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调适之剖析

义乌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调适之剖析

葛壮，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本文属 2010 年全国社科重点项目（10AZJ002）的阶段性成果。
http://www.mesi.shisu.edu.cn/_upload/article/08/de/bb6e11144df3b7df7399783896ca/bfcb20d3-50c2-4ba8-b691-a0d1c7bed984.pdf

① 据统计，在义乌的阿拉伯人中，北非人居多，如以埃及人而言，在当地登记过的埃及企业就有 189 家，未登记但实际在经营的有 400 家。埃及人约有 500 人，其中 20 多人娶了中国妻子。

摘 要：在浙江义乌，绝大多数的外商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该群体除从商外，其实还面临着
文化上的调适问题。而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也有压力和难度。本文认为，汲取中国古代王朝曾经实行过的“蕃坊制”中的历史经验，以及吸收新加坡、日本等国在管理外籍穆斯林方面的做法，提供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配套措施，将有助于来华居住的阿拉伯穆斯林较快地完成文化上的调适。

 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号称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之地。近年来，义乌市声誉甚至远播海外，从世界各国来此地经商的外籍人士，多如过江之鲫。据当地相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持外国护照的流动人口全年已有 58 万之多，分别来自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与中国建交的有185 个。经过批准而设立的境外公司企业代表处有 3000 多家，来自中亚、西亚、东南亚、北非等20 多个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处，占其中一半左右，约 1500 家。在由外国商人及其家眷构成的庞大流动人口群体中，又以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居多。

从整个义乌市来看，常住且在市公安机关注册的中外穆斯林（包括西北各地来此谋生的国内各族群众）近 2 万人，而国外穆斯林就占了 60%左右。一方面，在宗教信仰背景相对其母国、甚至比我国的西北而言都要淡薄许多的义乌市，这个相对特殊的阿拉伯穆斯林社群在精神生活需求层面上还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他们的文化调适能力，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地政府现行的管理政策和相关措施是否到位，也是值得我们探索和反思的。自2011 年 3 月以来，笔者曾在专门的田野考察中通过友人的接洽，对当地一些阿拉伯外商进行了访谈，本文主要围绕目前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现状展开论述，尚祈识家教正。

一、外来商人的文化调适

自 2010 年底以来，接踵发生在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及埃及全国民众的大规模示威，导致了长期占据政坛统治宝座的强人——本•阿里与穆巴拉克等先后下台，嗣后利比亚内战的爆发，包括巴林、也门和叙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颉颃乃至到大规模的流血对抗，都让义乌的外商尤其是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多了一份对中东时局的牵挂和焦虑。

在义乌繁华路段上那些挂着阿拉伯穆斯林经营招牌的店铺里，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几乎清一色的是通过卫星电视接收的用阿拉伯语播放的时政快讯及新闻连续报道；也有的是反映阿拉伯世界民俗风情的文艺片或电视剧。我们在稠州北路上一家由来自约旦的青年老板莫罕奈德经营的“阿克萨”餐厅里，就看见迎面墙壁上张挂的大幅图片，正是全球穆斯林都敬仰的阿克萨清真寺。其实在义乌的阿拉伯商行或店铺里，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

除了在街头巷尾洋溢着相当浓郁的异邦文化气息之外，也能让人感受到留居义乌的外籍穆斯林牵挂千里之外家园的真挚情感。通过接触，我们了解到，但凡涉及对西亚北非局势的看法，无论是做物流的，还是开饭店的，几乎所有的阿拉伯穆斯林商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的生意明显受到来自中东局势动荡的负面影响；从义乌各家穆斯林外商经营的店铺、餐馆喜欢不停地播放着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同步新闻节目的情况来看，这也成为他们在第一时间获悉西亚北非各国讯息的最主要渠道。

