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十二（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六节 重上井冈山

　　（1）

　　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外地巡视。从1949年到1974年，毛泽东共外巡58次，平均每年外巡两次以上。毛泽东这次外巡，一来是惯例，二来是要避开中央关于试办“托拉斯”的座谈会。所谓“托拉斯”，是刘少奇率先提出的一种企业形式，它与以往的国营企业不同，不是用行政方式管理，而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企业”，这个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后搞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很显然是资本主义(现在叫市场经济)的东西。

　　刘少奇“气走毛泽东”的计划成功之后，乘胜出击，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的试点从农村推向城市。刘少奇在试办托拉斯座谈会上讲话说：“托拉斯是在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而不是行政办法来管理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

　　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计划，实际上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刘少奇原来计划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和转型，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断。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文革，1978年之后搞的“改革开放”，就会提前到1966年。

　　毛泽东毫无疑问反对这种资本主义试点，但毛泽东看出，刘少奇的经济路线已经得到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他如果在会议上反对刘少奇，又将陷入少数派的难堪境地。这时毛泽东的最好选择就是离开北京，随刘少奇去搞，因为刘少奇的羽翼已经丰满，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已经阻止不了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只有另寻办法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武汉，住在武汉的东湖宾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毛泽东初来的十几天，既没有到外面视察，也没有招当地领导人来谈工作，只是一个人单独地看书和思考。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这段时间吃饭不香，饭量减少，经常打的乒乓球也很少打了，而散步的时间增长了。平日毛泽东散步时，喜欢跟站岗的哨兵、工作人员说说话，而这些天毛泽东只是一个人静静地散步，一边走一边思考。

　　毛泽东要思考的问题有三个：(一)人民公社为什么会搞成饿死人的悲剧？(二)自己在中央高层为什么会变成少数派？(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2）

　　人民公社为什么会饿死人的问题上，有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本身错了，第二个答案是共产主义没错，而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关于第一个答案，毛泽东不予考虑，因为他是坚信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自己说：“我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两个人密不可分，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那时我还读了三本书，让我铭记一生，一本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本是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本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此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那么是办人民公社的方法错了吗?毛泽东想来想去，认为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可以让少数农民致富，但让全体农民都致富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彻底的均贫富主义者，他给中国设计的蓝图，要不然是共同富裕，要不然是共同贫穷，从来没有“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构想。如果想让全体农民致富，分田单干的道路肯定不行，只有人民公社这样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

　　既然共产主义没有错，办人民公社也没有错，那么为什么人民公社失败了呢?毛泽东想到了第三个答案，那就是人的思想觉悟问题。农民的私心太重，大家都想少出力、多吃饭，只想从公社获取，不想为公社贡献，所以把人民公社吃穷了，吃垮了。因此，毛泽东意识到，人民公社是失败在人的觉悟上，如果能让每个人都有张思德、白求恩、雷锋那样的共产主义觉悟，人民公社就一定能够成功。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呢？1963年毛泽东发起“学雷锋”运动，但收效不大；1964年发起“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收效也不大。毛泽东冥思苦想，试图想出一个提高人民思想觉悟的好方法，最终他想到了“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后话了。

　　毛泽东继续住在武汉东湖，继续他的思考。4月13日，外交部长陈毅陪同阿拉伯共和国总统顾问侯赛因，到武汉东湖宾馆会见了毛泽东，晚上毛泽东陪阿拉伯贵宾一起前往武汉剧院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4月15日，周恩来在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纪念会议之前，专程到东湖来向毛泽东“请示”。这个请示的弦外之音，是向毛泽东表明，我周恩来在北京与刘少奇共事的同时，也没有忘掉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他的中立立场。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继续思考他的问题：自己在高层干部中间为什么变成少数派？毛泽东想出一个答案：这是因为高干们受“修正主义”的影响，革命理想蜕化了，革命精神丧失了。从1962年起，毛泽东就总把“修正主义”挂在嘴边，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3）

