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廿四（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十二节 文革点火期

　　（1）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一场革命，最困难的就是点火期。因为初期群众是不理解的，也没勇气投入革命；更有一些人不愿意革命，甚至要阻止革命。因此要点燃一场革命之火，并非易事。

　　要想让革命之火成为燎原之势，首先要找一堆易燃的干柴，先把这些干柴点燃，把火烧大之后，才能把那些不易燃的，难燃的，甚至阻燃的东西统统烧起来。易燃的干柴在哪里呢？毛泽东很清楚，年轻人就是易燃的干柴。当年加入共产党干革命的毛泽东他们一批人，不正是年轻人吗？

　　毛泽东28岁入党，刘少奇24岁入党，周恩来23岁入党，林彪18岁入党。中国共产党主要就是靠这些年轻人组成的，年轻得可怕。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这么年轻，并不是他们拒绝中老年人加入，而是中老年人对革命这种开天辟地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个客观事实，造就了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支热血沸腾的年轻人组成的队伍。

　　毛泽东回忆说：“我们开始闹革命时，也不过是二十多岁的娃娃。那时的当权者，是老年人，有经验，知识也比我们多。”

　　毛泽东他们上井冈山的时候，真是几乎什么都没有。不仅没有物质的财富，没有枪，没有钱，就是精神的财富，比如“经验”和“知识”这类的东西，他们也没有，他们只有一颗火热的心。也就是靠这颗火热的心，这批没有经验、没有知识的年轻人，硬是打倒了一批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老年人。

　　可是如今，当年的革命家已经老了，革命的热情早已从他们身上消退。这些人已经变得跟当年他们要打倒的当权者一样，他们紧紧攥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让年轻人造反。这些曾经的革命家，现在已经变成反对革命，阻止革命的“老年反革命”了，这是一条历史的必然规律。

　　不过即使在“必然规律”之中，也往往会有例外。在这批老革命家当中，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心还没有老，依然保持着当年那颗火热的年轻人的心，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当毛泽东提出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革命老战友们纷纷摇头“很不理解。”他们的“不理解”是真的，他们也无法理解，只好认为毛泽东是“老夫乱发少年狂”，70多岁的人，要干20岁的人做的事情，这不是胡来嘛。老革命战友中，没有人支持毛泽东，林彪也只能算是半个支持者。

　　毛泽东也知道自己老战友中间，已经找不到革命的知音了，他把目光放在年轻人身上。毛泽东清楚，不管哪个朝代，年轻人都是被老年人压迫的，他们想革命，想造反，他们就是革命的干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主角只能是年轻人，也只有靠年轻人，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毛泽东希望在这场革命中，年龄小的打倒年纪老的，知识贫乏的打倒知识渊博的，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出来，就像当年井冈山闹革命一样。

　　（2）

　　毛泽东知道，现行的体制都被老年人把持住了，年轻人根本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所以也不可能在现行的体制中发现具有领袖才能的年轻人。只有发动一场革命，让年轻人在革命中锻炼成长，在斗争中自发地涌现出像自己一样杰出的领袖，将权利顺利移交，让年轻一代把共产主义道路继续下去。

　　毛泽东已经找到了革命的干柴，但要点燃这些干柴，还需要一些火种。现在毛泽东年岁已高，不可能像井冈山时期那样，亲自去充当革命的火种，他需要一些人代替自己去点火。于是，毛泽东有了一个设想，他准备组织一个“中央文革小组”，来承担这场革命的“点火”任务。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过》中，其中有一条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不起眼条文，写道：“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个条文就是毛泽东悄悄植入的，准备借机组织一个搞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因为毛泽东大张旗鼓地组织一个班子，必然会引起刘少奇等人的紧张，会让他们提前有所防备和采取对策，所以毛泽东一切要悄悄地进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组织起一个“文革小组”，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点火班子”。

　　当时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几乎没有关注，以为它只是过去那个“文革五人小组”的改头换面。旧“文革小组”是一个既没有实权，也没有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新成立的“文革小组”，同样也不过是一个无实权、无地位的“参谋秘书班子”。没有人想到仅仅在半年多之后，“文革小组”居然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文革领导小组成立（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毛泽东、戚本禹、王力、关峰、穆欣）

 

　　1966年5月28日“文革小组”成立。毛泽东有意把初期的“文革小组”，搞成一个非常不起眼的机构，进入这个小组的门槛非常低。正因为这个最初的低门槛，才让毛泽东的“秀才”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江青的“秀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林彪的“秀才”刘志坚等人，都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这个小组，没有人跟他们争抢这个位置，更没人嫉妒他们。

　　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的组长，但陈伯达并不想干这个没有什么实权，又是很得罪人的职务。因为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陈伯达就向周恩来提出说：“我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康生同志是原来文革小组的成员，他有经验，应该让他当。”

