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奴”是古时女子的自我谦称。这两句翻译成现代文似乎是,丫头我最喜欢那种自然的生活,也爱美,不求金银,不要999朵玫瑰,非常享受免费随意的野花当装饰。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不会要求挤在一线二线城市,自由自在随遇而安才是我的追求。
听起来很乡村很浪漫,跟现代生活重物质喜欢挤在大城市的生活理念完全相反,让人好不羡慕这种质朴而喜爱生活的女子。
但是且慢,让我们来看一下完整的词: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根据网上搜索能查到的信息(基本都是根据野史写成),大部分文章都认为这是南宋名妓严蕊所做。严蕊,原姓周,字幼芳,南宋中叶女词人。出身低微,自小习乐礼诗书,沦严蕊为台州营妓,改严蕊艺名。严蕊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学识通晓古今,诗词语意清新,四方闻名,有不远千里慕名相访。现代作家曹余章《历代文学名篇辞典》:此词述自己堕落风尘,非为自愿,乃命运使然,花落花开,总赖于司春之神,隐含祈求地方官为己作主之意。最后希望获得自由。“山花插满头”,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此词反映一被压迫被侮辱的弱女子渴望自由生活的心情,流传甚广。
网上多数文章称,此词的创作背景是:南宋淳熙九年,浙东常平使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蕊风化之罪,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严说:“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此事朝野议论,震动孝宗。后朱熹改官,岳霖任提点刑狱(大致相当于省法官兼检察官),释放严蕊,问其归宿。严蕊作这首《卜算子》。岳霖判令从良,被赵宋宗室纳为妾。
就词论词,这首词写得还真的挺好的。河边试翻译成通俗的现代文,把有些似隐似现的潜台词说得更明确一些:
我做官妓是被迫沦落风尘,但是我不怪咱朝的官妓制度,也不怪当地的地方官将我发为台州营妓,怪就怪我自己命不好吧,可能是前世做了什么需要现世偿还。这事儿我连父母和自己出身都不怨,毕竟父母给我生命,我只有报恩的份儿,哪能怨呢。一切的一切都是宿命。花开花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其实要依赖司春之神。小女子的命运,就如这花开花谢一般,需要依赖地方官明察,给一个公正的发落。您问我想有怎样的归宿?我是去意已决,只愿获得自由身。继续做营妓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其实在我被关押拷打之前我就没享受过做营妓啊。我愿意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过简朴自然的生活。我希望谁也找不到我,我不贪图名利,也不想卷入任何大人物之间的争斗。
在危机中用一首诗词来不失尊严地乞求怜悯和帮助,这首词是达意的。词中祈求之意有了,但是并没有怪罪当官的,一切都轻飘飘赖在“命不好”上面。所求也不多,没有惩治昏君昏官,没有赔偿,只是要把自己放了,自我流放,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既满足。没有将来给任何当官的找麻烦倒算账的意思,让人可以释放得放心。客观上这首词达到了效果,也显示了才情,岳霖果然释放了严蕊,判令从良。这让我联想到曹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里面有哭诉卑微祈求,有兄弟情感的煽情,也适度地显示了才情,让曹丕不忍下手,饶了曹植一命。
超越过这首词,超越过严蕊的个人人生悲剧,我们可以看一看故事后面更深厚的背景。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涉事人物的不同思维层面。
