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廿九（崇新岳 百思峰 ）

 

（38）

 

　　周恩来8月2日的讲话，尽管表示出对毛泽东的支持，但周恩来只是不点名地婉言批评了刘少奇几句，不痛不痒的，所以周恩来发言之后，会场上仍然十分沉闷，应者寥寥。这让毛泽东既不满，又无奈。看来毛泽东只有再次亲自出马“批”刘少奇，才能打开这个局面。

　　8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单独召开只有政治局常委和少数高官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样的小会上，可以不必顾忌地“发脾气”，更加大胆地批评刘少奇。

　　毛泽东一开始先批评工作组镇压学生，说：“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工作组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但实际上不是方向的问题，而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毛泽东把工作组的错误，上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按照中共的惯例，如果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经过深刻检讨之后可以过关；而一旦犯了路线性的错误，就必须下台了。所以，毛泽东指出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就应该为这个路线错误负责，就应该下台。

　　毛泽东在这里还特别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及刘少奇的问题，这时才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

　　参会的高官们凭自己的政治经验，明白毛泽东要“整”刘少奇了，但并没有人站出来，向刘少奇发难和开炮。这些高官在思想上与刘少奇有共鸣，认为工作组即使有错，也不应成为路线错误。

　　毛泽东看出众高官思想上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为了“打通”众高官的思想，毛泽东继续讲话，具体说明刘少奇的错误。毛泽东说：“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别人提意见，就是听不进，还说‘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北京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那就看你站在哪个阶级的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了。”

　　毛泽东这里批评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批评刘少奇不听别人的意见，也就是不听陈伯达撤工作组的意见；第二，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党”。毛泽东指出：北京新市委已经站在了资产阶级的方面，因此反对北京新市委是应该的，是正确的。

　　众高官对毛泽东的“打通”思想，反应并不强烈。毛泽东只得继续“打通”众高官的思想，说：“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李雪峰的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

　　（39）

　　这里，毛泽东又批评了刘少奇的两个问题：第一，刘少奇不走群众路线，不相信群众;第二，刘少奇不允许群众贴大字报，用党纪、国法“压”群众。

　　但毛泽东“打通”思想的讲话，还是没有什么效果，仍没有人出来发言向刘少奇开炮，大家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对刘少奇持同情态度。

　　这不免让毛泽东心里焦急起来，因为如果大家一直闷不作声，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孤零零地讲话，会场上出现冷场，那么毛泽东就太尴尬了。

　　这时毛泽东立即改变作战计划，把对众高官“打通思想”的方针，改变为对刘少奇个人的攻击，试图激怒刘少奇，用“激将法”让刘少奇出来争辩。因为有刘少奇出来辩论，总比没人说话的“冷场”好得多。

　　于是毛泽东话锋一转，用挑逗的语气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这里用“有人越蹲点越……”来挑逗刘少奇，是因为刘少奇两年前说过“没有蹲点的人，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毛泽东把两年前的话掀出来，试图激怒刘少奇。

　　进一步，毛泽东又给刘少奇扣一顶大帽子，说“对学生进行恐怖和镇压，是来自中央”，这个中央明显就是指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毛泽东又给刘少奇的一线中央扣上一顶大帽子“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这一下刘少奇终于被毛泽东激怒了，坐不住出来争辩了。

　　刘少奇本来是不准备跟毛泽东进行争辩或争论的，因为刘少奇越不说话，形势越对刘少奇有利。可是刘少奇的“修养”还是不够深厚，尽管他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但他还是赶不上周恩来的忍耐功夫。在毛泽东挑逗性的发言下，刘少奇终于忍不住了，发话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决不逃避责任。”

　　毛泽东继续挑逗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少奇忿忿不平地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

　　毛泽东越发用挑逗的语气说：“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为什么怕群众？”

　　在毛泽东的挑逗下，刘少奇有点失控了，忿然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毛泽东见刘少奇发怒了，继续挑逗他说：“不怕群众，为什么不让人家贴大字报？说什么‘真正赞成民主’，没有那回事，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说过：让人家贴大家报，无非是我们这些人下台。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

　　（40）

　　刘少奇愈发失控了，当众顶撞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刘少奇这里说的“五条不怕”，就是毛泽东本人常说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刘少奇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回敬毛泽东，挑明说：“我是五不怕的人，看你拿我怎么样？”

　　如果刘少奇十分“低调”地接受毛泽东的批评，自我检讨，自我批评，那么毛泽东对刘少奇还不太好办，众高官也会同情刘少奇。可是现在，刘少奇十分“高调”地跟毛泽东对抗，用“五不怕”来要挟毛泽东，这不免让很多人觉得刘少奇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刘少奇这样对待毛泽东，就是要跟毛泽东翻脸了。

　　后来刘少奇冷静下来，也很后悔自己的冲动。他在后来的检讨中特别说：“上次主席召开的福建厅会议，我的讲话不好，特别是讲的所谓‘五条不怕’，很不好。”

　　刘少奇说了过分的话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插话说：“有些人对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叶剑英的话，是婉言批评和提醒刘少奇：“你这种有恃无恐的姿态不好，不要以为毛泽东不敢处分你，几百万军队是支持毛泽东的。”

　　毛泽东很满意叶剑英在这个时候出来表态支持他，后来叶剑英一直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与叶剑英在这次会上的表态支持，有重大的关系。

　　毛泽东接过叶剑英的话，放出狠话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虽说刘少奇的失态，帮毛泽东解了围，让毛泽东避免了冷场的尴尬。但这次会议，毛泽东基本上还是“输”了。他苦口婆心地试图“打通”众高官的思想，但众高官的思想不仅没有通，甚至还有不小的抵触情绪。