　　周恩来却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吗？”

　　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说：“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

　　毛泽东更加痛快地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

　　（3）

　　毛泽东说到这个份上，陈伯达只好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文革小组”的组长。直到半年后，陈伯达才明白他是瞎子捡到一个金元宝。这个文革小组组长，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远远超过他过去的一切职务。这个“文革小组”组长，实际上等于是中央副主席。

　　1966 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副组长是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是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在1966 年6月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却没有自己专用的办公大楼和办公地点，只得借用“钓鱼台国宾馆”作为临时办公场地。钓鱼台国宾馆位于北京西郊，是当时政府于1959年建成的、专门接待外国元首及政府首脑最高级国宾馆。钓鱼台国宾馆由17栋楼组成，编号从“1号楼”至“18号楼”，没设“13号楼”，是为了尊重西方的习惯。

　　钓鱼台国宾馆是属于外交部管辖的，彭真任“文革五人小组”组长的时候，曾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组织人在这里写《二月提纲》。陈伯达组成“新文革小组”后，提出继续借用钓鱼台国宾馆的场地办公，外交部当然也没什么意见，于是文革小组就把钓鱼台国宾馆当成自己的办公场所，中央文革的“碰头会”都在其中16 号楼召开。后来干脆文革小组的成员都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陈伯达住15号楼，康生住8号楼，江青住11号楼，张春桥和姚文元住9号楼。文革时，“钓鱼台”的名声大噪，成为中央文革的代名词，其名声甚至一度超过了中南海。

　　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点火班子”，帮毛泽东四处煽风，终于点燃起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火。点燃这场大火，既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任务，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场燃烧起来的革命大火，弄不好会把自己也一起烧掉。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当时的小组成员王力，在回忆录中说：“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对我们说了很多话，毛主席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

　　让王力最难忘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公然说出，这场革命让他们可能面临的最坏结局。王力回忆说：“我最忘不掉而且很吃惊的，是毛主席这句话，他说：‘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当时王力还是很乐观的，没想过如果革命失败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只有毛泽东本人想到了，他准备在最坏的结局下，跟这些革命的点火者一起被枪毙。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中央文革小组的这群“点火人”，尽管没有一个人被枪毙，但下场确实很糟糕。尹达1966年8月被打倒，王任重和刘志坚1966年12月被打倒，王力、关锋、戚本禹1967年8月被打倒，穆欣1967年9月被打倒，陈伯达1970年10月被打倒，最后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6年10月被打倒，江青、张春桥几乎被枪毙。

　　尽管这些革命的点火人，都被自己点燃起来的大火，烧得粉身碎骨了，但历史终究会记录下这些的名字。

　　（4）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哲学系教师七人，贴出一张署名大字报，题目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是分管北京高等院校的高级干部，陆平是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那时在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大字报已经很多了。但那时的大字报，都是批评或批判不掌握实权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而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甚至涉及到北京市委的干部。正因为这是第一张敢于直接批评掌握实权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以被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么聂元梓等人为什么要贴这张大字报呢？

　　聂氏兄弟姐妹都是参加共产党干革命的。聂元梓生于1921年，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地下工作。1953年，32岁的聂元梓被定为行政12级干部，当时行政13级以上就算高级干部，所以聂元梓年纪轻轻就跨入了高级干部的行列。

　　1964年7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到北大来蹲点。张磐石找每个系的党总支书记谈话，动员他们给校长陆平和北大校党委提意见。聂元梓平时对陆平的工作作风有点看不惯，认为陆平有个小圈子，重用自己小圈子里的人，官僚主义严重。现在上级领导来动员她提意见，聂元梓就给陆平提了几条意见。当时聂元梓的意见只是就事论事，都是讲具体的人和事，并没有上纲上线。

　　不过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把北大和陆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他向上面汇报了北大的问题之后，1964年10月，中央向北大派出一支庞大的工作队，把北大作为“四清”运动的试点，搞得轰轰烈烈。工作队大规模地发动群众给陆平和校党委提意见，哲学系是北京大学的重点系，所以张磐石亲自抓哲学系的“四清”运动，哲学系的很多教师给陆平提了不少意见，而且越来越上纲上线。

　　眼看陆平就要被“四清”工作队整倒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忽然又传来上级指示，否定了北大的四清工作，张磐石也被撤消了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同时宣布工作队撤出北大。据聂元梓回忆说：“工作队员撤走以前，找我们谈话，说：‘我们要走了，要整你们了，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果然，工作队撤走后，陆平恢复元气，聂元梓等人就挨整了。聂元梓不服，曾给毛泽东和刘少奇上书写信，说：“北大进行社教运动，是中央的决定。群众提意见，是经过工作队动员的。群众提的意见，对或者不对，都是难免的，都不应该受到追究，更不应该挨整。来学校搞工作队的都是省委宣传部长，省教育厅长，他们在北大搞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他们都没有事，抓住我们这些小萝卜头干什么？我们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干部，不要再整我们了。”

