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_Frank
以文会友
美高层论坛全场热议中国，作为唯一在场的中国媒体人发现了什么？
核心提要
1.从阿斯彭安全论坛现场嘉宾对所谓的“中国版珍珠港”提问的反应来看，美国政策精英们普遍认为，讨论中美之间的热战不具有现实意义。而美国军方和国会高层也认为，中美之间的冷战类比过于简单化——“冷战时期像是玩国际象棋，今天像是在玩魔方。”这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基线。
2.在对华关系方向上，“修昔底德陷阱”等宏观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少有人讨论。美方学界和国会代表都突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的外交决策，甚至直接就政治社会话题施压。另一个关键词是“经济战争”，即美国在“小院高墙”之后，将使用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和手段，弱化对手的经济能力。
3.在战略方向上，美国希望聚焦中国，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允许。在俄乌、哈以等多个冲突存在的情况下，美国试图以“边走路边嚼口香糖”来处理多个目标，但前景也并不乐观。同时，美国希望深度团结盟友实现“综合威慑”，但受限于财政支出，也受限于2024年选举特朗普上台的影响，前景堪忧。
4.关于中美竞争的未来，目前华盛顿仍以防御性的情绪为主。但是根据和其下一代决策者接触的经验，他们具有更强的事业心、更加具象化的思维方式、也更习惯于质疑习以为常的假设，可能出现一些变数。而加强下一代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中美政策界更多交流，可能是未来中美良性竞争之道。
作者丨凤凰网国际主笔 侯逸超
发自美国华盛顿
“感觉怎么样？作为中国人你会很有压力吗？”对面的乔治城大学女生Elizabeth关切地问我，神色温和。
“没关系，我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我苦笑一声。
来到12月7日的华盛顿阿斯彭安全论坛之前，我猜到中国话题会很流行，但是没有想到会无处不在，而且批评占98%（全场夸中国的两句：政府效率高、AI应用牛）；我也猜到自己会是少数派，但是没有料到会成为绝对少数——在场唯一的中国媒体人。
为什么要在大冬天跑到美国首都，来听一场“单方面”的论坛？阿斯彭安全论坛汇集了当今美国安全战略界最关键的政策精英——白宫关键幕僚、各部委的实权事务官、关键席位的国会议员、资深安全学者、主流媒体记者以及下一代的决策者，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于我们展望中长期的中美关系至为重要。
那么本次讨论有哪些新的趋势？笔者试图在前方进行简单总结。
中美关系的边界——热战隐喻震惊全场 冷战类比也遭反驳
由于论坛恰好在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举办，所以二战太平洋战争的记忆频繁被提起，加上中国作为“房间里的大象”，热战的联想并不少见。
上午10点，论坛的高潮来了：在英国外相卡梅伦的炉边谈话环节，福克斯电视台的女主持人詹妮弗·格里芬直接提问，“今天是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你认为中国（发动）的珍珠港事件会是什么样的？”
根据笔者现场观察，前几秒还在侃侃而谈的卡梅伦倒吸一口凉气，然后结结巴巴地回答，应该谨记历史教训，“但是中国……我要说的是在我任首相的时候，英中建立了积极的关系，我们试图在贸易等目标上协作，收获良好的经济收益。”总算把话题撇开。
午餐期间，同桌的嘉宾主动问起笔者感受，法国学者Snejana提到，这个主持人犯下了大错(blunder)，进行了非常无礼和冒犯的提问，这对于中国非常不友善，同桌的两位美国参会者也表示赞同。我说：“这位女主持人是福克斯新闻台的，也不奇怪。”她表示，那就能够解释了，她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在我那一桌穿制服的军人，听到这个提问，明显都愣住了。”临走时她还反复和我说：“我们不要战争……”
由此看来，直接讨论中美的热战仍然有相当的禁区。
可以交叉验证的是的是其他几位军界代表的发言，比如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布莱恩·芬顿将军以及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都认为，中国是当前最重要的战略对手，但是要避免与中国爆发核战争。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玛拉·卡林被问到“国防部难道不是专心打仗吗？”也表示，“我们要威慑并阻止战争，威慑失败了再想着打赢。”
那么他们如何看待中美“冷战”的说法？
美国负责核武器计划的战略司令部司令安东尼·科顿表示：“我不太愿意用‘冷战’这个词，会让民众本能地转向过去的案例，这一次，全球包括中美之间有着经济上的依存。” 当主持人再次引到热战的可能性上，他问道：“一战前也存在经济上的依存案例，这到底能不能避免战争？”科顿直言自己并不懂，就把皮球踢了回去。
一向对华强硬的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吉姆·里施，也反对冷战的类比，他提到冷战时期像是玩国际象棋，而今天像是在玩魔方。而且美国的战略对手是两个（中国俄罗斯），强国和其他国家的差别也不像冷战时期那么明显，所有这些都让冷战看起来像是主日学校的野餐一样（形容其实很简单）。
总的来看，虽然美国精英大多持有对中国的负面叙事，但也基本认可热战和冷战都不是可行的对华选项，这似乎是目前的两条基线。
那么他们倾向于采用什么手段呢？
