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卅七（崇新岳 百思峰 ）

（53）

　　周恩来在2月16日要接见财贸口的造反派，如果有杜向光参加，根据他的一贯做派，肯定会在接见中向周恩来发难，甚至根据掌握的高层内幕，当场揭发周恩来的一些问题，让周恩来下不了台，大大打击周恩来的威信。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威信对于周恩来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绝对要自己的威严不容侵犯，绝不容许杜向光破坏自己的威信。

　　周恩来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不让杜向光参加这次接见。因此，在接见会之前，周恩来联络员，告诉杜向光不参加这次会议。可是杜向光也看穿了周恩来的意图，执意参会。周恩来进会场以前，再次让他的秘书找到已经在场的杜向光，请他立即离开会场，可是杜向光坚辞不受，固执己见。那些支持杜向光的造反派也声称，如果杜向光不参加，他们就集体退场。

　　这样一来，周恩来只能亲自处理这件事了。周恩来走上讲台，一张口就说：“今天，我请财贸口的造反派同志谈话，没请副部长、司局长。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我不同意你是造反派的代表，你是个副部长。请你走出去！”

　　众人高喊：“走！出去！”参加这次接见的群众代表中，反对或支持周恩来的，都有。支持周恩来的群众，这时就成了啦啦队。

　　杜向光根本不理会周恩来的话，照样坐在那里不动。

　　周恩来提高声音说：“难道党中央的命令，你都不能接受吗？”

　　众人高喊：“滚出去！”

　　杜向光还是不理会周恩来的话，依旧不动。

　　周恩来进一步提高声音说：“走！走！难道你不听最高指示啊？”

　　众人高喊：“走！总理的命令！”

　　杜向光依然不动，他完全不听周恩来的命令。如果杜向光不听命令，周恩来又拿他没办法，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就要大跌，周恩来说话的份量就要大减，这也是杜向光想要达到的目的。周恩来也明白杜向光的用意，知道自己今天如果对付不了杜向光，那就离倒台不远了。

　　于是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行动，说：“我奉毛主席的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吗？红卫兵，执行命令!”

　　众人对杜向光高喊：“走！滚！”

　　虽说支持周恩来的群众对杜向光高喊口号，但杜向光还是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不走。最后周恩来对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也就是8341部队的战士，下命令说：“解放军，逮捕起来！”

　　杜向光万万没想到一贯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今天会变得这么凶，竟然会下令当场逮捕他。在解放军战士面前，杜向光不敢再反抗了，只得乖乖被押，逐出会场。杜向光被逮捕后，支持周恩来的群众长时间鼓掌，而反对周恩来的造反派，本来说好了与杜向光“共进退”，但他们看到杜向光被解放军逮捕，感到心惊胆虚，也就不敢退场抗议了，于是会场上的气氛安定了下来。

　　（54）

　　周恩来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指挥得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保护中央首长的特殊部队，直属中央警卫局领导。中央警卫局下属的“中央警卫团”，是直接负责保卫中南海的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局的局长是汪东兴，中央警卫团的团长是张耀祠，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的心腹人物；而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是杨德中，中央警卫团的政委也是杨德中，杨德中是周恩来的心腹人物。因此，8341部队还是服从周恩来的。

　　周恩来这个强硬的一手，镇住了造反派的气焰，也保住了他自己的威信。周恩来对鼓掌的众人说：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决定。同志们，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杜向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浑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相的同志起来反党，要夺取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

　　众人高喊：打倒保皇派！

　　周恩来很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把这个也解释为“阶级斗争”，让群众感到他这么做并没有违背毛泽东的思想。

　　周恩来接着说：我支持你们财贸系统的造反派，我跟先念同志是站在一起的嘛！杜向光的问题你们听清楚了，他这样说话像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像不像一个副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杜向光抵抗我的命令嘛，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不能执行。’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他这样对待党中央，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杜向光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又请他，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

　　众人高喊：谁对抗党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

　　周恩来说：杜向光没有今天的表演，揭发他还得费些事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我这一手。你们以为靠一个杜向光，就能夺走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你们看，杜向光是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上当啦！财政大权能让你们夺吗？你们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同志们：你们这样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我劝你们好好觉醒过来。

　　众人高喊：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

　　周恩来再次解释为什么抓杜向光，并告诉造反派们，他们被杜向光骗了，财政大权是不能夺的，夺这个权的后果非常严重。

　　周恩来继续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领导全党三十几年，我们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嘛，是清清楚楚的嘛。我们也犯过错误，要允许我们改正嘛。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我们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统统靠边站，这样你们就能接班哪？你们稍为冷静地想一想，政府这样的大事，你们不可能承担。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我们都靠边站了，去休息去，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呀！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呀！

　　周恩来明确指出：老干部是不能统统打倒的，造反派也是不能接管政府的。周恩来的这个说法，显然与毛泽东提倡的“全国全面夺权”，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55）

　　周恩来又说：毛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喷气式飞机，不能这样斗。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老干部，你们感觉不到，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啊。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

　　李先念插话说：老实讲，我就流了泪。

　　周恩来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不需要这样的方式，斗的要文明一点嘛。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这是不应当的，为什么非要斗臭不可呢？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老干部，让你们为所欲为，行吗？

　　李先念插话说：有人说要把我打成黑帮。姚依林同志在中南海休息，你们还下了通缉令，让他出去接受批判。

　　周恩来生气地说：到底是中央做主？还是你们做主？你们能下这样的通缉令？让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是我要他在中南海休息。姚依林已经检查多次，身体几乎倒了，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我下的命令保护姚依林，你这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就是向党通缉了。你们简直太过分了！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

　　周恩来告诉造反派们，他们用敌对的方式对待老干部，是因为他们对老干部没有感情，感觉不到。而周恩来与老干部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感情很深，绝不会看着不管，他要保护自己的老战友。

　　周恩来同时也敢作敢当，声明让姚依林休息是他的命令，对姚依林的通缉就是对他的通缉，并进一步声称，对周恩来的通缉，就是对党的通缉，暗示反对周恩来就是反党，反中央，这样就镇住了造反派的气势。

　　周恩来最后说：财政部的党委要恢复，每个部的党委都要恢复，你们不能推翻党委，哪有党组织可以由群众解散的？你们对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业务的还是部长、司长。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整一下风，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你们已经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你们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们不提醒的话，你们会滑下去的，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你们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我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

　　周恩来的这些话，完全是与毛泽东唱反调的。毛泽东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上海夺权就是一个典型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例子。而周恩来号召恢复党委，不准推翻党委，夺权也只能夺政治权，不能夺业务权。周恩来的这些说法，都是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宣传的造反精神，完全相反的论调。

　　在“二月逆流”以前，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讲话和做法，还比较温和，比较顾及毛泽东的面子。现在他们都豁出去了，公然与毛泽东唱反调，在群众中公开宣扬反对毛泽东的言论，周恩来甚至直接下令逮捕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这些都是向毛泽东示威。他们试图通过示威，打消毛泽东发起“大决战”的念头，至少让毛泽东推迟发起“大决战”。