　　（5）

　　聂元梓的上书，没有任何下落。这时聂元梓也被“整”得越来越厉害，聂元梓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被取消，陆平派还要派聂元梓下乡，到怀柔县去搞“四清”。据说陆平派准备把聂元梓等人派下乡之后，就不收回来了，北大就不要他们了。

　　就在这时，《五一六通知》传达下来了。聂元梓看了《五一六通知》，忽然感到救星来了。《五一六通知》用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揭露和批判了彭真，指出彭真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需要进一步清洗这样的人物。

　　聂元梓知道北大校长陆平是彭真的人，现在彭真倒了，他们这些被陆平“整”的人，就有希望了。于是聂元梓找到哲学系里同样被陆平“整”的七名教师，联名公开贴大字报，矛头直指陆平和彭真的北京市委。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开始说：“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聂元梓大字报》在列举陆平等人“搞鬼”的一些事情之后，真臂高呼：“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聂元梓大字报》贴出了以后，马上引起中央高层的“震动”，这毕竟是第一个直接批判“当权派”的大字报。一方面，陆平马上组织人写反驳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时间几百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贴了出来，聂元梓等人反而成了少数派。另一方面，新上任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马上来到北京大学，他指出：公开张贴批评党委领导人的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李雪峰说：可以将聂元梓的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不过李雪峰只是批评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形式”，并没有批评《聂元梓大字报》的内容，也没有提出要对聂元梓等人采取处分。

　　这时周恩来也派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张彦到来北大，传达周恩来的意思：“贴大字报可以，但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北大有一些外宾，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不好。”周恩来的态度更是非常微妙，也可以理解成支持聂元梓，也可以理解成反对聂元梓。

　　（6）

　　北大校长陆平为了“自保”，第二天就组织会议，宣布：赞同聂元梓的大字报的，都要检讨。同时还派人找聂元梓谈话，要求她公开检讨，并亲自撕掉那张大字报，被聂元梓拒绝。就在聂元梓等人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忽然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聂元梓事先并不知道广播大字报的事，她回忆说：“我正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我不由地驻足倾听，这可真是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大字报，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了!党中央对我们的大字报，评价是那样高，毫不含糊地为我们撑腰，支持我们对陆平等人的批判，我听了自然是非常兴奋。但是，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我还没有十分理解。”

　　原来康生夫人曹轶欧正在北大搞“调研”，她把大字报的事情说给康生，康生又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聂元梓大字报》，非常振奋，立即在大字报上做出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毛泽东还对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要求《人民日报》尽快刊登《聂元梓大字报》。此时陈伯达已经掌管了《人民日报》，他马上派人连夜赶写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于6月2日与《聂元梓大字报》一起刊出。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重视《聂元梓大字报》呢？因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一直都不顺利：用整风的办法不行；用自上而下的办法传达《五一六通知》，收效也不大；用《人民日报》刊登批判文章，门槛太高，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文章能刊登出来，绝大部分人无法参与进来。

　　现在聂元梓等人发明了《大字报》形式，门槛非常低，只要会写字的人就可以参与进来，正好符合毛泽东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让所有群众都参与进来的想法。毛泽东希望群众放开胆子，解放思想，敢于揭发批判各机关的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人物，把现行的旧机构、旧纪律、旧秩序统统打倒。

　　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特别亲笔加了一句话：“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7）

　　以前中共对党员的教育是“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而现在毛泽东却说：不能无条件地服从上级领导，首先要辨明上级是不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这样就等于是在鼓励下层干部起来造反，只要打出“保卫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的旗号，就可以公然不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这样一来，一场“天下大乱”的大戏就开幕了。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北大校园内马上大字报铺天盖地，几天内就贴出了几万字张向陆平“开火”的大字报。还有上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雪片似的从全国各地飞到北大，各地报纸也大量刊登声援文章。

　　6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从现在起，北大党委停止工作，派工作组进驻北大。同时宣布撤销宋硕、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一张大字报打倒一个大学的党委，这在新中国的历史，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以往，人民群众对政治运动并不太关心，认为那只是大人物的事，与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而《聂元梓大字报》是一个“小人物打倒大人物”的具体事例，它让广大群众意识到，原来小人物也是可以打倒大人物的。《聂元梓大字报》大大地鼓舞了各行各地的小人物和老百姓，起来对本单位领导人进行造反。《聂元梓大字报》宣扬的是“小人物可以打倒大人物”的思想，这为以后的夺权运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工作。

