生接受了马克思暴力革命和毛泽东造反有理的思想，曾仿照当年红军伏击敌人运输队的做法，精心计划和组识了袭击某银行运钞车的行动，得手后居然逃之天天。打了一次漂亮的胜仗。为此，联邦调查局盯上了该校，隔三差五的来该校盘差。好在没有查出这次行动与学校有什么直接联系。据说，不久前，联邦调查局在俄罗冈州，将曾参与这次行动的一个女同学捉拿归案。几十年后，此人已改名换姓，洗心革面，嫁人生子，成了家庭主妇，可联邦调查局还是不放过她的历史问题。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不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处理的方法却是基本一致。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西方政要的接触中，感到翻译人材的不足。经毛泽东提议，由外交部出面，于1974年选了二十八名小留学生，分派到欧美各国。其中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养女洪晃，中国驻联合国政务副参赞章曙的女儿章启月和另一名驻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儿子史敬群等四人被选派美国。
当时中美没有正式建交, 中国政府向美国派出这四名学生既没有通过美国政府取得学生签证，也没通知美国政府，颇有点当年搞地下潜伏的味道。四个孩子都是以联合国工作人员家属的名义进入美国的。
章启月和史敬群等三个孩子的家长都在联合国工作，属于合法入境，合法居留。而洪晃的继父乔冠华和母亲章含之均在中国工作，不是联合国的雇员，严格说来，属于冒充联合国雇员家属进入美国，具有偷渡入境的性质。后来他们回到中国，其中有人再度申请来美学习时，因在美领馆没有签证记录，移民局也无入境记录，合法入境者竟遭拒签，而有偷渡嫌疑的洪晃却获得了批准，进入了Vassar college, 摇身一变成了罗斯福总统夫人和肯尼迪夫人的校友。看来美国签证部门也有眼无珠，很会忽悠人啊！
四个孩子进入美国后, 由中国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的夫人张希先负责管理和照顾。唐明照和张希先都曾是美国共产党员, 对门道了如指掌, 通过组织, 一下就找到了红色小屋, 这所进步学校。而且，张希先与这学校的一些老人还很熟悉。当时，反潮流，反越战的左倾流行音乐家Bob Dylan 的女儿也在此就读。据洪晃在调侃，开学那天，Bob Dylan, 披头散发, 拿了把破吉它, 破口琴, 没音没调在台上哼了十来分钟, 台下的学生象见到了毛主席一样激动。令人称奇的是2006年，年已六十五岁的他，出了一张新唱碟, 还排上了最受欢迎榜的第一名。
红色小屋担负了培养中国革命接班人的任务，接受了这四个红小兵之后, 中国政府每年要为每个孩子付2000美金学费。三个月下来，这些孩子什么也听不懂。张希先开始着急了，万一这些孩子学不好, 钱打了水漂, 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期望，不知该如何交差。她接受了红色小屋的校长建议，决定为每个孩子找一入住家庭(Host Family ), 让这些红小兵住到美国人家去，改善学习语言的环境。为了确保这些孩子的安全和沌洁, 组织上对这些家庭一一作了政治审查。洪晃去的家庭，主人的父亲，曾是美国共产党员。章启月去的家庭，男主人是黑人，女主人在红色小屋做图书管理员，也都是左派。史敬群则去了几年后当了红色小屋校长的一个女心理学教授家里，想必此人政治背景一定更符合要求。
红色小屋对孩子的教育不象公立学校那么严格，讲究的是人的自由发展。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吃东西，可以睡觉，也可以爬在地板上，把脚放在桌子上。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如春风送雨，润物无声。
洪晃说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教师们是怎样把“进步思想”根植于孩子们心里的。那年头，红小兵在美国吃穿不愁，但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从来没有哪个领导想过小孩子也需要点零用钱。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其他孩子都有钱在街上买东西吃，唯独她只能看着别人吃，委屈得在一边掉泪。班主任走过来，不是掏点钱给她，让她去买点东西吃或是买点她想吃的东西给她，而是笑眯眯地拉着她的手到中央公园的动物园，亲手喂马喂羊。一会儿，她也就把这事忘了。回家的时候，老师问她，今天玩得开不开心，她说开心。老师高兴地说：“明白了吧，开心跟钱没关系！”这个筒单的道理，让洪晃“进步”到对钱没有了“饥饿感”，以至于她大学毕业后到高盛公司去应聘，主持聘人的经理在问话中觉得她对钱的欲望不够旺盛而没录用她。
红色小屋最终没能把这批红小兵培养成材。他们在美国学习的前途与国内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垮台，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受到牵联被撤职，中国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也大换班。１９７７年初在美国学习了二年的红小兵又回到了中国。后来，只有章启月成了真正的外交官。
如果说红色小屋在创办初期，是倾向苏俄的社会主义的，那么到文革之时，它已抛弃了“苏修”转而倾向中国的“正宗”社会主义了。这所学校七十年代的校长曾自费到中国参观考察过四次之多，而从未去过苏俄。
物换星移，转眼间，苏俄的社会主义已经解体，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红色小屋中对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似懂非懂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无疑感到一阵失望与空虚。闲聊中，有人觉得中国过去那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社会比现在这种分配不均，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社会更为公正合理。好在闲聊归闲聊，这种看法并不影响他们办学的务实态度。小红屋还在招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只要交学费，就能把学上，如今还有学生五百多人。既谈不上兴旺，也不能算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