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71 懋功会师

 

第二章 会师懋功

   我与毛泽东等在懋（mào）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些情形，现在说来，有些似是可笑的，可是确系不折不扣的事实。自然这些分歧也决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统治着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即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游击英雄主义，与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产生的多年来对中央领导的不满（特别是对苏维埃运动的政策），彼此碰个正着。人们在患难中总想避免争端，实际却适得其反。特别是缺乏民主素养的中共，不善于解决内部争端。

   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有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军的指挥机构也继续在茂县办公。

   我由茂县经汶川理藩前往懋功，沿途多系藏族聚居的区域，这一带河流湍急，竹索桥、悬空架设的木桥、牛皮艇和吊索等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行军自然极为不便。汶川以西更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四川军阀为了搜刮钱财，组织木材公司，在这里任意砍伐树木，乱七八糟倒在地上，沿途河边道路上遍地皆是。他们要在水涨的时候才将这些木材就近推下河去，顺流冲下，到汶川再行扎成木排外运。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木材的损毁率极大，而且因木材的阻塞，在山洪暴发时使河岸道路更易于为激流所冲毁。我和我的随从人员在这一带经过时，也因这些木材的阻隔，增加了不少旅行上的困难，有时甚至要绕很远的密林山道，才能通过。

   这一带藏族各部落人民，似是特别驯良，信奉喇嘛教，一切习俗与汉人截然不同。藏族所居房屋，多是用石头建成的神人畜三层楼。底层是供牛羊用的，积满了牛羊粪，黑暗而又不通风，臭味四溢，污秽不堪。藏人似因避免牛羊受冻，也珍惜可作燃料用的牛羊粪，就顾不得卫生条件了。第二层住人，房间对外，除有些极小的通风洞以外，没有窗户，楼下牛羊粪的臭味弥漫室内，几乎使人窒息。第三层则是佛堂，收拾得很清洁，室内正中供奉着佛像，周围摆着许多经卷，这时最神圣的地方。我在藏人的房屋内，看见睡房内堆满了青稞牛酪衣物等，倒也收拾得整整有条，只是很少看见铁器。据说藏人最珍惜难得的铁器制品，因而收藏起来，以免被人损毁。藏人信奉喇嘛教的虔诚和他们高死亡率的惊人，任何有近代知识的人，一走进他们的屋里，就不难一目了然。

   这个偏僻的地方，外人的势力也是伸入到了的。我从通江一路到这里，所经各县大集镇，往往看见十字架为标记的教堂，其中有些还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日本人的足迹，也遍及这一带地区，他们有些经营照相的业务，有些就径行买卖鸦片吗啡。我在理藩附近，到过一所教堂，规模相当大，表示出外人在这里的力量。

   这所用石头建成的教堂，在当地可算是一座伟大的建筑物。有一位西人传教士，常住在那里。我第三十军路经这里时，他避开了。教堂内一切如故，没有受到任何损毁。这个教堂设有很大的养蜂场，教堂附近开垦了大片土地，栽种各种农作物，教堂内存放着成包的谷粮，和大批农具。这一切表示这个传教士曾雇用很多工人操作，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大概是很善于享受的，设有很精致的磨房，显示他所吃的粮食是经过磨房精制的。他还从外面运来了大批舶来品，如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等，可供他个人长期使用。

   我急于赶往懋功，无暇在沿途多所观察。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抚边已休息了四天，急待我来共同商定今后军事方针。我们慢步走进了这个约三十户人家的抚边，住在那里的一些中央各单位同志，闻讯都赶出来欢迎，我笑着向他们挥手答礼。毛泽东和他那时的太太贺子珍住在集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机构，则挤住在集镇的中段，他们将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那间敞开门的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所率的地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负担。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者兼任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块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等，那时也在抚边。其余如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未曾见着。

   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优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饭后，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我和朱德当晚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现在事隔多年，记忆依稀，我只能录其梗概。

