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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ld Keeva Unz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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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时代抛弃的主流思潮
邵鹏/文  2021-02-20 13:42
 
最早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系统分析和梳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所著的《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 inAmericanThought)》一书。此书由霍氏的博士论文扩展而成,1955年甫一出版即引得洛阳纸贵,并获得第二年(1956)的普利策奖。
 
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泛指在19世纪末期在西欧和北美一度流行的,一种将英国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同流派在谁是“适者”、社会如何实现“适者”的支配机制等理论细节上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通常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适者”占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力,“不适者(被淘汰者,弱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符合进化论的思想,有其合理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被用来做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威权和极权主义、人种优化理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以及阶级矛盾等存在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其形象是非常负面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是所谓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最初由英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在他1861年所撰写的书评中提出,用以代指脱胎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的、关于进化或发展的一系列被泛化的概念。赫胥黎积极维护他所理解的达尔文学说,被戏称为“达尔文的斗牛犬”。但同时,赫胥黎又不严格遵循达尔文的科学思想,将提出的这个概念拓展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这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后来得以出现的原因。
 
进化论、道德和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存在一个道德上的争议。达尔文的学说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本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关于道德和同理心的讨论,但他的理论也似乎证明了强权的重要性。达尔文的理论在今天看来毕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浸透着马尔萨斯和霍布斯式的思想。他本人曾经在《人类的由来》中曾写道:“我们文明人……为智障、残废和病人建立避难所;我们为穷人立法;我们的医疗人士竭尽所能救助他人直到他们生命最后的一刻……所以文明社会中的弱者也可以繁衍。不会有豢养过动物的人质疑,这对于人类这个物种是有害的。”他也表达过与马尔萨斯的理论类似的观点,比如无法养活自己孩子的人,不应该结婚。达尔文把群体的观念、家庭的道德影响和智慧的利己,作为道德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反叛者
 
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美国的社会问题逐渐变得严重起来:比如市政建设落后、政治腐败等。其中劳资矛盾成为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在19世纪末期兴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神职人员开始从过往专注于抽象的神学理论,转向关注社会议题,开始批评工业化社会。这场社会运动又深刻地被自然科学家对社会思想的影响所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神职人员接受了进化理论的观点,认为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然,发展的目标还是基督教特有的:神的天国。随着这个运动的发展,它越来越多的推动了市政的社会主义倾向,以及对于工业的管控。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缘起、演变和现状已有诸多讨论。普遍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始于清末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在战争和外交中屡战屡败的国人忽然发现这个理论足以解释祖国惨遭列强蹂躏的原因:优胜劣汰,落后的就一定挨打。这一理论的引进源自于严复所译《天演论》。它译自赫胥黎的书,讲述的却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此后,举国上下,都信奉强权和实力就是公理的逻辑,认为只有在国力竞争中居于上游者,才能实现复兴,站在“食物链”的顶层。在当时革命者、思想家的论述中这种思潮十分常见,梁启超是其中一例。他的《现今世界大势论》中就认为18世纪卢梭所论的天赋人权学说必然让位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只有强者才有生存的权利。如文中所述“……谓天下惟有强权,更为平权。权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赋也。”
 
这些革命者的思想,显然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以“德行”为核心的教导相背离——这与当时知识界接纳新学、反对传统的风潮颇为贴合。在这种崭新的价值观下,德行的微弱作用全面让位于竞争力。对于国人这种认识,也有反思的声音。美国巴克纳尔大学教授、汉学家浦嘉珉(1941-2019)的《中国与达尔文》一书中录有如下一段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的言论:“20世纪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生存竞争之新学说……此种学说,在欧洲文明进化指出,固适于用。由今视之,殆是一种野蛮之学问……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然而身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评价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也无法从根本上对其进行否定。这种理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安徽的一个年轻人为自己取名“胡适”,取“适者生存”之意。

Ronald Keeva Unz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https://www.unz.com/runz/how-social-darwinism-made-modern-china-248/

Ronald Keeva Unz (Sept 20, 1961) is an America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political activist, writer, and publisher. A former businessman, Unz became a financial software multi-millionaire before entering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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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the US Framing Its Cold War with China as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罗纳德·基瓦·安兹(1961 年 9 月 20 日生)美国技术企业家、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出版商。安兹曾是一名商人,后来成为金融软件领域的千万富翁,之后进入政界。 1994 年,他以共和党人身份竞选加州州长,但均以失败告终。2016 年,他又竞选美国参议员,但均以失败告终。他发起了多项投票提案,推动结构化英语浸入式教育,以及竞选财务改革和提高最低工资。

安兹于 2007 年至 2013 年期间担任《美国保守派》的出版商,自 2013 年以来担任《安兹评论》的出版商和编辑,该网站自称提供“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上不予接受的有争议的观点”。反诽谤联盟批评《安兹评论》刊登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内容,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将其列为白人民族主义出版物。安兹还因资助 VDARE 和其他被指控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出版物而受到批评。

早年生活和职业生涯

罗纳德·基瓦·安兹于 1961 年 9 月 20 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出生于一个犹太裔乌克兰家庭。他的家人在 20 世纪移民到美国,在北好莱坞长大。他的母亲是一名反战活动家[8],独自抚养儿子长大。安兹说,作为一个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的孩子,安兹的童年依靠公共援助,这让他“感到尴尬和不适”。[8]

他就读于北好莱坞高中,高三那年,他在 1979 年西屋科学人才选拔赛中名列第一。[7] 他就读于哈佛大学,1983 年获得物理学和古代史文学士学位。[6][9] 随后,他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学研究生课程,并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放弃了该课程。[8][9]

安兹在学习期间曾在银行业工作,并为抵押贷款证券编写软件。1988 年,他在纽约市创立了华尔街分析公司,五年后将其迁至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8][9] 2006 年,该公司被评级公司穆迪收购。[10]

政治生涯

安茨在 1994 年加州州长选举中挑战现任州长皮特·威尔逊,竞选共和党提名,但未获成功。他以保守派身份竞选较为温和的威尔逊,并得到保守派加州共和党议会的支持。他以 707,431 票(34.3%)排在威尔逊之后,位居第二。报纸将安茨的竞选称为“书呆子的复仇”,并经常引用他自称的 214 智商。

写作和出版

《美国保守派》和“亚裔配额”争议
他是《美国保守派》的投资者,2007 年至 2013 年期间担任其出版商。[37] 他还撰写了关于移民、最低工资和城市犯罪等话题的评论文章。[16] 在一封泄露给《国家评论》杂志的电子邮件中,编辑丹尼尔·麦卡锡写道,昂兹表现得好像他是《美国保守派》的编辑一样,并威胁说,如果该出版物的董事会不支持他而不是昂兹,他就会辞职。[38]

2012 年,昂兹在《美国保守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精英统治的神话”的文章。他认为,常春藤盟校持有不言而喻的录取配额,为亚裔/亚裔美国申请者提供名额,类似于早期的犹太配额,而且犹太学生的比例比成绩所表明的要高,他声称这是由于管理人员无意识的犹太偏见造成的。[39][40][41]文章称,这些大学的“明显偏见”可能归咎于犹太管理人员。[42][43] 他关于亚裔配额存在的论点随后在《纽约时报》的特别辩论专栏“常春藤盟校对亚裔配额的担忧”中得到转载。[44][45] 耶鲁大学的学者对昂茨的招生分析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他的数据“严重低估了亚裔美国人的比例”。[46] 白人至上主义者大卫·杜克称赞了昂茨关于常春藤盟校招生的文章,他说这证实了哈佛大学“现在受到了强大的犹太人影响”。著名反犹太主义者凯文·B·麦克唐纳 (Kevin B. MacDonald) 表示,这与他自己的观点类似,即犹太人“与绝大多数非犹太裔白人美国人的价值观不一致”。

Unz 档案

Unz 还编纂了 Unz 档案 (UNZ.org),这是一个可搜索的在线期刊、书籍和视频集合,到 2012 年,它已收录了 120 多种出版物的约 25,000 期,包括《美国水星报》、《文学文摘》、《调查》、《科利尔》、《今日马克思主义》、《新政治》以及各种低俗小说和浪漫杂志。Reason 的 Nick Gillespie 称其为“互联网上最伟大的档案项目之一”。

Unz 评论

2013 年 11 月,Unz 推出了网站 The Unz Review,他担任该网站的主编和出版商。

《安茨评论》自称呈现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上不予接受的争议性观点”。 安茨说,他主要发布已经发表的文章,“我甚至都不读我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当然也不会编辑它们。我很忙。”美联社将其描述为“左右两翼观点的大杂烩”,纽约时报则将其描述为“极右翼”。 反诽谤联盟 (ADL) 在 2014 年称,该网络杂志是“某些作家攻击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渠道”。 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将其称为白人民族主义出版物。2016 年,反诽谤联盟的一名研究员表示:“我没见过罗恩·安茨本人写过任何反犹太主义的东西,但他确实为反犹太主义者提供了平台。”

2017 年,《安茨评论》受到公众关注,当时前中情局特工瓦莱丽·普拉姆在推特上发布了专栏作家、反恐专家菲利普·吉拉尔迪在网络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犹太人正在推动美国的战争”,遭到批评。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https://cchere.com/article/3871945

“中原国家”的千年任人唯贤  作者:Ron Unz 翻译 天堂风暴

“ 士人以氏族相高,虽从古有人,然未尝著盛。自魏氏铨总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专任门地。唯四夷则全以氏族为贵贱。如天竺以刹利、婆罗门二姓为 贵种:自余皆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贫四姓,如工、巧、纯、陀是也。其他诸国亦如是。国主大臣,各有种姓,苟非贵种,国人莫 肯归之;庶性虽有劳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

至今如此。”--------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Ron Unz指出,现代中国人的高智商和成就,来自于隋唐以后中国人面临的严酷自然选择和生殖选择。隋唐以后,中国贵族完全消亡,人口绝大多数在法律面前是平等 的,社会阶层间流动性超过任何西方国家,包括现代西方国家;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也达到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马尔萨斯极限,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文化使得女性 少于男性,导致自然选择和生殖选择的竞争异常严酷;只有最勤劳、聪明的人,才能免于饥饿,并娶亲留下后代;智商不够或懒惰的人无法留下后代,他们的基因会 被淘汰。1000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果,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特性。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持续经 济增长,经济总量翻了40倍,很快就要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0亿汉族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从耕牛和自行车发展到了汽车时代。中国教育上的 成就一样令人震惊.2009年的国际学生测试(pisa)分数表明,上海(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的绝对分数位居世界之首.中国其余地方的分数一样令 人赞叹------数亿来自年收入不超过2000美元的农村家庭学生的分数,达到甚至超过了欧洲最发达和成功国家----例如德国,法国,瑞士的水平,更 是远远超过美国。

而这个成功故事仅仅是以前类似故事的延续。过去几十年,中国血统的台湾,香港和新家坡,乃至白人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的华人在教育和经济上一样非常成功。黄帝的子孙看来注定要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尽管这些情况会让20世纪中期的西方 观察家感到震惊------当时,中国在世界上出名的是可怕的贫困和毛主义的狂热,但对于100年前的思想家来说,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至少对于A.E. 罗斯,美国最伟大的早期社会学家来说是如此。罗斯在其《改变中的中国》一书中,视角超越了当时中国的贫困,悲惨和腐败,他预期了未来会出现一个技术上与欧 美并驾齐驱的现代中国。罗斯的观点也被当时其他公共知识分子(译者注:原文为publicintellectuals)所接受,例如罗斯洛普.斯托达德。 他预测,当中国从几个世纪的封闭的沉睡中醒来时,将对欧洲人种的世界霸权产生挑战。分布如此广泛的中国人的成功的原因,在今天的主流西方媒体上很少有探 讨。因为政治正确,他们不愿讨论特定种族和民族的特性,而更愿意讨论政治体制的影响。但是,虽然后者对经济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毛主义的中国在经 济上成就远不如邓主义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人的成功涵盖了很广泛的异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数十年来,香港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经济, 而新加坡则被李光耀及其社会主义倾向的人民行动党的铁腕控制着,后者建立了一个一党制国家,政府对经济有很大的指导和控制权力。但二者的人口绝大部分都是 华人,二者也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完全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贫困,从一个遍地贫民窟的地方发展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台湾的华人人口更多,他选择了中间道 路的发展模式,经济上也一样成功。

此外,尽管一直遭到种族歧视和欺凌,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一样成功,虽然在1965移民法案修改后他们的人 数增长很快。最近,美国最好的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华人。不管是按客观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分布来看,还是按更主观一些的长青藤联盟大学录取率来看。 定量分析,结果会更让人吃惊:尽管美国每年中学毕业生中仅有1%是华人,但通过姓氏的分析可知,美国成就最高的学生中有15%是华人。这个比例是美国犹太 人-----白人中表现最好的种族群体的4倍。

中国人,不管在世界哪里,不管经济和社会体制如何,似乎都能适应

这些情况美国6、 70年代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一个人预料到;而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一样缺乏认知他们所面临的剧变的能力。他们短视的最好例子就是发展经济学家 DaronAcemoglu和JamesRobinson的著作。这两位对于中国快速崛起的简单讨论仅限于将这个事情描述为短暂的幻象,并断言中国很快就 会崩溃,因为其体制和他们所推荐的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不一样。中国政府对经济决策的指导导致其必然完蛋,虽然目前看不到任何中国要完蛋的迹象;而美国高度 金融化的经济必然会走向成功,尽管失业严重、增长低迷。按照他们二位的说法,所有国家的成败都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制度,而中国选择了错误的制度,所以其失败 是必然的。