　　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时，是这么说的：“苏联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国家财富的权力，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朽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毛泽东认为：革命成功后，很多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退化了，革命精神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生活舒适，追求物质享受，这种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在批评苏联共产党变“修”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修正主义的道路靠拢，中国共产党正在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反修防修”，要阻止中国共产党“变修”。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决不能像他们。”

　　在共产党内，当时只有少数高官能够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反修防修”。比如中共元老谢觉哉说：“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官国’，当官做老爷的特权思想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从古代到民国都是如此，有很厚的土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打破‘官国’传统的人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官就是不能当官做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宗旨。可是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要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也感到很正常。可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是不正常的，非常危险的。”

　　但中共的大部分高官们，不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理解毛泽东的“反修防修”苦心，认为“修正主义”不过是毛泽东老年固执症引发的臆想。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他的想法，1962年以后，党政大权已经不在毛泽东手中，只有军队还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于是毛泽东就在他控制的军队里展开“反修防修”。

　　毛泽东认为防止特权阶层形成的有效办法，是减少和降低官员们的物质待遇。在毛泽东的主导下，1965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军官减薪决定》，指出：“军队现行的工资标准，是全国各类工资中较高的一种，它同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不相适应。因此，必须降低现行的军官薪金，这样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党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4）

　　从毛泽东给军官减薪这件事，其实就看出为什么毛泽东在高层干部中间变成少数派的原因。一个企业的老板，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减薪，怎么可能得到高管们的支持呢？毛泽东的地位就好像是一个国家的老板，他要限制高级干部的待遇，甚至要给他们减薪，这显然难于得到高干们的支持。毛泽东认为在战争年代，这些干部都是好的，都有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物质条件好了，这些人的革命意志就消沉了，所以他要用减薪的方法，用降低物质条件的方法来激发这些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毛泽东却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人对未来的梦想。在战争时期，尽管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大家对未来有一个憧憬，认为只要打下来天下之后，我们就什么都有了，大家就是为了这个梦想而奋斗。当共产党胜利之后，毛泽东仍然要求大家继续过艰苦朴素的生活，这时干部们就不满了。战争时期因为没有条件享受，只能提倡艰苦奋斗，所以也没有人埋怨毛泽东；胜利之后有条件享受了，毛泽东继续提倡艰苦奋斗，不让大家享受，干部们自然就有怨言了。

　　1965年4月27日，解放军中地位仅次于林彪的三位大人物来东湖面见毛泽东，他们是军委副主席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和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这次他们是来向毛泽东请示取消军衔制以后的军装式样问题。取消军衔后，军装上不再使用表示军衔的奖章、领章、大檐帽，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军衔牌牌统统都去掉。我看到那些牌牌就不舒服，过去没有牌牌打胜仗，现在有了牌牌，我看倒是要打败仗了。”

　　贺龙等人走后，毛泽东吩咐他的警卫长汪东兴，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打电话，让张平化过来见自己。汪东兴立即给张平化打电话，说：“毛主席在东湖，请你马上来一趟。”

　　张平化一听毛泽东叫他，二话不说立刻乘特快列车，傍晚到达武昌，直奔毛泽东住的东湖。张平化是毛泽东的同乡湖南人，也是井冈山时代的老战士，是党内极少数喝过毛泽东喜酒的人。那是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与井冈山游击队女侠贺子珍结婚。其实所谓喜酒不是真的酒，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只是简单地以茶代酒而已。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十四岁，从井冈山开始就一直跟随着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喜爱这个小弟弟般的老部下。

　　毛泽东对张平化就像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没有寒暄，没有开白场。张平化原本想把湖南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一下，可是毛泽东却一摆手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5）

　　张平化不知道毛泽东这句的含义，插不上话。毛泽东接着说：“我们有些同志，遇到困难不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找答案，而是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找答案。1962年我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过，什么‘包产到户’，统统都是单干。包产到户，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富裕起来，讨小老婆，放高利贷，军烈属和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所以‘包产到户’的问题，不是粮食增产多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你懂得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