严蕊的想法应该比较简单。在出事前所想应该是增加知名度和流量,进而获取财物和大人物的赏识,争取早日脱离营妓生涯,有个富足安定的生活。在被关进牢狱之后,严蕊的想法大致是想法脱离牢狱,能从良嫁个好人家最好,不能的话至少有个自由身,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好。当然,她没有处理茶米油盐的能力,也过不惯清苦的生活,那是另说,危机时刻,想的只是脱身。严蕊深陷朝廷官员们博弈争斗的漩涡之中,朱熹摆明了要她做对于唐仲友不利的证词,不做就要折磨她,给她上刑。在这里,严蕊没有做不利于唐仲友的证词是明智的。如果做了不利于唐仲友的证词,且不管这不利于唐仲友的证词是否真实,她首先就失去了唐仲友方面的支持,唐不会再想办法涝她。朱熹也会觉得她这么容易出卖自己的保护者,是个小人。同时她也得不到民意的支持。好了,严蕊选择了死扛受刑。唐仲友在朝中的硬关系宰相王淮出手帮忙了。当然王淮帮的是老乡兼姻亲唐仲友的忙,但是唐仲友不倒严蕊就有救。宰相大人王淮先是压下朱熹弹劾唐仲友的三道状子,等朱熹又上三道弹劾状子,王淮不敢再瞒下去,便将朱熹的弹劾状与唐仲友的自辩状呈交宋孝宗。孝宗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王淮轻描淡写说:“此秀才争闲气耳。”孝宗决定将朱熹调离浙东,“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由浙西提刑委任“清强之官”前往台州“究实”。王淮为显示公正,夺了唐仲友的江西提刑之职,改任朱熹为江西提刑。但任命书送到浙东,朱熹以“填唐仲友阙不可”为由,坚决不接受任命书,还提出辞职,乞请奉祠归家。获批准。按接替朱熹巡按浙东的官员,是岳飞之子岳霖。简单说一下王淮,王淮的想法大致是保自己的官位,并保自己嫡系的官员。
再来看唐仲友。根据维基百科,唐仲友邃于经学,通性命之理,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历知信州、台州,颇有政声,是宰相王淮的亲家。宋淳熙壬寅(1182年),朱熹于七月十九日至九月,先后六次给宋孝宗皇帝上奏状,弹劾唐仲友,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朱熹在《按唐仲友第一状》,斥道:“知台州唐仲友催督税租,委是刻急……急于星火,民不聊生。”;《按唐仲友第三状》中指责其“百端阻节搜检,生出公事不可胜计”,前后列举唐仲友八大罪项。朱熹并且逮捕官妓严蕊,试图屈打成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虽然身为贱妓,与太守有滥,罪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诬士大夫!”。后来,事件闹到皇帝耳里,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吏部尚书郑丙亦称朱熹“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将朱熹调任,此案转由岳飞后人岳霖处理,严蕊无罪开释。仲友后来不复出仕,益致力于著书教育。
维基百科,朱熹词条下有这么一段:洪迈《夷坚志》中描述,他在任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时候,与当时的台州知州,也是著名学者唐仲友起了纠纷,双方并且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后来得知唐仲友相当欣赏当时江南一带著名的营妓严蕊后,就把严蕊抓起来,试图屈打成招,罗织对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严蕊宁死不屈,朱熹莫可奈何。这件事因为闹得很大,使得后来朱熹和唐仲友双双去职。更有野史《二刻拍案惊奇》认为朱熹是为了争夺严蕊不成才扯出这些风波的,这是反理学的表现。而根据今天学者束景南教授则认为唐仲友确乎有贪污罪行,《夷坚志》中的情节很多是虚构的,但仍未有足够证据证明严蕊之事纯属虚构。
朱熹名气比较大些,大家都知道朱熹是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几十年前曾经也是我们批判的封建礼教的一部分。朱熹在当时和以后的学术界地位颇高,但是官做得不太高。朱熹跟唐仲友之间的弹劾和分辨,其本质根本不是严蕊事件,而是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届理念的不和以及对于如何当地方官进行治理的理念不同。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更正确,都觉得自己治理的方法更正确。在这里我放过学术思想不谈,只想简单谈谈地方的治理。那个年代,没有化肥,没有杀虫剂,没有转基因高产品种,种地要看老天眼色,总希望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但是非调雨顺的年头并不多,旱涝虫灾沾上一个这一年的收成就完蛋了。即使年景不好,也要上交粮食。皇家要吃饭,国家要储粮,官员和小吏要发饷,怎么分配最合理就见仁见智了。一味地追求减赋税,那皇家的收入就不足了,你这个官政绩好不了。但是,一味地强征粮赋,民怨就来了。中国农民总的来说比较听话温顺,但是到了自己要饿死,孩子要饿死的时候也会发声闹事。这就象民主党共和当一个要减税一个要加税,说不清那个更合理,只能是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个人有个人的立场和既定利益。