也许这些学者是对的。也许中国的经济确实会像他们预测的那样崩溃。但是,假如这没有发生,而过去35年的趋势在未来又保持了 5-10年,那么,我们就应该从那些被遗忘的、曾经成功预测过这些的思想家那里寻求解释了----例如前述的罗斯或斯托达德。尽管日本入侵、长期的内战加 上毛主义带来的经济灾难把他们预测的事情推迟了1、2代人,但排除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他们对中国潜力的分析非常有远见。例如,斯托达德带着赞赏的口气引 用了维多利亚时代查尔斯.皮尔森教授的预言:“难道有人会怀疑,未来的中国会从其煤矿中获得廉价燃料,利用铁路和蒸汽船获得廉价的运输,并建立技工学校来 发展其工业?当那一天来临时,中国会从英国和德国手里夺去世界市场,特别是亚洲市场”

艰苦环境塑造出来的人民

100年前,西方的 知识界和今天完全不同,有着完全相反的学说和禁忌。而那个时代的精神也对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影响。民族性学说当时占有统治地位,几乎被所有人接受,也被用于 分析所有问题,不管是欧洲还是非欧洲的人种。对于中国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他们的民族性被上千年的有组织社会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所影响,这两点在世界上是 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尽管会有短时期的政治分裂,但东亚的罗马帝国从未灭亡,也没有1000年的野蛮、经济崩溃和技术落后。

但在消极的一 面,巨大的人口增长最终超过了中国极其高效农业所能维持的水平,使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处于马尔萨斯饥荒的边缘,这被认为塑造了中国人的特点。例如,斯托 达德带写到:“千百年来,这片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的土地,对中国人进行了严酷的自然选择。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距饿死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当他们进入到更宽 松的环境时,中国人的工作能力会让其竞争者感到难以接受。”斯托达德引用了很多著名观察家的描述,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中国的,来证实他的这个说法。相比之 下,罗斯的分析更加客观、科学,没有斯托达德那么文艺范;但他的观点和斯托达德差不多。他在关于中国人的著作中,专门有一章“在中国的生存斗争”,长达 40页,包含很多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令人过目难忘的悲惨细节。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意识形态让美国知识界不愿意承认,千百年不同的生存环境 会给一个民族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这种观点开始重新进入知识界主流。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格里高利.克拉克所著的《告别慈善》。在这本 出版于2007年的引人入胜的著作中,克拉克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层起源。而且他的这个分析得到了知识精英的称赞,《纽约时报》的经济专栏作家泰勒.柯 文说这本书是“经济学界的重磅炸弹”,而伯克利的经济学家布拉德.德隆则称赞此书“才华横溢”。

尽管克拉克分析了很多不同的因素,但最吸 引眼球的部分,是关于英国人基因变迁的分析。通过仔细分析中世纪以来不同阶层英国人的遗嘱,克拉克发现,过去几百年,富有的英国人留下的后代比贫困者留下 的要多很多,前者后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原因估计是富裕者可以在更年轻的时候结婚,而且他们所享有的更好营养条件和生活水平降低了他们的死亡 率。确实,这一时期英国普通人的生活极其困苦,接近马尔萨斯极限。因此,最贫穷的英国人甚至无法生育,他们(及他们的基因)逐渐被向下流动的更富裕者的后 代所取代。因为获取和积累财富至少部分取决于勤奋、审慎以及工作能力等(先天)性状,所以克拉克指出,这些性状逐渐在英国人口中扩散,为后来英国的经济成 功提供了人力方面的基础。

先不考虑克拉克的观点能否成立------经济学家罗伯特.C.艾伦对他这个观点提出过非常强大、也非常有说服 力的反驳,但克拉克的理论架构至少是合理的。尽管克拉克的分析和斯托达德、罗斯等人对于中国的分析在风格上有很大不同,很多分析中使用的定量指标也不一 样,但他们总的思路还是很接近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克拉克的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央王国的居民。很有意思的是,克拉克自己花了几页来考虑这个问题, 并得出结论,和英国不同,富裕中国人的生育率并不比贫穷的中国人更高,因此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但克拉克并非中国历史专家,他的分析数据仅限于中国王朝宗 室的出生记录,对更广泛的一般人口毫无代表性。实际上,对中国历史材料更仔细的分析显示,经济情况和家族的大小有强烈的相关,而且在中国,这个相关系数比 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都要明显。

此外,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特色也维系甚至加强了这种相关性,这是独一无二的,不管是欧洲还是其他地 方的社会都没有这样的特色。中国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这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塑造有很重要的影响。

传 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

中国社会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其稳定性和持久性。从隋唐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官僚帝国一直维持到1948年(译者注:原文如 此)tg革命成功,在此期间,一套稳定的社会和经济体制控制着中国,定期改变政府上层的王朝更替及军事征服对这个体制只有很轻微的影响。这个体制最核心的 一点就是用按照能力选拔的文官替代了地方贵族,这些文官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出来的,其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本质上,中国比欧洲早1000年消灭了世袭封 建贵族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皇帝及宗室之外所有人在法律上都平等的体制。

竞争性考试带来的社会影响非常巨大,他决定了谁能 进入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而在近代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由血统来决定的。不同的体制给各国的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法国和德国的贵族会将他们的血缘追溯到 查理曼或巴巴罗萨时期的祖先,并记录其后他们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兴衰;而在中国,成功的家族则是炫耀他们祖先连续几代高中进士、以及相应获得的政府官 职。尽管欧洲有不少讲述充满英雄气概的平民如何通过他们为国王的效劳而进入贵族行列的浪漫童话,但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些故事也只是童话而已。但在中国, 即使是最显赫的世家也是由普通农民发迹的。

中国不仅是第一个利用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民族国家,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性考试,恐怕也 都是起源于中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18、19世纪的文官制度是模仿中国建立的,已经是学术界共识了;而最新的历史研究则显示,欧洲大学的入学考试及毕 业考试制度(比如,最早的欧洲大学考试,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也是如此。笔试,就和筷子一样,是最纯粹的中国发明。

因为中国人在过去 1500年通过考试来分配权力和影响,有人猜测,考试能力不仅在文化层面,而且在基因层面都已经内嵌成为了中国人的特性。但是,尽管这种猜测可能包含一些 真实的成分,其影响却不会太大。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口一直是数千万级别的,从公元900年的6000万一直增长到1850年的4亿。而通过科举考 试,获得进士的人数通常每年不到100人,即使在最高峰的宋朝,也不过是每年200多人。即使我们将更低级的举人包含进来,总人数恐怕也就是几万人左右, 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相比通过当工匠、商人谋生的中国人,以及占压倒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数量微不足道。通过考试选拔统治精英在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但在 基因上的影响则可以忽略。

同样的困难使得我们难以将格里高利.柯克兰和亨利.哈本丁对欧洲犹太人高智商的分析应用的中国上。欧洲犹太人是一小群生 殖隔离的人群,从事的职业集中于商业和金融,这些职业会产生对高智商的自然选择,而他们和其他没有受到类似自然选择压力的人群又缺乏基因交流。相反,没有 证据表明,中国成功地商人或文人不愿与一般人口通婚,而一定程度的通婚会很快稀释掉从事商业或读书产生的选择压力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若要用克拉克的理 论来分析中国,我们就必须将分析目标锁定在中国的农民身上-----在历史时期,他们占中国人口比例始终在90%以上。

没有贵族、不分阶 级

实际上,尽管西方观察者喜欢将注意力集中于中国可怕的贫困上,中国传统社会有很多很罕见、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对中国人的特性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最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没有血缘贵族,和高度的阶层间流动性。

法国大革命1000年前,中国的封建主义就结束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法律面前 都是平等的。“士绅”阶层------那些通过科举的人,享有一定的特权,而“贱民”----奴仆倡优等,则受到歧视。但这两个阶层的人数都很少,都小于 总人口的1%。而“庶民”------上述两个阶层之外的其他人,包括农民,则享有完全的法律上的平等。

但是,这个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 着经济上的平等,而在社会所有角落都存在剧烈的贫富梯度,或者说贫富落差,即使在最小、最同质的村镇中也是如此。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将中国农村人口按 照财产和“剥削收入”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饥荒的年份,财富的差距通常就意味着生存和死亡的区别;但是,所有人都承认,不同阶层间的区分 是纯经济性的,地主失去土地就会变成贫农;而一个贫农如果能发财,就能成为地主。Tg在政治斗争中,宣称地主和富农占有总人口的10%,却占有70%到 80%的土地;而贫农和雇农占人口绝大部分,却只占有土地的10%到15%。中立的观察者一般认为这些数据出于宣传目的有所夸大,但和严酷的现实相去也并 不算远。

法律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制造出了历史上最极端自由市场经济;不仅在中国的城市如此,在居住着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广大农村更是如 此。财富最基本的形式土地,可以自由地出售、购买、出租、转租或抵押;货币贷款和借粮都很普遍,特别是饥荒时期,高利贷是正常现象,利息可超过10%的月 复利。在极端情况下,子女和妻子都可能被出售换取现金或食物。如果没有亲友帮助,没有土地或货币的农民会很快饿死。与此同时,较为富裕的农民的农业生产则 是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经常会出现很复杂的契约。

几百年来,中国一直有极高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前,中央王国的人口就从6500万人 增长到了4.3亿以上,这使得几乎所有的土地都得到开垦。尽管中国在18世纪是完全的农业社会,但1750年的山东省人口密度是荷兰的两倍,而荷兰是当时 欧洲城镇化水平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国家。而在工业革命早期的英格兰,其人口密度只有江苏省的五分之一。

中国的农业生产一直很高效,但在 19世纪,中国的人口终于超过了其农业在当时技术和经济条件下的绝对承载能力。人口增长已经由于高死亡率(包括婴儿死亡率)、营养不良导致的低生育率、疾 病以及周期性的饥荒(通常会导致5%的人口死亡)而停止。就连汉语都开始将吃饭作为头等大事,像“吃了么”就成为了日常问候语。

中国社会 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使得缓解这种人道灾难很困难。同时期的欧洲贫民,不论男女,结婚都很晚,或干脆不结婚。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婚和建立家庭是他们生活的核 心。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确实,结婚和生孩子被认为是成年的标志。此外,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保证一个人及其祖先能获得祭祀,而作为对意 外灾难的保险,儿子不能只有一个。更现实的考虑则是,嫁出去的女儿会成为她丈夫家的成员,只有儿子能提供养老。绝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价值观都包括孝顺、婚 姻、家庭、子女这些,并且在最后一项上都重男轻女,但中国传统社会中,这些价值观似乎特别强势,成为生存以外最主要的目标。在严酷的贫困生活条件下,有时 候需要作出很艰难、很残忍的决定;杀害女婴(包括因为照料不周的隐性弑婴)成为穷人控制人口的主要手段,使得适婚年龄女性比男性少15%到20%。因此, 对于女性的生殖竞争非常激烈,绝大多数女性在20岁以前都结婚了。这就产生了一个庞大且稳定增长的人口,只受到马尔萨斯三骑士(战争、瘟疫和饥荒)的限 制。

出色的向上阶层流动性,以及无情的向下阶层流动性

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可能都是贫困的农民,但对那些有能力、也有运气的农民来 说,进入更高的阶层是有相当的机会。村镇中较富裕的居民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古典教育去参加科举。如果一个小地主或富农的儿子足够勤奋,也足够聪明,那他 就有机会通过科举,获得政治权力和财富。对明清时期的进士家庭出身记录的分析,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可以秒杀任何西方社会,不管是前现代的西方社 会还是现代西方社会。超过30%的中举者来自平民家庭-----平民家庭是指三代以内没有人担任过官员的家庭。在更早的宋朝,这个比例一度达到过84%。 自剑桥大学建校以来,几百年间,其录取新生中的相应比例从来都是远低于这个数字的;美国的长青藤联盟高校的情况恐怕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向下的阶层流动性 也是非常强的,即使对于最显赫的家族也是如此。明清600年间,每一代的统治精英家族中,只有6%来自上一代的统治精英。

现代西方社会的 基础原则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儒家的传统中国社会则是完全相反,认为人生来就是有差异的。但在现实中,后者似乎能更好地实践前者的意识形态目标。拓边时 代的美国也许会产生出生于小木屋里的总统的传奇,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央王国的统治文官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确实来自于农村的稻田里的,这对于法国大革命以前 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如此。传统中国社会中,上升进入政治统治精英的机会是非常可观的;但更重要的是是 足够勤奋和精明的农民可以在进入经济上更富裕的阶层。很讽刺的是,这种向上的阶层流动性的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tg领袖毛泽东提供的,他在回忆他父亲如何 由一个没有土地的贫农变成富农时候讲述道:“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 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 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 可以收八十四担谷。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 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 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 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 省,不过总是够吃的。”(译者注:以上这段直接引自《西行漫记》,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的第一章“童年”,一九三八年上海复社版译文)

毛 在讲述时,绝没有将其父亲社会地位的上升在任何意义上视作不平常的事件;他的父亲很明显干的不错,但毛出生的地方恐怕有很多其他家庭也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 就改善了自己的经济情况。这种高速的社会流动在任何一个封建社会或有鲜明阶级划分的社会都是不可能的,不管在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但是,农民拥有向上流 动性的反面就是更大的向下流动性压力,这个压力非常巨大,在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影响因素中,恐怕是最重要的。每一代人里,少数幸运并且有能力的人可能向上流 动,但更多的人则向下流动,而最底层的家庭则完全消失。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村是一个面临巨大向下流动压力的地方:每一代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生活都比其父辈 更贫困。