　　毛泽东想：高官们之所以想不通，或许是他们没有到群众斗争的现场去亲自看看，没有亲身的体会。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周恩来带领众高官，去参加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亲身体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8月4日晚，周恩来带着一百多个中央委员，来清华大学参加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约两万人参加，大会从4日晚8点多一直开到5日凌晨2点，开了五个多小时。蒯大富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说：

　　当时那个小轿车，从东大操场一直排到二校门，至少有两公里那么长，那时小轿车是非常少见的，不够级别的根本没有可能坐小轿车啊。刘少奇没来，主席台上是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陶铸、陈伯达，反正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才能上主席台，连谢富治都搬个小凳子坐在下面。

　　（41）

　　谢富治，当时我也不认识他啊，我们两人的小凳子坐得特别近。有人给我递纸条，谢富治就凑过来说：“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条子啊？”

　　我说：“能啊，你看吧！”后来我问他：“你贵姓啊？”

　　他说：“我姓谢，我叫谢富治。”

　　我说：“噢，你是谢副总理。”我们俩就是那一天认识的。谢富治特别和蔼，所以我对谢富治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他的印象也特别好。

　　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说：

　　同学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问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们自己是不断革命论者，当然在社会主义阶段，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大字报、小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文明不怕乱。

　　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对蒯大富同志的案件，我是主张解放和平反的。那些反对给蒯大富平反的同志，我想说服他们。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嘛，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常常跟我们说，要进一步纠正领导上犯官僚主义的错误，革命人民还要有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的自由。

　　现在你们解放了，你们自己当家作主了。从今天起，就可以说清华大学新生了！

　　周恩来的讲话，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调子很高，可是在重要的具体问题上，调子就低下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而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却把工作组的错误，降级成为“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这其实是为刘少奇派工作组“开脱”意思。

　　之后，周恩来又宣布，为蒯大富等人平反。蒯大富回忆说：“就在这个会上周总理宣布：‘我主张对蒯大富同学、刘泉同学、刘才堂同学平反解放。’当场有好多人反对，他们喊：‘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就这样叫，你就知道批判我批判得深入到了什么程度。”

　　（42）

　　毛泽东除了公开让众高官去大学参加辩论大会，帮助他们“打通”思想之外，也让江青等文革小组成员暗地里“拉人”、“拉支持”，但这些都没有起到大的效果。据聂元梓回忆说，在八届十一中会议期间，江青请她去家里吃饭。聂元梓说：

　　江青在一次小组会上，说要请我到她家里去吃饭，那时候她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成员当时都住在那里。吃饭的时候，江青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刘少奇把阶级斗争都搞到我家里来了。刘少奇派人安窃听器，派服务员监视我和毛主席的行动，在家里我和主席都不能随便谈话。我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也发表不了，我要写东西，要改编剧本，搞样板戏，也处处受到限制。过去，毛主席的指示谁也不听。”

　　江青又说：“刘少奇和王光美夫妇二人生活非常奢侈浪费，房子要住最好的，而且要比我和毛主席都多。王光美出国访问的时候，那么铺张，穿得那么漂亮，衣服换了又换。而我自己呢，生活俭朴，衣服也很少。”

　　江青攻击刘少奇和王光美的话，让聂元梓大吃一惊，因为那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没有拿出来。江青还对聂元梓说：“你很快就会知道关于刘少奇的一些问题。以后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见你。”

　　由聂元梓的回忆可见，江青试图拉拢聂元梓，透露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消息，希望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时，向刘少奇开炮。可是聂元梓并没有如江青预期的那样向刘少奇开炮，毕竟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党的第二把手，谁敢轻易向他开炮呢。

　　在中共党内，一时被批斗的人，之后又东山再起的事例很多。比如1943年彭德怀在延安被狠狠批了一番，但后来又东山再起了；周恩来在1958年被狠狠批了一番，后来也东山再起了。那么这次刘少奇被狠狠批一番之后，会不会又东山再起呢？

　　因此，高官们不肯轻易站出来批刘少奇，除了思想上同情刘少奇外，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他们还搞不清，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究竟有多大的决心。

　　在1953年的时候，毛泽东也说过不少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高岗以为毛泽东要拿掉刘少奇了，于是公开跳出来反对刘少奇。可是没想到最后刘少奇没事，高岗却倒成了反党分子。众高官心想：几十年来，刘少奇一直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人，说不定他们两人吵一次架之后，将来又会和好的。现在，众高官接受了高岗的教训，在看不清毛泽东是不是真的下了决心打倒刘少奇之前，不表态是最安全的。

　　毛泽东也清楚，众高官不肯表态的原因，其中有高岗事件的后遗症。此时，毛泽东明白了，必须用一个什么方式，让高官们相信，他这次是真的下定了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于是在8月5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世界明明白白地宣布，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43）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毛泽东宣布在战友关系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更重要的是宣布在思想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刘少奇早年与毛泽东思想是比较一致的，甚至比毛泽东更“左”一些，是党内左派的代表人物。1947年刘少奇在解放区搞土改，搞得很“左”，毛泽东还批评刘少奇太“左”了一点。可是后来，刘少奇的思想右倾了，毛泽东的思想反而左倾起来，两个人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达到决裂的地步。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开始思想右倾的呢？从现在透露出来的各种资料来看，这与他跟王光美结婚，有密切的关系。刘少奇是从事工人运动起家的，发动工人跟资本家进行斗争，对资本家和资本主义都没有什么好感。可是1948年8月，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王光美结婚之后，使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

　　以前刘少奇喊“打倒资本家”，但并没有亲身接触过资本家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自刘少奇跟王光美这个资本家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后，他很喜欢和欣赏王光美，进而爱屋及乌，对王光美的资本家岳父岳母很有好感，进而对王光美家族的资本家家庭很有好感，再进一步，又对整个资本家阶层有了好感，最后就开始对资本主义本身好感起来了。