总体而言，居住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尽管各自的背景、阶层都有差别，但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持正面的印象，评价相当高。有的甚至在几年来的打拼中，练就一口流利的汉语，成为地道的“中国通”。不过，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也遇到了一些实际的困难，如签证过于困难给外商的经营造成麻烦。绝大多数阿拉伯商人对签证的办理，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太不方便了。由于外商在华的商务签证存在着一定的时间限制，往往在他们生意运作刚刚有了一些进展，却不得不因为签证到期而重新花费精力去打理；同时因为国情有别，文化上的差异也客观存在，外商在办证时，往往会遇到许多不便因素。所有这些麻烦，都令义乌的外商们感到困惑和无奈，有的更是觉得不可理解。实际上，这些因素给他们造成了经济利益上的直接损害。

同时，阿拉伯穆斯林外商子女的阿文教育及其他的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方面主要是指在义乌当地，阿拉伯母语教育基本上处于匮乏状态，目前相关的学校配置，根本无法满足那些和家眷一起生活在义乌的阿拉伯穆斯林外商们的现实需求。他们为让子女受到和自己家乡孩子一样的母语教育，很希望能有教授阿拉伯语的专门学校，或者是在现有的学校里配备这方面的外籍教师。由于目前我国国内在这方面的配置还完全跟不上，同时在政策层面上也有相应的规定，故此，穆斯林外商们与当地教育管理机构之间的沟通始终没能获得进展。不少外商对此也无奈地表示，只能在孩子到了入学年龄时，将他们送回自己的国家。因为在中国，实在无法满足其子女教育上的需求。除此之外，其实还有文化深层次方面的考量。如有的阿拉伯外商虽说已经娶了中国妻子，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婿”，却依旧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义乌接触过来自约旦的青年莫罕奈德，他年届而立，来华居住已有多年，其妻为中国
籍汉族女子，原为安徽蚌埠人。莫罕自己数年前也已取得可定居在中国的正式资格，故相对其他在义乌的阿拉伯外商来说，他并不存在办理签证之虞。莫罕在义乌开了一家颇具规模的餐厅，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即便是“华化”程度达到如此之深的他，在与我们做深度访谈时，还是向我们表示等女儿长大些，即会立刻将她送回约旦老家。一是可以让孩子学到正宗的阿拉伯语，二是可以让孩子接触到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尤其是对女孩子而言，缺乏这方面的传统伊斯兰教礼俗的熏染，是作为家长的莫罕奈德无法接受的。

可见，穆斯林是非常看重对穆斯林女孩的启蒙教育的，让她们从小就知晓伊斯兰教教法及穆斯林妇女必须恪守的文化习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毕竟目前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义乌市，其相关宗教文化的氛围，比其母国要淡薄许多，难怪这些祖籍阿拉伯国家的外商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会做如此打算。

又如，义乌的外籍穆斯林在宗教上非常虔诚，每周五前来做主麻礼拜的穆斯林人数逾万。由于外籍穆斯林人数增长快，流动性大，且涉外性强，这使原本没有伊斯兰教场所的义乌，陡然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现有的位于义乌市江滨西路的义乌清真寺，其前身是当地一家弃置不用的丝绸厂仓库和厂房。因该清真寺存在安全隐患和空间有限等不足，当地相关部门正在积极修缮清真寺，以便更好地满足义乌穆斯林的宗教需求。

除此之外，对平时留居义乌的穆斯林行商坐贾而言，还有相关墓葬方面的要求，因为生命无常，一旦出现外商穆斯林本人或家人在义乌当地去世的状况，只能花昂贵的费用将遗体运回母国，这同时给依循伊斯兰教规定的速葬习俗带来了不便。因此，有的外商在与我们的交谈中就提到，是否可以允许他们在当地购买供土葬用的墓地，而这样的要求在当下显然是很棘手的问题。

我们以为，考虑到义乌城市情况的特殊性，上述外来阿拉伯穆斯林群体所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主要属于文化调适的范畴，由于不同国度的文化氛围截然不同，必然会造成类似的问题出现，而这些问题又都与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特别是该特殊群体大多来自域外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有着相互同声共气且彼此凝聚力强的特点。对我们来说，了解他们的文化心理，汲取包括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对胡贾番商的治理得失教训，以及目前其他国家对外籍穆斯林群体的管理经验，做好对阿拉伯穆斯林外商的管理以及包括伊斯兰教管理在内的各项工作，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二、有的放矢的应对措施