25年前,这种向下流动的压力为历史学家爱德温.莫斯所证明。他在这方面的论文很少得到关注,原因可能是70年代的政治气候使得 读者不愿意面对他的论点会引申出的一些政治不正确的结论。在很多方面,莫斯对中国人口基因变迁的分析和克拉克多年以后对英格兰的分析不谋而合。他指出,中 国农村,只有较富裕的夫妇的儿子娶得起亲,因为对女婴的弑婴使得适婚女性数量始终比男性少15%左右。因此,农村中最贫穷的人群根本无法繁殖下一代,并且 经济情况越差的阶层,其生育率就越低(因为营养不良),婴儿死亡率就越高。与此同时,富裕的人可以娶多个妻妾,留下多个孩子。因此,每隔一代人,最贫穷的 人的基因就会消失,而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人数会减少很多;他们的生态位被向下流动的高生育率的富人的后代所取代。

这个现实对于农民自身来说 一样明显,莫斯记载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一位农民说过:“我们这个村子里,怎么可能有人是穷三代呢?如果一个人是穷人,那他的儿子就娶不起亲;而如 果他的儿子娶不起亲,怎么可能有第三代呢?” 因为女性数量较少,所以始终存在着一大批娶不起亲的男人。这包括绝大多数雇农。最贫困的家族无法为自己的儿子娶亲,最终绝嗣。下一代的穷人则来自破落的中 农、富农或地主的后代。

经济处于最底层的家庭的儿子有很多已经过了婚龄还没有结婚,限制了家族的大小。WongMi(译者注:原文如此, 不知中文原名是什么,下同)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经23岁了,他的父母都60多岁了,但他的家庭只能租得起一英亩的土地,娶不起亲,他和年迈的父母生活在一 起,他们家庭一共就三人。WongChun则是一位40多岁的无地雇农,他的情况和10多年前一样,当时他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现在他的父母都去世了,他一 个人生活。在这个村子中,有15个家庭的独子没有结婚。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Nanching村有20个家庭没有任何土地,处于最底 层。他们中的少数租土地进行耕种;但大部分则连农具、化肥和种子都买不起,因此是出卖劳动力的雇农。通常,他们每年能获得1000斤的糙米;如果他们没有 房子,也可以获得住所。这个收入比他们租种土地获得的或许高一点,但在没有其他雇用收入的情况下,不足以支持更大的家庭。因此,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结婚, 而无地农民中,未婚男子的比例最高。WongTu En,一个为富农干了10年的雇农,已经50多岁,仍然是光棍;村里还有很多类似他这样的。他们是村里其他人嘲讽和同情的对象,后者的生活以家庭为中心。 此外,中国农村的向下流动压力还被“分家”传统所强化。和欧洲的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的财产均分给所有儿子。

如果家族财产全部或大部分传 给长子,那么一个相对富足的家庭可以一直传承下去,除非继承人太过废物,或者运气太差。但在中国,富人会尽力生多个儿子,因此继承时存在多个男性继承人, 所以富人的儿子继承财产以后,其财产只有父辈的几分之一。因此,除非他们能扩大他们继承的财富,一个生育率较高的富裕地主的后代会很快变成中农,然后是贫 农。所以,若一个富人的财富来自好运,或者其他后天获得的性状,而非基因遗传,他们的财富会很快消散,他们的基因会很快被移除。

经济上成 功的家族要想维持他们的地位,每一代成员都必须从土地或他们的邻居那里通过智慧、敏锐、勤劳和坚韧来扩大自己的财富。对于错误判断或不够努力的惩罚,就是 基因被淘汰。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家威廉.辛顿所描述的那样:“安全惬意的生活、社会地位以及悠闲娱乐,是在一片惊人贫困和饥饿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这些贫困 和饥饿随时可能淹没,一个放松努力或没有榨取最后一粒稻谷、最后一个铜板的家庭。不继续变富就要变穷,而变穷的结果就是死亡,或者至少是家庭的解体” 但是,在有利条件下,成功地家族可以一代一代地扩大规模,直到淘汰、取代了其不够有竞争力的邻居;这样成功的家族后代最终可以成为一个村子全部居民。例 如,一对贫穷的杨氏兄弟以雇农身份来到某地100年后,他们的子孙发展到了80-90个家庭,有两个村子的居民完全是他们的后代。在一个广东村子,一个黄 姓商人家族逐步扩散并获取土地,最终取代了其他居民,直到当地74%的人口都是来自其家族的------其家族中成员有富裕的,也有贫困的。

关 于中国人的预测,以及美国意识形态

在很多方面,我们利用历史和社会学资料描述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地区环境如何塑造其居民特质的完美例子。即使在 前述严酷的社会选择开始前上千年,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文明了。之后,6-7世纪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基本没有太本质的变化,中 国一直是一个有秩序和法律的社会,任何不愿遵守规则的刁民都会被无情地剔除。在这1000多年里,人口过剩的给每个家庭的生存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强大 的文化传统又逼迫人们生孩子,特别是儿子,即使这会带来下一代的贫困。农业生产效率很高,但需要有辛勤的耕作才行;而农民需要作出的经济决策非常复杂 ----如何管理土地,播种哪种作物,以及投资决策等;中国农民面临的决策问题,比世界其他农业区的农民或农奴所面临的都要复杂很多;而正确或错误决策带 来的后果是两个极端,或是自己基因取代别人的基因,或是被别人的基因取代。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以及文化上的同质性,导致任何有利于生存的新东西都会很快地 扩散,这“新”包括物质技术上的发明,也包括基因上的变异。

必须指出,虽然商业能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方面的 选择压力和世界其他地方商人阶层(例如欧洲犹太人或印度帕西人)所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所占据的社会地位是高度特化的,要成功,只需要敏锐地商业感觉 和机智的头脑就足够了。但在中国农村,即使是较富裕的居民,大部分时间也要和家庭成员以及雇农一同参与体力劳动。成功的农民固然需要较高的智力,但除此之 外,还需要能吃苦、有决心、有毅力,以及其他生理上的一些性状,比如不怕受伤、食物消化效率高等。因为选择压力是如此复杂,所以相对只有一个单一性状决定 生存概率的情况下,任何一个性状扩散的速度都会比较慢;但中国几个世纪以来人口一直是世界第一,并且社会经济体制基本稳定,所以这选择压力对基因还是会产 生明显的影响。

如此强大的选择压力肯定也会在不同层面上都产生影响;例如,文化层面。因为文化“软件”比基因“硬件”灵活很多,变异也快 很多;要把不同层面的影响区分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要说上千年严酷的选择压力,在基因硬件层面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显然也不合理;然而,二、三代人以 来,西方学术界主流出于政治正确,一直坚持这一教条。

很多时候,要发现意识形态给自己思维带来的盲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真考虑和研究一下 那些意识形态和自己不同人的观点。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就是考虑研究一下8、90年前我们知识界的先辈的观点,感谢互联网,现在我们能很方便地研究他们了。

应 当承认,有些时候,这些先辈的观点太过天真,也太过想当然;然而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分析是符合科学方法、也是很有洞察力的,对于今天西方知识界的偏见是一 个很好的矫正。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比如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经济发展轨迹的预测上,他们的预测比他们的后辈(过去50年的西方知识分子)都要准 确很多。这应该足以让我们认真考虑一下他们的观点。

这方面,有一个很讽刺的例子,就是芝加哥大学的人类遗传系的蓝田教授,他是一位华人。 几年前接受采访时,他无意中提到,中国人遵守规矩的性格来自于过去2000年中国政府不断的将有反骨倾向的人清除掉;这个观点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会被认为是 很正常和合理的;除了在过去50年的西方国家以外。就在接受这个采访以前,蓝教授发现了可能对人类智商有影响的基因,并发现他们在不同种族中的分布频率是 不同的。但他的这一研究结果激起了被西方政治正确洗脑的卫道士们的义愤,最终,他决定放弃这个方向的研究。

但是,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虽然 愿意遵守美国意识形态定下的规矩,在中国的科学家可不会如此。所以,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人类基因研究机构,也就不那么令人吃惊了。虽 然美国研究机构投入了几十亿美元,但他们的研究受到政治影响,很多领域是禁区。

冷战期间,苏联政府在很多科研领域投入巨资,但最终一无所 获,这是因为他们的很多科研必须服从错误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所幻想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巨大差距,注定了苏联必然灭亡。美国的领导人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不 要让错误的教条给我们的国家带到类似的命运上去。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中原国家”的千年任人唯贤 作者:Ron Unz   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3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规模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势待发,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十亿华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将自己的经济生活从用牛耕作、骑车出行,提升到汽车即将普遍走入千家万户。 中国人的学业成就也同样惊人。
 
根据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测试结果,上海(总人口1500万的大都市)学生雄踞全球之冠。1 中国其余地区的PISA结果显示,那些地区的学生的优异表现也相差无几,中国广大农村数以亿计的学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农民家庭)的平均成绩足以与欧洲最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的学生相匹敌,甚或超过,与美国比较更是远远胜出。2 在上一代,邻近中国的多个小型华人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类似的经济和技术成就。而在以白人为主导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规模较小的华裔少数族群同样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和社会经济成就。中国大陆不甘示弱,尾随其后,取得了上述成就。黄帝的子孙看来注定要在人类未来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人来说,他们更加熟知的是中国的赤贫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狂热,故而中国新近的这些成就可能会令其吃惊,但对于100年前的杰出思想家来说,它们就远不是那么出乎意料了。当时的很多人都曾经预言,中国终将重新跻身一流大国之列。比如美国早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忽略彼时中国的贫穷、痛苦、腐败,而把目光投向了未来的现代化中国,预测其科技实力将足以匹敌美国及欧洲领先国家。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广泛赞同Ross的观点,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预言,中国若从长达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则必将对欧美国家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霸权构成挑战,而这一天也不会太遥远。 中国现下取得的广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当今西方的主要媒体上鲜见深入探讨。这些媒体倾向于避开对华人民族特点的关注,而对其机构体系、政府形式更感兴趣。不过,尽管后者的作用显然至关重要(比如在经济成就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显然要远远逊色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我们需要记住,中国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发生的社经/政治制度等背景多种多样,并不是单一的。 举例来说,数十年来,香港拥有世上最为自由的市场之一,其经济体系接近于毫无政府干预的纯自由主义状态;而与此同期的新加坡则处在李光耀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的指引与控制随处可见。但两地的人口均大多是华人,两地也都经历了几乎齐头并进的快速经济发展,均在50年间就从战后的一片破败凄凉、处处难民窟的景象,迅速转变为全世界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台湾的华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发展路线,同样取得了类似的经济成就。 在美国,尽管华人经历了长久的种族歧视与虐待,但那里的小型华人群体现在也同样兴旺发达,华人人数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过后快速增长。近年美国的顶尖学子中,无论是按客观标准,比如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或英特尔科学大赛中获奖的比例,还是按较为主观的标准,比如常青藤学院的入学率,华人均占了相当数量。从具体数字来看就更加惊人:尽管美国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中仅有1%是华裔,姓氏分析表明华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这一数字是犹太裔美国人(学业表现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3 在世界各地,无论来自什么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华人似乎都在繁荣兴盛。 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美国的顶尖学者几乎无一人能预见这些新形势,而其后继者尽管就生活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却同样没能认清形势。学者有多鼠目寸光,于首屈一指的发展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其著作中对中国经济升至世界主导地位的描述着墨不多,且认为这种繁盛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要曲终人散,仅仅因为中国遵循的机构体制与两位作者所推荐的“超级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大不相同。4中国政府在引导经济决策方面卷入过深,故而必将失败,虽然所有证据都截然相反;而美国高度金融化的经济必将成功,尽管我们的失业率高企,增长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国际间的竞争成败取决于政府体制,由于中国现有体制不对,故而必将失败,尽管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失败迹象。 也许这些学究会被证明是对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将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土崩瓦解。但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假如过去35年间一直持续的国际趋势再继续维持5到10年,那我们就应该转而向那些久已为人遗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这样的个人)寻求解释:他们实际已经预见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发展形势。日本侵华、二战、内战致使中国蒙受大范围破坏,随后毛泽东思想又带来了经济上的破败,这些使先贤预测的中国崛起向后推迟了一两代人,但除去这些意外,他们对中国潜力的分析看来极具先见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预言: 终有一天,中国将从其煤矿中开采出廉价的燃料,用铁路和轮船实现廉价的交通运输,设立技术学校,发展工业,而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对于这一点,有人怀疑吗?不管那一天何时到来,到时,中国将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夺走世界市场(特别是全亚洲市场)的控制权。5 困境铸就的民族 与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学术界相当不同,具有与当今截然相反的信条和禁忌,其时代精神也自然给当时的领头学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迹。种族主义——即认为“不同民族所经历的独特历史,往往会给该民族留下与众不同的内在特质”的观点——在那时占据主导地位,几乎人人均将其奉为真理,并加于欧洲人及非欧洲人头上,有时所用方式相当粗暴。 对于华人,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式的中国社会在长达数千年间保持基本稳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称独特,给华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尽管中国也出现过政治分裂局面,但为时短暂。实际上,这个东亚的罗马帝国从未真正沦陷,东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罗马灭亡后西方所遭受的长达千年的野蛮蒙昧、经济崩溃、科技退步的命运。 而其不利一面在于,最近数百年来,庞大的人口增长逐渐使中国极为高效的农耕体系疲于应对,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离马尔萨斯描绘的饥荒仅一步之遥;这些压力和困顿据信也反映在华人身上。比如,Stoddard写道: 中国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经济压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艰难求存,如大浪淘沙,举世罕见。在国内,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几近食不果腹。因此,离开故土来到其他较宽容的环境中后,中国人依然勤奋努力,常常令其竞争对手瞠目结舌。6 为支持他本人的这些生动用词,Stoddard还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观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国人)的详细描写。Ross的描写要更加谨慎、更富经验性,写作风格没那么文学化,但其分析也颇为类似。在他关于中国人的专著中,有超过40页用于描绘中国人日常挣扎求生的动人细节,这部分内容的标题颇为耸人听闻:“中国人的挣扎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种族主义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话题,很少能在公共演讲中听到诸如“若某个民族置身于某个特定环境中长达数千年,将会给该民族烙上不可磨灭的印迹”这样的观点。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在权威性学术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这种看法。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要数A Farewell to Alms(别了,救济)。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发表于2007年的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层次根源。该文在精英圈子中广受评点与赞誉,《纽约时报》的经济学专栏作者Tyler Cowen称其可能将是“经济学中下一个热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Brad DeLong称其“精彩”。 Clark在文中虽然着墨于多个方面,但最受关注的要数他从人口构成角度对英国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据的是他对流传下来的个人记录的一番审视。Clark发现,有证据显示,在数百年间,较富有的英国人的后代数量要远远多于穷人的后代,因此,前者的后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随每一代人而递增。可以想见,这是由于他们有财力早早结婚,并且由于营养较丰富、生活条件较好,他们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确实,当时的普通英国人大多接近马尔萨斯描绘的饥寒境况,故而,穷困的下层人民往往无有子嗣,其位置逐渐为富人子孙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于个体的经济境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诸如是否勤奋、节俭、能干等特质,Clark认为,这些特质逐渐扩散,在英国人中变得较为普遍,为英国后来的经济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础。 姑且不论历史证据是否支持Clark的假说——经济学家Robert C. Allen就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且相当有说服力的文章,与之针锋相对8——他提出的理论架构看来相当言之成理。尽管文风不同、数字例证详略不同,但Clark就英国的分析显然与Stoddard、Ross等人对中国的分析遥相呼应。也许因此可以探讨一番,看看对于中国人,我们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种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几页篇幅探讨这个问题。结论是,与英国不同,中国富人的子嗣并不多于穷人,因此不会在中国出现类似的某种特质逐代越发明显的趋向。9但Clark并非中国专家,他的简短分析所依据的是皇家凤子龙孙的出生记录,完全无法代表更广大的普通民众。事实上,只要对来自中国的资料再细看一遍,就可找到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直接与经济状况有关的中国家庭子女人数的严重不对称,而且这种模式甚至比在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明显。 更有甚者,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点可能还对这种效应起到了维持和强化作用,其机制也完全不同于在欧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见的同类机制。的确,中国可能要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极端“社会达尔文”社会,这个因素在塑造现代中国人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0。   […]
Mar 18, 201310:48 PM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