　　（56）

　　在中共高官中，敢于当面挑战毛泽东威信的人是彭德怀，敢于当面挑战周恩来威信的人是杜向光。周恩来在党内的资格极老，威信极高，他和毛泽东一样，身上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威严感，让人在他面前肃然起敬，不敢冒犯。除了江青敢当面对周恩来耍任性发脾气之外，别的高官在周恩来面前都是毕恭毕敬，可以说杜向光是建国后第一个敢挑战周恩来个人威信的高官。杜向光被逮捕后，就停职反省，后来被下放到地方，再也没有回到中央，一直到死也没有给他平反。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高官如果对冒犯无能为力，一定会肯定他的无能，不认为他是民主。彭德怀对毛泽东骂娘后，如果照旧为官，或处置不力，大家一定会认为毛泽东无能，毛泽东在中央的威信，不说荡然无存，也是一落千丈。同样，在杜向光拒不接受周恩来命令的时候，如果周恩来处置不了杜向光，那么周恩来的威信，必然一落千丈。无能的周恩来，说话有人听？

　　中国政治的特点，自古以来就是等级森严，属下对领导绝不可以“犯上”，政治大腕人物的龙须更是触碰不得。一般来说，“犯上”都要受到严厉惩处，毛泽东要严惩冒犯他的人，周恩来也要严惩冒犯他的人。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体制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问题。

　　2月17日，在周恩来、陈毅等人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大闹怀仁堂”的干将谭震林，则在干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信。不少人把谭震林的信理解成“写给林彪”，其实这封信的台头是“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显然，这封信不是写给林彪个人的“私人信件”，而是写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一封“公开信”。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误解，是因为谭震林首先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看完之后，又把信转交给毛泽东。后来以讹传讹，误传为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林彪为了揭发谭震林，于是把这封私信转给毛泽东看。

　　澄清这件事是有必要的，因为“私信”和“公开信”的性质完全不一样。如果是私信，林彪转给毛泽东看，显然是披露别人隐私的不道德行为，并且由此得出林彪要陷害谭震林的结论。然而，谭震林并不是给林彪写私信，而是一封给毛泽东以及政治局委员的公开信。因此，林彪看了这封信之后，就必须把信转交给毛泽东，就不属于揭发别人隐私的道德问题。

　　其实，谭震林这封信主要是写给毛泽东看的，第一收信人明明白白就是毛泽东。只有从给毛泽东看的角度，才能理解清楚谭震林的写信动机。

　　谭震林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如算斗争，这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在前天的电话中(指捕鱼事件)，第二次是在会议上(指大闹怀仁堂)。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57）

　　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在全国到处挑起事端，制造混乱。江青竟闯到政治局会上拍着桌子喊叫：“毛主席，我要造你的反！”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脱口而出”。陶铸、刘志坚等一系列人的政治生命都是如此断送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省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也不少。他们还搞了个《百丑图》，在北京、上海到处印发，影响很坏，我们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谭震林。2月17日。

　　谭震林的这封信目的有三：第一个目的是向毛泽东进一步示威，这是“大闹怀仁堂”的延续；第二个目的是纠正“大闹怀仁堂”中出现的一些“失言”；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

　　第一个目的前面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赘述。第二个目的，是因为谭震林和陈毅在“大闹怀仁堂”时，一时兴起说话走火，说了一些“失言”的话，需要纠正一下。第一个“走火”的话，是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了”。当时很多老干部出于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却不反对毛泽东这个人。所以，提出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绝大部分老干部都支持，而提出反对毛泽东这个人，相当多的老干部就会不支持。

　　因此，周恩来希望把这次“大闹怀仁堂”的对象，只是定位于毛泽东搞的文革运动，而不是毛泽东本人，这样才能得到绝大部分老干部的支持。而谭震林说“不跟毛主席”，很容易让别人误解，“大闹怀仁堂”的对象是反对毛泽东本人，这样就会失去很多老干部的支持。因此，谭震林需要再写一封公开信，纠正一下关于“不跟毛主席”的失言，以获得最大多数老干部的支持。

　　（58）

　　“大闹怀仁堂”中第二个“走火”的话，是陈毅提到延安整风的话题。陈毅之所以提到延安整风，是因为在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派是整人的，周恩来派是挨整的，林彪既没有挨整，也没有整人。现在刘少奇派被打倒了，这就说明他们过去在延安“整”周恩来派，也是错误的，所以陈毅说：“在延安，刘少奇、彭真这些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搞错了很多人，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了嘛。”

　　然而，周恩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反对毛泽东搞的文革，而不是翻历史的旧账。延安整风本身就非常敏感，现在重提这个话题，不仅无助于解决“反文革”的当务之急，反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周恩来当场就试图阻止陈毅说延安整风的话题，但陈毅却已经说了出来，所以事后必须补救一下，这也是需要谭震林写信纠正的“失言”。

　　谭震林的这封信，可以说写得“滴水不漏”，既简短，又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还没有破绽。这封信有可能是经过周恩来指点或修改的，否则谭震林这种性格的人，写出这样滴水不漏的信，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说谭震林的信写得“滴水不漏”呢？因为这封短短的信，紧扣“反文革”这个当务之急的主题，既向毛泽东示了威，又没有说过分的话或跑题的话，用词也恰到好处。

　　谭震林在信的开头就说，主席、林副主席及政治局全体同志：本来，我在今天会议上把该说的话已全部说完了，可我仍觉得有必要再写这封信。……，我之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实在忍无可忍的地步。

　　谭震林首先声明，他之所以“大闹怀仁堂”和写这封信，是因为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忍无可忍”一语双关，它一方面告诉毛泽东，他们已经到了忍耐的底线，再逼他们就要造反了；另一方面又告诉林彪这些忠于毛泽东的人，他们这么做不是故意的，而是被逼无奈，请林彪等人原谅他们反毛泽东搞文革的行动。

　　谭震林接着写道：江青和文革小组声称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但他们根本不听主席的指示，背着中央和政治局，另搞一套。……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煽动红卫兵，疯狂揪斗老干部，……，许多人身体被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

　　谭震林这里想要告诉毛泽东的是：“你搞什么文化革命，思想革命，我们都不管，但不能搞到我们这些老干部头上。现在革命搞到我们老干部头上了，很多人身体搞垮，妻离子散，这样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谭震林提示毛泽东应该尽快结束打倒老干部的运动，尽快给老干部们平反。

　　要给老干部们平反，就必须有人为这场打倒老干部的运动负责。让毛泽东为此负责，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谭震林就在这封信里，给毛泽东找了一个替罪羊，这就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谭震林声称：江青等人恶毒地整老干部，都是背着毛泽东干的，因此毛泽东不必为此负责。后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指控江青等人迫害老干部，基本上就是按照谭震林这封信的思路。谭震林早在1967年就提出了粉碎四人帮的概念，可见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59）

　　谭震林信里讲的迫害老干部的事情，林彪也很有同感。林彪不久前也跟江青大吵一场，他也很不喜欢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林彪也愿意让江青等人承担迫害老干部的责任。

　　谭震林又写道：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你江青算什么东西？竟敢造主席的反，你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其狂妄骄横真比武则天还凶。