根据当地政府部门人员的相关介绍，目前情况是：一方面，义乌检察院现有编制 178 人，公安局现有编制 1200 人，当地民宗部门现有编制 12 人，而现在义乌的公安民警每人每年经手的案件数平均在 500 件左右；另一方面，有些外国人不是从义乌口岸入境的，来义乌后也不入住当地的宾馆，而是直接住到义乌的外商朋友家中，住不了几天就走了，所以义乌的境外流动人口数字很难统计。可见，现有的警力和政府有关部门所面临的社会管理压力和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从伊斯兰教内部管理而言，目前义乌清真寺内部管理人员共有 11 人，当地民宗部门负责伊斯兰教的专职人员有 3 人。按照相关人员介绍，目前义乌市政府已出资 800 万元用于清真寺的修缮，现在内部大殿等处的装修工作已经完成，相应的外部建筑修缮事宜也已接近尾声。针对上述情况，若从和谐社会的建设及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认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是完善对外服务工作。

在义乌当地，可以更多地开办专门为外商办理各种签证（经商用的 F 签证和工作用的 Z 签证等）的服务性机构。包括在特殊条件下提供诸如绿色通道之类的人性化、快捷式的服务措施，让外商无此之虞。根据我们得到的资讯，浙江省有关部门已着手组建相关的中介公司为外商提供办证方面的便利。

 二是开办各类阿语学校。

在义乌，有部分外国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姑娘结婚，更多的已在义乌市生子买房。①

应适当增设有教师资格的外籍教师执教的侨民子弟周末学校或阿文补习班，并加强教育主管部门对此类学校的服务与管理。

 三是加强对礼拜场所的服务与管理。

除了关注义乌唯一一家清真寺——义乌清真大寺的修缮改建外，还需加强对目前义乌一些外商公司或寓所内设置的临时礼拜场所的关注。在我们访问的一个来自毛里塔尼亚的外商家中，整幢楼房有三层高，其中就专门辟有一间为公司员工礼拜的房间。至少对哪些地段和住宅小区有这样的礼拜场所，有关部门要做到心中有数。

四是常与外商进行沟通。

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出面，联系外商穆斯林中具有社会影响的人士，以开座谈会、茶话会、晚餐会等形式，或直接上门访问，努力倾听其诉求，设法予以解决，或对外商有误解的地方进行解释，形成双向沟通的良性机制。

五是发挥友好外商作用。

加强与那些已和中国居民联姻或自身汉语相当娴熟的穆斯林外籍商人的联络，和他们保持更加紧密的友好关系，在其商业经营中，予以大力帮助，这将有助于了解义乌外商穆斯林群体中的信息和做好各项相关工作。

六是输送正规阿语人才。

根据现有的需要，为增进中外人士的沟通和了解，帮助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外商尽快地解决好文化调适问题，应当尽量发挥国内现有的正规阿语人才的培养与分配，将阿语专业的毕业生输送到义乌这样的城市里，以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在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媒体在介绍义乌小商品经济招徕大量国外商人云集于此地之现象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欧美来的外商放在前面介绍。对此，不少来到义乌经商的中外穆斯林认为，这种介绍与现实不符。因为在义乌，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商（华裔居多）占很小比例，绝大多数是来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新闻要取信于人，得对社会实情予以客观真实的报道。另外，兴建在建筑形制上拥有明显阿拉伯文化风格的高级清真饭店等，都将为义乌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力和文化魅力。

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众所周知，自唐初以降，从大食、波斯等地来到中国的胡贾番商，就麇集在长安或广州等地，唐王朝为便于管理，还推行了专门的“蕃坊制”，以因应这种特殊情况，从而对这些穆斯林侨民进行了有效地管理。如今，古时的“蕃坊制”显然不会重现于世，但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却值得今人汲取。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伊斯兰教还未完成本土化或中国化，并没有生根落叶，它还只是侨民宗教。唐武宗灭佛时，那些流布于波斯、中亚一带地区，并传入华夏，在唐朝颇受统治者礼遇的外来宗教如祆教（又叫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景教（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等，最终难免池鱼之殃，和佛教同遭禁止。