　　从今天来看，《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论水平并不高，更谈不上什么马列主义。聂元梓等人最初写大字报的动机，不过是因为受到北大校长陆平的“迫害”，他们试图用大字报来“反迫害”，用大字报来为自己抗争。《聂元梓大字报》中喊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口号，这只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非出于真心地要誓死保卫毛泽东。聂元梓本人也奇怪：为什么党中央给我们大字报那么高的评价？

　　其实，《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受到毛泽东如此重视，是它“歪打正着”地给了毛泽东一个很大的启发，给毛泽东提示了一条让全体群众参与进来的政治运动方式。在以往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总是主角，群众不过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而这一次，共产党不再是主角了，小人物和群众也可以自发地加入到政治运动中来了。小人物和群众自发地参与政治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正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开启了“小人物参政”的先例，从此“文化大革命”急剧升级。

 

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

 

　　（8）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广播之后，北京大学党委立即倒台，这个示范效应是巨大的。顷刻间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特别是北京市的大专院校，甚至中学，都出现大量攻击现任领导班子的大字报，不少学校领导机构已经“瘫痪”。还有一些造反者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就跑到北京的“中央文革接待站”告状、求援，到北京大学去学习造反经验。仅仅1966年6月到7月的两个月间，全国就有70多万人到北大去“取经”，以至于引发了后来的“大串联”。这样的情况，毛泽东本人也没想到，他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聂元梓大字报》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最重要的并不是毛泽东的号召，它还有很多客观上的原因。

　　在文革前中国的体制，基层干部对于老百姓“管人”的权力非常大，不仅仅是管工作上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管。特别突出的是住房，一个人住房的大小、好坏，全由单位领导一句话决定。在文革之前，反对单位领导就是“反党”，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所以尽管不少人对单位领导心怀不满，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聂元梓本人就是对单位领导不满的典型。她本来响应工作队的号召，给领导提意见，结果工作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留下一些得罪领导的人，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除了“挨整”之外，绝无出头之日。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为了度过困局的权宜之计，并不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打倒“走资派”的号召。聂元梓等人打出毛泽东的旗号，不过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而已。

　　同样，全国范围像聂元梓那样对单位领导非常不满的人，也大有人在。不管任何单位，都有大把对领导不满的人，都有各种各样不满的动机，有人是被领导“整”了，有人是被领导批评了，甚至有人只是对住房分配不满。这些各种各样对单位领导不满的人，看到聂元梓用大字报打倒领导的示范，都纷纷起来贴大字报，起来造反。

　　毛泽东号召人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所谓“走资派”，而老百姓并理解什么是“走资派”，也搞不清谁是“走资派”，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要打倒的是欺压他们的当权派，不管这个当权派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老百姓为了借助毛泽东这个“钟馗”来打鬼，大家都说自己是捍卫毛泽东的，而把他们要打倒的人，统统扣上“走资派”和“黑帮”的帽子。

　　（9）

　　因此，文革有两个层面。在上面的层面，是毛泽东号召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下面的层面，是老百姓希望打倒欺压自己的当权派。毛泽东在上面号召打倒“走资派”，顺应了下面的人希望打倒单位领导的霸权，这两个层面一拍即合，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造反洪流，这是文革迅猛掀起的最主要内因。

　　不少人认为文革是迫害知识分子的运动，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关到牛棚里。这种看法是有片面的。首先，我们应该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两个阶层。“大知识分子”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学者、教授、副教授等所谓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这些大知识分子的工资比一般工农大众高得多，住房条件也好得多，他们还是某些领域的学霸，是高高在上的一个阶层。

　　那时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国民党时代还要高。国民党时代有很多地主、资本家，大知识分子根本算不上有钱人。解放后，地主、资本家等有钱人都被打倒了，每月工资几百元的大知识分子，反而成了当时的“有钱人”，他们的相对生活水平要高于国民党时代。在“三年困难时期”，高级知识分子还有特别供应，比一般群众的待遇也高出一截。

　　“小知识分子”主要是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以及大中专学生，他们的工资跟一般工农大众差不多，住房条件也差不多，完全没有任何特权，没有任何优待。由于解放后大大增加了各种学校的招生人数，所以到文革前夕，小知识分子已经占到知识分子总数的绝大多数。当时的小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不满的。后来出现的红卫兵，其主体是知识青年，也都是知识低层。

　　这些小知识分子爆发不满的对象之一，就是那些大知识分子。他们不满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地位，更不满意他们学霸的作风。当毛泽东号召“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纷纷起来造“学术权威”的反。把学者、教授关进牛棚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这批小知识分子。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一批小知识分子在大造反。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是这批小知识分子，把大中学校党政领导拉下马的，也是这批小知识分子。他们一造反，很多单位的党委领导就瘫痪了，无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又凸显出来。