　　这里谭震林站在维护毛泽东威信的立场上来骂江青，既骂了江青，又声称是为了毛泽东而骂江青的，真是骂得非常巧妙。就是让林彪等人看了，也会感到骂得痛快。

　　谭震林下面写道：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谭震林怀疑江青他们的执政能力，这是击中了要害。江青和文革小组的人，执政能力都很差，全是靠毛泽东在支撑他们，一旦失去了毛泽东，江青这伙人就会马上垮台，事实上也是如此。谭震林向毛泽东指出江青和文革小组的这个致命弱点，希望毛泽东不要再重用他们了，他们是扶不起的阿斗。

　　谭震林再写道：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

　　谭震林在这里表态说：他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争到底。谭震林特别指出他的“斗争目的”，是“不允许他们蛮干”。所谓他们，明里是指江青等人，实际上也是指毛泽东，指毛泽东搞文革是蛮干，他们要坚决阻止毛泽东的这场蛮干。这就是说，谭震林的“斗争目的”，不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只是反对毛泽东的蛮干。

　　谭震林的这些话，主要为了弥补他在“大闹怀仁堂”时的失言。因为林彪等人尽管反对毛泽东搞文革，但他们还是忠于毛泽东这个人的，所以谭震林在这里声明：他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并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使林彪等人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谭震林的过激行动。同时，谭震林的信中，完全不提延安整风的事情，这样就纠正了陈毅的“失言”。

　　谭震林在信中最后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这句话有些奇怪，因为到目前为此，这场运动还没有整到周恩来头上，周恩来并没有做过什么检讨，更没有挨过什么批斗，所以目前还不存在什么“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的问题，整周恩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谭震林是借着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先对毛泽东把话挑明：“我们不会再等了，我们不会等到你开始整周恩来之后，才开始反击，那样就太晚了。如果你毛泽东不放弃整周恩来的计划，我们马上就会开始造反。我们这些人已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准备斗下去，拼下去。请你毛泽东好好思考一下，如果你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的话，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60）

　　由此可见，谭震林的这封信火候恰好。第一是向毛泽东示威：请毛泽东好好考虑一下打倒周恩来的严重后果；第二又给毛泽东指出一条出路：只要你给老干部们平反，我们就会依旧拥戴你，迫害老干部的责任可以让江青等人承担；第三，又告诉林彪等忠于毛泽东的人，谭震林他们是被迫无奈才这样做，他们只是要阻止毛泽东的蛮干，而不是要反对毛泽东这个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林彪等人的同情和理解，甚至支持。

　　上面提到，谭震林写这封信的第三个目的，是探测林彪的态度。因为在这场反击毛泽东的大战中，林彪的角色至关重要。周恩来他们必须事先搞清楚林彪的态度，也就是林彪“是敌是友”的问题，才能据此来制定出相应的斗争对策。

　　怎样才能知道林彪的态度呢？直接去问林彪，肯定不行，所以需要借用一件事情，间接地判明林彪的态度。而谭震林的这封信，正好可以用来判明林彪的态度。因此，谭震林把这封信首先送到林彪那里，要看看林彪的反应。可以预测，林彪看了谭震林这封信之后，不外乎三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是林彪立即找谭震林谈话，林彪可以对谭震林说：“你的这封信里，这些话不该说，那些话说的不好，不能这样交给主席，需要重新修改。”或者林彪对谭震林说：“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态度给毛主席写信呢？这封信不行，你拿回去销毁吧。”

　　如果是林彪找谭震林谈话，不管他说什么，都是站在谭震林的立场上，替谭震林考虑，那么林彪就是朋友了，是可以团结过来的。所以，周恩来等人最希望能够看到林彪的这种反应。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二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把谭震林的信转给毛泽东。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持中立态度，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要林彪持中立态度，周恩来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林彪看到谭震林信后的第三种反应，是不找谭震林谈话，而是立即向毛泽东汇报，狠批谭震林的信，并与毛泽东共同制定对策。如果林彪是这种反应，就说明林彪是敌人了，周恩来等人的危机程度就比较大。不过从林彪以往的表现来看，林彪做出这种反应的可能性很小。

　　果然，谭震林把这封信送到林彪那里，林彪的态度马上就测试出来了。林彪既没有找谭震林谈话，也没有向毛泽东汇报，而是把这封信转交给毛泽东，并写了一个简单批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林彪的反应表明，自己的态度基本上是中立的，只是稍稍偏向毛泽东一点，因为林彪毕竟对谭震林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批评。

　　（61）

　　我们再把话题回到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张春桥，组员王力和姚文元。出了这么大的事，文革小组中地位最高的陈伯达和康生，在会议散会后，居然丝毫不提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这两个人在散会之后，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谢富治虽然在会上“和稀泥”，替文革小组说了一些辩解的话，但他也没有提出要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也像没事人一样，回家去了。最后留下三个人：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

　　这时姚文元对王力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

　　姚文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陈伯达和康生的“立场不稳”，不仅在会上没有斗争，而且会后也不准备向毛泽东汇报。所以姚文元怕王力的立场也不稳，要他站稳立场。

　　关于陈伯达和康生为什么会这样，前面我们已有解释，这里不再赘述。谢富治不是文革小组的人，他在会上进行了一些不坚定的“斗争”，但在会后，立场也不坚定，不准备把这件事向毛泽东汇报。因为谢富治知道，今天这件事，谁去向毛泽东汇报，谁就会彻底得罪周恩来。谢富治从1959年就进入中央，任公安部长和副总理，对周恩来这棵大树的份量深有体会，所以他不想得罪周恩来，不向毛泽东汇报。

　　这样一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重任，就落到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才进入中央，他们就像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得罪周恩来的厉害，于是三个人一起乘车到钓鱼台张春桥的住处，商议对策。张春桥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我们要把情况凑一凑。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

　　他们三人凭着自己的记忆和记录，很快凑出一份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那时候张春桥的地位还不高，没有资格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于是张春桥就带着王力和姚文元，一起去住在钓鱼台的江青那里，向江青报告。

　　江青那天是“托病”在家休息，她听了张春桥的汇报，马上意识到这是一场严峻的“路线斗争”，她说：“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件事要马上报告主席，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江青的便条送过去之后，毛泽东的秘书很快传来通知，让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即去见毛泽东。

　　从江青对这件事的处理来看，江青还是颇有政治头脑的，她对每个人在会上表现的评价也是很到位的，而且决定马上向毛泽东汇报。“大闹怀仁堂”会议晚上7时结束，江青等人晚上10时就到毛泽东那里汇报，还准备好来一份详细的会议记录，可见江青处理此事是非常迅速的。

　　（62）

　　据参加这次接见的王力回忆说：晚10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他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注意到，张春桥汇报前边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张春桥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针对以后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给他看，有意见。”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毛泽东听到张春桥的报告，马上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之所以“光是笑”，是因为他不想在部下面前露出紧张的神色，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姿态。可是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毛泽东发现问题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心中的紧张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所以就笑不出来了。

　　如果高官们只是讲对文革的不满，那么毛泽东还可以认为，这些高官是只反对他搞文革，并不反对他这个人。而陈毅提到对延安整风也不满，那就不仅是否定现在的毛泽东，连过去的毛泽东都要否定，那就是反对毛泽东这个人了。这样一来，毛泽东当然也就笑不出来了。

