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张国焘《我的回忆》11 北大图书馆

   第十章 北大图书馆

   五四运动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剧变，这是由于他们身受种种压迫，目睹政府的腐败颟顸（mān hān 糊涂而马虎），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致。他们开始向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最初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般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弃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期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乘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事地表示：“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随。

   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新生活》、《新青年》、《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杜会主义较早的一个人。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闻记者。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瞒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