　　刘少奇认为，任何群众运动，都应该置于“党”的领导下，文革这么大的群众运动，更应该坚持党的领导。现在一些学校的党委领导已经瘫痪了，那么中央就应该派出工作组，去接替那些瘫痪了的单位党委，保证这场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

　　（10）

　　毛泽东则是另外一种看法，毛泽东有自己一套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早在1939年的延安时代，毛泽东就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说：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什么是“造反”呢？小人物打倒大人物叫做“造反”，而大人物打倒小人物则叫做“镇压”。毛泽东根据他自己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凡是小人物起来反对大人物进行“造反”，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应该支持的。

　　毛泽东认为，底层人民总是对的，小人物总是对的，因此小人物起来造反，自然也就是对的。所以毛泽东认为小人物起来“反党”，并不是小人物的错，而是我们的“党”有错，应该允许他们造反，帮助我们党改正错误。而刘少奇则认为，不论什么人，“反党”就是错的，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来“反党”。

　　就在这天下大乱的时候，1966年6月9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先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群众至上”，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而刘少奇的基本思想则是“领导至上”，刘少奇说：“要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要在运动中锻炼党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的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作为一条任务。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

　　当然刘少奇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毛泽东没有正面与刘少奇争论“群众至上”还是“领导至上”的问题，而是从侧面间接地反驳刘少奇的观点，说：“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

　　刘少奇的观点是：必须由资深的共产党员来掌握这场斗争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则泛泛地说：只要是左派掌握领导权就行，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显然，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差甚大。

　　刘少奇提出：中央应该派出工作组，到那些瘫痪了的机关学校，继续坚持党的领导。毛泽东没有明确反对，只是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情况清楚了再派。”当然毛泽东在本质上是反对派工作组的，只是当时苦于没有反对派工作组的合适理由。

　　（11）

　　刘少奇还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这场运动的重点，是夺权？还是批判学术权威？文革的范围是限定于大中学校？还是工厂和农村都要搞？”

　　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而是走一步，看一步。

　　最后刘少奇提出：“请主席回北京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则说：“我暂时还不回去，请少奇同志继续主持北京的中央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就这么结束了。这次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占上风，相反刘少奇略占上风。首先，刘少奇提出的核心问题“派工作组”，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认，因为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要派工作组，刘少奇就占上风了，因为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组派什么人去，都是刘少奇说了算。现在大专院校的党委基本上是刘少奇的人，而这些党委被打倒，由工作组取代，工作组还是刘少奇的人，所以刘少奇在这样的斗争中，并不会丧失权力。

　　第二，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文革的尖锐问题，毛泽东并没有能够回答，这让参会的高官看来，毛泽东并不是高瞻远瞩的。

　　刘少奇其实并不怕夺权，因为刘少奇很清楚，毛泽东只能“破”，却不能“立”。

　　毛泽东身边都是一些“搞破坏”的人才，是一些只会搞大批判的笔杆子，让这些人干实事就不行了，所以毛泽东身边非常缺少“搞建设”的人才。也正因为没有“搞建设”的人才，毛泽东的文革只是打倒了旧体制，却无法建立起来一套自己的新体制，只是“破”，没有“立”，这是毛泽东的致命伤。

　　刘少奇深信自己身边“搞建设”的人才济济，所以他要等毛泽东的“破坏”搞完之后，必须重新“建设”的时候，再动用自己这边的建设人才。因此，刘少奇当时并不害怕毛泽东的夺权，只是没想到毛泽东最后不惜拼了搞军管，也要打倒刘少奇。

　　另外，因为毛泽东没有回答“工厂和农村”要不要搞文革的问题，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和邓小平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毛泽东在此信上批示说：“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意见。很显然，在所有的领域一齐搞文化大革命，是很危险的，这方面大跃进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

　　（12）

　　关于毛泽东在文革以前和文革初期调动军队的事情，有必要专门介绍一下。

　　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军事体制，与旧中国大为不同，采用了“大军区”体制。中国有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却没有陆军司令，因为陆军被分成13个军区，每个军区司令的级别都与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的级别相同，都是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

　　中国这样的军事体制，显然是防御型的，而不是攻击型的。因为陆军被分割成13个军区，军区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较差，在执行统一的对外作战任务时，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解放军的13个军区，以及空军和海军，都是直接听从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央军委主席实际上就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是两个平行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并不是中央军委的上级领导，理解这点非常重要。单纯的党中央主席，是领导不了中央军委的，他非要兼任中央军委主席，才能指挥得动军队。