　　王力回忆说：这次汇报的时间不长，大约谈了两个小时，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

　　当时，毛泽东不可能顾得上发脾气，也没有必要发脾气，他的当务之急是冷静下来，认真思考对策。现在毛泽东不能轻举妄动，他要进一步观察高官们的动向，弄清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毛泽东听完张春桥等人的汇报，已经是2月17日凌晨了。2月17日这天，毛泽东什么行动也没有，他在认真地思考。在毛泽东看来，高官们这是一次集体的“逼宫”。而“逼宫”的目的，不外乎两种：第一种目的是“谏”，他们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但不逼毛泽东下台。只要毛泽东停止文革，高官们还会继续拥戴他，不会触动他的领导人地位；第二种目的是“反”，他们不仅逼毛泽东停止文革，也要逼毛泽东下台。这样一来，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高官们都要逼他下台的。

　　如果“逼宫”的目的是“谏”，毛泽东还可以做出一些妥协让步，特别是在搞文革方面做出一些妥协让步，换取高官们继续拥戴他；如果“逼宫”的目的是“反”，那么毛泽东就没有必要在搞文革上做出什么妥协让步了。因为不管毛泽东是否停止文革，他们都要逼毛泽东下台，既然如此，毛泽东也就豁出去了，来个鱼死网破，把文革搞到底。

　　单单从“大闹怀仁堂”的情况来看，毛泽东还不能确定高官们“逼宫”的目的，是“谏”还是“反”。但不管他们是什么目的，这次没有参与“大闹怀仁堂”的林彪，他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于是毛泽东就派他最为信任的江青，去打探林彪的态度。

　　（63）

　　据参与此事的王力回忆说：2月18日，江青要同我一起去报告林彪。她自己先到林彪家，叫我在京西宾馆等着，然后又接我和她同车去到林彪那里，见了林彪，江青和叶群在座，叫我汇报，叶群记录。林彪只是听，没讲多少话，一句话是骂徐向前，说：“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再一句是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汇报完了，江青叫叶群派车把我送走，她一个人留下来了。

　　根据王力的回忆，江青一个人先到林彪家里，两人做了一次不让外人知道的密谈。然后江青叫王力面见林彪，亲自汇报情况。因为江青并不是“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为了向林彪证实“大闹怀仁堂”的真实性，她特别叫了王力这个“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亲口向林彪汇报情况。

　　像林彪这样地位的人，虽然坐在家里不出门，但各种消息是很灵通的，特别是“大闹怀仁堂”这么重大的事情，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林彪那里。而且，谭震林在2月17日写的那封“公开信”，这时也送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情况基本上已经知道了，所以他对王力的当面汇报，并没有感到惊讶或意外，只是淡淡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骂徐向前：“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军”，第二句是替陈伯达说话：“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

　　林彪骂徐向前，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他骂徐向前说的反对文革的话。可是叶剑英也说了反对文革的话，为什么林彪不骂叶剑英呢？这显然因为叶剑英是支持林彪的，而徐向前是毛泽东插到军队决策层的一个楔子，他是与林彪唱反调的。尽管后来徐向前改变了立场，但林彪依然不喜欢他，借着这个机会骂徐向前一下，想拔掉徐向前这个楔子。

　　陈伯达在“大闹怀仁堂”时，基本上没有讲话，所以林彪说“陈伯达不过是一个书生”，这其实是针对毛泽东前几天对陈伯达和江青两人的批评。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搞投机”，批评江青“眼高手低”，但林彪却没有附和毛泽东批陈伯达的说法，而是认为陈伯达被冤枉了，替陈伯达说话。林彪替陈伯达说话，这也是后来陈伯达投靠到林彪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样，周恩来这一派对陈伯达也采取争取团结的姿态。尽管毛泽东在打倒陶铸的问题上，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两个人，而“大闹怀仁堂”会议上，大家一致攻击江青，却没有一个人批评陈伯达。谭震林的公开信中，也是只骂江青，不提陈伯达。

　　从王力回忆的情况来看，林彪对“大闹怀仁堂”的态度是冷淡和中立的，没有大骂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言论，更没有表示要坚决捍卫毛泽东。林彪的这个态度，与他在谭震林的信上写的批语，也是一致的。

　　（64）

　　王力向林彪汇报完之后，江青先把王力支走，她自己留下了，与林彪进行第二次密谈。这天，江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密谈的内容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次密谈中，林彪把谭震林的那封信和他写的批语，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给毛泽东。

　　江青和林彪在2月18日的白天密谈之后，2月18日晚上，毛泽东开始行动了。据原空军司令吴法宪回忆说：叶群告诉我，2月18的晚上，毛泽东突然找叶群到中南海他的住所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怒气冲冲地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说，她听到这些话，感到莫名其妙，神经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毛泽东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还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说着，叶群就哭了起来。

　　这样一来，毛泽东又反过来安慰她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散布了一系列的反动谬论。他们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老干部，要把所有的老干部统统整光，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把全国搞乱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叶群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主席请放心，她一定会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这时，毛泽东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叶群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毛泽东听后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一些情况不知道，也不行。这样，今后的中央常委会议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叶群听了非常高兴，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叶群便一步登天，当然这是有江青作为先例的。在那以后，叶群就与江青一起，一直出席由毛泽东或周恩来召集的中央常委会议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议。这两个夫人一直参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从此越发不可收拾。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说叶群这样的话？

　　（65）

　　在2月18日，毛泽东搞清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林彪的态度。这一天，江青与林彪至少密谈了两次，尽管我们不知道密谈的内容，但从后来的情况来分析，大概是江青向林彪转达毛泽东的意思，希望林彪站出来坚决拥护毛泽东，但遭到林彪的婉言拒绝。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回忆：林彪和叶群在看到谭震林的信之后，大受震动，林彪沉默半晌，神情暗淡，什么都没说。叶群则感到这封信是自己的灾难：如何表态？分寸几何？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林彪把信批给了主席，主席阅后将原件退回林彪，气愤的林彪见到后将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纸篓里。后来叶群又背着林彪将这些碎纸片捡回，并将它贴在一张白纸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这是林彪发泄对毛泽东不满的真实一幕。

　　林彪给谭震林信的批语是：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当然不满林彪这种不痛不痒的中立态度，于是毛泽东把林彪的批件退回给林彪，以表示自己的不满。毛泽东在退给林彪的批件上写：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林彪见毛泽东把他的批件退了回来，当然也非常生气。尽管林彪中立，但中立中还是偏向毛泽东的。于是林彪一时生气，就把毛泽东退回来的批件撕碎了。