理论的终结——宏观国际关系分析淡出，政治和经济“战争”成为核心手段
根据笔者的观察，主要从外交和军事手段，转移向政治和经济的杠杆，更加细致、微妙而精准。
这也体现了关于中美竞争的理论基础的变化。印象中，此前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更多源于经典的国际关系大理论，比如基辛格的均势平衡，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
但是近年来，尤其是今年来，中美都已经明确把对方视为自己最大的外部威胁，理论争议已经基本上尘埃落定。接下来就是要比在中美竞争中如何做好自己、少犯错误、影响对方。
拜登政府把这种微妙状态形容为所谓的“管理竞争”，即竞争不可避免，但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也不能撕破脸皮。
第一场中国论坛名为中国挑战：竞争与共存，主持人开场提到，中美两国在旧金山达成的协议这是一次真诚的融冰，还是一次意义有限的接触呢？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都不是，而是拜登政府的既有对华策略的展开，具体来说就是第一，通过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增强自身；第二，升级经济工具比如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第三，联合盟友与中国竞争。当前的第四个支柱就是接触（engagement），包括半年来美国一系列部长访华和APEC高峰会晤，都旨在为紧张形势降温，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比如工作组，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易明认为，这不是美国政府的让步或者脆弱，而是希望寻找下一阶段与中国一起工作的方法。
论坛上精英的政策建议可以归纳为两类：通过更为微妙的政治社会方式影响民众，以及更具体的经济战争策略实现威慑。
比如易明提到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包括目前房地产等经济问题，以及不同阶层的分化流动情况，可见其工作之细。
美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跨党派“中国特别委员会”成员罗伯·惠特曼(Rob Wittman)则更进一步，他提到自己在研究中国的少子化和经济话题，声称现在中国的“咄咄逼人”是一种找补权力的逻辑，他所谓的结论是要采取坚定的发声策略，直接影响中国民众的思维。这其实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风格，值得警惕。
另一重点在于“经济战争”。美国政府背景的安全公司MITRE高级副总裁达纳·杰克逊提到，之前为了应对中国，美国政府采用了很多外交、情报和军事上的跨部门和跨国合作，制定了整体性的威慑策略（Integrated Deterrence），但是“采用经济杠杆和经济威慑太少了”，他称美国需要考虑“经济战争”，也即是弱化对手的经济能力使其无法发动战争。这个词的语气明显重了不少，虽然内核无非还是要保护经济安全，包括供应链、制造业、金融、创新等等方面。
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伊丽莎白·罗森贝格也就这一点进行了补充，她提到财政部也正在成为对外工具，尤其是军事手段和外交手段不太好用的时候，在广泛的中间地带，经济都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被问及如何平衡经济效益和国家安全时，她直接称有张力才能制定好的政策，一些演习模拟的极端场景有助于思考不同议题的优先级。她也并不讳言，在“小院高墙”之后，将使用更广泛的经济政策和手段，比如重新拥抱产业政策，发掘制造业优势，发展“一带一路”替代品与中国竞争。她还自嘲道：在财政部有一批人创造财富，另一批人摧毁财富。
当然，经济上的威慑在在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炉边谈话中也有表现，她基本绕开了自由贸易的说法，提出了要增加考虑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民主”维度，并且再次推广其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作用。其实，排除中国在外的IPEF就可以视作一种准战争战略。
当然就中国民众关心的关税问题，笔者也在戴琪演讲后专门采访求证，戴琪的回答是“我之前从没有回答（记者）这个问题，所以也不能回答你”。
帝国的两难——优先议题难优先，团结盟友没有钱
在全天的8场主题分论坛上，2个和中国直接相关，未来挑战、战略环境、人工智能、青年视角等4个和中国间接相关，另外2个分别聚焦哈以冲突和俄乌战争，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议题非常吃重，但问题在于美国的战略界依旧很难聚焦。
“虽然我们把中国定位为主要的的威胁，但是现实世界并不配合。”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弗卢努瓦无奈提到，目前美国的精力被俄乌战争、哈以冲突、朝鲜、伊朗、恐怖主义等等涉及美国和盟友利益的议题分散很多。
怎么办呢？弗卢努瓦也只好说，我们要边嚼口香糖边走路(chew gum and walk at the same time，指一心二用同时做两件简单的事情——编者注)把自己的“带宽”保持在一定限度，并且聚焦于最具后果的威胁。