　　中国的党、政、军三个部门的领导人，分别是：党中央主席(现在是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平级的，不存在上下级的从属关系，所以谁也指挥不了谁。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兼任“三大天位”：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才能完全控制住整个国家的政局。

　　毛泽东曾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刘少奇，自己只剩“两大天位”，结果就出了大问题，以至于后来林彪再想要国家主席的位子，毛泽东就再不肯给了。

　　在1966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是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

　　中央军委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有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徐向前、叶剑英等14人。

　　由此可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人员差异是很大的，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毛泽东、朱德、林彪、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有兼职，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都没有军队的兼职，也就是说，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无权过问军队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行使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时候，也没有必要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13个军区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军区，因为它承担着保卫首都的重任。在1966年5月以前，北京军区的辖区主要是河北和山西两个省，以及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北京军区下辖6个军14个师，分别是21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山西；24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北京近郊；63军(下辖3两个师)，驻防石家庄；65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张家口；66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天津；69军(下辖2两个师)，驻防保定。

　　北京军区又下辖北京卫戍区，作为专门保卫北京的部队，号称御林军。当时北京卫戍区有两个师，一个首都警卫师，另一个是北京公安总队，都属于公安部队体系。

　　（13）

　　在北京卫戍区之下，又有一个中央警卫局，也称公安部九局，直接由中央办公厅管辖，专门负责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局又下设中央警卫团，编号8341部队，担任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要害部门的警卫任务。

　　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

　　1966年2月，春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大谈中苏之战，认为既然迟早要打，就要立足早打大打，在中苏近万里的边境上全面展开。要求与会各位多考虑战略战术问题，练好兵准备打仗。会后毛泽东以研究北方防线问题为由，将杨勇留了下来，实施监控；由廖汉生返回布置河北省境内的春季部队千里野营大练兵，组织军区所属正师级以上将领，赴中蒙中苏边境视察并检阅部队，并由廖汉生亲自率领。这样，北京军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时，驻守在山海关外(吉林通化)的机械化王牌军38军(军委直属战略预备部队)，正悄悄移师，穿越万里长城进入河北地界。38军沿人烟稀少的燕山山脉南下，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昌平、延庆、房山一带大山里扎下营帐，完成了对北京的包围。

　　这个传闻，把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的事情，移花接木到1966年2月，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毛泽东是用38军进京来实现对刘少奇等人的军事政变。其实1967年2月，38军调入北京，只是一次军队换防而已。在这次军事换防中，北京军区的21军，由山西移驻陕西，归兰州军区管辖；北京军区的69军，由保定移驻山西，接替21军的防务；沈阳军区的38军，由吉林移驻河北保定，接替69军的防务，归北京军区管辖。

　　制造这种传闻的人，显然不了解中国的军事体系：第一，中国军队的“练兵”，都是在军区内进行，没有所谓“跨军区”的练兵，所以不可能出现北京军区成为一座“空城”的事情；第二，北京军区有6个军，仅仅调入38军这一个军，根本不能与其他6个军的抗衡。

　　更重要的是，从北京的警备体制可以看出，如果毛泽东真的想搞一场“兵变”，只需动用“中央警卫团”这个级别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动用首都警备师，更用不着动用北京军区的野战部队。因为当时在京的所有高官的警卫部队和警卫员都是中央警卫团派出的，换句话说，只要动用中央警卫团，就可以抓捕所有在京的高官。

　　1966年5月，也就是在打倒彭真的时候，毛泽东感到了一点危机。因为北京是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独立王国”，毛泽东担心彭真的死党有可能铤而走险搞“兵变”，所以毛泽东提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增调两个师进入北京卫戍区。

　　这次毛泽东调军队进北京，是为了提防彭真死党搞“兵变”，并不是毛泽东自己要搞“兵变”。后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明确地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当发表改组北京市委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还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14）

　　毛泽东提出的“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由叶剑英任组长，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公安部长谢富治为副组长，周恩来为总负责。周恩来在军队中本来没有任何职务，可是毛泽东却让周恩来总负责军队的调度，一方面表示出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让周恩来安心，表示毛泽东没有背着周恩来调动军队。

　　周恩来与叶剑英等商议后，决定调63军的189师和65军的193师(后改为24军的70师)，到北京卫戍区执行任务，以前的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这四个师都属北京卫戍区管辖，北京卫戍区司令由傅崇碧担任。这个方案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批示：“照办。”

　　毛泽东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除了提防彭真死党铤而走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毛泽东考虑到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天下大乱的事情，北京没有足够人数的军队，会压不住阵脚，因此要增加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在文革中，毛泽东又多次增调北京卫戍区的军队，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北京卫戍区的兵力曾多达10万余人。