　　在看到林彪对谭震林信的批示之前，毛泽东就担心林彪会持中立态度，所以他没有叫林彪过来亲自谈话，而是先让江青出面沟通。毛泽东知道林彪的脾气，林彪尽管不像彭德怀那样一点就着，但也有军人的火爆脾气，不是周恩来那种可以忍气和宽让的人。而毛泽东本人也是火爆脾气，如果毛泽东亲自与林彪面谈，如果话不投机，可能会争吵起来，甚至闹翻了。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是绝对不能与林彪闹翻的，所以这次毛泽东不直接跟林彪谈，而是让江青充当他和林彪之间的缓冲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二件事，是高官们“大闹怀仁堂”的意图。收到谭震林的信，毛泽东明确了这些人“逼宫”的目的，只是“谏”，只是要求毛泽东停止文革，而不是要毛泽东下台，这个信息对于毛泽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谭震林写的那封补救“大闹怀仁堂”会上失言的公开信，是非常必要的，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毛泽东在2月18日搞清的第三件事，是周恩来的态度。按照惯例，周恩来每次主持中央碰头会之后，都要写一个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或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但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会议之后，毛泽东等到2月18日，也没有看到周恩来送过来的书面汇报，周恩来也没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这就暗示，周恩来是支持“大闹怀仁堂”的，也就是说，周恩来是这次事件的后台。

　　（66）

　　据原建委主任谷牧回忆说：这一次总理没有去汇报，三天没有去。江青、张春桥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跟我讲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了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但他又不敢说支持啊。

　　2月18日，毛泽东清楚了：第一、周恩来是这次“大闹”的后台；第二、林彪对这次“大闹”持中立态度；第三、高官们“大闹”的意图，是“谏”而不是“反”，他们提出四个要求：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特别是暴力揪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搞清了这三件事之后，毛泽东要考虑自己的对策了。可供选择的的对策有三种：强硬对策、妥协对策、半强硬半妥协对策。“强硬对策”就是不管周恩来派系的“大闹”，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一项也不接受，按照原计划在1967年2月到4月发起对周恩来的决战；“妥协对策”是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停止夺权，停止文革，双方全面和解；“半强硬半妥协对策”，是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的一部分，与周恩来派暂时和解。

　　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胜算并不大。毛泽东手下的人，除了林彪之外，文革小组的人都是书生，写文章，摇旗呐喊还可以，直面肉搏是不行的。没有林彪和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一个人，率领几个书生，要想击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老干部，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毛泽东还有一个极大的软肋，就是此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里的支持率，已经变成绝对少数，随时有可能被罢免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因为中央政治局罢免最高领导人，在苏联已有例在先。

　　1964年10月14日，苏共政治局罢免了总书记赫鲁晓夫的职位。当时苏共发出的正式公报是这样写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0月14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全会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5日，也就是赫鲁晓夫被罢免后的半个多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11月7日举行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和红场阅兵式。11月7日晚上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装作喝醉酒的样子，对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用我们这个办法，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两国共产党就能和好了。

　　（67）

　　周恩来立即对此进行了严重抗议，退出了招待会。周恩来回国时，毛泽东率领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所有党政军的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这是建国以来周恩来出访归来后，所受到的最为隆重的欢迎。在这次迎接仪式中，拍下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四巨头在一起的最著名“全家福”照片。

 

　　

   现在，毛泽东也面临赫鲁晓夫的危机。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确立的十一人的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被打倒，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系的，朱德和陈云虽说被架空没有实权，但在关键时刻仍有表决权，他们两人肯定会支持周恩来的。本来是毛泽东派系的陈伯达和康生，他们两人在“大闹怀仁堂”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因此这两个人已经靠不住了，林彪的态度也是中立，只剩毛泽东自己一人。

　　这个时候，如果周恩来提出一个“罢免毛泽东”的议案，提交政治局常委投票表决，周恩来、李富春、朱德、陈云四票赞成，陈伯达、康生和林彪三票弃权，毛泽东自己一票反对，那么这个议案将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中共中央就会如法炮制这样的公报：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67年某月某日举行全体会议，全会满足毛泽东同志的请求，即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停止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全会选举林彪同志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当时林彪也被列入个人崇拜的对象，也被神化了，已经是人们心目中钦定的接班人。毛泽东身体不好，由林彪来接班，群众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当时林彪虽说还是忠于毛泽东的，但真正把林彪推为政坛一把手时，林彪未必会拒绝，毕竟海内第一人的位置太有诱惑力了。

　　当然，周恩来这一手的风险也是极大的，毕竟毛泽东还有一批保卫他的红卫兵，还有一些忠于毛泽东的将军，很可能因此起兵造反，这样中国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和内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周恩来不会来这一手。

　　如果毛泽东采取“妥协对策”，从个人安危的角度来看，倒是最为安全稳妥的。毛泽东全盘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条件，停止夺权，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让江青和文革小组承担批斗老干部的责任，重新启用老干部，与老干部全面和解，大家重归于好，老干部们重新拥戴毛泽东，这样天下重新太平，毛泽东的地位也重新稳定下来。

　　但毛泽东这个人，偏偏是不会贪图安逸的，偏偏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挑战者。毛泽东并不那么乐观地以为文革一定会成功，他知道文革有失败的风险，而且风险很大。1980年，陈伯达出狱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失败，陈伯达说：“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

　　（68）

　　记者吃惊地问：“是吗？难道你预料到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吗？”

　　陈伯达说：“不但是我，连毛主席也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只不过他是极力地预防而已。”

　　毛泽东知道文革有失败的可能，知道自己有被赶下台的可能，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要把文革搞下去，不过他也要极力预防文革的失败。此时，毛泽东采取“强硬对策”的风险过大，所以他就采取了“半推半就”的对策，接受周恩来派系的四项要求中的一部分，换取双方的暂时和解。

　　周恩来派系提的四项要求是：一、不得向周恩来动手；二、停止批斗老干部；三、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四、停止夺权，停止文革。

　　在这四项要求里，第一项“不得向周恩来动手”是根本，毛泽东必须接受，于是毛泽东暂停了发起打倒周恩来的决战。

　　第二项的“停止批斗老干部”，毛泽东接受一半，“批”老干部还是要继续，而“斗”老干部要停止，特别是暴力批斗要停止。“二月逆流”以后，暴力批斗老干部大为减少，特别是老干部被造反派打死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很少再发生了。

　　第三项的“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毛泽东绝不能接受，否则就是自毁长城。

　　第四项的“停止夺权和停止文革”，毛泽东也接受一半。此后毛泽东不再强调造反派单独夺权，而是强调“三结合夺权”。所谓“三结合夺权”，是造反派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老干部占三分之一的权力，军队占三分之一的权力。这样的夺权，显然是非常不彻底的，但此时毛泽东也只能如此了。

　　毛泽东决定好这个“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之后，他就开始行动了。首先，毛泽东要把林彪拉上自己的战车，因为没有林彪这面大旗，镇不住周恩来派系的人。可是林彪持中立态度，这件事与林彪商量的话，林彪肯定不会同意，所以毛泽东再次来个“先斩后奏”，先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同意也不行。这就像1966年8月一样，毛泽东事先不跟林彪商量，就把林彪定为接班人。

　　当然毛泽东的“先斩后奏”，不便跟林彪本人直接说，于是毛泽东就叫来林彪夫人叶群。毛泽东一开始就摆出怒气冲冲的姿态，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叶群，我准备带你和林彪到南方去。

