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14 职工初运

  第三章 职工初运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五四运动时我担任讲演部工作，曾率领同学到那里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一子，办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者周刊》的发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者》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梁善济，山西人，清末时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国五年旧国会重新集会，梁善济与粱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时代对政局不无影响）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上的不同帮口，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通过章程，选举职员。一位老工匠王俊当选为俱乐部的主任，他率领着这些参加者在厂内外游行庆祝，情绪非常热烈。这一举动曾使铁路官员们大起恐慌。后来工会正式成立，从此那些穷苦散漫的工人们开创了团结奋斗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