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弄堂也是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每到闷热的夏季来临，特别是出了江南的梅雨季节，弄堂里便热闹起来了。家家户户会纷纷把封闭已久的门窗打开，让新鲜的空气流通进来，屋子因此凉爽些，人们把这一举动叫做“透透气”。那些“会过日子”的左邻右舍姆妈们会利用好天气把冬季使用过的衣物、被褥取出来放在太阳底下去晒，为了“去去霉气”。还会把那些储藏在瓶瓶罐罐里的米，花生，面粉、豆子，枣子之类，统统倒在竹制的匾上摊开来晾晒，去除些潮气。

每当太阳一落山，毛毛姆妈总是会早早地先用凉水冲一遍门前的水泥地，让滚烫的地面降降温。晚饭过后，大家便陆续将自家的躺椅、竹榻、小凳子搬到弄堂里，大人孩子自成体系，怡然自得地围坐一圈乘凉。大叔大伯们喜欢静静地摇着扇子，聚在一起天南海北“噶三胡”（聊天），小孩子们若不打牌斗棋，就会说些不知哪里听来的稀奇鬼怪故事，引来一阵阵嬉笑声。只有母亲们还忙着收拾饭后残羹剩饭，锅碗瓢盆，或是给年幼的孩子洗澡，她们通常会稍晚一些参加弄堂里的消夏乘凉。

我喜欢夏日的弄堂，那是一个充满各种人情世态的世界，有着一种在自家中无法得到的群体气氛。

我母亲通常不参加每天的乘凉活动，她有一点时间喜欢独自静静地看书看报，很少与大家掺和在一起“嚼舌头”。

我们弄堂里还有一家从不加入大伙乘凉活动的是隔壁邻居朱家。自小，我从来没有见过朱家姆妈搬个小凳与大家坐在一起说三道四，朱家的孩子们也不会主动出来凑热闹。

旧年代提倡“多子多福”，朱家兄弟姐妹也是六个，前面一男一女间隔不误，后来接连生了两个姐妹，最后是个儿子。再后来，想生也生不了了，因为朱家伯伯也因历史问题被关进去了！

具体什么历史问题？谁也不知道，他们闭口不谈，大家也不好意思问，这也许就是他们一家为人处世比较谨慎的缘故。

奇怪的是，弄堂里的年轻人特别愿意到他家去，有事没事去串个门，坐一坐，东家长，西家短唠几句嗑，由此，他们从来不缺乏关于邻里们或生活方面的信息。我小时候喜欢凑热闹，自然也喜欢到他家里去玩。

可是，我母亲特别反对我到24号去，一看到我在他们家，就会厉声把我给拉回家！

“怎么又到他家去了？他家什么成分你不是不知道！”一回到家，关上门她总是这样训斥我，说得我灰头土脸，心里觉得无辜又无从狡辩。

文革前，我家总以为自己是革命阶级一边的人，我父亲在解放初期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打老虎”，“三反五反”还是积极分子，为共产党发动群众揪出那些“不法分子”感到非常振奋。可后来文革开始了，我家也成了众矢之的，父亲被揪出来批斗，套上一顶“美蒋大特务大间谍”的帽子，我妈再也不说话了。

不过，我知道，在她的心里，还是觉得我们和24号朱家、25号三楼邢家不属于同类人，区别是横越在共军和国军之间的那道鸿沟，尽管我父母连共党大门都没让进，只是自觉地站到了“正义”那一边，他们是大部分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典型。

后来，我妈说起我哥小时候被朱家某个“蛮不讲理的儿子欺负”了，这才明白她心里的过节不仅源于政治原因，多少也有些私人恩怨。

尽管文革中我母亲已经管不了我往隔壁24号跑的腿，但每次迈进去，还是会习惯性地往弄堂口张望一下，生怕她骑着脚踏车什么时候又突然出现在弄口，然后将我一把提回家。

乱世中，我也不想让她再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生气。只要一看见她那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弄堂口，我就会头也不回地往家跑。若被她瞧见话，耳边的唠叨是没有了，脸上还是印着心里的不快。

24号的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当然知道我母亲的心思，她们常会悻悻地戏谑我 “你妈不让你来我家，为什么还来？”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至少一开始不明白，只是觉得生活太无聊。