“中原国家”的千年任人唯贤

作者:Ron Unz

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3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规模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势待发,即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十亿华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将自己的经济生活从用牛耕作、骑车出行,提升到汽车即将普遍走入千家万户。

中国人的学业成就也同样惊人。根据2009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PISA)的测试结果,上海(总人口1500万的大都市)学生雄踞全球之冠。1 中国其余地区的PISA结果显示,那些地区的学生的优异表现也相差无几,中国广大农村数以亿计的学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农民家庭)的平均成绩足以与欧洲最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的学生相匹敌,甚或超过,与美国比较更是远远胜出。2

Per capita GDP growth

在上一代,邻近中国的多个小型华人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类似的经济和技术成就。而在以白人为主导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规模较小的华裔少数族群同样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和社会经济成就。中国大陆不甘示弱,尾随其后,取得了上述成就。黄帝的子孙看来注定要在人类未来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人来说,他们更加熟知的是中国的赤贫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狂热,故而中国新近的这些成就可能会令其吃惊,但对于100年前的杰出思想家来说,它们就远不是那么出乎意料了。当时的很多人都曾经预言,中国终将重新跻身一流大国之列。比如美国早期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忽略彼时中国的贫穷、痛苦、腐败,而把目光投向了未来的现代化中国,预测其科技实力将足以匹敌美国及欧洲领先国家。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广泛赞同Ross的观点,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预言,中国若从长达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则必将对欧美国家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霸权构成挑战,而这一天也不会太遥远。

中国现下取得的广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当今西方的主要媒体上鲜见深入探讨。这些媒体倾向于避开对华人民族特点的关注,而对其机构体系、政府形式更感兴趣。不过,尽管后者的作用显然至关重要(比如在经济成就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就显然要远远逊色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我们需要记住,中国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发生的社经/政治制度等背景多种多样,并不是单一的。

举例来说,数十年来,香港拥有世上最为自由的市场之一,其经济体系接近于毫无政府干预的纯自由主义状态;而与此同期的新加坡则处在李光耀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的指引与控制随处可见。但两地的人口均大多是华人,两地也都经历了几乎齐头并进的快速经济发展,均在50年间就从战后的一片破败凄凉、处处难民窟的景象,迅速转变为全世界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台湾的华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发展路线,同样取得了类似的经济成就。

在美国,尽管华人经历了长久的种族歧视与虐待,但那里的小型华人群体现在也同样兴旺发达,华人人数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过后快速增长。近年美国的顶尖学子中,无论是按客观标准,比如在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或英特尔科学大赛中获奖的比例,还是按较为主观的标准,比如常青藤学院的入学率,华人均占了相当数量。从具体数字来看就更加惊人:尽管美国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中仅有1%是华裔,姓氏分析表明华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这一数字是犹太裔美国人(学业表现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3 在世界各地,无论来自什么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华人似乎都在繁荣兴盛。

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美国的顶尖学者几乎无一人能预见这些新形势,而其后继者尽管就生活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却同样没能认清形势。学者有多鼠目寸光,于首屈一指的发展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其著作中对中国经济升至世界主导地位的描述着墨不多,且认为这种繁盛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要曲终人散,仅仅因为中国遵循的机构体制与两位作者所推荐的“超级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大不相同。4中国政府在引导经济决策方面卷入过深,故而必将失败,虽然所有证据都截然相反;而美国高度金融化的经济必将成功,尽管我们的失业率高企,增长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国际间的竞争成败取决于政府体制,由于中国现有体制不对,故而必将失败,尽管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失败迹象。

也许这些学究会被证明是对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将如他们所预测的那样土崩瓦解。但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假如过去35年间一直持续的国际趋势再继续维持5到10年,那我们就应该转而向那些久已为人遗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这样的个人)寻求解释:他们实际已经预见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发展形势。日本侵华、二战、内战致使中国蒙受大范围破坏,随后毛泽东思想又带来了经济上的破败,这些使先贤预测的中国崛起向后推迟了一两代人,但除去这些意外,他们对中国潜力的分析看来极具先见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预言:

终有一天,中国将从其煤矿中开采出廉价的燃料,用铁路和轮船实现廉价的交通运输,设立技术学校,发展工业,而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对于这一点,有人怀疑吗?不管那一天何时到来,到时,中国将从英国和德国手中,夺走世界市场(特别是全亚洲市场)的控制权。5

困境铸就的民族

与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学术界相当不同,具有与当今截然相反的信条和禁忌,其时代精神也自然给当时的领头学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迹。种族主义——即认为“不同民族所经历的独特历史,往往会给该民族留下与众不同的内在特质”的观点——在那时占据主导地位,几乎人人均将其奉为真理,并加于欧洲人及非欧洲人头上,有时所用方式相当粗暴。

对于华人,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式的中国社会在长达数千年间保持基本稳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称独特,给华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尽管中国也出现过政治分裂局面,但为时短暂。实际上,这个东亚的罗马帝国从未真正沦陷,东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罗马灭亡后西方所遭受的长达千年的野蛮蒙昧、经济崩溃、科技退步的命运。

而其不利一面在于,最近数百年来,庞大的人口增长逐渐使中国极为高效的农耕体系疲于应对,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离马尔萨斯描绘的饥荒仅一步之遥;这些压力和困顿据信也反映在华人身上。比如,Stoddard写道:

中国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经济压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艰难求存,如大浪淘沙,举世罕见。在国内,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几近食不果腹。因此,离开故土来到其他较宽容的环境中后,中国人依然勤奋努力,常常令其竞争对手瞠目结舌。6

为支持他本人的这些生动用词,Stoddard还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观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国人)的详细描写。Ross的描写要更加谨慎、更富经验性,写作风格没那么文学化,但其分析也颇为类似。在他关于中国人的专著中,有超过40页用于描绘中国人日常挣扎求生的动人细节,这部分内容的标题颇为耸人听闻:“中国人的挣扎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种族主义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话题,很少能在公共演讲中听到诸如“若某个民族置身于某个特定环境中长达数千年,将会给该民族烙上不可磨灭的印迹”这样的观点。但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在权威性学术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这种看法。

其中一个典型例子,要数A Farewell to Alms(别了,救济)。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发表于2007年的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层次根源。该文在精英圈子中广受评点与赞誉,《纽约时报》的经济学专栏作者Tyler Cowen称其可能将是“经济学中下一个热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Brad DeLong称其“精彩”。

Clark在文中虽然着墨于多个方面,但最受关注的要数他从人口构成角度对英国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据的是他对流传下来的个人记录的一番审视。Clark发现,有证据显示,在数百年间,较富有的英国人的后代数量要远远多于穷人的后代,因此,前者的后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随每一代人而递增。可以想见,这是由于他们有财力早早结婚,并且由于营养较丰富、生活条件较好,他们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确实,当时的普通英国人大多接近马尔萨斯描绘的饥寒境况,故而,穷困的下层人民往往无有子嗣,其位置逐渐为富人子孙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于个体的经济境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诸如是否勤奋、节俭、能干等特质,Clark认为,这些特质逐渐扩散,在英国人中变得较为普遍,为英国后来的经济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础。

姑且不论历史证据是否支持Clark的假说——经济学家Robert C. Allen就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且相当有说服力的文章,与之针锋相对8——他提出的理论架构看来相当言之成理。尽管文风不同、数字例证详略不同,但Clark就英国的分析显然与Stoddard、Ross等人对中国的分析遥相呼应。也许因此可以探讨一番,看看对于中国人,我们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种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几页篇幅探讨这个问题。结论是,与英国不同,中国富人的子嗣并不多于穷人,因此不会在中国出现类似的某种特质逐代越发明显的趋向。9但Clark并非中国专家,他的简短分析所依据的是皇家凤子龙孙的出生记录,完全无法代表更广大的普通民众。事实上,只要对来自中国的资料再细看一遍,就可找到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直接与经济状况有关的中国家庭子女人数的严重不对称,而且这种模式甚至比在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明显。

更有甚者,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特点可能还对这种效应起到了维持和强化作用,其机制也完全不同于在欧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见的同类机制。的确,中国可能要算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极端“社会达尔文”社会,这个因素在塑造现代中国人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10。

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

中国社会以其稳定、长久而著称。从隋(589-618)唐(618-907)时期官吏政治制度逐渐建立,到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千年间同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一直挥之不去,仅在因王朝更替、军事征服,导致政府上层建筑出现周期性变化的时候才略有演化。

该官吏制度的中心特点,就是中央政府通过优胜劣汰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任命为地方官员,以此替代贵族对地方的统治。究其本质,中国早早便摒弃了世袭封建领主及其所代表的社会结构(比欧洲国家要早一千多年),代之以“除身为统治者的皇帝及皇族之外,几乎人人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制度。

科举制度具有极大社会重要性,其作用相当于欧洲直至现代之前一直采取的、根据血统来决定某人可否迈入统治精英圈子的做法,其渗入本国大众文化的程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法国或德国的大贵族家族也许能将其历史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或巴巴罗萨时代,他们的祖先在那时被提升为贵族,随后其后裔的社会及经济地位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而在中国,一个家族会自豪地一一列举历朝历代该家族中曾出过的状元,还有他们因此被任命的重要官职。在欧洲,像“英勇的平民小伙为国王立下汗马功劳,并因此获封骑士或更高等贵族”的传奇故事虽广为流传,但这些故事直至法国大革命也只是故事。但在中国,即便是最伟大的书香世家,其根源也几乎均出自普通农耕家庭。

中国是第一个利用书面考试来实现优胜劣汰的国家,不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所采用的类似做法,归根到底也很可能是模仿中国。比如,在18世纪、19世纪,以中国的制度为样板,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唯才是用的公务员制度,使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更有极具说服力的历史证据表明,甚至连大学入学考试以及荣誉学位考试,也是借鉴中国的科举考试。剑桥大学著名的Math Tripos(数学荣誉学位考试)便是最早的范例11。现代的书面考试可能跟筷子一样,是典型的中国产物。

既然在过去1500年间的大部分岁月中,中华文明均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去占据具有全国性权势的位置,有时不免让人猜测,可能考试的能力已经溶入中国人的血脉,不仅在文化层面如此,即便在生理层面也是如此。不过,虽然这种猜测也许有一点真实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机制不大可能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在科举时代,中国的人口达好几千万,并且不断稳定增长,从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万人口一路增长到1850年的远超4亿人口。但在过去600年间,得以参加科举中最高级的殿试、成为进士的中国人数目,每年却常常少于百人。其中要数宋代(960-1279)的进士最多,但人数也仅超过每年200名。即便我们加上低于进士的举人,这些高等书生的人数可能举国也不过寥寥数万12,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远低于工匠、商人的人数,更别提占据人口绝大部分的务农者了。考试选才制度具有庞大的文化影响,但其直接的基因影响应可忽略不计。

