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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喉咙疼了，疼了有几天了。开始疼得不明显，我有侥幸心理，想让它自己好，不料又重了一点。我有医疗保险，但是，我必须预约才能看病。我以前也预约过看病，但从来没能预约到当天的，往往都要预约到好几天以后，等几天看病，再吃几天药，合计起来至少一周以后才能好。而且，挂号肥要十元，领药费要十元，还要倒腾工作抽时间才能如约看病，真讨厌美国这种医疗体制。
我下班后路过唐人街，进了一家中药店，在柜台前说了三个字“我喉疼”。老板回身拿出两种中成药，我选了其中一种， $2.75 ，我交了钱拿了药。回家吃了药，第二天就好多了，三天过后，一瓶中成药下去，喉疼早就无影无踪了。算一下帐，自己省了十七块多钱，喉疼早好了五六天，而且为公司省了半天病假，这半天应该有几百元以上的经济价值，还为保险公司省了一笔费用。
前几天，中国电视台公开辩论中医与西医的问题，反对中医的观点有好几条：一是不科学，认为看中医与求神拜佛差不多；二是中药有毒，被西方国家禁止进口；三是有看中医病没医治好反而丧命的，其家属由衷激情反对中医；四是指责中国用中医药行骗的太多；五是指责中医为愚昧落后的保守文化。辩论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中医不科学，这是事实。中医理论更像哲学。不过，我没有听说西方为了科学将哲学和宗教都摒弃的。不科学本身无罪。人类文明史有五六千年了，这五六千年中人类的知识、技术、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其中科学方法的产生作用巨大，但科学在人类历史中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在科学方法产生之前，人类用非科学方法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知识和文化财富，中医就是人类宝贵财富之一。没有这些非科学的认识方法，人类至今还是猴子。
从前人们相信有雷公电母，那是迷信。但雷电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有了雷电的科学解释了，不能说没有科学解释之前就没有雷电。中药能治病，这是不以有无可科学解释所能抹煞的事实。中医不科学，不是中医的错，而是科学还没有发达到可以解释中医的水平。
中药有毒，不错。西药就没毒吗？治疗癌症的化疗，吃的头发脱落，那药没毒？知道西方的毒品找成的社会问题吗？知道什么叫毒品吗？毒品就是西药房需要凭医生处方开出的西药。为什么西方没有医生处方不能买到柜台里边的药？因为那些全是毒品。青少年千方百计拿处方药，就是为了吸毒。以中药有毒为论据，认为中医应该被废除，认为中医应该退出主流医界，完全不能成立。
西医也有医疗事故，也有药品致命事件，也有医疗行骗行为，这些与中医西医之争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中医地位为什么在中国一落千丈，为什么连中医学院的人都想弃中医而向往西医呢？答案只有一个，利益驱使。中医有上千年历史，其药方基本没有专利。所以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完全竞争市场是没有利润的。所以，学中医不如学西医赚钱。例如发烧，你去医院，医院给你中医疗法，一瓶银翘解毒丸才几块钱，医生怎么利润提成？但是，按照西医方法，给你打吊针，一针就五百块，等你烧退了，帐单几千，其中利润提成可想而知。
中医是穷人的医疗保障，去掉中医，中国老百姓就连发烧感冒都没办法了。
中国入世了，中国全球化了。中国的医疗制度也与世界接轨了。西医挺进，打击中医，把老百姓挤出了医疗体系。这就是中国的医药市场被纳如了全球物质循环，但中国人被挤出全球物质循环的一个案例。全球物质按照资本运作方式循环，医疗系统按照利润驱动运转，老百姓被挤出医疗系统了。（关于全球化和全球物质循环，请参考我博客中[物质循环的世界]专栏）。
http://tech.163.com/special/000915QE/zhongyi.html
http://tech.163.com/06/0814/09/2OFON1JJ00091537.html
http://fangzhouzi.bullog.cn/blogs/fangzhouzi/archives/19572.aspx
中外专家:中国城乡东西部医疗保障水平差距过大 zt
上海松江区地处上海西南角。2005年4月起，松江区委、区政府制定实施了《松江区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建立了以乡镇为单位的合作医疗补助、区合作医疗大病统筹和困难群众大病救助三条医疗保障线。目前，全区农民合作医疗投保率为93.65%，农村居民就医的护理费、住院费、诊疗费等费用也被列入报销范围，当地农民不再怕看不起病了。 这是3月8日，松江区佘山镇卫生院护士在为农民孩子打“点滴”。 新华社记者张明摄（资料图片）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２９日电（李江涛、李响）在此间举行的第三届北京论坛“健康与安全”分论坛上，中外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就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改革状况指出，目前中国医保水平呈现“城乡二元化”“东西部二元化”的严重不公平局面。
专家认为，与城市和发达地区相比，中国广大农村及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人民面临着巨大的疾病风险和经济负担，迫切需要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为他们提供一张安全网。
世界银行国际卫生经济协会理事长亚当·瓦格斯塔夫认为，中国个人承担医疗费用比重过大，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造成了沉重负担。根据调查，农民一旦住院，平均住院费高达家庭年消费额的９０％，农村有近７０％的患者因经济困难不能入院治疗。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吴明指出，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不足，农村卫生事业费用投入仅占全国总投入的３５％，资源数量远不能满足８亿农民的需要。
吴明表示，杜绝农民“因贫致病”，要转变医疗机构“市场筹资”“以药养医”的模式。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毛正中建议，应明确各级政府公共卫生投入的标准，避免责任推诿，上级或中央政府应积极加大投入，对于特别贫困的地区，给予特殊扶持，以缩小城乡、东西部差距。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7月7日，中宣部理论局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联合召开“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理论座谈会。来自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建设部、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部门和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的理论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010年要实现所有居民全部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国家发改委刚刚公布的《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指出：目前，我国已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但覆盖面小。国有企业职工基本参加了医疗保险，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的职工，特别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人员、4亿多儿童和中小学生没有医疗保障。