　　夫妇双方生活在一起，难免会感染对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夫人，都是出身贫寒家庭，身上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气息，所以也不会对她们的丈夫造成“感染”。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写江青：“江青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共产党女人。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

　　而王光美有些像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一位有教养的，注重外表修饰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资产阶级女性的特征吧。王光美这样出身大资本家的人，常年生活在资本家的环境里，身上就难免会有各种各样资产阶级的气息，这些气息就感染到刘少奇身上。加上刘少奇与王光美又非常恩爱，这样一来，刘少奇就感染得更多了。

　　人的思想转变，受到身边最亲近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共产党员是要消灭资本家的，可是自己一旦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不免就会对资本家同情起来，会影响到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在中国轰动一时的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就是主人公保尔与资本家女儿冬妮娅从恋爱到决裂的故事。

　　因此，刘少奇与资本家的女儿结婚，中共党内不少人对此是有看法的。当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岗，曾在会上不点名地骂刘少奇说：“向资产阶级投降，认资本家做岳父老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这里指的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大人物。”

　　（44）

　　大家都知道，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是非常恩爱的，这对于一般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可是对于掌管国家命运的大人物来说，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了。历史上不少皇帝因为“爱美人”，而毁了自己的江山。因此，旧中国有一种“迷信”，认为有权势的大人物，对女人的喜欢应该有一个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是“宠爱”。一旦出现了“宠爱”，就会给大人物本身，甚至给国家带来灾祸。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这种迷信，但这里面也有一些科学的道理：男人宠爱女人时，为了让女人高兴，他往往会一时冲动，不惜代价地做事情。这种不计后果的行为，最终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不仅损害到男人的利益，也会损害女人的终身。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宠爱”自己的妻子，如果说毛泽东对江青还有一些放任，那么周恩来对邓颖超是很严格的。邓颖超在党内的资格非常老，是仅有的几个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党员，按照资格和贡献，邓颖超完全可以在党政机关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毛泽东也多次提议让邓颖超出来工作，但周恩来都坚决反对。因此，邓颖超在建国后一直没有职务，几乎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了。

　　像邓颖超这样的女革命家，自然是不甘寂寞的，绝对不会喜欢家庭主妇式的寂寞生活，邓颖超本人也希望出去工作，但总是遭到周恩来的反对。有人批评周恩来这样做是“过于自私”，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周恩来的做法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

　　当时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非常微妙，自己都是在走钢丝，谨小慎微不犯错。如果邓颖超出来工作，说不定在哪里一个不小心，出现差错。而一旦夫人犯了错误，就会牵连到周恩来身上，弄不好就会让周恩来栽跟头，邓颖超就也要跟着栽跟头了。所以邓颖超不出去工作，自然也就不会犯错误，这样不仅保护了周恩来，也保护了邓颖超自己。

　　毛泽东夫人江青和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丈夫在世时，都曾在政坛上大出风头，可是一旦丈夫去世， 就大难临头了。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丈夫生前默默无闻，而丈夫死后却大出风头，一路高官高位，成为全国政协主席。从级别来讲，全国政协主席与国务院总理是平级的，也就是邓颖超坐到与周恩来平级的职位。纵观中共高官的红色娘子军妻子们，能够做到与自己丈夫平级的职位，大概只有邓颖超一位。周恩来不仅生前保护了妻子，死后还给妻子留下一笔肉眼看不见的政治遗产，使邓颖超成为中共高官的妻子中最美满的一位。

　　王光美是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当时的硕士顶得上现在的博士后，而且王光美的英文很好，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刘少奇看来，让王光美这样的人才在家里当家庭主妇，太寂寞冷落，有点太委屈她了，于是就想方设法带王光美出去，让王光美开心。

　　（45）

　　毛泽东去过两次苏联，都没有带江青去；周恩来出国访问很多次，也没有带邓颖超去。虽说资本主义国家有带夫人一起出访的习惯，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一定非要学这个模式，所以刘少奇完全可以不带王光美出国访问的。

　　刘少奇当上国家主席之后的出国访问，大部分都带上王光美，而且在国内接见外国客人的时候，也往往要带王光美一起会见。当时报刊电影上大登刘少奇携王光美出访的新闻，使王光美成为中国“轰动一时”的人物。王光美的风度气质不错，又可以充当刘少奇的翻译，在国际上得到了一致的称赞，也树立了新中国女性的国际形象。

　　如果是在今天，王光美这样的第一夫人，很可能成为国内女性追捧的明星人物。但在50年前的那个时代，王光美这样的做派就太“超前”了，不少人对王光美的“出风头”有抵触感情。据开国上将陈士榘的儿子回忆说：“60年代初，王光美随同刘少奇主席访问多个国家，王光美也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父亲退休后跟我们闲聊，说那个时候感到王光美同志的出访，虽然是工作需要，但到处放映电影，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刊登她和少奇一起坐敞篷车招手，这在共和国是没有先例的，而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尚未有这样的‘风头’。”

　　可见，老干部们对王光美大出风头，是不太满意的。刘少奇宠爱王光美，让她“出风头”，这却反过来使刘少奇失去了一些自己在老干部中间的威望，又特别引起了真正的第一夫人江青的嫉妒，后来给王光美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凌辱和牢狱之灾。

　　刘少奇觉得王光美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不出去工作可惜，所以积极鼓励王光美出去参与政治工作，并亲自为她捧场撑腰。1964年，刘少奇派王光美参与四清运动，让王光美亲自搞出一个“桃园经验”，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党学习。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首创“夫人参政”的先例，这也为后来江青出来参政作出了先行榜样。

