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洋插队
一介教书匠，酷爱自家乡；寓居多伦多，桑梓永难忘。
急令南迁垂兵史 征程艰难遍地花
当时，与敌占区只隔一条黄河的巩县兵工厂，在华北门户洞开的严峻态势下，已经成了侵略者的唇边肥肉。面对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兵工厂不但再也不能正常生产，而且随时都有沦陷的可能。
军政部兵工署审时度势，于1937年11月15日早晨，对兵工厂突发命令：“将未安装的机器运往武汉。”下午又改令：“将全部机器拆卸运往汉口。”次日再发急令：“将工厂迁往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紧接着在当天深夜电令巩县兵工分厂：“急如星火地星夜拆装全部机件经汉口运四川”。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的仓促被动窘态：兵工厂究竟迁往哪里？根本没有通盘的计划和安排！
建厂十数年，产品日盛的两个庞大兵工企业，一周内整体搬迁，谈何容易？那几天，秩序井然的兵工厂像翻了天，隆隆的机器声顷刻变成了拆卸机器的忙碌身影，进进出出的人流和频繁活动的车辆交织……全厂上下满怀民族仇恨，战风雪，斗严寒，工作通宵达旦；全体员工一腔爱国热情，动脑筋，想办法，把成千上万件机器设备，谨慎拆卸，精心包装，源源不断地装上火车，每天一列向南进发……有媒体后来称，“东方敦克尔克大撤退”在这里预演。
在巩县兵工分厂珍存的厂史中，有这样的文献记载：本厂全部机件、材料、仪器及案卷簿籍等，总重逾8000吨，且化学机件一部分异常精密，拆运需十分谨慎，一部分体积庞大，笨重不能分割，车船装卸需高超的技术。本厂员工运用其智慧，日夜苦干，全部机料竟毫无损失，陆续于1938年2月份全部到达厂址，全厂员工之奋勇努力，实堪称道。
“新厂”的拆迁任务完成之后，当局只允许技术达到一定水平的工人随厂转移。因此大部分落选的巩县籍工人，只好含泪告别，失业回家。仅有的少数工人虽然幸运，但此去抛家舍口，故土难离，也免不了黯然神伤。
1937年12月，巩县兵工分厂于四川泸县罗汉场附近的高坝确定新址。迫于抗战急需防毒面具和烟雾罐，原厂设备在1938年2月全部到达时，即刻成立新址工程处,马上征地1682亩（约合一百一十二万一千九百平方米），新厂建设全面铺开。
紧接着，各项后续工作紧锣密鼓：
1938年3月，征用泸县小市体仁堂的房屋，改建成防毒面具生产车间；
是月，征用动窝地亩，建设三至第七工场；
1938年4月16日，鉴于巩县兵工分厂异地再建，军政部兵工署签署命令：停止使用“巩县兵工分厂”其名称，改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厂长吴钦烈继任不变。至此，开我国毒化战剂先河的巩县兵工分厂像划过天际的一抹星云，完成了短暂而辉煌的历史，走进了尘封的记忆。
令人欣慰的是，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在当年年底就恢复了生产。
1939年11月，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三兵工厂启用“洽庐东斋”代号。“庐”、“斋” 等词，文深意厚，古色古香，一改军工企业的铁血味道，其“保密”的目的显而易见。
1949年的11月下旬，“解放”的春雷荡涤着神州大地的污泥浊水，二十三兵工厂也即将迎来新生。这时，驻厂稽查与警备队互相勾结，欲彻底炸毁兵工厂，宣泄对人民政权的极端仇视。赖工厂以生存的多数员工自动组成护厂队，与这伙歹徒既针锋相对又巧妙周旋，终于挫败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尽管这些人贼心不死，又要挟工厂主管，索取3000银元及一批医药设备后仓惶逃窜，但最终挡不住第二十三兵工厂的解放步伐，12月3日，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厂区上空高高飘扬。
“新厂”自1937年11月16日开始一次性整体搬迁到四川省泸县高坝后，虽然名称多有变化，但生产规模一直不减。特别是成为今天的“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后，生产品种及规模又有了长足进步，成了国家的化工龙头基地。以至于公司高层至今谈及厂史时还不无感慨地表示：之所以有今天的辉煌，完全是诞生之地孕育的结果，故地处大西南的我们，仍用“北方”冠以名称。