史载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七月，在佛教被“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1]606 的同时，这些在中土传习的外来宗教共有僧侣二千余人，也被勒令还俗。可偏偏是穆斯林这样的对外不传教、而且相对很封闭的社群，却能让自己信仰的伊斯兰教躲过历史一劫。这些史实可以从后来抵达广州，亲眼目睹广州蕃坊实况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著作里得到印证。

 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时曾到过唐代外商云集的广州，在其游记中作过如下描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处有回教掌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于广州，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终讲时，辄与祈愿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依《古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故伊拉克商人来此方者，皆颂声载道也……中国至是时，仍无一人信回教者。”[2]201

 事实上，武宗灭佛后次年即告驾崩，宣宗上台后立刻改变国策，又下敕恢复了佛教，但祆教、景教和摩尼教等宗教却都一蹶不振，毕竟它们不像佛教那样根基扎实，势力雄厚，其中祆教在中国的流传，到南宋后就不再见于史籍；景教更因这次灭顶之灾，竟在中国内地无法存身；摩尼教虽于五代、北宋时，在民间还有些影响，终究也是元气大伤，以后传到江南等地，由于更加汉化，且又走上了秘密结社的发展路子，更多的是与历代多次农民起义搅和在一起，已非其宗教文化之原貌。

反观当时在华的伊斯兰教及外来穆斯林生活状况，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 抵达广州，距会昌废佛只有几年时间，可在苏莱曼眼中，至少在大量外来穆斯林聚居的广州一地，传入中华已有 200 年左右的伊斯兰教，似乎毫无半点刚刚遭受过劫难的痕迹，当地穆斯林社区中的宗教生活，相当有序顺畅，以致让来华做生意的异国商贾“颂声载道”。作为一个外国商人，无需在自己的游记中对别国政府大加溢美之辞，上述描写，当属较为客观的记载。其实，上述这段文字还清楚地表明了伊斯兰教在当时的中国，纯属“侨民宗教”，全然不与中国本地民众发生任何关联，这也正是伊斯兰教作为域外宗教文化，却不被取缔的奥秘所在。

曾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但该国移民社会的特质也很明显。

这里有不同民族和宗教场所，其中有一条非常特殊的“阿拉伯街”，其文化特色之鲜明，令外埠游客印象深刻。笔者曾于 2009 年开斋节的当晚，徜徉在这条街上，除了入夜后在街上依然可见的正在抽水烟的人们身影外，那街角上矗立的清真寺，紧挨着的各种标有阿拉伯国家或土耳其店名的铺子，都全方位地营造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可以想见，这对来自异国他乡的穆斯林而言，其心理上产生的亲切感，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我们再来借鉴一下外籍穆斯林在日本的生活状况，或许亦能有所启发。日本是奉行传统宗教神道教的国家，历史上佛教和基督教传入后，形成三大宗教共存的局面。19～20 世纪时，主流宗教中先后衍生出不少新兴宗教，加上普通民众生活中也保留着的各种民间信仰，是故其国的宗教信仰层面上呈现的是一巨大而又庞杂的混合体，支撑着日本各群体民众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要。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之一的伊斯兰教，在日本却影响较弱，相关的伊斯兰教社会团体多由外来侨民社群构成。

目前在日外国穆斯林主要分三波流入，第一波是在 1985 年日本泡沫经济景气时，南亚各国的穆斯林作为劳动力流入；第二波是在 1990 年泡沫经济崩溃，两伊战争（1980～1988 年）也已结束，有大批伊朗裔穆斯林劳动者流入；第三波是 1995 年，有大批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劳动者流入；另外还有来自伊斯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等。目前在日本的 200 多万外国人中，穆斯林人数不到 10万，所占比例相当小。但各地的清真寺已经颇具规模，在当今日本的宗教信仰文化中，伊斯兰教也已占有一席之地。[3]