　　刘少奇在党内大捧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试图树立王光美在党内的形象和地位，但刘少奇这样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这样一来，干部们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印象，反而被搞糟了。这里举一个例子，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在回忆录中写道：

　　1964年夏天，忽然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去听重要报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是刘少奇讲话。……，刘少奇特别提到王光美说：“你们看，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现在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

　　这个会议，连头带尾，总共不过一个钟头。在这么大热天把这么多高级干部集中来训话，人们是非常不满的。退出会场时，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46）

　　随后王光美即到各机关讲“桃园经验”，虽然几次发票给我，但我一次也没去。我想：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的报告，我当然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对于王光美，去她的吧！不但没听报告，连中央转发的关于桃园经验的文件，我也根本没有看。

　　李新的回忆，代表了当时中共高干对王光美的普遍看法，但刘少奇却没有察觉到这个严重的问题。文革开始后，刘少奇又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当工作组的顾问，把一件牵扯到自己生死攸关的非常重要任务，放手交给王光美这样的政治“生手”去干。果然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搞“砸”了，搞出一个蒯大富案件，自己制造出一颗打倒刘少奇的炸弹。

　　刘少奇开始右倾后，开始倾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而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思想分歧，又间接地引发了1953年的高岗事件。

　　高岗1905年生，比毛泽东小12岁，比刘少奇和周恩来小7岁，比邓小平也小1岁，在党内高层属于年轻的一辈。高岗1926年加入中共，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高岗调任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一度权势接近于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但也有很多人不赞成毛泽东，他们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过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先发展一个阶段之后，再搞社会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发展富农党员”和“党员可以剥削”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刘少奇。刘少奇在1950年1月28日与中组部安子文等人谈话说：

　　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现在中国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工人在要求资本家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年关内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

　　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例如雇难民去做工，不能叫做剥削。凡是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

　　在这种“不触动私有制”搞建设的风潮中，作为东北地区行政首脑的“东北王”高岗，独树一帜，带头在东北地区大搞社会主义改造，大搞公有制。因此，毛泽东对高岗十分欣赏，认为高岗的思想与自己接近，所以越来越重用高岗，经常与高岗单独谈话。

　　（47）

　　毛泽东与高岗的单独谈话中，说过一些尖锐批评刘少奇的话。比如，高岗夫人李力群回忆说，毛泽东曾对高岗说：“刘少奇的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

　　另外，毛泽东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毛泽东对高岗说了一些批评刘少奇的话，并不等于毛泽东要撤换刘少奇。毛泽东只是觉得刘少奇的思想与他不合拍，批评刘少奇一下，“推”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刘少奇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定，毛泽东就准备削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高岗接过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试图培养高岗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五个“巨头”。

　　毛泽东提拔高岗，只是想让他进入中共最高层，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并没有想让高岗取代刘少奇。可是高岗误解了毛泽东的意思，以为毛泽东想要“换马”了，想用他来取代刘少奇，于是四处散布刘少奇的“坏话”，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党的‘七大’把刘少奇抬高了。”

　　高岗自以为已经得到毛泽东的最高信任，不免有点得意忘形，在众人面前得意洋洋起来。高岗又私下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等，违反了中共的组织纪律。这样一来，就在党内引起了很多不满，毛泽东也觉得高岗这样的做法不行，辜负了自己的信任，于是从“保”高岗转变为“批”高岗。

　　而从高岗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而现在居然毛泽东也要批自己了，一时间想不开，就自杀了。

　　高岗这样的悲剧，在官场上是经常发生的，它的核心其实是：领导为什么要突然提拔我？

　　领导突然提拔一个部下，并不一定真的是非常欣赏他的才干，或者真的想要重用他。提拔的目的，有时候只是为了权力的平衡，为了“掺沙子”，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已。可是被提拔的部下，往往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领导真的要重用自己了，于是就翘尾巴，得意忘形，不可一世起来，结果得罪了很多人，造成自己很快就垮台。文革当中，不少人突然升官，而时间不长就跌了下来，这里面很多都是步了高岗的后尘。

　　刘少奇在高岗事件之后，检讨了自己的右倾错误，积极跟上了毛泽东搞社会主义的步伐，所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暂时解决了。但是1960年大跃进失败之后，刘少奇又回到他以前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又开始向资本主义倾斜，这就引发了他与毛泽东的第二次矛盾，继而诱发了文化大革命。

　　（48）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他一生中最具战斗性的檄文之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本来是一篇短文，毛泽东却给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字“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要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首先要了解《大字报》这种形式的特点。

　　人类社会是等级森严的，上级对下级有了不满，他可以进行批评。如果下级不听批评，上级可以用权力对下级进行降职，解雇，甚至监禁等处罚；相反，下级对上级产生不满，那他就只能提意见。但如果上级不听意见怎么办？这时候下级只有两个选择：要不然忍气吞声，要不然就奋起造反。

　　造反有两种形式：非暴力和暴力。暴力造反就是武装暴动，而非暴力造反则是用游行、示威、大字报等手段，迫使上级接受下级的意见。因此，大字报成为下级对上级，或者群众对干部发泄不满，非暴力造反的一种形式。所以，从来都是群众给领导贴大字报，而没有领导给群众贴大字报的，因为上级完全没有必要给下级贴《大字报》来表达他的不满。

　　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是镇压，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是造反，这是人类社会的法则。毛泽东是刘少奇的上级，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了不满，是可以使用批评、降级等镇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不仅是刘少奇的上级，还是刘少奇的兄长。从年龄上来看，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里，除了朱德比毛泽东年长之外，其他人都比毛泽东年龄小，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仅是领导，也是他们的兄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小弟应该尊敬兄长，是基本的礼节。因此，毛泽东可以摆出兄长的资格，在小弟们面前大咧咧的说话，不客气地批评小弟弟们，在态度上并无什么失礼的问题。

