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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会友
虽然距离基辛格离开政坛已有近半个世纪，但他仍是美国最著名的现实主义学派政治专家之一，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在涉及中美关系领域，他更是中美政界沟通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鲜有人知的是，基辛格其实并不是根正苗红的“美国人”，他于1923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并在纳粹政府上台后举家逃亡美国。在完成高中学业后，他加入了美国第84步兵师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以其德语特长而得以“重返德国”，还因在反情报部队追查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的成绩获得了铜星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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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基辛格）
二战结束后，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一口气从学士读到了博士，并留在该校担任教员，但他的抱负显然不仅于此。随后，基辛格开始担任诸多著名的智库和政治家的顾问，并最终在1969年成为了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而那时，他已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理论家”之一。
基辛格是国际关系领域著名的现实主义政策支持者，而他借助这一理论基础取得了两个重大政治成就，其一是众所周知的美苏关系缓和与军控谈判，其二就是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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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与基辛格）
早年的基辛格实际上对中国并不感兴趣，但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尼克松总统对建设中美关系的兴趣，基辛格开始逐渐对中美关系加以关注。
在1971年，基辛格连续两次秘密或公开地访问了中国，受到了中方的热情接待，他也成为自新中国成立后，踏上中国领土的第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基辛格的两次访问增强了中美之间加强沟通、修复关系的互信基础，搭建起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为尼克松1972年对中国的开创性访问铺平了道路。可以说，基辛格的行动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破冰”，在中美外交史上堪称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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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为基辛格夹菜）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有着客观、理性且友善的正确认知，在其长达十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为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升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4个月前的7月份，基辛格还以百岁高龄访问中国，受到了中方的热情接待。
中方对此明确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老朋友（指基辛格）以及你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中方还表示，基辛格的行动造福了两国，也改变了世界。对于一个外国政治家，中方是鲜少给予如此高规格的评价的，这也侧面看出中方对基辛格的尊重和敬佩。也因此，中国人民普遍对基辛格——这个犹太美国人充满了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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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与王毅）
当前中美关系正受到美国极化政治趋势的严峻考验，中方也明确表示，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的智慧，与尼克松的勇气”，这显然是在呼吁当前的美国政府能够像当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的那样，正确、理性地看待中美关系，不要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
虽然基辛格已经辞世，但他留下的宝贵政治理论遗产不会消失，他为中美关系做出的巨大贡献也不会被人遗忘。我们期待，能够继承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将再次出现，中美关系的未来也不会是“零和博弈”“两极对抗”，而是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基辛格逝世，他给这动荡的世界留下了什么
2023-11-30 13:26| 来源：南风窗
一段传奇落幕了，纽约(专题)时间11月29日晚，基辛格咨询公司发布声明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
另据美媒报道，基辛格去世时是在他康涅狄格州的家中。
基辛格眼光犀利，有“中国人民老朋友之称”，为中美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务卿，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重大，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基辛格的经历足够传奇。
他是德国犹太难民的儿子，是在二战中打回德国的美国军人、战后的哈佛大学教授；作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国务卿，基辛格还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
著名记者法拉奇曾说，詹姆斯·邦德往基辛格身边一站，都会显得索然无味。“邦德会开枪，会格斗，会从飞驰的汽车上一跃而下。他一样都不会，但是他会建议开战，会促成停战，自诩能改变世界命运，他也的确改变了世界命运。”
在1969年至1977年的八年间，基辛格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任要职，收获了中美和解、越战停火、美苏缓和等举世瞩目的外交成果。
那时，他以近乎自嘲的语气说出名言：“下星期不可能有危机，因为我的日程已经排满了。”
基辛格的政治影响力，在福特任内后期有所消退。
卸任国务卿后，他在纽约成立跨国咨询公司，继续和试图塑造这个世界的人打交道，他也曾被多任美国总统邀请到白宫会面。
临近期颐之年，基辛格已接受过不止一次心脏手术，也被听力退化、单眼失明等问题困扰，但他并没有打算做一个隐退至历史课本的政治家。他工作到了最后。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69年，白宫。总统就职典礼过后，理查德·尼克松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思考着一个可以巩固其政治遗产的计划。
随即，他拨通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电话，并交给了后者一项在当时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外交任务——和中国交朋友。
想在美苏冷战、中美对峙的形势下与中国实现和解，并不容易。1971年7月，基辛格终于将一册代号为“波罗”的黑皮书送上了尼克松的办公桌。