随着在日留居的外籍穆斯林群体的不断扩大，相应的社会功能需求也自然呈现于世，清真食品、儿童教育、葬礼和宗教礼拜设施的完善等等，而外籍穆斯林移民彼此团结互助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于日本各地的清真寺，就是这张无形网络的最主要连接点。

不过，日本社会亦有无法吸纳或消化的问题，如穆斯林坚持反对火葬而选择土葬，可日本几乎不具备供归真的穆斯林入土安葬的陵园墓地。从位于东京都府中市的多磨陵园（建于 1923 年）外国人墓区
来看，它基本上已处于饱和状态；而山梨县盐山市（现已并入 2005 年成立的甲州市）的伊斯兰陵园建成于 1969 年，是首座日本裔穆斯林的专用墓地；还有兵库县神户市立外国人墓地（1961 年正式开园），这里有日本最早的神户清真寺（1935 年建立），该墓地所埋葬的约 2500 个外国穆斯林都是明治以来与日本关系渊源较深者，一般的外国穆斯林是没有在此安葬资格的。[4]

因此，外籍穆斯林社群虽说利用内部的资源整合及动员，但他们在日本各地寻找可建新墓地的要求还是到处碰壁。这在 2010 年 10 月 18 日的《朝日新闻》电子版上也有反映，据说当下日本穆斯林的土葬之地只有山梨县甲州市和北海道余市町这两处，而“9·11”事件使世人对穆斯林的偏见加深，再加上日本本身根深蒂固的反土葬情绪，令外籍穆斯林想在枥木县足利市再购地造墓的想法遭到强烈反对，抗议的告示牌插满了日本伊斯兰文化中心购买下来准备造墓的地方。[5]由此可见，日本社会在土葬方面还是不宽容的，但这也并没有消磨掉外籍穆斯林社团在此方面的不懈努力。

2010 年 3 月，东京早稻田大学召开第二届清真寺代表大会，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如何解决墓地不足的问题。[6]这些情况虽说暴露出外籍穆斯林群体在日本遭遇到同样的文化窘境，但毕竟还是朝着不断解决问题的方向努力，如驻日的沙特大使代表日本的伊斯兰中心，一直坚持做大量关于墓地问题的工作；另如日本的穆斯林子女教育问题、政府与地方民众自治团体在多民族共生社会发展中的应对措施等，也都有了一定的起色，至少各方对这些社会问题相当重视，也有利于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①

四、结语

常言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许唐宋旧日的蕃坊制已经无法在今天的神州赤县得到克隆，但往昔封建王朝的管理模式却可提供历史的经验；域外异国的外籍穆斯林问题虽不尽相同，各所在国不同的解决之道也难以照搬复制，可伊斯兰文化场域的内在精髓及外在的标识，却有着根本的共通之处。

今天，留居义乌的阿拉伯商人社群，固然不可与古代的广州侨民社区同日而语，但二者仍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若是取法于唐时管理外侨之道以及上述各国对待外籍穆斯林的举措，向其提供一个对外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加之特殊的街区和配套的文化措施，可令其有宾至如归的居家享受，还能使来华的各国阿拉伯商人们较快地完成文化调适过程。同时，尽量不去回避或搁置面临的问题，而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所作为地去设法解决问题，也是相关部门应该持有的立场。我们相信，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文化调适期中完成的各种磨合，会让义乌这座城市中出现今天的“新蕃坊”和中华版的“阿拉伯街”。

[ 参考文献 ]
[1] 刘昫,等.旧唐书·武宗本纪（第 2 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2]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 2 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3] 日本伊斯兰主页：伊斯兰便利账[EB/OL]. [2010-09-15].http://www2.dokidoki.ne.jp/islam/benri/benriindex.htm.
[4] 樋口裕二.从埋葬状况考察在日穆斯林社区[M].东京：日本成城大学出版社，2005.

① 本文提到的有关在日居住的外籍穆斯林情况，材料系由东华大学讲师黄洁女士翻译和提供帮助，特此说明并表示感谢。

[大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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