　　刘少奇年龄比毛泽东小5岁，又是毛泽东的下级，按理说，毛泽东对付刘少奇，应该使用上级对付下级的“镇压”手段，而不应该使用下级对付上级的“造反”手段。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用的是下级对付上级的手段，就像是一位学校领导，给一个学生贴大字报来表示他的不满，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毛泽东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的，这就是为了“争取人心”。毛泽东争取人心的策略之一，就是“谦虚”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中，处处表现出谦虚的态度。比如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其中特别指出毛泽东的谦虚态度。该文写道：

　　毛泽东同志说：“我的志愿，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种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榜样。

　　毛泽东并没有摆出自己是“天才导师”的大架子，对下级或群众指手画脚地下命令、做指示，而是谦虚地说：“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当群众的小学生。”作为国家领导人，能有这样谦虚的态度，不仅会引起人们的好感，更会引起人们对毛泽东人品的佩服。

　　（49）

　　这次，毛泽东给刘少奇写《大字报》，也是表示一种谦虚的态度。本来，毛泽东完全可以用上级对付下级的手段，下发一个批判刘少奇的中央文件。可是这种方法，会让人们对毛泽东产生“以势压人”的印象，影响毛泽东形象和威信。而毛泽东用《大字报》这种下级对上级的形式来批判刘少奇，就会让人们感到毛泽东有谦虚的感觉，感到毛泽东不是以势压人，给人一种无形的好感。

　　同样，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文章措辞的口气也很谦虚，而且很短，只有两百多个字，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里面有“爱憎分明”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态度，是针对刘少奇和他的支持者，毛泽东表现出强烈的“憎”的态度，使用了“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何其毒也！”等非常激愤的词句；而第二种态度，是针对这篇《大字报》的读者，毛泽东又表示出“爱”的态度，很客气地用了“请同志们重读……，岂不是发人深醒的吗？”等建议和商量的谦逊词句。这样一来，让处于旁观的读者，不会感到毛泽东有以势压人的傲慢。

　　同时，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也是写给两种不同的人看的。第一种人是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高官们，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公开表示出他与刘少奇的彻底决裂，试图以此来打消那些高官们批判刘少奇的后顾之忧。

　　第二种人是一般党员和一般群众，毛泽东用这篇《大字报》，一方面是表示自己的谦虚态度，给人以好感；另一方面，毛泽东采用了群众发明的《大字报》的形式，表明自己和群众一样：我也写《大字报》，我也要造反，我也是你们造反队伍中间的一员。这样一来，群众对毛泽东就会产生一种亲近感，觉得毛泽东是自己的“贴心人”。

　　很多人的印象，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凭着高高在上的伟大领袖身份，利用群众的“个人崇拜”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其实不然。人们往往只看到毛泽东强悍的一面，而忽略了毛泽东谦虚的一面。如果说毛泽东有“个人崇拜”，那么这个“个人崇拜”，也是毛泽东自己“经营”出来的，绝不是靠报纸上空洞地喊几句“天才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就能吹捧出来的。如果认为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吹捧毛泽东的口号，就能把人民群众欺骗了，那是太小看人民群众的智力。

　　（50）

　　毛泽东从来没有小看人民群众，他经常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重视发动群众，用政治术语说就是“收买人心”。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也是一样，要想得到较多的选票，就要收买人心，而收买人心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有“亲民”的态度。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在“亲民”方面是很下工夫的。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从中学生的角度来看，作为国家领袖的毛泽东，平易近人地亲自写信给他们，大大增加了他们对毛泽东的亲近感。同样，毛泽东在文革中，亲自戴上红卫兵袖标接见红卫兵，表示他也是红卫兵的一员，使红卫兵感到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一下子俘获了红卫兵的人心，获得了红卫兵的真心拥戴。

　　另外，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也使用了一些谋略，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在各次中央会议上，只是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学生的问题，从来没有把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问题，与1962年和1964年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次提出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主要目的并不是出于对刘少奇的报复，而是另有考虑。

　　前面说到，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试图“打通”高官们的思想，希望他们认识到刘少奇犯了大错，应该罢官。可是高官们的思想并没有被打通，这是为什么呢？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太小”，不足以成为罢官的充分理由。

　　因此毛泽东在这篇《大字报》中，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刘少奇的错误，不仅仅是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从196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来，刘少奇的错误就是一贯的，历史性的，就有更多的理由罢刘少奇的官。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虚构传闻，说毛泽东曾在某次会议上，当面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从这个虚构传闻来看，毛泽东似乎说话很霸道，根本不给别人面子。事实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是很注意语气和风度形象的，尽管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刘少奇多有讽刺，但绝不会像小孩吵架那样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明白，当众对刘少奇说这样没水平的话，并不能杀伤刘少奇，反而损伤了自己的形象，所以毛泽东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在毛泽东的正式讲话记录中，记载了他于1966年4月29日，在杭州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说过这样的话：“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

　　但毛泽东并不是当面对彭真说的，而是在彭真不在场的时候，跟第三者说的。毛泽东不会当面对彭真说这种霸道的话，因为这样做，与其说是羞辱彭真，更不如说是羞辱毛泽东自己。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当着刘少奇或彭真的面，说这么没有风度的话。

　　（51）

　　那么毛泽东的这篇《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呢？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的饭厅里贴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有人撰文写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还有人撰文写道：“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宣读《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的旁边就坐着刘少奇和周恩来。”

　　这些说法都是传闻，实际上毛泽东出笼《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宣读，也没有张贴。

　　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用铅笔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草稿，由秘书徐业夫誊写在信纸上，然后送印刷厂铅印出小样。铅印出来的草稿，毛泽东再次进行修改，然后正式付梓，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于8月7日在会议上发给每一位参会者。