　　张平化不懂，只好说：“我想想看。”其实张平化想也想不出来。张平化作为一个省的第一把手，与毛泽东这样的国家第一把手，在思考问题的规模上、层次上和范畴上都完全不同。张平化想的只是怎么完成好上级领导交待下来的任务，怎么把本省的工作搞好，从来没有想过国家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也知道张平化不懂，于是说：“你不太清楚，那么上了井冈山后我们再说。”

　　张平化大吃一惊，问：“上井冈山？”

　　这时毛泽东脸上严肃的表情不见了，亲切地对张平化笑着说：“我年纪老了，经常梦到井冈山，很想去看一看。你最近能不能抽出时间，带带路？”

　　张平化这才知道，毛泽东这次南下是要上井冈山，叫他来的目的是要他带路。因为张平化是井冈山老战士，最近又回过两次井冈山，对井冈山比较熟，让张平化带路自然是最佳的人选。毛泽东身在北京，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动向了如手掌，早就物色了张平化作为自己重上井冈山的带路人。

　　张平化听毛泽东说完，立即兴奋地站起来说：“主席要重上井冈山，太好了！井冈山男女老少都在念叨主席，请主席回来看看！跟主席上井冈山，我随时有时间，现在交通又方便。”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他最喜听人民在想念他这样的话，也相信人民是在想念他的。事实上，那时候的井冈山人民确确实实是想念毛泽东的。

　　一直跟在毛泽东身旁的汪东兴，这时才知道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要上井冈山。不过毛泽东要去哪里，从来都是前一天才告诉他的，所以汪东兴也习惯了。汪东兴是毛泽东的警卫长，必须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和张平化一起，先行上井冈山探路，安排好一路的警卫工作和准备好毛泽东下榻井冈山的住处。

　　第二天汪东兴和张平化就上路了，第一是看哪条路平坦好走，第二是为毛泽东选好几个途中休息和吃住的地方，第三是向当地的接待人员交待，怎样接待好毛泽东。因为毛泽东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还不是一个好伺候的人，弄不好他就要生气，所以汪东兴要把接待好毛泽东的要点事先传达下去，尽量避免毛泽东的不快。

　　（6）

　　前面说过，毛泽东提倡艰苦奋斗，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虽然住着北京城里最昂贵的宿舍，但摆放的家具却是廉价的普通物件，没有什么名牌，更没有古玩字画。他吃的也很简单，基本上是四菜一汤，饭菜都是普通的东西，没有山珍海味。有的菜一次没吃完，他还要留到下餐吃。

　　然而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却让接待他的人大伤脑筋，因为接待大人物的惯例在毛泽东这里行不通了。毛泽东外出巡视时，刚开始地方大员为了讨好毛泽东，专门举行接风盛宴，但毛泽东却不高兴，不去赴宴；他们给毛泽东的住房里摆放昂贵的家具，毛泽东却不高兴，认为是浪费。后来地方大员逐渐搞清楚了毛泽东的脾气，接待毛泽东时不要设宴，只安排普通的工作餐，这样毛泽东反而高兴；毛泽东住的房间里要放旧家具，这样毛泽东认为这些家具不是专门为他买的，不浪费，也反而高兴。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像毛泽东那样艰苦奋斗，有些中央领导下来视察的时候，就要大摆盛宴接风，住房里要摆放崭新的高档家具，否则就不高兴。地方大员们都懂得怎样给领导一个好印象，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接待方法，让每位中央领导都满意。

　　到1965年，地方大员都知道接待毛泽东的秘诀了，可是井冈山这样小地方的宾馆还不知道，所以汪东兴再三嘱咐当地的接待人员，千万不要搞招待宴席，毛泽东吃饭是四菜一汤，不要上山珍海味，就是一般普通的家常菜，不要酒，不要水果，饭菜的标准是每天2.5元，随行人员1.5元。毛泽东住的房间里不要摆放新家具，半新不旧的家具最好。经过汪东兴一番布置之后，毛泽东所到之处果然都比较满意。

　　1965年4月29日，毛泽东离开住了44天的武汉东湖宾馆，准备前往井冈山。临行前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想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痛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与所有参加服务的东湖宾馆员工合影。有幸与毛泽东一起合影的女服务员魏中华，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摄影师架好了相机，毛泽东站到炊事员、服务员、清扫员等众员工的中间，问了一句：“都到齐了吗？”