24号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特别过去那段无所事事的年代里仿佛有着磁铁般地吸引力。别人不用说，文革中，甚至我们的里弄小组长、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代表周木匠的两个儿子“大瘌痢”和“小瘌痢”也都是他们家的常客。按理，“大瘌痢”是里弄专政队的队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却时不时出现在“历史反革命”的家中。有一段时间因打群架，被公安机关抓去关了一阵的“小瘌痢”更不用提了，几乎每天都得去24号报一下到。

（上海话中的“瘌痢”是指天热头上长很多热疖遗留下的疤痕）

24号朱家人口众多，按照他家的成份，当时绝对没有可能上大学。朱大哥高中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环卫局工作，一个人负担起全家的经济担子，直到大姐毕业去了某纺织厂。剩下的几个兄妹，毕业后待业在家，全都由大哥大姐养着，坚决不赶潮流去新疆农场建设兵团，或者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在当时的上海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更令人诧异的是，一家兄妹六人拧成一股绳，从没有听说朱家为经济问题闹过内部矛盾。

弄堂里要是发生什么事，只要涉及到朱家，他家的几个兄弟姐妹立即会挺身而出，谁也别想斗得过他们。我妈可能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哥小时候，受了他们的气，一直愤愤不平。另外，不知为什么他们与24号三楼杨家矛盾很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人谁也搞不清他们两家之间的是非对错。

早些时候，朱家姆妈的婆婆还活着，几个女孩子必须每天轮流去给瘫痪在床的老太太喂饭擦洗。我也乘机跟着上楼几次，见那老太太躺在二楼后房的一张床上，头上一盏昏暗的灯，整个屋子里弥漫着浑浊的气味。为防止褥疮，身下垫一个橡皮圈，朱家姐妹一勺一勺把简单的饭菜送到她那没有牙齿的嘴里，她一边吃，一边还骂骂咧咧……那种情形，现在想起来很凄惨，可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联想，只是坐在一旁默默看着朱家妹妹或姐姐在那里忙乎，偶尔被要求递个毛巾什么。

现在回忆起来，可能那时自己实在太年幼，离风烛残年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

朱家只有这么些收入，每天的小菜实在很简单。那时候的蔬菜比较便宜，从菜场提回来的篮子里只见萝卜和几样绿菜，偶尔出现一小块肉，也要切成细细的肉丝，炒在菜里很难找到，一大家子七口人围着桌子吃饭。从来没有看见鸡鸭鱼肉摆上他们的桌，过年也不过多添几个菜而已。

朱家兄弟姐妹们就这样搀扶着母亲，一家人手挽手熬过了漫长的严冬，迎来了他们文革后的大赦，从青海劳改农场归来的父亲！

朱家伯伯是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头，一头白发，沉默寡言。这些从那里头回来的人，可能过去被监视被管教怕了，已经不习惯用语言表达他们个人的情感了。

文革后期，有一天，朱家大哥突然问我“想不想听听音乐？”

也许，他经常能听见住在隔壁的我扯着嗓子大唱样板戏或高昂的革命歌曲，很想为我开个有关音乐的“小灶”？

这让我多高兴啊！兴冲冲叫上了宝宝姐姐和我父亲，说是“隔壁朱家大哥让我们去听音乐！”

那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但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开始有所松动，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关系公报”，中美冰冻长达几十年的关系开始解冻。

我们几个偷偷溜进了他家二楼后房，就是原先他祖母在世时住的那间屋子。只见他谨慎地关上门，拉上厚厚的布窗帘，这才亮出他的音响设备。

哇！有电子管的，也有晶体管的，居然这些音响都是他自己装的！还有大大小小各种喇叭箱，真是名目繁多，有些大喇叭箱有我半腰高，还有放低音的BASE喇叭。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台电唱机，一叠叠黑胶唱片和一些塑料唱片，接着微笑着问我们“想听什么？”

我家原来也有一个电唱机及少量黑胶唱片，可惜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开始懂得欣赏音乐之前，都给我父亲送到当铺去换食物填肚子了！

真没有想到，省吃俭用要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朱大哥，居然还有钱捣鼓音响设备！他中学毕业后就在环保局工作，一个普通工人又不是学电子的，还能自己动手安装这些设备！