　　8月7日，毛泽东突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原先的会议日程所没有的东西，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引起了参会者的震惊。

　　不过毛泽东在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还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事先“打招呼”。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手法之一是“打招呼”，他在宣布重大事件或人事变动之前，先要对自己信得过的人打个“招呼”，对他们解释一下这件事的原因，让他们不至于到时候过于惊讶，以及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至于说出“不该说的话”。凡是被打招呼的人，都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这也是表示一种信任。

　　毛泽东的“打招呼”，并不一定自己亲自出面，往往交给别人来办这件事，这次毛泽东让周恩来负责这次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的“打招呼”。

　　1966年8月6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了只有少数重要高官参加的打招呼会。据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吴法宪回忆说：

　　周恩来突然又来电话通知我，要我晚上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我记得参加那天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总共大约20多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周恩来亲自通知来开会的，但都不知道开什么会议。周恩来一来，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毛主席在8月5日所写的一张大字报，是手稿，我念给你们听听。”

　　周恩来所念的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是以后众所周知的《炮打司令部》。这张《大字报》周恩来一连念了两遍，念完之后，他又说：“现在看来，多年的事实证明，刘少奇不行了，他不能再主持中央的工作了。主席原来想培养刘少奇当接班人，现在看来不行了，他辜负了毛主席的希望。现在中央决定，把林彪同志接回北京接替刘少奇，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现在通知你们一下，暂时不要再往下传，就你们知道就行了。”

　　（52）

　　另外，当年参加这次打招呼会的廖汉生也这样回忆：

　　(8月6日)晚上十二点，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厅里，召集军队各总部负责人开会，北京军区杨勇和我也出席了，我当时是八届候补中央委员，这次会是打招呼会。周总理说：“毛主席下了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晚上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这张大字报，让我向大会传达，但后来主席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主席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

　　廖汉生的回忆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毛泽东第一次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周恩来后，又收了回去。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决裂”的问题上，曾经动摇过，等了一天。这一天，刘少奇如果登门向毛泽东检讨，或者向毛泽东送上一份检讨书，或许毛泽东会改变彻底打倒刘少奇的主意。可是这一天的刘少奇，并没有任何表示，于是毛泽东在第二天晚上下定最后决心，发表这篇《大字报》，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8月7日《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后，自然在参会人员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明白，它所要批判的对象是刘少奇。毛泽东本以为自己抛出这张《大字报》，登高一呼，参会者就会积极响应，出现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攻之的场面。

　　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期待的，群情激愤炮轰刘少奇的场面。尽管毛泽东已经公开宣布与刘少奇决裂，而且事先还让江青、康生等人作了一些动员，但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开炮。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江青曾私下找到陶铸谈话。陶铸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发言中向刘少奇开炮，但并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多数人的态度还是“很不理解”，但也不敢公开表示异议，只是闭口不言。陈伯达作为理论家，在毛泽东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迅速写出一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从“理论上”支持毛泽东，但所起的效果也不大。

　　8月6日，毛泽东召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来参会，希望他再现庐山会议的风姿。1959年的庐山会议，林彪本来是请病假的，被毛泽东急召后，一到会就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彭德怀，为支持毛泽东立了大功。可是这次林彪到会以后，并没有像毛泽东期待的那样，旗帜鲜明地点名批判刘少奇，而是含含糊糊地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

　　林彪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和空话，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是一个大问题。反帝反封建我们熟悉，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新问题，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彻底废除私有制度，消灭三大差别，非一朝一夕之事。

　　（53）

　　要把我国变成强盛的国家，要搞物质建设，又搞精神建设。一方面从物质着手，发展生产，提高技术；一方面从精神上着手，改造人的思想，并且用精神建设带动物质建设。不能像修正主义国家只搞物质建设，那样必然倒退，必然复辟，非出修正主义不可。

　　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是长期的，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很不简单。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容易，改造人的思想、改造人的灵魂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大震动，在灵魂上大震动，像这次就是氢弹、原子弹，震动人心。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建立无产阶级权威。

　　林彪这些大话，都是理论性的，是与批刘少奇无关的。在批刘少奇方面，林彪的嘴很“紧”，他说：

　　派工作组本身是方向路线性错误，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工作组在某些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一般地贯彻了“排除干扰”、“捉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错误路线。这些人是政治扒手，这些工作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他们与所在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勾搭搭，采取联合行动，制造种种事件。对这些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对其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要彻底批判。

　　这次运动开始时蓬蓬勃勃、轰轰烈烈，中间泼冷水，泼下去了。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现在，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还有很大的阻力，很多斗争，这是阶级阻力，阶级斗争。反动阶级有很多代表人物，要前进就要战斗，每一步的前进，就要经过一场战斗，都要粉碎阻力，才能继续前进。

　　由林彪的发言可见，他对刘少奇批判，是含含糊糊的，不痛不痒的，这当然让毛泽东不满意，但此时的毛泽东也无可奈何。至于林彪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林彪来参会时，再三推辞二把手的接替，但毛泽东不准，于是林彪心里也不快。

　　这次批判刘少奇，连最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没有立场坚定地、火力全开地批判。林彪的态度，当然影响到其他人。这样一来，批判刘少奇的大火，愈发煽不起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批判刘少奇的应者寥寥，冷冷清清，不少人明显带有抵触情绪。因此，毛泽东写《我的一张大字报》批倒刘少奇的计划，又失败了。

