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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弄堂故事(16): 朱家一家人

(2018-02-24 09:16:59) 下一个

上海的弄堂也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每到闷热的夏季来临,特别是出了江南的梅雨季节,弄堂里便热闹起来了。家家户户会纷纷把封闭已久的门窗打开,让新鲜的空气流通进来,屋子因此凉爽些,人们把这一举动叫做“透透气”。那些“会过日子”的左邻右舍姆妈们会利用好天气把冬季使用过的衣物、被褥取出来放在太阳底下去晒,为了“去去霉气”。还会把那些储藏在瓶瓶罐罐里的米,花生,面粉、豆子,枣子之类,统统倒在竹制的匾上摊开来晾晒,去除些潮气。

每当太阳一落山,毛毛姆妈总是会早早地先用凉水冲一遍门前的水泥地,让滚烫的地面降降温。晚饭过后,大家便陆续将自家的躺椅、竹榻、小凳子搬到弄堂里,大人孩子自成体系,怡然自得地围坐一圈乘凉。大叔大伯们喜欢静静地摇着扇子,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噶三胡”(聊天),小孩子们若不打牌斗棋,就会说些不知哪里听来的稀奇鬼怪故事,引来一阵阵嬉笑声。只有母亲们还忙着收拾饭后残羹剩饭,锅碗瓢盆,或是给年幼的孩子洗澡,她们通常会稍晚一些参加弄堂里的消夏乘凉。

我喜欢夏日的弄堂,那是一个充满各种人情世态的世界,有着一种在自家中无法得到的群体气氛。

我母亲通常不参加每天的乘凉活动,她有一点时间喜欢独自静静地看书看报,很少与大家掺和在一起“嚼舌头”。

我们弄堂里还有一家从不加入大伙乘凉活动的是隔壁邻居朱家。自小,我从来没有见过朱家姆妈搬个小凳与大家坐在一起说三道四,朱家的孩子们也不会主动出来凑热闹。

旧年代提倡“多子多福”,朱家兄弟姐妹也是六个,前面一男一女间隔不误,后来接连生了两个姐妹,最后是个儿子。再后来,想生也生不了了,因为朱家伯伯也因历史问题被关进去了!

具体什么历史问题?谁也不知道,他们闭口不谈,大家也不好意思问,这也许就是他们一家为人处世比较谨慎的缘故。

奇怪的是,弄堂里的年轻人特别愿意到他家去,有事没事去串个门,坐一坐,东家长,西家短唠几句嗑,由此,他们从来不缺乏关于邻里们或生活方面的信息。我小时候喜欢凑热闹,自然也喜欢到他家里去玩。

可是,我母亲特别反对我到24号去,一看到我在他们家,就会厉声把我给拉回家!

“怎么又到他家去了?他家什么成分你不是不知道!”一回到家,关上门她总是这样训斥我,说得我灰头土脸,心里觉得无辜又无从狡辩。

文革前,我家总以为自己是革命阶级一边的人,我父亲在解放初期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打老虎”,“三反五反”还是积极分子,为共产党发动群众揪出那些“不法分子”感到非常振奋。可后来文革开始了,我家也成了众矢之的,父亲被揪出来批斗,套上一顶“美蒋大特务大间谍”的帽子,我妈再也不说话了。

不过,我知道,在她的心里,还是觉得我们和24号朱家、25号三楼邢家不属于同类人,区别是横越在共军和国军之间的那道鸿沟,尽管我父母连共党大门都没让进,只是自觉地站到了“正义”那一边,他们是大部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典型。

后来,我妈说起我哥小时候被朱家某个“蛮不讲理的儿子欺负”了,这才明白她心里的过节不仅源于政治原因,多少也有些私人恩怨。

尽管文革中我母亲已经管不了我往隔壁24号跑的腿,但每次迈进去,还是会习惯性地往弄堂口张望一下,生怕她骑着脚踏车什么时候又突然出现在弄口,然后将我一把提回家。

乱世中,我也不想让她再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生气。只要一看见她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我就会头也不回地往家跑。若被她瞧见话,耳边的唠叨是没有了,脸上还是印着心里的不快。

24号的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当然知道我母亲的心思,她们常会悻悻地戏谑我 “你妈不让你来我家,为什么还来?”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至少一开始不明白,只是觉得生活太无聊。

24号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特别过去那段无所事事的年代里仿佛有着磁铁般地吸引力。别人不用说,文革中,甚至我们的里弄小组长、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周木匠的两个儿子“大瘌痢”和“小瘌痢”也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按理,“大瘌痢”是里弄专政队的队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却时不时出现在“历史反革命”的家中。有一段时间因打群架,被公安机关抓去关了一阵的“小瘌痢”更不用提了,几乎每天都得去24号报一下到。

(上海话中的“瘌痢”是指天热头上长很多热疖遗留下的疤痕)