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玛拉·卡林在下午的论坛上也说了一句：“我们聚焦中国……（然后）我们可以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维持对北约的投入、为50多个盟友和伙伴提供支持、在乌克兰的认真投入、在中东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且在人道主义议题上努力……”
就连主持人都忍不住吐槽，我们同时嚼的口香糖是不是太多了？
目标分散是表象，根源还是实力的制约。或者说是美国长期道德理念和现实利益的的纠缠。
比如参议员里施提到，当年乌克兰可以拥有核武器，但是美国提供保证让其放弃核武装，所以应该对乌克兰负有更多道德责任。另外，在谈到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时，主持人也天然提问，我们（美国）施加哪些压力？是不是我们出售的导弹造成了平民伤亡？
全球霸主的格局还在，但是越来越力有不逮。
典型案例是，共和党众议员罗伯·惠特曼虽然咄咄逼人，声称要团结盟友遏制中国，但是他作为拨款的经手人也不得不坦言：目前美国有33万亿美元的国债，财政已经在悬崖边。所以即使有意愿去帮助盟友，也没有能力去做。
那么如何应对？当天第二场中国相关论坛“回应中国：综合威慑，一大于多”的主题讨论中，“综合威慑”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重点包括国内各部门的整合以及与海外盟友的整合，美方官员强调的是后者，就是通过和盟友的外交、经济、情报和军事合作，让盟友们更愿意分担防卫成本。
这一举措或许真的有效果，惠特曼众议员提到，自己年中到访日本等盟友时，日方表示：“我们不能太多依赖你们，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努力，希望你们也能用科技来引导我们。”
但是惠特曼没想到也被来自《金融时报》的主持人将了一军，主持人直接发问，“近一年半以来印太区域的海上演习明显增多，日本也倍增了其军费，这些变化来自于什么？是应对中国的崛起？是应对俄乌战局？还是应对美国大选特朗普上台的风险？你们共和党怎么想？”来自共和党的惠特曼有些尴尬，他承认目前共和党往往短视，并且的确引发了盟友们的质疑，这是目前的困难所在。
以笔者的观察，美国在维持承诺和资源有限的矛盾中暂时没有更好的方法，目前与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签署防务协议，也只是解一时之渴，没有持续的资源投入，霸权的收缩早已注定。
竞争的未来——更活跃的青年领袖 会比上一代更好吗？
总体来看，中国是一个被太多讨论的话题，但呈现的事实并不客观，立场并不充分。会后和阿斯彭战略小组的工作人员闲聊，她表示：“现在美国的整体情绪会比较防御性（defensive）一些，希望你不要太放在心上，也欢迎参加明年的夏季论坛”。
同时一位《外交政策》的编辑也安慰我，“华盛顿嘛气氛就是这样的，其他地方对中国可能不一样。”
如果说哪些内容给我留下正面的积极印象，反而是美国人对于新环境的灵活态度，包括国防部和军方都强调：要在新的人工智能环境下，加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让未来一代更好适应新技术环境下的安全竞争。
说到人力资本，笔者也见到了三十余位美国青年专家——他们都隶属于阿斯彭“崛起领袖”（rising leader)项目，比如白宫首席副国安顾问费恩（Jon Finer）就曾经是项目学员。
他们往往在白宫、国防部、国务院、空军学院、海岸警卫队、核心智库等要害部门任职，并有5年以上工作经验。在30-40岁的年纪，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视野与另辟蹊径的研究成果，比如如何与拉美重新接触、如何留住年轻多元化人才等等。
笔者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假设，可能在青年一代的决策思路会和老一代有所不同，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简短访谈了5位青年领袖，来自国务院年轻外交官Rowe表示，两代人会有区别，年轻外交官可能更渴望、更急切(eager)做出成绩。空军学院的Kelly认为，年轻人的特点就是不说大词或者特别宏观的表述，都比较具体生动。
这一点在与来自美国国防部国防创新委员会（DIB）的年轻人聊天时得到了验证，他在形容台湾议题擦枪走火的风险时，直接给我看了一张动图——APEC上拜登的座车差点压到了一名海军陆战队礼兵，幸好在关键时刻礼兵躲开了……
也有青年领袖表示，年轻一代往往会质疑一些习以为常的基本假设（fundamental assumption)，但是当我问起关于中国的基本假设是不是都对呢？他们表示，其实现在美国流行的很多关于中国的说法他们都很认同。不过他也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又补充道他们的选拔较为多元化，所以也常常就一些话题辩论得不可开交。
其实这些身居要职政策精英，多少给人一种疏离感，他们对于来自“最大威胁”的媒体人也难免警觉。
直到论坛结束后的酒会，我和一位来自海岸警卫队的黑人青年领袖攀谈，他提到自己也要在太平洋很多地点执勤。我想到之前新闻就调侃一句，“那是不是第七舰队太忙了，才害得你们这么累？”（此前第七舰队因为疲劳出现多起事故——作者注）他一下子明白了我的意思，连连大笑点头。
正在此时，一位怀孕的女性青年领袖Camilla过来祝酒，聊起她的孩子明年2月将要出生，现在在肚子里已经活泼得令她困扰，我们闲聊了好长一阵，这些个人话题也让人感觉，原来他们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刻板。
华盛顿这几天的天气并不好，论坛进行时波托马克河边阴翳欲雪，白宫巡逻直升机也不时轰鸣而过，增加了几丝压抑的气氛。但现场的讨论也并非如临大敌，嘉宾们还有心思开着玩笑，论坛结束之时，夕阳穿透云层，将整个华盛顿的天空染成金色。
希望Camilla的孩子未来能够在更光明的环境中成长，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