　　这里有了一个问题，就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讲话时明确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根据林彪的说法，毛泽东除了1966年5月，公开“调兵遣将”提防彭真铤而走险之外，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毛泽东还有其他的“调兵遣将”行动。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这些“调兵遣将”资料，这应该是非常秘密的行动，只有毛泽东和林彪等极少数人知道。这种极秘密的行动，一般都不会公开的。我们只能做如下的一些猜测：

　　毛泽东在1966年5月之前几个月里的“调兵遣将”，很可能只是在“中央警卫团”这一级别。比如突然改变中南海的警卫人员，突然改变人民大会堂的警卫人员，甚至突然改变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1971年林彪叛逃时，林彪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都是忠于“中央警卫团”的，林彪没有带走一个警卫人员。由此可见，毛泽东可以直接控制其他中央首长身边的警卫员和警卫部队。因此，毛泽东只要在“中央警卫团”方面做点文章，就足够搞一场“兵变”了。

　　估计周恩来也是发现“中央警卫团”有不同寻常的动作，因此联想到毛泽东有可能要搞“兵变”。周恩来担心毛泽东真的来一个铤而走险，所以只好违心地同意毛泽东搞文革了。

　　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并没有真的想要搞“兵变”。毛泽东只是把调动军队作为一种“震慑”，吓住周恩来这些人。当然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和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军队的主要作用，并不是表现在军事方面，而是表现在政治方面。在文革混乱时期，军队大量参与地方政务进行“支左”，大量军人作为政治家，参与了地方党政系统的工作。

　　（15）

　　

　　1966年6月的杭州会议之后，刘少奇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派工作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原学校领导不起作用了，谁来代替党的领导？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只有派工作组。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这次会议还作出了《八条规定》：一、内外有别；二、大字报不要上街；三、不要开大规模声讨会；四、不要在校外开声讨会；五、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六、不要串连；七、不要包围黑帮住宅；八、防止坏人破坏。《八条规定》没有形成文件，是通过各级党委口头传达下去的。

　　毛泽东要“点火”，刘少奇却要“灭火”，还要像消防队员那样快。刘少奇的做法，显然是反对毛泽东的。此时刘少奇已经察觉到，上次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烧掉了彭真和陆定一；这次毛泽东点起《聂元梓大字报》的这把火，就是对着刘少奇烧过来的，刘少奇一定要把这把火灭掉。如果刘少奇不能灭掉这把火，他自己就要葬身火海了。因此派工作组“灭火”，是刘少奇的底线。

　　这次中央会议之后，刘少奇的“灭火队”紧急出动了。北京先后派出工作组近万人，全国各大城市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这些工作组以钦差大臣的姿态，代理各学校党委的大权，化身为新的党组织。但中央派出的这些工作组，并不都是灭火的，有些甚至起了反作用，激化了一些学校的大火。

　　工作组带着“中央八条指示”开进学校，给学校的造反夺权行动“灭火”。一方面，工作组试图把学校的斗争重点转移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上，另一方面对原来的校党委则采取保护和包庇的态度，这自然引起那些企图造反的学生与教师的不满。

　　学校的造反者们仗着《人民日报》支持造反的社论，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反击，声称：“《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有的学校甚至出现驱赶工作组的行动。

　　怎么对付那些反工作组的人呢？问题汇报到了刘少奇，他马上做出指示。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中南局和西北局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也可以进行批斗和戴帽。”

　　（16）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发表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么谁是“牛鬼蛇神”呢？毛泽东的解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则给出不同的解释。刘少奇说：“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条》中讲的第四类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敌我矛盾。”

　　刘少奇认为反对工作组的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就是“牛鬼蛇神”。因此刘少奇准备用1957年“反右”的手法，对付那些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工作组有了刘少奇的“尚方宝剑”之后，依照过去反右的方法，把带头造反的学生和教师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等，并且扬言以后还要进行“秋后算帐”。工作组相信，只要把带头闹事的“牛鬼蛇神”打成右派，就会让学生们联想到1957年的“反右”而不寒而栗，这样他们就会老实本份起来。

　　据说在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其中反响最大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和清华大学“蒯大富事件”。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而西安交通大学的广播台却没有转播，很多学生认为这是校党委是有意不转播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大字报，于是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此后，陕西省委紧急派工作组进驻西交大，但学生们感到工作组是包庇校党委的，于是大字报的矛头又指向了工作组。

　　6月6日，以李世英为首的一群激进学生，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贴大字报，提出要赶走工作组。之后这群学生又到陕西省委反映情况，强烈要求撤走该校的工作组。陕西省委立即把这些学生定性为“牛鬼蛇神闹事”，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指示工作组进行反击和镇压。