那个年代的确有不少音乐爱好者自己动手做音响设备，但当我们获知眼前琳琅满目的这些设备都出自朱大哥之手，感到即钦佩又惊奇！

那个时候，虽然社会上的文化禁锢开始有所松懈，人们还是得非常谨慎，生怕被人套上一顶“听靡靡之音”，或者是“开地下音乐会”的大帽子。

“你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吗？”我父亲抑制不住兴奋问道，他一定是憧憬着文革早日结束，从过往的苦难中走出来……

朱大哥的脸上不易察觉地微微笑了笑，翻出一个蓝色的塑料唱片，仔细看了一下说明，说这就是我父亲想听的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由著名奥地利指挥家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可惜他还没有搞到黑胶唱片，目前只能听这张唱片。不过，他强调“卡拉扬是世界上最好的指挥家之一，和美国的伯恩斯坦齐名”。

那时候，我哪里知道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

“当当当当……”震耳欲聋的命运交响曲响起，我们仿佛能看见“命运”奋力举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砸向大门！就像贝多芬在第一乐章的开头，特别写下的那句引人深思的警语：“命运在敲门”，从而被引用为这首交响曲具有最强烈吸引力的标题，体现了作曲者与命运进行着的殊死搏斗。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它绝不能让我屈服。” 这一主题旋律贯穿全曲，时而高昂时而低落，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响彻……这是一首英雄意志战胜宿命论，也是光明战胜黑暗的壮丽凯歌。

经过近十年动乱，在文化和精神上受到无情摧残，万马齐喑。我们几个躲在黑暗的小屋里，用心聆听着伟大音乐家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感受到一种无可言喻的感动与震撼！

一曲完毕，朱大哥告诉我们电子管和晶体管扩音机在音质上有许多不同，他特地分别用不同的扩音机播放贝多芬的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让我们仔细感知。随着轻快明亮的乐曲，他一小节一小节解说乐曲的内容……“抵达乡间时的欣喜之情”、“小溪旁的景色”、“村民的欢乐聚会”、“暴风雨”、“暴风雨过后的快乐和感激”…… 配合着自然界的景色，夜莺、鹌鹑和布谷鸟的叫声，召唤出一连串美丽的田园风光，带给内心无限欢愉和憧憬。

朱大哥介绍道：“贝多芬在创作这首交响乐时，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表现对大自然无限的依恋之情。”

朱大哥接着又选择了几张黑胶唱片，那是西班牙杰出吉他演奏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将贝多芬、肖邦等著名作曲家的作品改编为吉他曲的几首曲目。

随着乐曲的播放，在静默中聆听优美的旋律，配上朱大哥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如数家珍般娓娓地描绘，让我心驰神往……耳畔仿佛回荡着天堂般的声音，优雅而又深情的吉他旋律，带着些许忧伤，拨动着心弦，在感知音乐艺术之美妙与动人的过程中，一扇通往古典音乐欣赏的窗口就这样被打开了！

也就是这个朱大哥，从环保局一名底层小工人开始，一直干到局级干部退休。又听说，他后来搬出24号的原因之一，居然是因为新娶进门的妻子与家人关系不那么和睦，为了不影响固有的兄妹之情，毅然决然带着自家人出走了。

朱大哥可以说是我在音乐鉴赏方面的启蒙者，我由衷地感谢他！

他对工作和家庭的付出，也体现出一个男人的担当：在困难的时候，只身负担起家庭重担，挣钱养家；与此同时，也不忘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修养。当机会出现时，也能跃上龙门，而不是自怨自哀的叹息生不逢时。

改革开放以后，朱家中间的两个兄妹分别进了里弄生产组，最小两个去了上海附近的农场工作，六个孩子的工作和生活陆续都有了着落。

永乐村，我的出生地，这个地处万航渡路的一所普通新式里弄，以及旁边的几个里弄，信义村、梅村、还有后面的太平里，因开发商动迁全部拆除了。据说2003年开始动迁，2009年上半年全部夷为平地，新楼于2012年开始建设，2014年全部建成。

移居时，朱家二老依然健在，朱家老伯那时99岁。很庆幸，他终于亲眼看到了儿孙们幸福生活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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