　　叶群听毛泽东突然这么说，当然是莫名其妙，非常紧张，不知道毛泽东的用意何在。

　　毛泽东接着说：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

　　（69）

　　毛泽东道出他怒气冲冲理由：“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毛泽东指望叶群对陈毅、谭震林等人的反毛泽东言行，表示出愤慨或者震惊。可是在叶群出发之前，林彪肯定向她面授机宜，坚决不能表态支持打倒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因此，叶群在毛泽东说“陈毅、谭震林这些人不跟我走了”的话出口时，既没有表示愤慨，也没有表示震惊。

　　毛泽东见叶群没有表态，只得继续说：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解放军不跟我，我和你们到南方另外组织一支解放军，重上井冈山，重新开始。

　　这里毛泽东亮出了底牌，用不容商议的口气说：第一、他决心把文革搞到底；第二、他要带林彪和叶群重上井冈山，重组解放军。

　　这么重大的政治问题，一下子落到缺乏政治经验的叶群身上，让她一时不知所措，乱了方寸，她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毛泽东的话，只好说：林彪死也要跟着毛泽东，他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

　　叶群这么说，虽然没有表示她和林彪愿意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可是这句话也间接地表示他们坚决跟毛泽东站在一起。毛泽东要的就是叶群这句话。

　　叶群这么说了，自己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又语无伦次地说：主席请放心，要保重身体。然后叶群就哭了起来。在关键时刻，叶群就拿出男人一般不用的武器，“哭”了起来。

　　叶群一哭，毛泽东知道继续和她说，已经不会再有效果了，于是就用安慰的口气对叶群说：“不要难过，你回去以后告诉林彪，说陈毅、谭震林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

　　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是永远忠于毛泽东的，她一定会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完完全全地转达给林彪。

　　毛泽东当然不能让谈话就这么结束，他还要争取叶群这个“内助”。毛泽东知道，叶群对林彪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他要给叶群一些好处，给叶群一些甜头，拉叶群靠拢到自己这一边。叶群靠拢过来，她就会影响到林彪也靠拢过来。于是毛泽东故意问叶群：林彪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叶群按照林彪的吩咐，说：林彪现在身体不好，所以不能常来参加会议。

　　毛泽东于是说：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不能常来参加会议，今后的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由你来参加。你回去以后，再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报告。

　　叶群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得到这种参加中央常委会和中央碰头会的殊荣，她当然是非常高兴的，马上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从此以后，叶群就以林彪的名义，出席各种高层会议。这个极大的殊荣，是毛泽东给她的，叶群当然要感谢毛泽东。叶群对毛泽东的好感，从而也会影响到林彪，这是毛泽东希望的效果。

　　（70）

　　毛泽东和叶群谈话之后的2月18日晚，毛泽东开始要跟周恩来面对面地“对决”了。虽说毛泽东已经预定好“半强硬半妥协”的对策，但在面子上，毛泽东一定要占上风，一定要赢一个气势，赢一个面子。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并不在乎面子的东西，周恩来也愿意给毛泽东面子，所以毛泽东这里就不客气了。

　　2月18日晚，正确地说是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一次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为党主席，毛泽东有随时召开常委会的特权。毛泽东这次要解决“大闹怀仁堂”问题，所以叫来的都是参加“大闹怀仁堂”的当事人。但毛泽东并没有把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的十四个人全都叫来，他只叫了其中的七个人过来开会。

　　“大闹怀仁堂”的十四个人中，余秋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资格来参加会议；谢富治虽然只是候补委员，但他在“大闹怀仁堂”中立场坚定，出于对谢富治的肯定，所以毛泽东特批他参加会议；陈伯达虽是常委，但因不久前才遭批评，这次叫他来不合适，所以就没有通知陈伯达；康生在“大闹怀仁堂”时的态度中立，出于争取团结，毛泽东叫来了康生；李富春和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时没有过激的表态，所以毛泽东叫上来他俩；在陈毅和谭震林言辞出格，是这次会议的挨骂对象，所以这两个人不在场较好，因为当面挨骂，太没面子；徐向前虽说也没说太过分的话，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转变立场不满，也准备在这次会上开骂，所以不让徐向前出席也是面子。

　　除了当然出席的周恩来外，另外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叶群。尽管叶群并没有参加“大闹怀仁堂”会议，但她是林彪的代表，会给毛泽东助威。毛泽东没有通知林彪，因为他知道即便通知林彪，他也会称病推托的。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摆出一副震怒的样子，说：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文革小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只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在这里大发脾气，虽说他没有点名对象，但参会的人都知道，这次的脾气是针对周恩来的。熟悉毛泽东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个特点：他对某个人发脾气，就是对这个人抱有希望，对没希望的人，他就不发脾气了。

　　（71）

　　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彭德怀，对彭德怀客客气气的，还请彭德怀吃饭，这就是对彭德怀不抱希望了；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刘少奇，也对刘少奇客客气气的，还把刘少奇送到门口，请他保重身体，这也是对刘少奇不抱希望了。如果这次毛泽东请周恩来过来，客客气气地跟周恩来谈一次话，还把周恩来亲自送到门口，那就是说毛泽东决心要打倒他，这是最后一次与周恩来告别了。相反，如果毛泽东对周恩来大发脾气，那就是说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抱有希望，还不准备跟周恩来摊牌。因此，看到毛泽东大发脾气，周恩来反而安下心来，知道这是毛泽东暗示，他暂时不会发动打倒周恩来的决战了。

　　毛泽东也清楚，周恩来熟知他的性格，他发脾气暗示着什么，周恩来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发脾气的第一个主题，是文革小组。周恩来派系在“大闹怀仁堂”的会上，以及在谭震林的信中，都用集中火力批判江青和文革小组，要求“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这个条件毛泽东绝对不能接受，因此毛泽东要保护文革小组，并直言不讳地亮出自己的底牌，说：“反对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毛泽东用这个态度，把话说死了，表明他在文革小组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然后，毛泽东针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停止夺权，停止文革”要求，亮出自己的态度。毛泽东说：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毛泽东先指责周恩来等人，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做出“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都是同意的，怎么现在又反对了？其实，周恩来等人反对的不是文革，而是反对夺权。毛泽东搞什么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破四旧等，周恩来等人可以置若罔闻，但是一旦发起了“夺权”，周恩来他们就要奋起反击了。

　　毛泽东也明白，周恩来等人主要反对的是夺权，对夺权之外的文化大革命，他们还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因此毛泽东这里不提夺权，没有坚持说要把“全国全面夺权”搞到底，只是说要把文革搞到底。这里毛泽东也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让步一半，夺权可以暂时停止，但文革绝不能停止。所以毛泽东不提夺权，只是用坚定的口吻说：“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然后，毛泽东针对谭震林在会上说的“不跟毛主席了”，进行了反击，他说：谭震林说他不该那么早入党，不该活到65岁，不该跟我革命。那你谭震林可以退出党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于你谭震林该不该活到65岁，那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

　　（72）

　　毛泽东这里摆出无所畏惧的姿态，表示：“你们不跟我，我也不怕，大不了重上井冈山，重新革命”。这时毛泽东又特别对叶群说：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这里特别提到林彪，是要用林彪这面大旗来“震”一下周恩来派系的人，声明林彪是和我站在一起的。其实林彪并没有表示要跟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这是毛泽东拉郎配，把林彪拉进来。