　　6月7日，工作组在西安交通大学开展批斗大会，批判参与“六六事件”的闹事学生。6月8日，工作组把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进行游校批斗。当晚一名被批斗的学生跳楼身亡，李世英也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抢救。后来，毛泽东把李世英为称“学生领袖”。

　　与西安“六六事件”相比，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事件”就更为轰动了。6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后，派江青去北大“总结经验”。刘少奇则针锋相对，在6月19日派王光美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工作组顾问，实际上是王光美领导清华的工作组。刘少奇希望王光美在清华大学再搞出一个类似于“桃园经验”的东西来。可是没想到，王光美在清华大学遇到“蒯大富”这么一个钉子。

　　（17）

　　当时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6月13日工作组入驻清华大学之后，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安定秩序，这让许多热心于造反的学生很不满工作组，蒯大富就是其中之一。蒯大富给工作组贴出大字报，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蒯大富的大字报传到王光美那里，王光美生气地说：“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太猖狂了，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一定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6月24号晚，工作组在清华大学召开辩论大会，准备在大会上把蒯大富的气焰打下去。

　　可是辩论大会的效果却恰恰相反，工作组采用以势压人的官僚作派，让前来旁听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感到不满。工作组的副组长亲自上台跟蒯大富辩论，说：“我们是代表党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蒯大富反问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工作组副组长答不上了，蒯大富赢得一阵喝彩叫好声。

　　之后工作组组长亲自出马，给蒯大富扣一个大帽子，说：“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这样参加这场辩论大会的学生们都觉得工作组太霸道了。蒯大富给工作组提的意见即使不对，也谈不上“反革命行为”。于是台下的学生一片哗然，给工作组喝倒彩。

　　这次辩论大会工作组全盘输了，于是他们不再给蒯大富发言权了。6月26日，工作组在清华校园里组织一场“拥护工作组”的游行，参加游行的学生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随后，工作组把蒯大富关押起来，开除团藉，并在全校掀起“反蒯斗争”，批斗蒯大富。

 

 

　　本来在清华大学中没几个人知道蒯大富是谁，批斗大会一开，蒯大富反而成为名人了。之后，工作组又在清华清理“蒯派”，凡是支持和同意蒯大富意见的，甚至包括给蒯大富鼓掌的，都打成“蒯派”，一共打了700多个“蒯派”，其实绝大多数“蒯派”根本不认识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有一名挨批的学生自杀。

　　工作组与学生对立的问题，很快传到了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向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反对把学生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建议说：“工作组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应该先撤工作组。让群众自觉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但陈伯达的意见是少数派，都被参会的多数人拒绝。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这样会形成自流的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18）

　　现在不少人撰文说，陈伯达在中央会议期间向刘少奇提出“撤工作组”，是来自毛泽东的授意。但陈伯达本人却坚称，他提出“撤工作组”只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是来自毛泽东是授意。

　　陈伯达在晚年回顾这段事情，说：“主张撤销工作组，也被算作我的罪过之一。但在那时，如果不撤工作组，事情是否就能好一些呢？恐怕很难说。当时工作组已经把许多学生和教师，定成‘右派、反革命’，不撤工作组，那就是回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不改变这种状况，仍然照过去的做法处理群众批评领导问题。终归是行不通的。”

　　尽管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但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与刘少奇始终是对立的。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出现学生揪斗四十多名原校领导和教授的事件，当时有人向被揪斗的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等。北大工作组立即制止了这些过火行动，并给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在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上，说：“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刘少奇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马上批示说：“ 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而毛泽东看了北大工作组的汇报材料，却说：“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为什么群众离开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如果按照刘少奇派工作组这么搞下去，他发起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变成“第二次反右”而草草收场。但同时毛泽东也知道，绝大多数高官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因为不派工作组的话，共产党就会失去领导权。

　　这些高官都是几十年的老革命，通过枪林弹雨的奋斗，才好不容易从国民党手中夺到了权。如果让任凭群众把自己的权夺走，那么自己几十年的革命不是白干了吗？因此高官们无论如何不会赞成让自己的权被群众夺走。

　　刘少奇派工作组阻止群众夺权，与高官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反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话，他要面对的就不是刘少奇一个人了，而是整个高官群体。

　　现在，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稳妥的，就是默认刘少奇派工作组把学生压下去，这样毛泽东可以不得罪“百官”，以后再寻机向刘少奇进攻；第二条路是冒险的，就是豁出去得罪“百官”，豁出去大搞一场，把刘少奇连同这些高官们一起打倒。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毛泽东不得不犹豫，应该走哪条路呢？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悄悄回到故乡韶山，“隐居”在滴水洞。这段时间内毛泽东不见任何人，除了读书、看文件之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泽东在滴水洞里整整沉思了11天。【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