同样是这种相对比例上的不对称,令任何拿生物进化模型去套中国的做法都困难重重。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令人信服地用进化论解释了欧洲Ashkenazi犹太人高智商的成因。13这些犹太人人数不多,不与外界通婚,绝大多数人从事很需要高智商的商业与金融业工作,仅有无足轻重数量的基因来自从事其他行业的外族。与之相对的是,并无证据显示成功的中国商人或学者会不乐意从普通民众中娶妻;而每代人中仅需些许此类婚姻出现,就会令有助于商业成功或学业成功的基因稀释。若想找到可以与Clark关于英国假说中所述相提并论的机制,就必须仿效前面提到的19世纪观察家们的做法,把目光投向中国数目广大的乡间农民的生活环境:他们在数百年间均占人口的百分之90以上。

阶层不固定,可流动变化

事实上,尽管西方的观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国惊人的贫困上,中国的传统社会其实具有某些非同寻常、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可能在塑造中国人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许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要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固定阶层,不同经济阶层之间具备极强的流动性。

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1000来年,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已经宣告终结,在法律面前几乎人人平等。14士大夫——通过科举获得秀才或更高功名者——拥有某些特权,而小人——娼妓、乐伎、奴仆及其他各种社会底层人士——则遭受法律歧视。但这两种阶层均很小,各占据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而平民——其他所有人,包括农夫——则完全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过,法律地位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极为悬殊的贫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庄也不例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中国的农村居民按其财产的多寡、按其“剥削”收入的多少,被分为:地主(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或全部收入均来自地租,或剥削自雇工)、富农、中农、贫农。他们的财产及地租收入依次递减,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必要性依次递增。此外还有雇农,他们拥有的土地可以忽略不计,将近全部收入均依赖出卖劳动力。

若时势艰难,财产的多寡很可能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但人人都认同,这种划分只是经济层面的划分,而且并非固定不变:若地主丧失其土地,就会变成贫农;而发了财的贫农就大可与地主平起平坐。在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说,地主与富农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却占有百分之70到80的土地,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与雇农仅占百分之10到15的土地。立场中立的观察家认为,这些说法为宣传效果而夸大了事实,但离严酷的事实也不是很远。15

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再加上经济地位的天差地别,两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来羁绊最少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仅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几乎全部人口均居于农村)。土地这一主要财富形式可被自由买卖、交易、出租、转租、抵押。金钱借贷、粮食借贷,两者均随处可见,特别是在荒年。利息通常高得有如高利贷,往往超过每月百分之十的复利。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出卖妻儿换取钱粮的做法也不鲜见。若无亲戚接济,无地无钱的农民常常饿死。与此同时,那些境况较佳的农民往往投身极为商业化、极具企业色彩的农业活动,常常涉及复杂的商业安排。16

几百年来,中国农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人口密度极高。随着中国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个世纪里从6500万增长到4.3亿17,几乎所有土地最终都被开垦出来,用于高效耕种。尽管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在1750年,山东省的人口密度即已达到荷兰的两倍以上,虽然荷兰是当时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的人口密度更是仅有江苏省的五分之一。18

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向来极为高效,但到了19世纪,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在当时科技水平与经济制度的局限下,农业体系的绝对马尔萨斯负荷容量终于被人口赶上并超越。19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婴儿死亡率)、因营养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区性饥荒等因素的极大制约,而地区性饥荒平均消灭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20甚至连中文都演变成以食物为中心,比如传统上打招呼的用语是“吃了吗?”,再比如人们常常用“去吃酒”来表示去参加婚礼、葬礼或其他重要社交场合。21

文化与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的制约,也使得这种无休无止的生命悲剧更加难以终结。尽管与此同期的欧洲贫民无论男女,都很晚结婚,甚至一生单身,但中国人生活的一大主题就是尽早成家,生儿育女。亚圣孟子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确,娶妻生子成了长大成人的标志。另外,只有儿子才能继承香火,在父母百年后给父母及祖先上供。为了预防夭折,还得生育多个儿子以防万一。从实用角度来说,若生的是女儿,嫁出去后便成了夫家的人,父母老来只能依赖儿子。

几乎所有农业社会都强调孝顺父母、娶妻成家、生儿育女的重要性,并将儿子置于女儿之上,但在传统中国社会,这种趋势显得特别强烈,成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题。由于极端贫困,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残酷的选择,将女婴杀死(包括任其自生自灭)的事情并不罕见,成为穷人的主要生育控制手段。这导致婚龄妇女的数量往往比婚龄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为求得这些女性青睐,育龄男性竞争激烈。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几乎无一漏网。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便是人口总数自然而稳定地大增,直到各种因素导致死亡率上升,将增长的势头遏制住。

出人头地与逆水行舟

虽说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贫农,但在中国这个基本无固定阶层之分的社会里,只要有能力也有运气,就大有向上攀爬、出人头地的机会。每个村子里的富人都会出钱让孩子读书,学习四书五经,预备科举考试。若有哪个富农或小地主家的儿子很聪明,读书又用功,就可能通过科举,获得秀才乃至更高的功名,大有机会去把握政治权力与财富。

明(1368-1644)清(1644-1911)两代留下了考取进士(最高等的科举功名)之人的出身记录。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强的向上流动性,举世罕见,任何西方社会,无论是现代还是现代之前,都无法与之相匹敌。这些进士中超过百分之三十来自平民家庭,祖上三代未曾有人做过高官。在两个朝代早期,这些“暴发户”的比例更高达百分之84。这个数字要远高于剑桥大学自成立以来的同类数字,即便与美国常青藤学院的同类数字相比也毫不逊色,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与此同时,即便是居于社会最高层的名门望族,也常常于云端滑落,泯灭于默默无闻。比如综合来看,在明清两代约600年间,每个时代的统治精英中,只有百分之6的人是出自前一代统治精英的家门。22

现代西方社会的主导理念是“人人平等”,而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社会,则信奉人人生而不平等,正好与之截然相反。但在事实上,后者似乎将前者的理念发挥得更好。极具开拓精神的美国人传诵生于小木屋的平民总统的故事,但多个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的官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是出自乡下的稻田。像这种事,如果放在大革命时代之前的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大革命时代之后很久也是如此。

这种出人头地、迈入中国统治精英圈的可能性确实值得称道,不过,在中国,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即便是普通农民,只要足够勤奋、勇于奋斗,就可以积累财富,在地方上崭露头角。颇为讽刺的是,共产主义革命领导人毛泽东曾如此描述他的父亲是如何从无地的贫农变成富农的,由此提供了向上流动的一个典型例子: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二十五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
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地以后,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我的父亲就靠此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六岁就开始干农活了。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饭。我家吃得很俭省,不过总是够吃的。23

毛泽东的话里没有只字片语会让人觉得他认为自己家的崛起有什么特殊之处;他的父亲显然干得很好,但可能在同一个村子里,就有很多其他家庭也同样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就由贫转富。像这种社会阶层间快速流动的可能性,在同期的其他任何封建制或阶层僵化的社会均不可能出现,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

然而,在农民有机会跻身上流出人头地的同时,是可能性远大于此的向下流动。境况愈下的可能性极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各种因素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每一代人中,少数能干的幸运儿得以提升其经济地位,但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地位总是会下滑,而那些原本就靠近底端的家族则完全消失于世间。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几乎人人均无可避免地要往下坠落:数百年间,几乎每个中国人到头来均要比其父辈更加贫穷。

历史学家Edwin E. Moise在约25年前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有力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趋势。24可惜的是,这篇文章白璧蒙尘,不大受人关注,这可能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学术氛围使得读者难以赞同其中呈现的进化论观点。

在很多方面,Moise对中国人口的分析都奇妙地与Clark后来对英国所做分析相吻合,比如他指出,在中国农村,由于女婴遇害屡见不鲜,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育龄女性的人数通常要比男性少百分之15,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能负担得起为儿子娶妻的花销。因此,村子里最穷的那些人往往无法生儿育女。另外,若有人家的经济境况由好转坏,随之而来的贫困与营养不良通常也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婴儿死亡率升高。与此同时,村子里最富有的人则是妻妾成群,百子千孙。每一代人中最穷苦的人断子绝孙,穷人的数量无从自行补充,金字塔的底层被富人成堆的子嗣中不擅经营或经营不善者所替换、填满。

这是中国农村生活的基本事实,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显而易见,对于外部的观察家来说也同样如此。文献中可见大量轶事,可作为描绘这一基本事实的证据,有的可见于Moise的文章,别处也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几个例子:

‘村子里又有谁能说自己家是三代贫农呢?贫农可拿不出给儿子讨媳妇的彩礼;如果连媳妇都没有,又哪来的第三代呢。’25

……因为男多女少,总是有很多光棍汉。比如长工就大多打光棍……最穷困的家庭因为没办法给儿子娶妻,只能断子绝孙。新一代穷人往往是破产的中农、富农、地主的后代。26

……在家境金字塔的再下层,是很多穷困家庭,他们的儿子虽早已过了普通的婚龄,还仍然打光棍,因此家里人口有限。黄米(音,Wong Mi)是个典型例子。他现年23,父母已经年过六十五、六;但一家人只能租种一亩薄田,无力给他娶妻。所以,他与年老的父母同住,一家仅三口人。黄春(音,Wong Chun)年过四旬,无地,务农。十年前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与父母同住。现在父母均已过世,他孤身一人。村子里总共有约10到15户人家的儿子还在打光棍。27

……如前所述,南京有约20户人家是完全没有土地的,按土地拥有量来算,他们处于金字塔底层。其中几户人家是佃户,但大多数连工具、肥料、种子都买不起,只能给人当长工,一干就是一年。他们一年的收入一般是1000斤谷子,如果没房子,东家还提供住宿。如果他们自己租种一小块地的话,收入也许仅仅跟现状持平,甚至可能还比不上,但做长工的收入确实不够支持一个普通大小的家庭,除非家里其他人也出去找活干。因此,很多长工终生未婚,无地农民中光棍的比例是最高的。黄图恩(音,Wong Tu-en)是无地农民,他替一家富农做工已经有近10年。虽已年过五十,依然光棍一条;村子里还有其他人也跟他一个情形。有家室的村人取笑他们,也可怜他们。28

另外,中国农村社会这种向下流动的趋势也因“分家”这一传统继承制度而强化。分家的时候,父辈的财产在所有儿子之间均匀分配,完全不同于欧洲人普遍实施的长子继承制度。

如果父辈的全部或大部分财产都为长子所继承,那么较为富有的农民家庭的香火必可长久延续,除非继承人是个纯粹的败家子,或运气特别不佳。但在中国,文化上的压力迫使富人多多生子,农村的富人往往留下2个3个乃至更多的男性继承人,每人在经济独立的时候只能获得父辈的一部分财产。所以,若是哪个富有的地主子嗣特别众多,他的儿子可能就要沦为富农了(除非他们有办法让自己继承来的财产翻上几番)——而他的孙子,可能就会变成忍饥挨饿的贫农。29因此,若有某些家族的财富是偶然得天之幸而来,或因某些不持久、还不曾深深在其行为特征中留下烙印的特质而来,那他们的富有就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子孙终将因贫困而从村民的名单中消失。

富有的家族若想保住其经济地位,而不是随时光推移被风吹雨打去,其每一代人就都得发挥极高聪明才智,利用极其敏锐的商业触觉,努力工作,勤奋不懈,从拥有的田地及他人处榨取大量的财富,才能做到这一点。若在商业运作上出现大的失误,或是懈怠不努力,将面临个人丧身失命、甚或断子绝孙的下场。美国观察家William Hinton栩栩如生地写道:

在一片悲惨饥饿困苦的可怕汪洋中,安全、相对的舒适、权势、闲暇,这些都是奢侈的孤岛。任何家族,如果放松了警惕、对穷困的邻人施以怜悯、未能将租金与利息的最后一枚铜板都榨取出来、或是在积累粮食与钱财的过程中有片刻松懈,则即刻面临被这片汪洋吞噬的威胁。不进则退,退则往往以坟墓为终点,至少也是妻离子散的结局。30

不过,若是顺风顺水,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家族也许会兴旺发达、代代添丁,逐渐将地方上那些竞争力不够的邻人都排挤出去,最终整个村庄的居民几乎都会属于同一家族。比如,曾经有一对贫寒的杨姓兄弟,到异乡做雇农。在100年之后,其子孙后代在一个村子里占据了80到90户人家,邻近的一个村子里的居民更全部是其后代。31广东某地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户黄姓商户迁入,不断买地,繁衍生息,而原村民则越发贫穷,最终消失。数百年后,村民不论贫富,大部分(74%)都已是黄姓商户的后代。32

对华人种族、对美国理念的意义

从很多方面来看,种种历史记载及社会学记录中所描绘的中国社会似乎必然会在其居民的特质中深深烙上独有的印迹。即便是在当今毫不留情的发展进程开始之前,中国早已雄居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与科技大国之一的位置达数千年之久了。公元6世纪末期以来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变化甚少,造就了传统中国稳定的法制社会,顺之者繁荣昌盛,逆之者莫不消亡。在千余年间的大部分时期,因人口过多,每个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挣扎求存。在另一方面,强大的文化传统强调把多多繁衍后代——特别是儿子——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即便下一代会因此变得贫困也在所不惜。农业生产具有极高的效率,但要求投入极大的努力、需要辛勤耕耘,农民面临复杂的经济决策——如何管理田地,选择何种作物,将资源投入哪个方面——这些问题远较世界其他地方的农奴所面临的问题为复杂,决策成功或失误带来的回报或惩罚也极为巨大。中国庞大的人口、统一的文化,都理应会使有利的新事物快速出现并不断扩散,包括在纯生理层面出现的变化。33