“老厂”搬上火车之时，更因当局命令的“先天不足”而颠沛流浪。
由于抗日形势越来越严峻，兵工专列在汉口短暂停留后，转运到湖南株洲郊外的原准备建设研究机构的一块空地上。不料全部机料集中后，才发现地方太小，机器设备根本铺展不开。
国难当头，军情紧急，前方急需大量武器弹药，而生产弹药的兵工厂不但困于湘地一隅，连上千号人马的吃喝拉撒都是问题，这对于厂长李待琛无疑是严峻的考验。
心急如焚的李待琛带领技术人员马上到湘西的安化、辰溪一带考察，见安化县的烟溪镇四山环抱、易守难攻，资江、沅江流经此地，交通方便，最为理想的是周围的大山中多天然溶洞，颇利防空，于是就觉定将工厂设置在这里。
公元1938年4月，李待琛将工厂分为两部分，一路进湘西烟溪建厂，陆续将枪厂、机器厂、动力厂、炮弹厂的设备经水路运抵；另一路北返至长沙，在长沙朱家花园至天心阁一带临时设厂，用原来的半成品生产中正式步枪、山炮、野炮和手榴弹、炮弹，紧急运往前线。厂部暂留长沙，利于两地协调指挥和与上级沟通联系。
公元1938年11月，烟溪厂房竣工，共建房屋423幢，洞库162个。动力厂、枪厂、炮弹厂、机器厂相继安装完毕，很快投入生产。12月初，长沙的人员和机料也全部运抵烟溪，军政部兵工署巩县兵工厂在湘之腹地恢复正常生产，大批武器弹药从湘西这条大山沟里源源不断地供给各条抗日前线。
没想到兵工厂完全撤离长沙十日有余，这个湘地名城便由于“焦土抗战”而身陷火海，记下了侵略者又一条罄竹难书的罪恶。
出于和巩县兵工分厂同样的原因，1938年，“军政部兵工署巩县兵工厂”改头换面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同样，在中原腹地辉煌26年而命运多舛的巩县兵工厂因此画上了句号。
1939年，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也曾经启用过“巩固商行”的代号用来保密。这大概与发祥地巩县的地势“巩固不拔”有关，虽没有“洽庐东斋”那样古朴的文化底蕴，但其商贸的韵味倒是更让人怀念。
迫于抗战形势，1940年春，不得安生的“十一兵工厂”和同在一座大山中的第一兵工厂（处30千米之外的湖南辰溪县孝坪，前身为1937年内迁的汉阳兵工厂），又奉命向大后方四川搬迁。刚搬过去一部分时，宜昌不幸被日寇占领，入川的水路被截断，故完整的兵工厂被迫一分为二：
进川部分先在巴县铜罐驿设厂，后除电机厂移交二十一兵工厂外，其余的制枪厂、样板厂、炮弹厂和有桂林迁川的火工厂设备一并移交鹅公岩的第一兵工厂，继续沿用第一兵工厂番号。至此，进川的第十一兵工厂首先消失。
滞留湖南烟溪的另一部分先在辰溪孝坪购地建厂，与原第一兵工厂滞留的电机厂、机器厂、枪弹厂、枪厂及木工所、火工所合并，仍沿用第十一兵工厂的番号。
公元1940年，第十一兵工厂调整了组织结构，留在烟溪的厂部全部迁往孝坪，还将原工务处下属的各制造厂改名为制造所，它们分别是：第一所，机器；第二所，捷克式机枪；第三所，重机枪；第四所，枪弹；第五所，炮弹；第六所，引信；第七所，手榴弹；第八所，熔轧铜；第九所，木工；第十所，印刷。
第十一兵工厂在湖南的烟溪和孝坪一直坚持到抗战结束，到公元1946年4月，在湘西的大山沟里共8年之久，为抗日前线提供的武器弹药一直位于各大兵工厂前列。鉴于对抗战的突出贡献，厂长李待琛多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嘉奖。公元1943年秋，军政部以“公正不苟，产品成绩特著”为其记大功一次。公元1946年9月，李待琛擢升为兵工署副署长。公元1947年，李待琛又升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副团长，负责处理日本对华赔偿物资事宜。
抗战胜利后，又因国共两党同室操戈，当时的第十一兵工厂再次遭遇“骨肉分离”：公元1946年4月，军政部命令第十一兵工厂除第四所（枪弹）留原地外，其余9所迁往武汉，在原汉阳兵工厂和湖北造币厂的旧址上重新建厂。
留在辰溪、孝坪一带的枪弹所部分于1948年在湖南株洲董家塅筹建新厂之后，为避免兵工厂落入共产党之手，又于1949年5月19日，奉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命令，分出部分设备及2000余名员工迁往海南岛榆林（今海南省三亚市）。榆林厂又于1950年3月迁往台湾高雄，并入第六十兵工厂。
至此，巩县兵工厂经“陆军部巩县兵工厂”、”军政部兵工署巩县兵工厂“、“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兵工厂”等一系列名称的演变，见证了“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迭之后，终于寿终正寝，进入历史博物馆尘封。