24号朱家人口众多,按照他家的成份,当时绝对没有可能上大学。朱大哥高中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环卫局工作,一个人负担起全家的经济担子,直到大姐毕业去了某纺织厂。剩下的几个兄妹,毕业后待业在家,全都由大哥大姐养着,坚决不赶潮流去新疆农场建设兵团,或者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在当时的上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令人诧异的是,一家兄妹六人拧成一股绳,从没有听说朱家为经济问题闹过内部矛盾。

弄堂里要是发生什么事,只要涉及到朱家,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立即会挺身而出,谁也别想斗得过他们。我妈可能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哥小时候,受了他们的气,一直愤愤不平。另外,不知为什么他们与24号三楼杨家矛盾很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人谁也搞不清他们两家之间的是非对错。

早些时候,朱家姆妈的婆婆还活着,几个女孩子必须每天轮流去给瘫痪在床的老太太喂饭擦洗。我也乘机跟着上楼几次,见那老太太躺在二楼后房的一张床上,头上一盏昏暗的灯,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浑浊的气味。为防止褥疮,身下垫一个橡皮圈,朱家姐妹一勺一勺把简单的饭菜送到她那没有牙齿的嘴里,她一边吃,一边还骂骂咧咧……那种情形,现在想起来很凄惨,可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联想,只是坐在一旁默默看着朱家妹妹或姐姐在那里忙乎,偶尔被要求递个毛巾什么。

现在回忆起来,可能那时自己实在太年幼,离风烛残年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

朱家只有这么些收入,每天的小菜实在很简单。那时候的蔬菜比较便宜,从菜场提回来的篮子里只见萝卜和几样绿菜,偶尔出现一小块肉,也要切成细细的肉丝,炒在菜里很难找到,一大家子七口人围着桌子吃饭。从来没有看见鸡鸭鱼肉摆上他们的桌,过年也不过多添几个菜而已。

朱家兄弟姐妹们就这样搀扶着母亲,一家人手挽手熬过了漫长的严冬,迎来了他们文革后的大赦,从青海劳改农场归来的父亲!

朱家伯伯是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一头白发,沉默寡言。这些从那里头回来的人,可能过去被监视被管教怕了,已经不习惯用语言表达他们个人的情感了。

文革后期,有一天,朱家大哥突然问我“想不想听听音乐?”

也许,他经常能听见住在隔壁的我扯着嗓子大唱样板戏或高昂的革命歌曲,很想为我开个有关音乐的“小灶”?

这让我多高兴啊!兴冲冲叫上了宝宝姐姐和我父亲,说是“隔壁朱家大哥让我们去听音乐!”

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但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开始有所松动,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关系公报”,中美冰冻长达几十年的关系开始解冻。

我们几个偷偷溜进了他家二楼后房,就是原先他祖母在世时住的那间屋子。只见他谨慎地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布窗帘,这才亮出他的音响设备。

哇!有电子管的,也有晶体管的,居然这些音响都是他自己装的!还有大大小小各种喇叭箱,真是名目繁多,有些大喇叭箱有我半腰高,还有放低音的BASE喇叭。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台电唱机,一叠叠黑胶唱片和一些塑料唱片,接着微笑着问我们“想听什么?”

我家原来也有一个电唱机及少量黑胶唱片,可惜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开始懂得欣赏音乐之前,都给我父亲送到当铺去换食物填肚子了!

真没有想到,省吃俭用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朱大哥,居然还有钱捣鼓音响设备!他中学毕业后就在环保局工作,一个普通工人又不是学电子的,还能自己动手安装这些设备!

那个年代的确有不少音乐爱好者自己动手做音响设备,但当我们获知眼前琳琅满目的这些设备都出自朱大哥之手,感到即钦佩又惊奇!

那个时候,虽然社会上的文化禁锢开始有所松懈,人们还是得非常谨慎,生怕被人套上一顶“听靡靡之音”,或者是“开地下音乐会”的大帽子。

“你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吗?”我父亲抑制不住兴奋问道,他一定是憧憬着文革早日结束,从过往的苦难中走出来……

朱大哥的脸上不易察觉地微微笑了笑,翻出一个蓝色的塑料唱片,仔细看了一下说明,说这就是我父亲想听的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由著名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可惜他还没有搞到黑胶唱片,目前只能听这张唱片。不过,他强调“卡拉扬是世界上最好的指挥家之一,和美国的伯恩斯坦齐名”。

那时候,我哪里知道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

“当当当当……”震耳欲聋的命运交响曲响起,我们仿佛能看见“命运”奋力举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砸向大门!就像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开头,特别写下的那句引人深思的警语:“命运在敲门”,从而被引用为这首交响曲具有最强烈吸引力的标题,体现了作曲者与命运进行着的殊死搏斗。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让我屈服。” 这一主题旋律贯穿全曲,时而高昂时而低落,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响彻……这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命论,也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

经过近十年动乱,在文化和精神上受到无情摧残,万马齐喑。我们几个躲在黑暗的小屋里,用心聆听着伟大音乐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感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与震撼!