但需要明白的是,尽管是否具备良好的商业能力关系到一家中国农户能否久远传承香火,不过其中涉及到的制约因素大异于那些会对固定的商业阶层——如东欧的Ashkenazi犹太人,或印度的Parsis——造成影响的同类因素。这些固定的商业阶层所占据的是高度专业化的经济生境,个人要成功发财,所需的可能只是一个对数字敏感的头脑,或是无情的商业触觉。但在中国农村里,即便是较富有的人,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通常也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要与家人及雇农一道在田地里劳作。头脑聪明,对想发财的农夫自然是有利无害,但他们还需要具备干好重体力活的能力、要有毅力、勤奋,甚至连皮糙肉厚胃口好等纯生理方面的特质也包括在内。由于存在这么多种制约因素,任何单一因素的扩散速度就会比在该因素本身即可决定成败的情形下要慢得多,要看到显著的结果,需要以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为基数,优胜劣汰长达几个世纪才会可见。

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如此激烈,必然会在多个层面体现出来。文化等软件方面更灵活、反应更灵敏,因此受影响更大,而较固定的生理层面的变化就缓慢得多。要从中国人的行为表象来判断是软件方面的机制在起作用,还是有其生理基因层次的原因,显然会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艰难任务。但是,中国人在上千年间一直面临这种无休无止的淘汰压力,要说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在较深的生理基因层面留下其痕迹,那应该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对这种重要的可能性嗤之以鼻,显然不是理性的做法。但这种非理性的做法似乎正符合过去两三代西方学者的主流思想。

有时候,要发现自己的理念盲点,最佳方式莫过于认真研究一番“身在庐山外”之人的看法。就西方社会来说,八九十年前的大多数著名知识分子正好都可以算山外人。多亏了神奇的因特网,我们现在又可以对他们的思想有所了解。的确,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看法相当幼稚,对某些观点的展开也相当粗糙,但在更多情况下,他们的分析极为准确、符合科学、极有洞察力,对当代的某些误以为的真理可以起到借鉴、修正的作用。而在某些事情上,最突出的比如预测中国这一世界第一大国的经济发展轨迹,他们几乎就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了。而过去50年间,在他们的后继者中,对此却几乎无一人曾梦见过。这些应足以令我们停下脚步思索一番了。

另外也可看看Bruce Lahn的例子。他是华裔,才华横溢,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基因学。几年前,在一次访谈中,他提到,大多数当代中国人似乎都很顺服,这可能是由于在过去2000年间,更具有叛逆精神的人都被执政者周期性地消灭掉了。这个看法在世界各地都会被认为是显而易见且无害的,并得到认同,唯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除外。就在那次访谈之前不久,Lahn有了一项突破性的发现:他发现,某些基因可能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根源。Lahn由此广受赞誉,名声大噪,但随后他的发现引发了激烈争论,他选择了停止研究。35

不过,尽管身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愿意遵循美国社会的理念约束,中国国内的华人科学家可不用理会那些。因此,北京基因组研究所(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会在人类基因组研究方面领先全球,也就不足为奇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同类机构,尽管花了数十亿的研究经费,但因为受思想理念上的局限,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落乎其后。

在冷战时期,苏联政府在多个领域投入巨额资金,但成果寥寥,因为他们当时的思想理念僵硬、不容辩驳,归根到底又完全不合乎现实。随着思想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苏联政府最终轰然垮台,看似万世不易的庞大政权于瞬息间分崩瓦解,距今已有20多年。美国的领导人应引以为鉴,决不能固执地遵循不符合科学的错误思想理念,若不然,很可能会令我们的国家重蹈苏联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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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Sam Dillon,“Top Test Scores From Shanghai Stun Educators”(上海学生的杰出成绩令教育人士震惊),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 2010年12月7日号,A1:https://www.nytimes.com/2010/12/07/education/07education.html。

2    Sean Coughlan,“China: The world’s cleverest country?”(中国人:全世界最聪明的民族?),BBC News (BBC新闻),2012年5月8日: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17585201。在BBC的访谈中,OECD的PISA测试主任Andreas Schleicher强调说,结果不仅显示上海学生的得分雄冠全球,即便中国各大省份的得分也“相当高”,其中包括农村地区及落后地区。这些省份的分数并未公布。随后,博客作者Anatoly Karlin发现,在中国网站上可以找到这些分数,并做了详细探讨。见Anatoly Karlin,“Analysis of China’s PISA 2009 Results”(对中国学生2009年PISA测试成绩的分析),2012年8月13日:https://akarlin.com/2012/08/13/analysis-of-chinas-pisa-2009-results/ 及Ron Unz,“Race/IQ: Irish IQ & Chinese IQ”(种族与智商:爱尔兰人的智商与中国人的智商),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美国保守派),2012年8月14日:https://www.ronunz.org/2012/08/14/unz-on-raceiq-irish-iq-chinese-iq/。

3    Ron Unz,“The Myth of American Meritocracy”(美国任人唯贤的神话),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美国保守派),2012年12月号,第14-51页,附录E:https://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meritocracy-appendices/#5。

4    Acemoglu,第436-443页,2012年

5    Stoddard (1921) 第 页

6    Stoddard,第28页,1921年

7    Ross,第70-111页,1911年

8    Allen,2008年

9    Clark,第266-271页,2007年

10  本文接下来的大部分观点呈现于1983年为哈佛大学的E.O. Wilson而写的一篇论文中,该论文并未发表。2010年,我将该论文放上网,得到一定关注。Rindermann发表于2012年的一篇学术评论文章中将我的论文称作是关于特定人群中高智商现象的演化理论的最早范例。我因此决定将论文补充更新,改掉原来过于自我中心的文句,发表于此。我要特别感谢人类学家Peter Frost,是他鼓励我将原论文从本科时代的文档中翻找出来。还要感谢理论物理学家Steve Hsu,是他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引起了大家对我的原论文的兴趣。请见https://www.ronunz.org/1980/04/01/social-darwinism-and-rural-china/及https://infoproc.blogspot.com/2011/02/sociobiological-implications-of.html

11   Teng,1943年

12   Hucker,第318-320页,1975年。最初级的科举功名称作生员,他们不享有太多直接特权,仅能免除徭役,但即便我们把生员人数也包括在内,获得科举功名之人的总数可能也不过数十万而已。见何炳棣,第340-343页,1959年。即便在总人口超过4亿之后,帝国官员——有科举功名、因学业而获益之人中最直接者——的总人数依然略少于2万人。见费正清,第38页,1948年/1979年。

13   Cochran,第187-224页,2009年。

14  Elvin (1973) pp. 235-267中列举了诸多证据,表明一种“领主-雇农/佃户”的土地租赁体系(有时候雇农或佃户的工作条件可比农奴)直至清朝早期依然可见于中国大部分地区。但他认为这种体系是清早期之前中国最主要的土地拥有模式。他的这一观点似乎属于现代学者中的少数派。

15   Yang,第41页、第45-46页,1959a;Hinton第27页,1966年。

16  见Elvin第129、167、177页,1973年。另请见Huang(1985)及Huang(1990年)。其中详细探讨了可称作“管理型农民”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很多地区都是农村生活的重要内容。

17   见何炳棣,第219页,1971年。另外,某些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全国平均值,比如河北,从1393年到1790年间增长了约1100%。请见Huang,第321-325页,1985年。

18  Pomeranz,第33页,2000年;Clark,第141页,2007年。Smith第18-19页(1899年)中也估计,在他那个时代,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口密度是比利时的四倍。比利时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国家。

19  欧洲何以能借工业革命逃脱马尔萨斯陷阱,而中国却没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重要问题。Pomeranz(2000年)中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假说。

20  Moise,第5页,1977年。

21   Hinton,第25页,1966年;Smith,第196页,1899年。

22  何炳棣,第342-348页,1959年。

23  访谈记录见于Snow(斯诺)出版于1938年/68年的著作,第130-131页。

24  Moise,1977年。

25  Crook,第133页,1959年。

26  Crook,第11页,1959年。

27  Yang,第18页,1959a。

28  Yang,第51页,1959a。

29  William Hinton用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了共产党“割封建主义尾巴”活动(这个活动所针对的是地主及其他剥削者的后代)所面临的这个必然难题:“在中国社会里,由于存在着将父辈家产平分的做法,财富总是趋于分散。因此,没几个人能毫不犹豫地说,自家祖上从未剥削过别人。”请见Hinton发表于1966年的著作,第203页。

30  Hinton,第38页,1966年。

31   Yang,第13页,1945年。

32  Moise,第20页,1977年。事实上,Yang (1945) p. 12中明确将农村历史表述为“宗族的生态更替”。更替的过程是:较成功的家族人丁兴旺,越来越大,逐渐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家族“挤出”去,令其最终消失于世。

33  根据进化论中的加速演化说,种群基数越大,则有益突变的出现几率也随之成正比增长。在中国有史以来的大多数时期里,这个国家可被视作是庞大的单一人口池,占据了全人类总数的1/4强。见Cochran,第65-76页,2009年。

34  如此解释当今中国人何以成就出众虽说得通,但要将这种逻辑套在其他高度成功的东亚民族身上就困难重重,这也成了该因果模型最大的反面证据。日本人与韩国人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领域都成果卓著。他们在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移民小群体也很混得开。但是,若说这两个国家的农村社会与中国农村共享某些对中国历史的塑造可能起到了极大作用的特点,比如无固定的封建阶层、农业产品与土地租种活动的高度商业化、因儿子均分父辈财产导致的向下流动,却毫无证据可予以支持。确实,日本社会一直为固定的贵族武士阶层所统治,而中国的统治精英出自唯才是举的科举考试,两者完全不同。所以,有鉴于(即便)现代日本人与韩国人的行为与成就均跟中国汉族人不相上下,我们必须另找(文化、经济、基因等方面的)原因去解释这种雷同(比如Richard Lynn及其他人提出的“冷冬”假说),而不是照搬本文中所探讨的传统社会经济体制来加以解释。见Rindermann,第363页,2012年。

35  “Scientist’s Study of Brain Genes Sparks a Backlash”(科学家对脑基因的研究引发强烈反对),作者Antonio Regaldo,见于The Wall Street Journal(华尔街日报),2006年6月16日号,A1:https://online.wsj.com/public/article/SB115040765329081636-T5DQ4jvnwqOdVvsP_XSVG_lvgik_20060628.html

How Social Darwinism Made Modern China

 
 
A thousand years of meritocracy shaped the Middle Kingdom.
 •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 MARCH 11, 2013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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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three decades following Deng Xiaoping’s 1978 reforms, China achieved the fastest sustained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human history, with the resulting 40-fold rise in the size of China’s economy leaving it poised to surpass America’s as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A billion ordinary Han Chinese have lifted themselves economically from oxen and bicycles to the verge of automobiles within a single generation.

China’s academic performance has been just as stunning. The 2009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 tests placed gigantic Shanghai—a megalopolis of 15 million—at the absolute top of world student achievement.[1] PISA results from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have been nearly as impressive, with the average scor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rovincial Chinese—mostly from rural families with annual incomes below $2,000—matching or exceeding those of Europe’s most advanced and successful countries, such as Germany, France, and Switzerland, and ranking well above America’s results.[2]

ChinaGDP_2eThese successes follow closely on the heels of a previous generation of similar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gains for several much smaller Chinese-ancestry countries in that same part of the world, such as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nd the great academic and socioeconomic success of small Chinese-descended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predominantly white nations, including America, Canada, and Australia. The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mperor seem destined to play an enormous role in Mankind’s future.

Although these developments might have shocked Westerners of the mid-20th Century—when China was best known for its terrible poverty and Maoist revolutionary fanaticism—they would have seemed far less unexpected to our leading thinkers of 100 years ago, many of whom prophesied that the Middle Kingdom would eventually regain its ranking among the foremost nations of the world. This was certainly the expectation of E.A. Ross, one of America’s greatest early sociologists, whose book The Changing Chinese looked past the destitution, misery, and corruption of the China of his day to a future modernized China perhaps on a technological par with America and the leading European nations. Ross’s views were widely echoed by public intellectuals such as Lothrop Stoddard, who foresaw China’s probable awakening from centuries of inward-looking slumber as a looming challenge to the worldwide hegemony long enjoyed by the various European-descended nations. 

The likely roots of such widespread Chinese success have received little detailed exploration in today’s major Western media, which tends to shy away from considering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groups or nationalities, as opposed to their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Yet although the latter obviously play a crucial role—Maoist China was far less economically successful than Dengist China—it is useful to note that the examples of Chinese success cited above range across a wide diversity of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For decades, Hong Kong enjoyed one of the most free-market, nearly anarcho-libertarian economic regimes; during that same period, Singapore was governed by the tight hand of Lee Kuan Yew and his socialistic People’s Action Party, which built a one-party state with a large degree of government guidance and control. Yet both these populations were overwhelmingly Chinese, and both experienced almost equally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ving in 50 years from total postwar destitution and teeming refugee slums to ranking among the wealthiest places on earth. And Taiwan, whose much larger Chinese-ancestry population pursued an intermediate development model, enjoyed similar economic success.