　　（54）

　　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从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这个目标毛泽东是完全失败了。第二个目标是从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然而罢免刘少奇，就等于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以毛泽东还必须改组政治局常委。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必须经过一个“组织程序”，才能具有合法性。那么改组政治局常委的组织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共政治局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章》所说的产生程序很模糊，实际的操作过程是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提名。在党内推举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确定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党主席对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步：预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提交目前现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等额选举”。所谓“等额选举”，就是候选人是事先指定的，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的候选人。

　　第三步：决选。新的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预选之后，就提交党代表大会。在党代表大会，进行无记名投票方式的决选。决选也是“等额选举”，选举人只能对候选人“赞成”或“反对”，不可以另外提名其他候选人。

　　第四步：移权。新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在党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之后，那么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就自行解散，把权力移交给新的政治局常委。

　　这样看来，产生政治局常委的关键是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提名，第二个是预选。因为只要预选通过之后，决选一般都能通过的。

　　在“提名”的问题上，根据党规，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有提名新常委候选人的权利，但是决定新常委候选人名单和排名次序的“最后决定权”，是属于党主席的，这也是党主席的最大特权之一。

　　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因为有“最后决定权”，在理论上，毛泽东是想提名谁都可以的，排名次序也是由他决定。但是，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还要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上进行表决和预选，因此，每次表决都是对毛泽东的一次考验。

　　1971年林彪外逃之后，对他的住处毛家湾进行了彻底的搜查，从许多书籍或文件的空白处，发现不少林彪亲笔写的“心得”。在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发现了林彪写的一句评价毛泽东的话：“他(指毛泽东)的最大忧虑，是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林彪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十分中肯。毛泽东并非人们想象的皇帝，他虽有非常大的提名权，但如果他提出的名单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会上，不能得到多数赞成票通过的话，他这个党主席的权威和地位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毛泽东对表决这件事，自然是非常担心的。

　　（55）

　　毛泽东很清楚，他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如果损害到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利益，那就不容易通过。现在毛泽东在高官中的支持率并不高，所以毛泽东要非常慎重，不能过分得罪现任政治局常委。也是因为慎重，毛泽东这次不敢一下子拿掉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因为这样产生的冲击太大，弄不好会崩盘。

　　因此，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分步罢官”的计划，一次搬动刘少奇一些，但又不能搬动太多。这次，毛泽东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只是把他的排名，从第二位，向后挪动到第八位。对刘少奇这样的处分，并不算太重，与1959年对彭德怀的处分相比，那是相当轻了。

　　现任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毛泽东提出的新常委候选人名单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泽东提名的新政治局常委中，7名现任常委全部保留，只是增加了4名新人，这样可以降低现任常委的反对情绪。新增加的4名新人中，陈伯达、康生和陶铸是毛泽东派的人，而李富春是周恩来派的人，毛泽东还需要照顾一下周恩来的“利益”。

　　关于新常委的名单，还有一个插曲。最初的名单中，陶铸排名最末(亦说排名第七)，在最后审定时，毛泽东把陶铸调到陈伯达之前。据陈伯达回忆说：“十一中全会调整领导班子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找到毛主席，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最后面的陶铸同志的名字，钩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

　　陈伯达这么做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因为陈伯达一直从事秘书这种“秀才”工作，没有担任过具体的行政领导。而陶铸长期任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行政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另外，陶铸曾经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也算是林彪的老部下。

　　陈伯达这里还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毛主席和周总理拟的常委名单”，也就是说，这个常委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那么这个常委名单又是什么时候拟定的呢？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6年8月6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住处，与毛泽东商议决定了新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周恩来年谱》这样记载：

　　8月6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周恩来)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周恩来年谱》中所谓的“到毛泽东处开会”，是指周恩来与毛泽东两个人开会。《年谱》同样证实了陈伯达的话，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

　　（56）

　　前面说过，毛泽东在召开这次中央全会之前的7月27日，就与周恩来商议好，罢刘少奇的官，让林彪取代刘少奇，但那时还没有决定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在8月6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商议，拟定了新政治局的具体名单和排名。

　　这次新政治局常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的，这件事，对于我们理解后面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表现出刘少奇在此时已经彻底出局，失去了最高决策资格。不仅如此，在前一天的8月5日，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建议他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周恩来年谱》中这样记述：8月5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周恩来年谱》暗示说，周恩来给刘少奇打电话，是毛泽东的意思。王光美后来也回忆说：8月5日下午，少奇同志还按原定安排，会见了赞比亚工商友好代表团。少奇会见结束回家，周恩来同志打来电话，要他最近不要再出面会见外宾。是少奇同志亲自接的电话，他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停止刘少奇会见外宾的权力，就是象征着停止他国家主席的权力，因为代表中国会见外宾，是国家主席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刘少奇大概早就料到这些，所以“什么也没问，就说‘好’。”

　　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常委名单，而将要成为第二把手的林彪，居然也没有参与这次政治局常委人选的策划，这看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事实。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在与毛泽东商议之后，拟出一份名单，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是在拟好名单之后，才报告林彪的，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林彪的意见。

　　关于这点，我们以前曾经交代过，如果事先跟林彪商议，林彪肯定是不同意担第二把手担子的，所以毛泽东来个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让林彪不得不当第二把手。

　　但从林彪的角度看，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拟定名单，好像耍猴一样，就把他推上第二把手的位置。从林彪看来，他这个所谓的第二把手，实际权力还不如周恩来大，好像是一个傀儡，所以他很不情愿地出任第二把手，并特别声明：“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毛泽东和周恩来定下名单后，下一步就是提交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进行预选。这个预选，不一定当面开会，也可以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把这份名单在各个现任常委中间传阅一下，同意的常委就写下“同意”，不同意的常委可以写“不同意”或者“保留意见”。从现在公布的情况来看，这次预选并没有开会，而是通过“传阅”名单的形式进行的。