　　有人说了一句：“小魏在宿舍，今天她休息。”这天正好赶上魏中华轮休。

　　毛泽东说：“叫来嘛，我们等她。”

　　摄影师一看时间，说：“主席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时间不早了，是不是先拍了？”

　　毛泽东却认真地说：“徐秘书，赶快去叫她来。”

　　徐秘书知道毛泽东的脾气，没有多说，马上跑步去后面的员工宿舍。魏中华见徐秘书急匆匆跑来，以为有别的急事，也没在意。没想到徐秘书跑到她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魏，快、快，主席和大家照相，就等你了！”

　　（7）

　　魏中华像做梦一样，半信半疑，跟着徐秘书飞跑到东湖宾馆门前的空地上。只见空地上已经站满了人，毛泽东在正中央，旁边站着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毛泽东平易地对魏中华招了招手，就像在招呼自己的一个朋友。魏中华赶紧上前，王任重笑着将魏中华拉到他和毛泽东的中间，刚刚站好，摄影师惦记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迫不及待地就喊：“照……了”。魏中华后来每次提起这件事，都非常激动，说：“毛主席有一种骨子里与老百姓平等的精神和感情”。

　　这个镜头不是谁刻意去排练的，以一国领袖之尊，对身边偶尔为他服务过的小人物也一视同仁，活生生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平民精神和亲民感情。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和感情，来自他农民家庭的出生，也来自他个人的经历。一个人在成功之后，往往要感谢和报答一下帮助自己走上成功之路的恩人。毛泽东的恩人是谁呢？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是来自于上级领导的青睐和提拔，上级领导和苏联老大哥从来没有喜欢过毛泽东，毛泽东的成功完全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毛泽东的恩人就是人民群众，所以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有天然的感情。

　　毛泽东离开湖北武汉后，先到湖南长沙，正准备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却感冒了，只好住在长沙休息几天。毛泽东病好之后，不巧张平化又急性阑尾炎发作，所以上山的时间又往后延，直到5月21日才出发前往井冈山。

 

井冈薄雾

 

　　冲破乌云见井岗

 

   中国有很多名山，大多是因风景著名，只有两坐山是革命的火种。一坐山是“梁山”，北宋末年宋江、林冲等好汉被“逼上梁山”，从此有了《水浒传》流传于世；另一坐山是“井冈山”，1927年毛泽东等人被“逼上井冈山”，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没有井冈山就没有延安，没有延安就没有天安门，所以井冈山是毛泽东所有奇迹的起点。奠定“毛泽东思想”的几部最重要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都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撰写的。

　　毛泽东在他长达22年征战南北期间，转战过很多地方，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特别是延安，那是毛泽东进北京城以前，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毛泽东确立中共最高领导权的地方，也是毛泽东最后一个女儿李纳的诞生地。但毛泽东1949年进京以后，从来没有再返回过延安，唯有重上井冈山，而不见重游其他故地，可见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有独钟。

　　毛泽东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时，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井冈山。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井冈山组织红军。”l967年“二月逆流”时，毛泽东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我就和林彪撤出北京，重上井冈山打游击。”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毛泽东对林彪亲信黄永胜说：“如果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上井冈山”是他遇到最糟糕情况时的最终对策。

　　（8）

　　现在，毛泽东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他要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可以激发起灵感，思索出答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斗争方式和武器。毛泽东一路上带着满心的沉思，回到他赤手空拳创业的起点井冈山，宛如一个孤独的哲人，到山上苦苦思索真理。

　　5月22日，毛泽东沿着汪东兴、张平化为他先行布置的路线，乘汽车蜿蜒而上来到著名的井冈山黄洋界。以往毛泽东上下汽车时，都是由警卫人员为他打开车门，他才动身的。这并不是毛泽东要摆什么架子，而是中央警卫团的规定，保证领袖的手，不至于摸到不该摸的东西，不论从卫生上还是从安全上都被认为是必要的。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一向讨厌这种装腔作势的做派，无奈警卫团订下的规定，毛泽东也只好按规定办事。