辰溪的幸存部分一直坚持到解放后，又繁衍发展成为数千人的大型企业，至今仍为新中国建设默默奉献。
由此看来，巩县兵工厂虽然没有像巩县兵工分厂那样顺顺利利地搬迁，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但也算一路撒种，遍地开花，在我国的现代兵工史上留下了不朽篇章。
在巩县兵工厂的搬迁过程中，曾发生过三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过来人心惊肉跳。
有两位亲历者这样叙述：“老厂”搬迁到湖南长沙朱家花园时，临时开工的炮弹厂出现了事故。
那是农历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或者是农历八月十三上午八点多），我正在高工学校的屋里造饷册，一声轰隆隆的巨响，吓了我一大跳，赶紧跑到院里一看，好家伙，一根粗大的黑色烟柱子，在西北方向的朱家花园上空直插云天。当时我就想到，这是火工厂（炮弹厂的一个车间）爆炸了！来到大门外，见湘雅医院的救护车和厂里的汽车，都匆忙驰往现场。约过了十几分钟，咕咕咚咚的爆炸声连续传来，先听到的是手榴弹的声音。因为手榴弹一炸，到处乱蹦，引燃了其他的武器，所以到了下午，就转为炮弹和地雷的响声了。就这样断断续续，一直响了三天三夜，没人敢进火工厂。
到了第五天的下午，爆炸已彻底停了，我跑去看了看，临时车间和原来储存成品的低房子，全都炸塌了，连树梢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半条人腿，惨不忍睹。这些身处后方的普通军工，也壮烈地为国捐躯了。
这次事故的损失说不准确，有说炸死一百多人，炸伤四、五十个的，也有说共死伤400多人的。但我知道我们白沙村这次丧命的就有：王石头、崔印、崔海亮、闫治尊等。刘柱被炸掉了一只胳膊，虽保住了命，但也够惨的。其他村的还有，只是我说不上姓名。因为我们火工厂的主要设备都被炸坏了，只好委托当地的鑫泰机器店重新修理，以后才又陆续开工。
至于这次事故的原因，有人说是日本人搞破坏，也有人说是工厂为了赶产量，违规操作而造成的。
当时，全国抗战，时局吃紧，据说前线最缺的就是手榴弹。工人为了多产手榴弹，就嫌原来安木柄时用两颗木螺钉固定速度太慢，改用砸铁钉代替，这样三榔头两锤子就解决了，比上螺丝快得多。知道手榴弹结构的人都清楚，它的木柄是空的，那砸钉子的地方，正是雷管，雷管里是白炸药。这种烈性的白炸药，不要说钉子扎住会爆炸，即使受到剧烈震动，也一样会“暴跳如雷”。可能是长钉子扎响了雷管，引爆了手榴弹，炸着了旁边的梯恩梯药箱。一箱药爆炸，就把整个车间的房顶炸个大窟窿，冒出了冲天烟尘。停了十来分钟，才引着了旁边的未装箱的手榴弹。就是这十几分钟，跑出来了不少人，也救出来许多伤员。
蒋委员长听到事故，很是生气，李待琛厂长和王越主任，都受了严重处分。
常言说祸不单行。不到两个月，长沙北站运来一节铁皮闷子车，被工厂安排在车站的尽头线上暂停，装的全是世界各国的炮弹样品，是专供我们兵工厂拆卸研究的。
一天午后，天热的人都喘不过气，我正在睡午觉，轰隆一声巨响，震耳欲聋。我爬起来搬起公文箱从窗户一跃而出，只见一块四、五米见方的铁皮，飞上了半空。其它的无辜炮弹，被炸得到处蹦着乱响，整个车站当时就瘫痪了。
因天气炎热和疏于管理而引起的这次爆炸虽然没伤人，可当时日寇正进攻广州，粤汉线正忙着转运军队，车站一炸，耽误了军队四个小时无法调动。蒋委员长因此大发雷霆，记李待琛厂长大过一次，火工厂主任王越被整整关了三个月的禁闭。
过后有人说，这是王越技术在身，对兵工厂还有用，要不然，小命就断送了。
如果说上两次事件是管理之故，发生在烟溪的死伤事件则完全是日寇罪行：
由于烟溪建厂时忙于赶进度，建筑设计和质量都比较仓促。当时，凡重要的车间，垒墙才用砖石，其余的都用圆木作柱，中间加上竹篾，顶部统统由木板和树皮组成。这样的建筑虽然省工省钱省时，但却让安全留下了隐患。
厂长办公室设在大烟溪通往小烟溪的山沟里，靠山挖窑，各洞贯通。当时想，如果一个窑洞被炸，人可以从其他窑洞疏散，没有将相关的空气对流因素考虑进去，更不该把木板房建在窑门口。
公元1939年12月13日，日本飞机又一次轰炸兵工厂时，燃烧弹把靠近窑洞门口的一间木房子点燃了，由于四通八达窑洞的对流作用，灼热的气浪和滚滚的浓烟夺门而入，四处奔涌，把几孔窑内的职工熏死30多个，烧伤1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