且不说唐仲友是否真的催督税租而导致民不聊生了,就算他真的催督税租了,那也不一定是他为了谋私利,很可能只是照章办事,缺乏灵活性和同情心而已。换朱熹在唐仲友的这个位置,他说不定也去催租,或者就是收不上租早早被免职了。当个地方官并不容易,朱熹不在其位,站着说话不腰痛,找错误弹劾人倒是很容易的。这里怎么看怎么象是朱熹借题发挥,把学术争论升级为政治斗争。而且,这个假道学家居然抓住一个营妓下狱,指使人试图屈打成招,这个手段真的挺低下的。至于是不是朱熹是为了争夺严蕊不成才扯出这些风波,野史《二刻拍案惊奇》有点演绎得过分了。当两个同是有各自理论的学者型官员互告御状时,那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儿,哪有心思为一个营妓级别的低微女子争风吃醋。按照河边的分析,朱熹是想借题发挥,整垮唐仲友,自己将来在官场上独霸学术界一块,做个精神领袖。
至于唐仲友和严蕊的关系,到底有无私情,私情到了什么程度,现在也很难考证。是不是象白居易欣赏琵琶女那样的纯洁,只是“江州司马青衫湿”,流一把同情泪?应该不是。为什么呢,因为白居易当时是被贬,情绪低落,且那个琵琶女已是年老色衰并且嫁为贾人妇。而唐仲友跟严蕊交往时状态还不错,严蕊则也正当红,唐仲友把严蕊脱去妓籍,私自包养起来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说唐仲友纯属是为了严蕊的才艺,河边不能同意,因为随后我会分析到,严蕊的才艺没有那么高,连这首山花插满头的词都不见得就是严蕊写的。唐仲友的学术造诣在当时也是顶级人物之一,严蕊的学问那差得肯定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唐仲友对严蕊相当不错,一定是跟严蕊的颜值有关。至于严蕊有没有侍枕席,河边宁愿往好处想,就是说没有。为什么呢,从唐仲友角度讲,宋朝有官妓制度,士大夫在公务接待时候,可以传唤歌妓歌舞佐酒。但官员不准在公务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否则处以“杖八十”的刑罚;官员也不准跟官妓发生不正当关系,“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估计唐仲友顾虑自己的仕途,应该不敢做得太过分。而严蕊,应该也是宁愿卖艺不卖身,要侍枕席需要从良之后,哪怕是做个小妾也行。如果毫无名分,那侍枕席的事情还是先免了,咱们先柏拉图式地精神恋爱一下就好了。
这个故事的关键人物还有一个,就是孝宗皇帝。皇帝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高出上述这些人一大块。为什么呢?严蕊身为官妓,身份自然低微。连唐朱这些大腕,到了皇帝这里也只是“秀才争闲气”。人家唐朱两人写那么多折子互相攻击,这里有学术之争,有政论之争,有个人恩怨,有为官之道之争,争得个你死我活,弄到最后两败俱伤,两个人都失败了,都没得官做了。人家两个人打架,告御状很认真的,到了孝宗皇帝这里就象小孩子斗气,成了“秀才争闲气”。孝宗皇帝这么看待这件事情,错了吗?没有。作为皇帝,他需要的是民众不造反,国库有存粮,官员守规矩,而且谁也不要把官场的丑陋一面暴露给民众看,闹得民间沸沸扬扬。一些都要以稳腚为大局。没错,是稳腚,就是把屁股坐稳了的意思。你们这两个狗官太不让朕省心了,一个都别干了,都滚回家去。老子需要的是能揣测朕意的好奴才,不是你们这帮自以为是蹦蹦跳跳的书生。
还回到严蕊,很不幸地遇到了神仙打架,当然只能是凡人遭殃。唐朱在皇帝哪儿,只是不属于核心权力圈的小官,但在严蕊这里,那能量还是大到能够让严蕊被“躺枪”严重误伤的程度。严蕊不幸被卷入了这场神仙打架,但她还算聪明,宁愿自己被酷刑折磨,也没有去伤害任何一方。最终,一个新来的比较中立的官员岳霖满足了她从良的意愿。而由于她在本事件中显示的优良品质,最主要的是对于自己的保护者唐仲友的忠诚,最终使她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归宿,被赵宋宗室纳为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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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zh-cn/唐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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