专家：2000亿元可以构建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学者日前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透露，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已经势在必行，并且经过初步匡算，所需花费大概为1500亿~2000亿元。
上个星期去看了中医,老中医说是肝脾不和引起的胃部不适,的确有点溃疡,开了五副治疗肝脾不和的中药,才吃到第二副就有明显好转!
要是一直按西医治疗下去,没准给治出胃癌来了!
●第一次：告负 ●第二次：略胜一筹 ●第三次：陷入困境
编者的话：
提起中医，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一位古稀老人，在风雨飘摇中蹒跚地走来，小心挪动着命运多舛的脚……
近日，中南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张功耀，在网上发起了“取消中医”的签名，短短几天的时间，应者云集。曾经被视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人们的讨伐声中，再一次陷入困境；这位老人，也再一次被下了“病危通知”。
此次“医史钩沉”回顾中医历史，不为驳其“以讹传讹”之说，亦不为正其“有科学性”之名，唯求用最客观的语言记录这位“老人”的风雨历程。
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1929年的“废除旧医案”
正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五四运动”后，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在地质学家丁文江的书中就有这样的对子：爬山、吃肉、骂中医，年来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可见，“骂中医”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饭后运动”。
1929年，民国政府的“废止旧医案”，终于引发了中西医的第二次论争。这次论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废止中医”问题，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议案，列出了限制中医开业、不准办学等方法。考虑到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权衡再三，最后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实施办法缓和了许多。规定了废止中医的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议案一旦实施，中医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因此，提案刚公布，首先便遭到了上海中医界的反抗。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
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论争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的动荡。时任卫生部长薛笃弼，更是急于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并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第二次论争以中医界胜利告终，中医界也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建国后的第三次论争
建国初期，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拉开了中西医第三次论争的帷幕。1950年，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余云岫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草案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将中医“堕其首都也，塞其本源也”。
这次会议上，针对解放前医药卫生条件落后的状况，党中央制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一便是“团结中西医”。遗憾的是，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在执行初期，被理解为把中医改造成西医。政府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却是现代医学；青年中医也都被选送到西医学院再学习。这一系列原因，使中医再次陷入困境。
上世纪50年代，中央发现“团结中西医”政策被错误执行后，立即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学习，以纠正各级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对中医的偏见。
然而“文革”期间，由于种种错误导向，全国绝大多数老中医被批斗、迫害；很多中医古籍被当成“四旧”送进了造纸厂的化浆池。有人用对联描述了中医的处境，上联：惨，无知，破四旧，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老中医遭摧残；下联：悲，有罪，立三股，一派胡言，中西医结合，小大夫被毒害；横批：中医危矣。
“文革”后，中医才从浩劫中再次恢复了元气。直至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这才给予了中医和西医同等的地位。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中西医的冲突却尚未尘埃落定。中医的大起大落究竟要止于何时？在西医的夹缝中，中医又该如何求生？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 崔京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