   朱德这位老战士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息着向我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点时，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九万，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朱德叙述一方面军的遭遇，大为伤感。他想起了许多往事，说到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时（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在鄂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时的遭遇，一同打游击的同志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甚至这二十八个人中还有人疑心他也会逃跑，因而放哨监视他。后来情形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了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景，又与当年不相上下。可是他当年虽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心情却是振奋的，现在人数虽较那时为多，但心情是郁闷的。何况时移势易，敌方力量远较其八年前为强。我们现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杀出一条生路，化险为夷，还在未定之数。

   他又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有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

   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贵的。

   朱德又谈到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他说一九三一年八月间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后，老毛因受到批评不管事了。后来，毛对中央总表现出一些相左的意见，如反罗明右派路线，毛是不高兴的，尤其在军事问题方面，在应付闽变（即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反五次围剿的时候，老毛都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长征以后，毛更批评中央军事策略是错误的防御路线。

   他进而说道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他觉得现在最紧张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采何种军事行动。（二方面军贺龙部第十军的方志敏部以及其他散在各苏区的游击部队，只有让他们自己奋斗了）。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类政治问题，此时都无暇讨论，朱德这些话自然就是暗示我不要提到政治问题。

   朱德以极兴奋的心情，表述他对第四方面军的观感。他说到在他没有看到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在懋功以南大路旁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这支队伍正通过他的面前，开往天全庐山方面，抵御追军。他们都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得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战士们隐蔽敌机的动作和战斗行进的队列等等，都使他深信这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战士们满脸笑容，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对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热爱，他们找一方面军的士兵攀谈，并将他们背得干粮，分给一方面军的战士。他们对穿得象火伕头的总司令，严肃的敬礼，热烈的欢呼。他们满口说的都是称赞中央红军，高叫“欢迎中央 红军”、“拥护中共中央”、“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口号，因 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干红军。 

   朱德通知我，当天上午九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他说我对西北情况知道最多，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而我又是他们爱戴的领导人，应当根据一、四两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情势，向会议提出意见，他相信我的意见必会受到会众尊重。他也谈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得不多，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我在这次与朱德的谈话中极力安慰他，称许一方面军的英勇坚强，并说当年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到通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更大，长征达八个月之久，仍能保持这副骨架，要算是惊人的成绩了。而且四方面军正缺乏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全是一体，这些事都是四方面军干部们所乐为的。

   我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现在的实力。当时四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左右，步枪两万多支，人数远超过枪支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的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的补充道不是困难的。因此，四方面军直属机构人数很多，例如工程营、宣传队、妇女队等人数都不少，各军师团的担架队运输队等所谓杂务人员也都很多。此外，我还详尽说明了四方面军的各项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军事政治纪律严明，长于夜间行动等等；缺点是枪弹百分之七十都是土制的，干部作战伤亡过多，甚至缺乏，官兵文化水准很低等等。总结这些优缺点，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面军因与川军作战太久，战斗力已不如鄂豫皖时代那样强劲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强调这多年来中共叠遭挫折，老同志已是不可多得，如今，我们在懋功相会，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是拥护中共中央的，并不因为这些同志很久没有跟中央同志一块工作而有所疏远。我又详细告诉他，四方面军如何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在一、四方面军能否会合尚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根据自身的的处境，决定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计划。

   我们这样谈着，不觉东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辞，说彼此都要休息一会，九时还要参加会议。临行我向他说到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多开一两次会议，以便我们中间的意见沟通得更好，而且初次会面的一、四两方面军的一般干部们，也能有机会互相了解。这样，以后一切就易于进行了。朱德走后，我休息了不到三个钟头，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军事会议。

 

   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驻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当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笑谈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他说到宁夏去必须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者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有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修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优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你是否会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盛世才敉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打败）。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他说：“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毛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步，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哪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统治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军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sì等待）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双方是非常亲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多方赞许地四方面军，可是这种友爱的气氛，不两天就改变了。

   四方面军干部们说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点：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的反感，他们和我一道奋斗多年，他们的体验直接否定了这种诽谤。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地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地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干的。

   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乱跑，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他们希望一、四两方面军精诚团结，不愿因中央的偏见损伤彼此间的关系，这种爱党的热忱，促使他们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能够拿英勇奋斗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废的气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做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再次严重关头，不易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有转圜（huán调停斡旋）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bìng收拾整理）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他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对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