　　不过到了黄洋界，轿车一停，毛泽东不等警卫人员过来开门，就自己打开车门走了出来。吓得坐在后面车上的汪东兴，以为毛泽东出了什么意外，慌慌张张跑过来。毛泽东却不理汪东兴，自己迈开大步直向山顶走去。这几十号人中毛泽东的年岁最大，但他们居然被毛泽东甩在了后面，黄洋界像有磁石一般，紧紧地吸引住毛泽东。

　　毛泽东走着走着，突然向没有路的小山坡上跨出几步。汪东兴一惊，忙向毛泽东提示说：“主席，那边没有路。”

　　毛泽东就像在等着这句话似的，一笑说：“鲁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为路。’井冈山的道路是这样，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是这样。不过，走社会主义这条路比井冈山的道路还要难。”

　　汪东兴见毛泽东执意要走没有路的“路”，赶忙抢上一步来扶毛泽东，毛泽东却拂开汪东兴的手，不要他扶。毛泽东走到一棵大树下，折下一节树枝，笑着说：“秋收起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是拄着一根树枝当拐杖，走上了井冈山。今天我还要借用一下这个井冈山的天然拐杖啊!”

　　毛泽东居然当起了向导，领着众人左转右转，来到黄洋界口。这里立着一个诗碑，上面刻着毛泽东三十七年前的词作《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人宵遁。”

 

 

毛泽东站在黄洋界，眺望远处，诗兴大发，作出他最著名的诗词之一《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9）

　　毛泽东这首词的开场白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这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解释就是“很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凌云志’，这次我带着这个‘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的“凌云志”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消除中国“变修”的危险，保证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凌云志”，毛泽东什么都不怕，敢上九天去揽月，敢下五洋去捉鳖，这里说的“鳖”，应该就是刘少奇了。毛泽东在最后的结尾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是在激励自己：世界上没有攀不上去的高峰，就看你敢不敢去攀登了，有志者事竟成。

　　毛泽东这次打倒刘少奇，用过去打倒王明的办法不行了，用打倒彭德怀的路子也行不通，必须创造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必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毛泽东这天在井冈山上，用折下的树枝做拐杖，拨开一条新路，就是象征着他要开辟一条新路的决心。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住了下来，他继续思考他的答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5月25日，张平化要提前返回长沙，因为有一个重要会议需要他去主持，不得不赶回去。张平化前来辞行的时候，毛泽东对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们上了井冈山再谈的话题吗?”

　　张平化当然没有忘记，毛泽东的话题是：“你懂得我为什么将‘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吗？上了井冈山我们再说。”不过当时张平化认为毛泽东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毛泽东真的要履行自己的承诺，更没想到毛泽东要把自己的“心迹”，跟他这么一个小人物谈。张平化马上诚惶诚恐地、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讲他的心迹。

　　毛泽东认真地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变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就会改变，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因为帝国主义们不会让中国真正富强起来的。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允许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况且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这里毛泽东说了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理由：“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后来居上，中国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别人的附庸。”

　　毛泽东接着对张平化说：“帝国主义从第一天起，就眼睛盯着中国这个大市场，准备对我们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如果我们搞了资本主义，外面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来一个内外夹攻，联合起来压迫榨取老百姓，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原则宗旨。”

　　这里毛泽东又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个理由：“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

　　（10）

　　毛泽东继续对张平化说：“战争时期容易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打胜仗的路线就是正确路线；和平时期检验路线的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不能光看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一定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些成绩，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后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的话，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这里毛泽东再说他不同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个理由：“中国搞资本主义，搞不好，国家就有分裂的危险。”

　　最后毛泽东说：“我反复说，我们一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没有私心，我深知老百姓不愿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泽东最后表明自己的心迹：“我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