　　（57）

　　预选的结果，当然是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局改选名单，但是通过得很勉强。毛泽东在1967年5 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曾提到说，这次预选的结果，只是勉强过了半数。毛泽东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他们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当时还有很多人仍然想不通。李井泉想不通，刘澜涛也不通。陈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想不通”，最后我们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验吧！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对这次政治局常委的改选名单，大概是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同意，而刘少奇、朱德、陈云不同意，这样以四比三的微弱优势通过，所以毛泽东说“我只得到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在关键的时候，邓小平投了赞成票，这是后来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的一个原因。

　　然而，毛泽东的这份政治局常委改选名单，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以前的刘少奇、朱德、陈云，都是中央副主席，而陶铸、陈伯达、康生这些人并不是副主席，让他们排名在副主席之前，显得不伦不类。最后，周恩来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包括他自己，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这样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新政治局常委名单通过预选后，8月12日在大会上进行决选，这当然是肯定通过的。不过大多数人因为事前没有被“打招呼”，所以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名单感到“震惊”。据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陈宽宏回忆说：“选举前，我在分发文件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单时，惊奇得不得了：刘少奇怎么排到了第八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据王光美回忆说：少奇在选举后当即表示：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作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他还请求辞去所任职务，说：“中央常委、国家主席、毛著编委会主任，不适宜了，担任不了。”少奇同志发言后，林彪当即说“好”，站起来主动同少奇握手。

　　从王光美的回忆也说明，林彪对批判刘少奇是消极的，而且对刘少奇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的。

　　（58）

　　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对与毛泽东来说，在这次大会是一次失败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又是发脾气，又是写大字报，又是私下动员，又是召来林彪助阵，依然没有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毛泽东要掀起批判刘少奇，但掀不起来，连林彪这个铁杆都不积极；毛泽东要罢刘少奇的官，但只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而且还不得不保留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十分被动，可是说是栽了一个跟头。

　　尽管是一次失败的大会，但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还必须讲话。毛泽东首先谈大家关心的中共“九大”问题：“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开，现在要准备。”

　　毛泽东然后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他说：“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

　　毛泽东这里，没有强硬地说这次会议的决议是“正确”的，而是谦虚地说：“正确还是不正确，要看以后的实践。”毛泽东说这样谦虚的话，就是反对他的人，也会产生一些好感。

　　然后，毛泽东说到党内派阀问题，他说：“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现在是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这里，公开承认党内有“派”，他自己是一派，而刘少奇又是一派。毛泽东把党内的“派”，说成是“正常现象”，这是针对那些惊奇不已的中下层干部说的，因为这些人想不到毛泽东会与第二把手的刘少奇发生斗争。毛泽东要告诉人们，他与刘少奇的斗争，也不值得奇怪，党内一直都有派系，有派系就有斗争。

　　之后，毛泽东又提到刘少奇的问题，他不点名地说：“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再团结。”

　　毛泽东知道，这次他罢了刘少奇的官，有很多人不赞成，很多人同情刘少奇。因此，毛泽东要安抚一下那些同情刘少奇的人，暗示他将来会给刘少奇出路的，这样可以使那些人对刘少奇的同情心有所减小。

　　最后，毛泽东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59）

　　毛泽东嘴上说“这次会是开得好的”，但他心里也明白，这次会议开得并不好，大部分高官的思想，并没有被毛泽东“打通”，他们思想上的弯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不少人在思想上对刘少奇有共鸣，有同情，这使得毛泽东在政治上批倒批臭刘少奇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毛泽东的胜利，仅仅是在组织上罢掉了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官。但这也仅仅是把刘少奇在党内第二位的排名，向后挪动几位，还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即使这样，毛泽东也只是获得了“半数多一点人”的同意。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力量，已经相当空虚了。毛泽东想要依靠自己在自己党内的力量来彻底打倒刘少奇，那是不可能的，甚至想要撤销刘少奇的政治局常委，在党内都很难通。因此，在此之后，毛泽东放弃了利用党内力量打倒刘少奇的试图，完全依靠群众和红卫兵来打倒刘少奇了。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最后一次试图用党内的力量，来打倒刘少奇，但毛泽东失败了。最后毛泽东只好转而利用红卫兵和群众的力量，才达到了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如果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他完全可以不召开这次大会，可以不必罢刘少奇的官，直接利用红卫兵和群众打倒刘少奇，这样的效果更好。毛泽东召开这次大会，不仅自己在会上搞得灰头土脸，还埋下一个巨大隐患，那就是把林彪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

　　因为毛泽东要在组织上罢免刘少奇的官，就必须在组织上补充一个人来填补第二把手的空白，这个人就是林彪。如果毛泽东直接动用红卫兵打倒刘少奇，就不会产生组织上的空白，就不必硬把林彪推上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林彪不当接班人，他批判刘少奇可能更大胆一些，支持毛泽东可能更积极一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了也不要自己负责的话，那我们就会大胆去做，无所顾忌地去做。相反，如果做一件事前，做错需要自己负责的话，我们就会谨慎得多，瞻前顾后，顾虑重重。

　　林彪如果不是接班人的话，中国不管出了什么乱子，他都可以不必为此负责，他可以随时回家去养病。可是林彪一旦成为接班人，中国出了乱子，他就逃不掉责任。所以林彪从自保的角度来看，一旦成为接班人就不能乱来了，他要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因为他一旦踏上接班人的位置，就再也不可能托病回家去养病了。

　　毛泽东在1960年大跃进犯了大错，但那时林彪还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因为林彪这样做，也不会有人说，林彪对大跃进饿死人应该负责任。也正是因为林彪没有责任，他才敢于大胆地支持毛泽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毛泽东不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不硬推林彪当接班人，那么林彪反而会更加大胆和无所顾忌地支持毛泽东的文革，这样文革就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结果。【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