　　要是在以往，毛泽东一旦说出“重上井冈山”这样的气话，周恩来总会出来说几句打圆场的话，平息一下毛泽东的愤怒。可是这次，周恩来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意思好像是说：“你重上井冈山我们也不怕，别拿这个来吓唬我们。”

　　毛泽东见周恩来不出来打圆场，自己不好下台，愈发愤怒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大脾气，怒吼说：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们来搞！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你们把陈伯达逮捕，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据参会的康生后来说：“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然而毛泽东这些话虽然火气很大，但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只是一些气急败坏的乱讲。

　　周恩来见毛泽东气成这样，知道自己必须出来打圆场了，否则毛泽东是下不了台的。于是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地自我检讨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泽东见周恩来出来打圆场了，气也就消了大半，但还有一些余怒，说：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毛泽东批评谭震林、徐向前、陈毅的话，虽然“狠”，但并不“伤人”。前些天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你专门在我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这是很伤人的话。所以毛泽东对陈毅、谭震林等，还是手下留情的，不伤他们的面子。

　　（73）

　　毛泽东见该说的话都说了，再说下去，说不定自己一时性起，会说出什么伤人的话，于是决定收场，说：这件事情，我提议政治局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完毛泽东一甩手，拂袖而去，退场走了。

　　毛泽东此时甩手而去，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大家都会很尴尬。毛泽东最后几句话是认真的，表明他准备把这个问题在党内讨论解决，也就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用“重上井冈山”的武力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其实也是声明，他上面讲的那些“重上井冈山”的话，只是气话而已，不能当真的。

　　毛泽东这次用发脾气的办法，巧妙地回答了周恩来派系提出的要求，又保住了自己的威严和面子。对于周恩来派系提出的第一个要求“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毛泽东对周恩来发脾气，这就意味着他对周恩来抱有希望，不会打倒周恩来。其次，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开会讨论解决”，这也是表示不会打倒周恩来。因为政治局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周恩来的，依靠政治局绝对不可能打倒周恩来。

　　周恩来不怕毛泽东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就怕毛泽东不通过政治局处理这件事。打倒陶铸，就是没有通过政治局讨论，江青和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一个宣布，就把陶铸打倒了。周恩来担心的也是毛泽东用打倒陶铸的方式来打倒他。既然毛泽东说通过政治局来处理这件事，那么就意味着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要求，不会对周恩来动手了。

　　“大闹怀仁堂”的底线是“不得对周恩来动手”，既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底线，那么对于周恩来派系来说，其他事情是可以让步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打倒江青和解散文革小组”的要求决不让步，这点周恩来就要让步了；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夺权，停止文革”的要求，让步了一半，这点周恩来派系也可以接受；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停止批斗老干部”的要求，用另外一种形式做了回答，这是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社论《正确对待干部》，该文指出不能一概否定老干部，不能暴力批斗老干部。对此，主笔这篇文章的王力回忆说：总理看了《社论》很高兴，他主持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是他亲自读的。陈老总在会上特别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办，大家就没意见了。”

　　周恩来派系发起的“大闹怀仁堂”是成功的，它迫使毛泽东暂时放弃了打倒周恩来的计划，对老干部的夺权和批斗也大为降温，扭转了文革的方向。这次冲突能够和平解决，双方都做出了较大的让步。毛泽东做出了让步，那么周恩来如何让步呢？

　　（74）

　　2月18日晚毛泽东大发脾气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怀仁堂会议的事，主要责任在我，我作为会议主持人，没有掌握好。会后，几位老同志也感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我没有及时向主席汇报。他们自己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讨。”

　　周恩来的这几句话，虽然是为了平息毛泽东的愤怒和缓和会议的紧张气氛，但这几句话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因为周恩来承认了自己有错，并且承认陈毅、谭震林等人有错，应该检查和检讨。于是毛泽东就让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并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三人进行批评，这样周恩来也没法抵制，因为他自己也承认陈毅等人有错，既然有错，那就必须检讨，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人说周恩来太软弱，老是对毛泽东认错，唾面自干，其实不然。在毛泽东大发脾气的时候，在毛泽东扬言要重上井冈山的时候，周恩来如果一言不发，不认错，那就逼得毛泽东非要重上井冈山不可，结果就是全面内战。为了避免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和全面内战，周恩来只有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况且这次毛泽东也做出了重大让步，周恩来这里做出让步，并不吃亏。

　　周恩来也知道，陈毅、谭震林等人心中不服，对检讨想不通，所以周恩来告诫他们说：“该检查就检查，要讲斗争艺术，这样做并不是怕谁，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据周恩来秘书童小鹏回忆，总理当时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们提出：“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逞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

　　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进行批评，由周恩来主持，参加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和文革小组成员。政治局委员中，除了谢富治，心里都对陈毅、谭震林等人赞成和同情，所以只是不痛不痒地批评几句，走个过场。据吴法宪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又点名让周恩来带领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到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我参加了这个会议。

　　第一个作检讨的是陈毅。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不断地改造自己。第二个发言的是谭震林。他非常沉闷、抑郁，脸色非常难看。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说了一些错话，请大家批评。第三个发言的是徐向前。他说：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也说了一些错话。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75）

　　其他老帅和副总理都没有发言。周恩来最后说：“以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说了一些错话。希望到会的同志接受教训，很好地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各项指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周恩来讲完，就让大家发言。由于当时我们都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一个人发言。于是，会议就这样冷冷清清地散场了。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们的，文革小组火力全开地展开了批判。康生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谢富治说：“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炮打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复辟！”

　　江青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反党事件，是一次政变的预演，资本主义复辟的演习，是向革命群众反攻倒算！但是你们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

　　江青又指责周恩来“动摇”，说周恩来那天主持会议，发生路线问题，没有坚持原则。周恩来则委婉地反驳说：我这个人，对待党内问题是不那么敏锐的，有些迟钝。但牵涉到原则性问题，在敌我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从来是明确的，是坚持原则的。

　　很快，文革小组又把“二月逆流”事件泄露到社会上，引起造反派的义愤，在全国掀起一个大规模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3月14日，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反击“二月逆流”，炮轰、火烧二月逆流的“三老四帅两帮凶”。所谓“三老”是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老干部，“四帅”是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四位元帅，“两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本来周恩来以为让陈毅等人“请假检讨”一下，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了不起的事，被红卫兵贴一些大字报，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周恩来没想到毛泽东还有一个后手，反手把周恩来打了一个跟头。

　　当时有政治局委员22人，其中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李井泉被打倒；朱德、陈云、董必武、刘伯承无实权，有实权的就是“三老四帅”：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七个人。现在，有实权的“三老四帅”出了问题，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也就无法正常召开了。

　　于是毛泽东提出：鉴于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无法正常召开，就让中央文革小组暂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知道，所谓的暂时，很容易就变成永久。但周恩来也没有合适的理由反对，只得接受下来。而且，毛泽东对周恩来派系提出的四项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周恩来也只得让步。

　　（76）

　　周恩来的让步是很大的，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是仅次于毛泽东党中央主席的第二大权力。以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毛泽东本想让林彪主持，但林彪以身体原因，把这个第二大权力让给了周恩来。现在，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对周恩来派系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此后，一个称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了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不过在这时，林彪向周恩来伸出了援手。因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种体制改革的大事，毛泽东不得不征求林彪的意见。据原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回忆：林彪向毛泽东建议：“中央文革碰头会”，不要搞中央文革小组的清一色，要有老同志和军队的同志参加，要由总理来主持。

