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家庭成份苦乐尝
毛泽东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该思想体系对家庭的约束就是现在仍难以脱离的家庭阶级成份,简称家庭成份。
毛泽东时代的家庭成份十分重要,它是你的政治出身,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决定了你的终生命运。那时候,贫下中农是农村的领导阶级,他们家庭的子女根正苗红,说话办事理直气壮,不怯不亢;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公社干部这些无品官员家庭的子女大都高人一等,动辄盛气凌人,颐指气使;被称为五类分子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本人是专政对象,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份,整日谨小慎微还要遭训斥批斗,其子女(称可教育子女)必然逆来顺受,事事处处忍气吞声,绝不敢有丝毫造次。其家庭出身犹如一把无形的宝剑,时时警示在头顶。
旧社会,我家有6~7亩地,5口人,父亲常年在外帮人做生意,家里的田地少不了要雇佣长、短工之类的劳动力。所以,解放时定家庭成份为“小土地经营”。父亲经常告诉我们弟兄几个,我家的成份实际上相当于中农靠上,富农靠下,可以用“上中农”代替(成份中有没有上中农有待考察)。于是,我12岁考入初中时图省事,在家庭成份一栏里划上了“上中农”3个字。当时,学校教师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家访,一位化学许老师家访时知道了这件事,感到事关重大,就告诉了我的班主任,班主任也没有询问察实,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我虚报成份。在当时,虚报成份可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主席的话)的阶级斗争中的大事,我闻之不寒而栗。可能是我愚钝的样子迷惑了老师,或是老师认为不值得和小孩子计较这种大事情,班主任批评后并没有认真追究,但我的头皮却因此发麻了好多天。
1971年,我国的高等学府恢复招生(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开始,我国的大学就停止招生),并实行推荐制。为缩小城乡差别,对推荐的学生实行“社来社往”(即从农村人民公社来的毕业后还要回到原地去),虽然这项政策并没有坚持兑现,但符合条件的贫下中农子女都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等一系列“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的既定政策失去了兴趣。我大队有一位贫农出身,中共党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农村一线干部等诸多光环十分耀眼,如若能再进高等学府镀一番金,一定会平步青云,前途无量。但他却无动于衷,整日忙忙碌碌迎接婚期,对我的善意提醒不以为然,沉浸在洞房花烛夜的憧憬之中。我当时是民办教师,终日在3尺讲坛上指点迷津,深感肚里水浅(知识不足),便不考虑自己“小土地经营”的家庭出身,斗胆毛遂自荐。大队似乎也理解我求知若渴造福桑梓的苦衷,曾两次将我的拙名上报公社,结果可想而知,全因家庭出身被刷了下来。
那些年,我曾多次敲锣打鼓将光屁股时的朋友送进人人羡慕的绿色军营,但自己却因家庭出身而被一次次拒之门外。那失意,那惆怅,曾多少次在胸中萦绕回荡。家庭出身带来的不光是苦涩,还有超脱与自由。因“小土地经营”不是被依靠的贫下中农,又不是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处于两不管的交界地带,所以,贫下中农开会,我没有资格参加,可教育对象学习,我又属例外,在会议学习满天飞的当时,我确实少开了许多会,对狂热的时代是漠然的,因而就具有了一种超脱的自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