一曲完毕,朱大哥告诉我们电子管和晶体管扩音机在音质上有许多不同,他特地分别用不同的扩音机播放贝多芬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让我们仔细感知。随着轻快明亮的乐曲,他一小节一小节解说乐曲的内容……“抵达乡间时的欣喜之情”、“小溪旁的景色”、“村民的欢乐聚会”、“暴风雨”、“暴风雨过后的快乐和感激”…… 配合着自然界的景色,夜莺、鹌鹑和布谷鸟的叫声,召唤出一连串美丽的田园风光,带给内心无限欢愉和憧憬。

朱大哥介绍道:“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交响乐时,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表现对大自然无限的依恋之情。”

朱大哥接着又选择了几张黑胶唱片,那是西班牙杰出吉他演奏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将贝多芬、肖邦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改编为吉他曲的几首曲目。

随着乐曲的播放,在静默中聆听优美的旋律,配上朱大哥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如数家珍般娓娓地描绘,让我心驰神往……耳畔仿佛回荡着天堂般的声音,优雅而又深情的吉他旋律,带着些许忧伤,拨动着心弦,在感知音乐艺术之美妙与动人的过程中,一扇通往古典音乐欣赏的窗口就这样被打开了!

也就是这个朱大哥,从环保局一名底层小工人开始,一直干到局级干部退休。又听说,他后来搬出24号的原因之一,居然是因为新娶进门的妻子与家人关系不那么和睦,为了不影响固有的兄妹之情,毅然决然带着自家人出走了。

朱大哥可以说是我在音乐鉴赏方面的启蒙者,我由衷地感谢他!

他对工作和家庭的付出,也体现出一个男人的担当:在困难的时候,只身负担起家庭重担,挣钱养家;与此同时,也不忘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修养。当机会出现时,也能跃上龙门,而不是自怨自哀的叹息生不逢时。

改革开放以后,朱家中间的两个兄妹分别进了里弄生产组,最小两个去了上海附近的农场工作,六个孩子的工作和生活陆续都有了着落。

永乐村,我的出生地,这个地处万航渡路的一所普通新式里弄,以及旁边的几个里弄,信义村、梅村、还有后面的太平里,因开发商动迁全部拆除了。据说2003年开始动迁,2009年上半年全部夷为平地,新楼于2012年开始建设,2014年全部建成。

移居时,朱家二老依然健在,朱家老伯那时99岁。很庆幸,他终于亲眼看到了儿孙们幸福生活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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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robato' 的评论 : 谢谢分享!琴圣演奏的圣桑《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听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联想到那些日子里只能躲在黑暗里听西方古典音乐,真是很扣人心弦。
robato 回复 悄悄话 你的文章勾起我那些年的回忆.谢谢.我家那时是"沙龙"中心.
那些提心吊胆的日子,如今回味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送你一首我的favori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5tQQ3hqleE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高枫大叶' 的评论 : 现在对门邻居是什么人也不清楚。前几个月到我小姑家,对门出来都不打招呼的。人们把自己封闭起来了。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妈妈的故事' 的评论 : 谢谢!我也喜欢你的文章!
妈妈的故事 回复 悄悄话 非常喜欢这样的文章!谢谢分享!
高枫大叶 回复 悄悄话 上海弄堂生活是不仅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还是那些特殊年代的产物,哺养了几代人,很可惜现在几乎消失了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小溪姐姐' 的评论 : 是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自从在朱大哥家听了音乐以后,我又偷偷地去别家听了几次。
小溪姐姐 回复 悄悄话 谢谢分享,回头再看那十年真是文化的荒漠,没有书读,没有音乐,只剩下人斗人。
我有过和父亲一起在下雨的冬夜,把窗帘拉紧,把声音调到蚊子叫,偷偷听过贝多芬九个交响乐,和世界著名十大小提琴协奏曲。从你的故事里看到我认识的人,和亲历或见过的事。你写得真好!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乡野一村夫' 的评论 : 是啊,过去人与人之间用“阶级”或“成分”划分。现在不少地方用“钱”和“官衔”划分等级,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永远没有平等和谐? 人类社会的特征吗?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hhtt' 的评论 : 谢谢喜欢!还有几篇有待发表。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乐学乐游' 的评论 : 谢谢鼓励!我还有几篇已经完成了。准备最后写一个“前言”或“后记”,说说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故事。
美加万花筒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土豆-禾苗' 的评论 : 是的,象征着长期对文学艺术的禁锢、混乱专制动荡的“革命”年代的结束。
乡野一村夫 回复 悄悄话 對我们這一代人来说,文革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破坏了国家,也破化了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説,是撕裂了中国人,此回忆文章里清楚记载。
hhtt 回复 悄悄话 赞!又回到童年时的上海。
乐学乐游 回复 悄悄话 好喜欢你这一系列弄堂故事。谢谢分享, keep up!
土豆-禾苗 回复 悄悄话 1979年3月19日在首都体育馆,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对世界,对中国文艺界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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