　　陈伯达也回忆说：我后来才知道是林彪向毛主席提出的，林彪对主席说：“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的问题要是对我们不公布，我们就无法配合他们工作了。”毛主席很不客气地批评江青说：“文革小组不能对总理保密，也不能对林副主席保密，今后的‘中央文革碰头会’要请总理参加，林副主席要派人参加。”这就是后来总理和叶群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原因。

　　毛泽东也知道，现在全部夺掉周恩来的权，反对的阻力太大，况且林彪也不支持。因此，毛泽东就让周恩来主持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名义上周恩来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用“剥笋”的方式，剥掉了周恩来的支持者，让周恩来一个人孤掌难鸣。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十二个人，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再加上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四人。这样一来，“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周恩来派系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真可谓孤苦伶仃。

　　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最困难的时刻之一，但周恩来也非同小可，居然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也能撑了下去。周恩来的生存策略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叶群这四个新加入进来的人，除了谢富治之外，其他三个算是中立态度，而文革小组也不是铁板一块，除了江青和江青派系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还是有可能团结过来的，至少要争取到他们的同情。戚本禹原本是陈伯达派系的，后来投靠到江青那边去了。

　　“中央文革碰头会”虽说有十二个人，但真正能拍板只是两个人：周恩来和江青。周恩来出于人数上的劣势，不得不摆出低姿态，对江青唯唯诺诺，尽可能不与江青发生正面冲突，否则江青仗着人数优势对周恩来进行围攻，周恩来将非常被动。一些人因此说周恩来对江青唯唯诺诺是没有骨气，其实周恩来这种低姿态也是一种策略，它从反面衬托出江青的傲慢和霸道，使人们对她反感，使周恩来得到同情。

　　（77）

　　据吴法宪回忆说：在碰头会中，总理孤家寡人，江青很凶，动不动就拍着桌子批总理，多次威胁说：“你周恩来不要忘记，要不是我保你，你早被打倒了。”当时没有什么人替总理讲话，总理总是一声不吭，很可怜，叫人看不下去。

　　一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看见江青正在大发雷霆，她说：“你周恩来，不是我们中央文革保你，你早就被打倒了！老娘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对你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周恩来比我强的，只是组织才能，这点我佩服。但是你掌握原则，大政方针是不行的。”周恩来勉强地说：“江青同志，你比我强，我得向你学习。”

　　江青这种霸道地发脾气，周恩来反而是不怕的，因为江青这是在自毁长城，人心尽失。江青以嘲笑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你周恩来也得来开我们这个碰头会，因为你那个碰头会已经不起作用了。”面对江青咄咄逼人的姿态，周恩来是以柔克刚，反而用讨好的口气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以后你们作决定，我给你们办事。”

　　周恩来知道，办事权是根本，不管什么指示，必须要有人具体执行下去，只要掌握这个执行权，就是掌握了实权。因此，周恩来可以把制定战略的大权让给江青，但自己一定要掌握住“执行”这个实权。

　　另外，周恩来很快看出，江青根本没有制定战略的组织能力，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足惧。虽说江青也有点自知之明，承认自己的组织才能不如周恩来，但江青不是“不如”，而是根本不能相比。所以。周恩来就干脆让江青出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完全搞不懂应该如何主持会议，搞得一团糟。据原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说：文革碰头会，就是大家哇啦哇啦说一通，既无议程，又无结果。总理只是他有什么事，到这里通过一下，另外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办，他去办而已。

　　江青这个人的性格是一有权就翘尾巴，说话蛮横，态度霸道，不但不会团结大多数，反而得罪了大多数。周恩来看出江青这个缺点，有意让江青来主持工作。江青不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还少一些，她越出来主持工作，得罪的人就越多，反而是帮了周恩来的忙。尽管周恩来被江青夺去一部分权力，可是江青因此而得罪了很多人，周恩来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跟毛泽东又打了一个平手。

　　周恩来最困难的时间是1967年3月，因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被夺走，他只剩下国务院的一些权力。不过形势很快就扭转过来了，江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本主持不下去，很多事情不得不交到周恩来这里处理，这样周恩来实际上又掌握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

　　江青也知道周恩来善于团结大多数的厉害，她曾当面斥责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小组分庭抗礼，把文革小组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要拆散中央文革小组。”但江青说归说，她在团结人的方面，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

　　（78）

　　到1967年4月，周恩来基本上占上风了，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除了江青的嫡系张春桥、姚文元和戚本禹之外，其他人都越来越反感江青的横行霸道做派，明里暗里支持周恩来的人越来越多，周恩来居然反败为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里站住脚了。

　　周恩来站住了脚，说话也就硬气起来，4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时，把“二月逆流”的说法改为“二月的乱子”，大大减轻了这件事的性质。周恩来说：这几位老同志，我保得最多，所以，在批判‘二月的乱子’时也联系到我。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此事主观上是拥护主席的，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

　　毛泽东也看出江青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他这一掌打了周恩来一个跟头，没想到周恩来又站起来了。周恩来站起来了，周恩来派系的人也活跃起来，这样一来，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对周恩来派系做出让步，对二月逆流的老干部们进行一些安抚，防止他们再搞一次什么“逆流”。

　　4月26日，毛泽东让陈毅、谭震林和徐向前，重新参加他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算是结束他们三人的“请假检讨”；4月29日，毛泽东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周恩来和参与“二月逆流”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等人，开了一个团结会。据李先念的秘书蒋冠庄回忆说：毛主席在比较了解怀仁堂会议的实情后，把“二月抗争”中的几位老同志找在一起，表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他们是搞阳谋，不是搞阴谋。

　　1967年5月1日的“五一节”，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参与“二月逆流”的高官，都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时，中央领导人在重大活动上露面，就表示没事；不露面，就意味着可能被打倒了。这次参加“二月逆流”的高官们全体露面，不仅是表示他们都没事，而且也是表示“二月逆流”本身不算什么问题了。

　　据吴法宪回忆说：接着，林彪又向毛泽东建议，应停止老帅们家里的党支部对他们的批判。林彪认为，这种办法不宜多搞，会把老帅们的身体搞坏了。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也认为，搞了一段时间后，应当适可而止了。于是，林彪就委托黄永胜和我代表毛泽东和他，去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家做工作，“解放”他们。

　　黄永胜和我接到通知，先到了西山叶剑英的家里，然后依次到了聂荣臻、徐向前和李富春的家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并宣布毛泽东和林彪的指示后，叶剑英等几位老同志都要我们代他们向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感谢。

　　我们最后到的是陈毅家，当时他正在听收音机，见到我们进去，连声说“欢迎，欢迎”。当我们说明来意后，陈毅高兴地说：“好、好。支部的同志说，我的检讨很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批判我了。现在有‘尚方宝剑’，更不怕批斗了。”随后，他还坚持把黄永胜和我一直送到大门口，看到我们上了车，才肯回去。至于谭震林的家，毛泽东不同意我们去，我们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