　　张平化聆听着毛泽东的话，他既没有赞颂毛泽东，也没有表示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话，只是在默默地记住这些话。毛泽东很清楚，张平化是一个“老实人”，不会像刘少奇那样取宠地赞颂“毛泽东思想”，也不会像康生那样摩拳擦掌地揪党内的敌人。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些“心迹”讲给张平化这样的老实人听，是希望张平化将来成为历史的证人。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史里，有一种英雄情结，不论是皇帝还是九品芝麻官，不论是政客还是诗人，都很在意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毛泽东终身喜读历史，当然也一定会非常在意历史评价这件大事。毛泽东也想到自己与刘少奇的这场斗争，并没有百分之百取的胜算，万一失败了，他的政敌就会把他送上历史恶人的审判台。张平化比毛泽东年轻14岁，毛泽东希望张平化在自己死后，把自己的这些“心迹”告诉后人，让后人对自己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果然张平化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一直活到2001年95岁高龄。张平化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向后人传达毛泽东的这些“心迹”。

　　张平化走后，毛泽东仍然住在井冈山，继续想他的心事。一天，他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多次提出这些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终于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是“接班人”。毛泽东的梦想是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完成这个梦想，所以他要把这个梦想寄托在他的接班人身上。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刘少奇当然不能接班，周恩来也不能接班。虽说周恩来本人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周恩来这个人太容易妥协，在党内强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面前，周恩来不会跟他们坚决斗争，而是会妥协.

　　（11）

　　所以周恩来阻挡不住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是合适的接班人。林彪是军人，没有独自的政治理念，不会坚持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再加上林彪的身体不好，所以林彪也不是合适的接班人。

　　毛泽东理想中的接班人，第一要年轻，第二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想接班人，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发现，他还在继续寻找。但目前毛泽东要做的，首先是摧毁阻碍接班人接班的障碍。

　　毛泽东即使打倒了刘少奇，只要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还在，那么他的接班人还是接不了班，接班的肯定是周恩来、林彪这些党内势力强大的老干部。要想让年轻人接班，不仅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把周恩来、林彪这些老干部统统打倒，这就是毛泽东要完成的最终使命。

　　毛泽东在考虑自己的历史角色，在历史这条长河里，他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现在毛泽东想清楚了，他本人已经不可能完成修建社会主义大道的任务，他现在能够做的，就是作为一个炸药包，炸掉那些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顽石和堡垒，以后修路的事情，就交给他的接班人去完成了。毛泽东这时给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历史任务一个清晰的定位，他的历史角色不是建设者，而是破坏者，他的历史任务是炸掉阻挡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什么是阻碍中国走社会主义的“三座大山”，中共党内势力最大的三个人刘少奇、周恩来和林彪，就是这三座大山。不炸掉这三座大山，年轻的接班人就无法接班，就无法保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下定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炸掉这三座大山，为他的接班人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扫平障碍。当然毛泽东不会对这三座大山同时发起进攻，他要各个击破。毛泽东给自己订下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第一步，联合周恩来和林彪，打倒刘少奇;第二步，联合林彪打倒周恩来，或者联合周恩来打倒林彪;第三步，最后打倒林彪或周恩来，然后交班给他的接班人。

　　1965年5月29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已经八天了。虽说毛泽东这次上山是秘密的，但是当毛泽东接见两批井冈山老战士和革命烈属之后，“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人要来见毛泽东。当人民争先恐后地要上井冈山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得赶紧下山了。在毛泽东下山时，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当毛泽东的车队路过一个村庄时，一群人手拿铁锹、铁铲，向毛泽东的坐车直冲过来，把毛泽东的警卫长汪东兴吓得出一身冷汗，以为阶级敌人要来暗杀毛泽东，命令车队以最快的速度猛冲下山去。其实这些人只是一队修路的农民，不知是谁喊了一句“毛主席来了”，这些人来不及放下自己手中的修路工具，就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要见毛泽东，闹了一场叶公好龙的虚惊。

　　毛泽东从井冈山下山后，开始实施他炸掉三座大山的战略计划。毛泽东接连抛出三颗重型炸弹，一颗比一颗猛烈。第一颗是调走彭德怀，调虎离山;第二颗是打倒罗瑞卿，消除军队隐患;第三颗是批判《海瑞罢官》，打倒彭真，搬倒刘少奇的外围。【本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