Despite a long legac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mistreatment, small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merica also prospered and advanced, even as their numbers grew rapidly following passage of the 1965 Immigration Act. In recent years a remarkable fraction of America’s top students—whether judged by the objective winners’ circle of the Mathematics Olympiad and Intel Science competition or by the somewhat more subjective rates of admission to Ivy League colleges—have been of Chinese ancestry. The results are particularly striking when cast in quantitative terms: although just 1 percent of American high-school graduates each year have ethnic Chinese origins, surnam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y currently include nearly 15 percent of the highest-achieving students, a performance ratio more than four times better than that of American Jews, the top-scoring white ancestry group.[3]

Chinese people seem to be doing extremely well all over the world, across a wide range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Almost none of these global developments were predicted by America’s leading intellectuals of the 1960s or 1970s, and many of their successors have had just as much difficulty recognizing the dramatic sweep of events through which they are living. A perfect example of this strange myopia may be found in the writings of leading development economists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whose brief discussions of China’s rapid rise to world economic dominance seem to portray the phenomenon as a temporary illusion almost certainly soon to collapse because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followed differs from the ultra-free-market neoliberalism that they recommend.[4] The large role that the government plays in guiding Chinese economic decisions dooms it to failure, despite al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while America’s heavily financialized economy must be successful, regardless of our high unemployment and low growth. According to Acemoglu and Robinson, nearly all international success or failure is determined by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since China possesses the wrong ones, failure is certain, though there seems no sign of it.

Perhaps such academics will be proven correct, a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will collapse into the debacle they predict. But if this does not occur,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lines of the past 35 years continue for another five or ten, we should consider turning for explanations to those long-forgotten thinkers who actually foretold these world developments that we are now experiencing, individuals such as Ross and Stoddard. The widespread devastation produc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World War II,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followed by the economic calamity of Maoism, did delay the predicted rise of China by a generation or two, but except for such unforeseen events, their analysis of Chinese potential seems remarkably prescient. For example, Stoddard approvingly quotes the late Victorian predictions of Professor Charles E. Pearson:

Does any one doubt that the day is at hand when China will have cheap fuel from her coal-mines, cheap transport by railways and steamers, and will have founded technical schools to develop her industries? Whenever that day comes, she may wrest the control of the world’s markets, especially throughout Asia, from England and Germany.[5]

A People Shaped by Their Difficult Environment

Western intellectual life a century ago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oday, with contrary doctrines and taboos, and the spirit of that age certainly held sway over its leading figures. Racialism—the notion that different peoples tend to have different innate traits, as largely fashioned by their particular histories—was dominant then, so much so that the notion was almost universally held and applied, sometimes in rather crude fashion, to both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popul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the widespread view was that many of their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had been shaped by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y in a generally stable and organized society possessing centr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 situation almost unique among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In effect, despite temporary periods of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East Asia’s own Roman Empire had never fallen, and a thousand-year interregnum of barbarism, economic collapse, and 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 had been avoided.

On the less fortunate side, the enormous population growth of recent centuries had gradually caught up with and overtaken China’s exceptionally efficient agricultural system, reducing the lives of most Chinese to the brink of Malthusian starvation; and these pressures and constraints were believed to be reflected in the Chinese people. For example, Stoddard wrote:

Winnowed by ages of grim elimination in a land populated to the uttermost limits of subsistence, the Chinese race is selected as no other for survival under the fiercest conditions of economic stress. At home the average Chinese lives his whole life literally within a hand’s breadth of starvation. Accordingly, when removed to the easier environment of other lands, the Chinaman brings with him a working capacity which simply appalls his competitors.[6]

Stoddard backed these riveting phrases with a wide selection of detailed and descriptive quotations from prominent observers,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Although Ross was more cautiously empirical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less literary in his style, his analysis was quite similar, with his book on the Chinese containing over 40 pages describing the grim and gripping details of daily survival, provided under the evocative chapter-heading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deological considerations largely eliminated from American public discourse the notion that many centuries of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might leave an indelible imprint upon a people. But with the turn of the new millennium, such analyses have once again begun appearing in respectable intellectual quarters.

The most notable example of this would surely be A Farewell to Alms, Gregory Clark’s fascinating 2007 analysis of the deep origins of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was widely reviewed and praised throughout elite circles, with New York Times economics columnist Tyler Cowen hailing it as possibly “the next blockbuster in economics” and Berkeley economist Brad DeLong characterizing it as “brilliant.”

Although Clark’s work focused on many different factors, the one that attracted the greatest attention was his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British history based upon a close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testaments. Clark discovered evidence that for centuries the wealthier British had left significantly more surviving children than their poorer compatriots, thus leading their descendants to constitute an ever larger share of each generation. Presumably, this was because they could afford to marry at a younger age, and their superior nutritional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reduced mortality rates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Indeed, the near-Malthusian poverty of much ordinary English life during this era meant that the impoverished lower classes often failed even to reproduce themselves over time,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the downwardly mobile children of their financial betters. Since personal economic achievement was probably in part due to traits such as diligence, prudence, and productivity, Clark argued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steadily became more widespread in the British population, laying the human basis for later national economic success.

Leaving aside whether or not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actually supports Clark’s hypothesis—economist Robert C. Allen has published a strong and fairly persuasive refutation[8]—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he advances seems a perfectly plausible one. Although the stylistic aspects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certainly differ, much of Clark’s analysis for England seems to have clear parallels in how Stoddard, Ross, and others of their era characterized China. So perhaps it would be useful to explore whether a Clarkian analysis might be applicable to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

Interestingly enough, Clark himself devotes a few pages to considering this question and concludes that in contrast to the British case, wealthier Chinese were no more fecund than the poorer, eliminating the possibility of any similar generational trend.[9] But Clark is not a China specialist, and his brief analysis relies on the birth records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ruling imperial dynasty, a group totally unrepresentative of the broader population. In fact, a more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Chinese source material reveals persuasive evidence for a substantial skew in family size, directly related to economic success, with the pattern being perhaps even stronger and more universally apparent than was the case for Britain or any other country.

Moreover, certain uniqu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may have maintained and amplified this long-term effect, in a manner unlike that found in most other societies in Europe or elsewhere. China indeed may constitute the largest and longest-lasting instance of an extreme “Social Darwinist” society anywhere in human history, perhaps with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people.[10]

The Social Economy of Traditional China

Chinese society is notable for its stability and longevity. From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bureaucratic imperial state based on mandarinate rule during the Sui (589–618) and T’ang (618–907) dynasties down to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of 1948, a single se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ppears to have maintained its grip on the country, evolving only slightly while dynastic successions and military conquests periodically transformed the governmental superstructure.

A central feature of this system wa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ocal rule of aristocratic elements by a class of official meritocrats, empow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elected by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In essence, China eliminated the role of hereditary feudal lords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y represented over 1,000 years before European countries did the same, substituting a system of legal equality for virtually the entire population beneath the reigning emperor and his family.

The social importance of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was enormous, playing the same role in determining membership in the ruling elite that the aristocratic bloodlines of Europe’s nobility did until modern times, and this system embedded itself just as deeply in the popular culture. The great noble houses of France or Germany might trace their lineages back to ancestors elevated under Charlemagne or Barbarossa, with their heirs afterward rising and falling in standing and estates, while in China the proud family traditions would boast generations of top-scoring test-takers, along with the important government positions that they had received as a result. Whereas in Europe there existed fanciful stories of a heroic commoner youth doing some great deed for the king and consequently being elevated to a knighthood or higher, such tales were confined to fiction dow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But in China, even the greatest lineages of academic performers almost invariably had roots in the ordinary peasantry.

Not only was China the first national state to utilize competitive written examinations for selection purposes, but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almost all other instance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ultimately derive from the Chinese example. It has long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Chinese system served as the model for the meritocratic civil services that transformed the efficiency of Britain and other European states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But persuasive historical arguments have also been advanced that the same is even true for university entrance tests and honors examinations, with Cambridge’s famed Math Tripos being the earliest example.[11] Modern written tests may actually be as Chinese as chopsticks.

With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ing spent most of the past 1,500 years allocating its positions of national power and influence by examination, there has sometimes been speculation that test-taking ability has become embedded in the Chinese people at the biological as well as cultural level. Yet although there might be an element of truth to this, it hardly seems likely to be significant. During the eras in question, China’s total population numbered far into the tens of millions, growing in unsteady fashion from perhaps 60 million before AD 900 to well over 400 million by 1850. But the number of Chinese passing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 and attaining the exalted rank of chin-shih during most of the past six centuries was often less than 100 per year, down from a high of over 200 under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and even if we include the lesser rank of chu-jen, the national total of such degree-holders was probably just in the low tens of thousands,[12]
 a tiny fraction of 1 percent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totally dwarfed by the numbers of Chinese making their living as artisans or merchants, let alone the overwhelming mass of the rural peasantry. The cultural impact of rule by a test-selected elite was enormous, but the direct genetic impact would have been negligible.

This same difficulty of relative proportions frustrates any attempt to apply in China an evolutionary model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Gregory Cochran and Henry Harpending have persuasively suggested for the evolution of high intelligence among the Ashkenazi Jews of Europe.[13] The latter group constituted a small, reproductively isolated population overwhelmingly concentrated in the sorts of business and financial activity that would have strongly favored more intelligent individuals, and one with insignificant gene-flow from the external population not undergoing such selective pressure. By contras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successful Chinese merchants or scholars were unwilling to take brides from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any reasonable rate of such intermarriage each generation would have totally swamped the genetic impact of mercantile or scholarly success. If we are hoping to find any rough parallel to the process that Clark hypothesizes for Britain, we must concentrate our attention on the life circumstances of China’s broad rural peasantry—well over 9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during all these centuries—just as the aforementioned 19th-century observers had generally done.

Absence of Caste and Fluidity of Class

In fact, although Western writers tended to focus on China’s horrific poverty above all els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ctually possessed certain unusual or eve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at may help account for the shap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was the near total absence of social caste and the extreme fluidity of economic class.

Feudalism had ended in China a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early all Chinese stood equal before the law.[14] The “gentry”—those who had passed an official examination and received an academic degree—possessed certain privileges and the “mean people”—prostitutes, entertainers, slaves, and various other degraded social elements—suffered under legal discrimination. But both these strata were minute in size, with each usually amounting to less than 1 percen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hile “the common people”—everyone else, including the peasantry—enjoyed complete legal equality.

However, such legal equality was totally divorced from economic equality, and extreme gradations of wealth and poverty were found in every corner of society, down to the smallest and most homogenous village. During most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raditional Marxian class analysis of Chinese rural life divided the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graduated wealth and degree of “exploitative” income: landlords, who obtained most or all of their income from rent or hired labor; rich, middle, and poor peasants, grouped according to decreasing wealth and rental income and increasing tendency to hire out their own labor; and agricultural laborers, who owned negligible land and obtained nearly all their income from hiring themselves out to others.

In hard times, these variations in wealth might easi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but everyone acknowledged that such distinctions were purely economic and subject to change: a landlord who lost his land would become a poor peasant; a poor peasant who came into wealth would be the equal of any landlord. During its political strugg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laimed that landlords and rich peasants constituted about 1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possessed 70–80 percent of the land, while poor peasants and hired laborers made up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and owned just 10–15 percent of the land. Neutral observers found these claims somewhat exaggerated for propagandistic purposes, but not all that far from the harsh reality.[15]

Complete legal equality and extreme economic inequality together fostered one of the most unrestrained free-market systems known to history, not only in China’s cities but much more importantly in its vast countryside, which contained nearly the entire population. Land, the primary form of wealth, was freely bought, sold, traded, rented out, sub-leased, or mortgaged as loan collateral. Money-lending and food-lending were widely practiced, especially during times of famine, with usurious rates of interest being the norm, often in excess of 10 percent per month compounded. In extreme cases, children or even wives might be sold for cash and food. Unless aided by relatives, peasants without land or money routinely starved to death. Meanwhile, the agricultural activity of more prosperous peasants was highly commercialized and entrepreneurial, with complex business arrangements often the norm.[16]

For centuries, a central fact of daily life in rural China had been the tremendous human density, as the Middle Kingdom’s population expanded from 65 million to 430 million during the five centuries before 1850,[17] eventually forcing nearly all land to be cultivated to maximum efficiency. Although Chinese society was almost entirely rural and agricultural, Shandong province in 1750 had well over twic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Netherlands, the most urbanized and densely populated part of Europe, while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ngland’s population density was only one-fifth that of Jiangsu province.[18]

Chinese agricultural methods had always been exceptionally efficient, but by the 19th century, the continuing growth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d finally caught and surpassed the absolute Malthusian carrying-capacity of the farming system under its existing techn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19] Population growth was largely held in check by mortality (including high infant mortality), decreased fertility due to malnutrition, disease, and periodic regional famines that killed an average of 5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20] Even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e to incorporate the centrality of food, with the traditional words of greeting being “Have you eaten?” and the common phrase denoting a wedding, funeral, or other important social occasion being “to eat good things.”[21]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constraints of Chinese society posed major obstacles to mitigating this never-ending human calamity. Although impoverished Europeans of this era, male and female alike, often married late or not at all, early marriage and family were central pillars of Chinese life, with the sage Mencius stating that to have no children was the worst of unfilial acts; indeed, marriage and anticipated children were the mark of adulthood. Furthermore, only male heirs could continue the family name and ensure that oneself and one’s ancestors would be paid the proper ritual respect, and multiple sons were required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agaries of fate. On a more practical level, married daughters became part of their husband’s household, and only sons could ensure provision for one’s old age.

Nearly all peasant societies sanctify filial loyalty, marriage, family, and children, while elevating sons above daughters, but in traditional China these tendencies seem to have been especially strong, representing a central goal and focus of all daily life beyond bare survival. Given the terrible poverty, cruel choices were often made, and female infanticide, including through neglect, was the primary means of birth control among the poor, leading to a typical shortfall of 10–15 percent among women of marriageable age. Reproductive competition for those remaining women was therefore fierce, with virtually every woman marrying, generally by her late teens. The inevitable result was a large and steady natural increase in the total population, except when constrained by various forms of increased mortality.

Remarkable Upward Mobility But Relentless Downward Mobility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might be impoverished peasants, but for those with ability and luck, the possibilities of upward mobility were quite remarkable in what was an essentially classless society. The richer strata of each village possessed the wealth to give their most able children a classical education in hopes of preparing them for the series of official examinations. If the son of a rich peasant or petty landlord were sufficiently diligent and intellectually able, he might pass such an examination and obtain an official degree, opening enormous opportunities for political power and wealth.

For the Ming (1368–1644) and Ch’ing (1644–1911) dynasties, statistics exist 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chin-shih class, the highest official rank, and these demonstrate a rate of upward mobility unmatched by almost any Western society, whether modern or premodern. Over 30 percent of such elite degree-holders came from commoner families that for three previous generations had produced no one of high official rank, and in the data from earlier centuries, this fraction of “new men” reached a high of 84 percent. Such numbers far exceed the equivalent figures for Cambridge University during all the centuries since its foundation, and would probably seem remarkable at America’s elite Ivy League colleges today or in the past. Meanwhile, downward social mobility was also common among even the highest families. As a summary statistic, across the six centuries of these two dynasties less than 6 percent of China’s ruling elites came from the ruling elite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22]

The founding philosophical principle of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has been the “Equality of Man,” while that of Confucianist China was the polar opposite belief in the inherent inequality of men. Yet in reality, the latter often seemed to fulfill better the ideological goals of the former. Frontier America might have had its mythos of presidents born in log-cabins, but for many centuries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the Middle Kingdom’s ruling mandarins did indeed come from rural rice-paddies, a state of affairs that would have seemed almost unimaginable in any European country until 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even long afterward.

Such potential for elevation into the ruling Chinese elite was remarkable, but a far more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society was the open possibility of local economic advancement for the sufficiently enterprising and diligent rural peasant. Ironically enough, a perfect description of such upward mobility was provided by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leader Mao Zedong, who recounted how his father had risen from being a landless poor peasant to rich peasant status:

My father was a poor peasant and while still young was obliged to join the army because of heavy debts. He was a soldier for many years. Later on he returned to the village where I was born, and by saving carefully and gathering together a little money through small trading and other enterprise he managed to buy back his land.

As middle peasants then my family owned fifteen mou [about 2.5 acres] of land. On this they could raise sixty tan of rice a year.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family consumed a total of thirty-five tan—that is, about seven each—which left an annual surplus of twenty-five tan. Using this surplus, my father accumulated a little capital and in time purchased seven more mou, which gave the family the status of ‘rich’ peasants. We could then raise eighty-four tan of rice a year.

When I was ten years of age and the family owned only fifteen mou of land,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family consisted of my father, mother, grandfather, younger brother, and myself. After we had acquired the additional seven mou, my grandfather died, but there came another younger brother. However, we still had a surplus of forty-nine tan of rice each year, and on this my father prospered.

At the time my father was a middle peasant he began to deal in grain transport and selling, by which he made a little money. After he became a ‘rich’ peasant, he devoted most of his time to that business. He hired a full-time farm laborer, and put his children to work on the farm, as well as his wife. I began to work at farming tasks when I was six years old. My father had no shop for his business. He simply purchased grain from the poor farmers and then transported it to the city merchants, where he got a higher price. In the winter, when the rice was being ground, he hired an extra laborer to work on the farm, so that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even mouths to feed. My family ate frugally, but had enough always.[23]

Mao’s account gives no indication that he regarded his family’s rise as extraordinary in any way; his father had obviously done well, but there were probably many other families in Mao’s village that had similarly improved their lot during the course of a single generation. Such opportunities for rapid social mobility would have been almost impossible in any of the feudal or class-ridden societies of the same period, in Europe or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flip-side of possible peasant upward mobility was the far greater likelihood of downward mobility, which was enormous and probably represented the singl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shaping the modern Chinese people. Each generation, a few who were lucky or able might rise, but a vast multitude always fell, and those families near the bottom simply disappeared from the world. Traditional rural China was a society faced with the reality of an enormous and inexorable downward mobility: for centuries, nearly all Chinese ended their lives much poorer than had their parents.

The strong case for such downward mobility was demonstrated a quarter century ago by historian Edwin E. Moise,[24] whose crucial article on the subject has received far less attention than it deserves, perhaps because the intellectual climate of the late 1970s prevented readers from drawing the obvious evolutionary implications.

In many respects, Moise’s demographic analysis of China eerily anticipated that of Clark for England, as he pointed out that only the wealthier families of a Chinese village could afford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obtaining wives for their sons, with female infanticide and other factors regularly ensuring up to a 15 percent shortfall in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women. Thus, the poorest village strata usually failed to reproduce at all, while poverty and malnourishment also tended to lower fertility and raise infant mortality as one moved downward along the economic gradi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wealthiest villagers sometimes could afford multiple wives or concubines and regularly produced much larger numbers of surviving offspring. Each generation, the poorest disappeared, the less affluent failed to replenish their numbers, and all those lower rungs on the economic ladder were filled by the downwardly mobile children of the fecund wealthy.

This fundamental reality of Chinese rural existence was certainly obvious to the peasants themselves and to outside observers, and there exists an enormous quantity of anecdotal evidence describing the situation, whether gathered by Moise or found elsewhere, as illustrated by a few examples:

‘How could any man in our village claim that his family had been poor for three generations? If a man is poor, then his son can’t afford to marry; and if his son can’t marry, there can’t be a third generation.’[25]

… Because of the marked shortage of women, there was always a great number of men without wives at all. This include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long-term hired laborers… The poorest families died out, being unable to arrange marriages for their sons.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f poor were the descendants of bankrupted middle and rich peasants and landlords.[26]

… Further down the economic scale there were many families with unmarried sons who had already passed the customary marriage age, thus limiting the size of the family. Wong Mi was a case in point. He was already twenty-three, with both of his parents in their mid-sixties; but since the family was able to rent only an acre of poor land and could not finance his marriage, he lived with the old parents, and the family consisted of three members. Wong Chun, a landless peasant in his forties, had been in the same position when he lived with his aged parents ten years before, and now, both parents having died, he lived alone. There were ten or fifteen families in the village with single unmarried sons.[27]

… As previously mentioned, there were about twenty families in Nanching that had no land at all and constituted the bottom group in the village’s pyramid of land ownership. A few of these families were tenant farmers, but the majority, since they could not finance even the buying of tools, fertilizer, and seeds, worked as “long-term” agricultural laborers on an annual basis. As such, they normally were paid about 1,000 catties of unhusked rice per year and board and room if they owned no home. This income might equal or even exceed what they might have wrested from a small rented farm, but it was not enough to support a family of average size without supplementary employment undertaken by oth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For this reason, many of them never married, and the largest number of bachelors was to be found among landless peasants. Wong Tu-en, a landless peasant working for a rich peasant for nearly ten years, was still a “bare stick” (unmarried man) in his fifties; and there were others in the village like him. They were objects of ridicule and pity in the eyes of the villagers, whose life [sic] centered upon the family.[28]

Furthermore, the forces of downward mobility in rural Chinese society were greatly accentuated by fenjia, the traditional system of inheritance, which required equal division of property among all son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practice of primogeniture commonly found in European countries.

If most or all of a father’s property went to the eldest son, the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a reasonably affluent peasant family was assured unless the primary heir were a complete wastrel or encountered unusually bad fortune. But in China, cultural pressures forced a wealthy man to do his best to maximize the number of his surviving sons, and within the richer strata of a village it was not uncommon for a man to leave two, three, or even more male heirs, compelling each to begin his economic independence with merely a fraction of his father’s wealth. Unless they succeeded in substantially augmenting their inheritance, the sons of a particularly fecund rich landlord might be middle peasants—and his grandchildren, starving poor peasants.[29] Families whose elevated status derived from a single fortuitous circumstance or a transient trait not deeply rooted in their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enjoyed only fleeting economic success, and poverty eventually culled their descendants from the village.

The members of a successful family could maintain their economic position over time only if in each generation large amounts of additional wealth were extracted from their land and their neighbors through high intelligence, sharp business sense, hard work, and great diligence. The penalty for major business miscalculations or lack of sufficient effort was either personal or reproductive extinction. As American observer William Hinton graphically described:

Security, relative comfort, influence, position, and leisure [were] maintained amidst a sea of the most dismal and frightening poverty and hunger—a poverty and hunger which at all times threatened to engulf any family which relaxed its vigilance, took pity on its poor neighbors, failed to extract the last copper of rent and interest, or ceased for an instant the incessant accumulation of grain and money. Those who did not go up went down, and those who went down often went to their deaths or at least to the dissolution and dispersal of their families.[30]

However, under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a family successful in business might expand its number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until it gradually squeezed out all its less competitive neighbors, with its progeny eventually constituting nearly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 village. For example, a century after a couple of poor Yang brothers arrived in a region as farm laborers, their descendants had formed a clan of 80–90 families in one village and the entire population of a neighboring one.[31] In a Guangdong village, a merchant family named Huang arrived and bought land, growing in numbers and land ownership over the centuries until their descendants replaced most of the other families, which became poor and ultimately disappeared, while the Huangs eventually constituted 74 percent of the total local population, including a complete mix of the rich, middle, and poor.[32]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 American Ideology

In many respects, the Chinese society portrayed by our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sources seems an almost perfect example of the sort of local environment that would be expected to produce a deep imprint up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inhabitants. Even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is harsh development process, China had spent thousands of years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s.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established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A.D. onward then remained largely stable and unchanged for well over a millennium, with the sort of orderly and law-based society that benefited those who followed its rules and ruthlessly weeded out the troublemaker. During many of those centuries, the burden of overpopulation placed enormous economic pressure on each family to survive, while a powerful cultural tradition emphasized the production of surviving offspring, especially sons, as the greatest goal in life, even if that result might lead to the impoverishment of the next generation.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was remarkably high but required great effort and diligence, while the complexities of economic decision-making—how to manage land, crop selection,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were far greater than those faced by the simple peasant serf found in most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he rewards for success and the penalties for failure being extreme. The sheer size and cultural unity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ould have facilitated the rapid appearance and spread of useful innovations, including those at the purely biological level.[33]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although good business ability was critical for the long-term success of a line of Chinese peasants, the overall shaping constraints differed considerably from those that might have affected a mercantile caste such as the Ashkenazi Jews of Eastern Europe or the Parsis of India. These latter groups occupied highly specialized economic niches in which a keen head for figures or a ruthless business sense might have been all that was required for personal success and prosperity. But in the world of rural Chinese villages, even the wealthier elements usually spent the majority of the lives in backbreaking labor, working alongside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hired men in the fields and rice paddies. Successful peasants might benefit from a good intellect, but they also required the propensity for hard manual toil, determination, diligence, and even such purely physical traits as resistance to injury and efficiency in food digestion. Given such multiple selective pressures and constraints, we would expect the shift in the prevalence of any single one of these traits to be far slower than if it alone determined success, and the many centuries of steady Chinese selection across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would have been required to produce any substantial result.[34]

The impact of such strong selective forces obviously manifests at multiple levels, with cultural software being far more flexible and responsive than any gradual shifts in innate tendencies, and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vidence of these two mechanisms is hardly a trivial task. But it seems quite unlikely that the second, deeper sort of biological human change would not have occurred during a thousand years or more of these relentlessly shaping pressures, and simply to ignore or dismiss such an important possibility is unreasonable. Yet that seems to have been the dominant strain of Western intellectual belief for the last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Sometimes the best means of recognizing one’s ideological blinders is to consider seriously th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of alien minds that lack them, and in the case of Western society these happen to include most of our greatest intellectual figures from 80 or 90 years ago, now suddenly restored to availability by the magic of the Internet. Admittedly, in some respects these individuals were naïve in their thinking or treated various ideas in crude fashion, but in many more cases their analyses were remarkably acute and scientifically insightful, often functioning as an invaluable corrective to the assumed truths of the present. And in certain matters, notably predicting the economic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they seem to have anticipated developments that almost none of their successors of the past 50 years ever imagined. This should certainly give us pause.

Consider also the ironic case of Bruce Lahn, a brilliant Chinese-born genetics researc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an interview a few years ago, he casually mentioned his speculation that the socially conformist tendencies of most Chinese people might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for the past 2,000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regularly eliminated its more rebellious subjects, a suggestion that would surely be regarded as totally obvious and innocuous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except in the West of the past half century or so. Not long before that interview, Lahn had achieved great scientific acclaim for his breakthrough discoveries on the possible genetic origins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this research eventually provoked such heated controversy that he was dissuaded from continuing it.[35]

Yet although Chinese researchers living in America willingly conform to American ideological restrictions,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Chinese researchers in China itself, and it i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BGI—the 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has become the recognized world leader in cutting-edge human genetics research. This is despite the billions spent by its American counterparts, which must operate within a much more circumscribed framework of acceptable idea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enormous governmental investments of the Soviet regime in many fields produced nothing, since they were based on a model of reality that was both unquestionable and also false. The growing divergence between that ideological model and the real world eventually doomed the USSR, whose vast and permanent bulk blew away in a sudden gust of wind two decades ago. American leaders should take care that they do not stubbornly adhere to scientifically false doctrines that will lead our own country to risk a similar fate.

Ron Unz is publisher of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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