这本厚厚的汇编书，假借昔日造访东方的欧洲人马可·波罗之名，概述了基辛格将在访问巴基斯坦时秘密飞往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谈的计划。
“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只有在那时候，人们才回到童年，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异常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作为多年来首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高官，基辛格这样描述他乘飞机穿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心情。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与周恩来前后共进行了17个小时的会谈，双方成功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共识。
对此，周恩来曾评价：“中美两国的关系在中断22年之后，就要揭开新的一章……当然，一定要有一个人作为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尼克松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基辛格帮他完成的与中国的外交，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尼克松访华纪录片》第5集：《基辛格会见周恩来》
中国对于基辛格来说，很快就不再神秘。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他出访中国80余次，与历代中国最高领导层保持着密切互动，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也堪称西方最重要的中国对话者，于2012年出版了著作《论中国》。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私营企业，都纷纷向他咨询一个问题：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1972年尼克松访华
对此，基辛格从未忽视中美所走过的并行道路可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双方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生决定性竞争。“今天他们为了本身的利益很精明地决心与我们合作，但到了那一天，他们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精明才干与我们对抗。”
但无论如何，他仍然将促成中美和解视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情之一：“我和一位伟人一起努力，在顷刻之间就跨过了意识形态的重重障碍，虽然从无情的历史角度衡量，这只是短暂的片刻。”
“这场游戏的名称就叫均势”
国际关系研究中有两个经典的学派：现实主义学派与理想主义学派。前者以国家利益为先导，核心是权力政治；后者则强调道德与价值观的作用，主张建立一种国际秩序。
它们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交织体现。曾任《时代》杂志主编的沃尔特·艾萨克森认为：“基辛格属于极少数一手打造美国外交的现实主义者。”
基辛格“否定道义外交、强调利益目标”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在中美和解谈判中得到了典型体现。
他认为中美两国的接近，并不是由于“抽象的善良愿望”或是“我同周恩来的私人友谊”，归根结底是因为“双方有共同利益”。
周恩来总理会见基辛格博士
从结果来看，通过与潜力巨大的中国建立联系，美国成功地将两极对峙的世界转化为了三角关系，确保了自己的战略利益。
“这场游戏的名称就叫均势。”基辛格表示。
基辛格是少有的在智力与权力世界都曾达到顶峰的人。早在1954年完成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他就高度赞赏19世纪欧洲外交家们构建的“均势”结构。
为其立传的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表示，即便基辛格没有从政，他的传记仍然值得一写，因为在1969年以前，他就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理论家之一。
均势，在外交术语中也称“均衡政策”，其实质是为了利益，互相利用，分而治之，以取得对自身有利的相对均衡状态。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基辛格先后在尼克松与福特政府任职时，美国恰好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态势。
对于基辛格来说，均势既是他理解现代世界秩序史的主轴，也是其政治实践和外交努力的目标之一。
在当时，如何结束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是美国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
随着苏联实力上升，美国在两极对抗中逐渐失去优势，中苏矛盾也变得尖锐。
与此同时，盟友西欧与日本(专题)随着经济实力上升，开始寻求更多的政治独立性。
可以说，当时全球的“政治多极化”趋势愈演愈烈，美国的国际地位受到空前挑战。
基辛格上任后，便开始利用对手的力量和影响，来创造有利于己方的均势，“就像日本的柔道一样，利用对手的重量顺势把它推到我们希望的方向去”。
尼克松的成功访华给苏联造成压力，以至于后者不得不在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谈判问题上作出让步，美苏关系实现缓和，达成了“核均势”。
同时，中美的接近也使得日本在与美国的竞争中收敛不少。在中苏的杠杆（电视剧）力作用下，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奖。
1974年前后，尼克松总统深陷水门事件泥潭，基辛格在中东的“穿梭外交”更为醒目。他奔赴以色列(专题)20次，去埃及和叙利亚等国19次，使埃以和叙以达成了脱离第四次中东战争状态的协议。
此举缓和了中东地区的危机，也使美国在中东的威望有所提高，遏制了苏联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另一方面，他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也曾受人诟病。有人指责他是美国历来掌权者中“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他的外交是“踩钢丝表演”，也有人指控他犯下“战争罪”。
在尼克松1974年8月辞职下台后，福特提名基辛格的昔日恩主、纽约州前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做副总统，后来又任用拉姆斯菲尔德为国防部长，老布什为中情局局长，切尼为白宫幕僚长，斯考克罗夫特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这样，基辛格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
1977年1月，提倡“人权外交”的民主党人卡特上台，基辛格的外交遗产受到冲击，但没有被完全抛弃。在离任时，基辛格获得了由福特总统授予的“总统自由勋章”，并被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两年后，中美正式建交，基辛格的外交遗产在太平洋彼岸被铭记。
如今，全球政治又处于向新的多极化格局演进的时期，充满动荡和未知，基辛格理解问题的方式和强调大国之间势力均衡的理论，或许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一位政治家的晚年
“大多数国务卿在卸任时名声大噪。但我敢说，亨利·基辛格今天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可能比他离开白宫时更高……他是全球外交的代名词。”斯考克罗夫特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前同事。
的确，以基辛格百岁之龄在全球事务中的活跃度，人们几乎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已离任40多年的百岁老人。
人生晚年，他的政治生命仍然鲜活，丝毫没有许多昔日权势人物晚年的悲伤与无目标感。
2023年5月26日，基辛格百岁生日前，刚刚履新的中国驻美大使谢锋看望基辛格
今年5月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基辛格被问道：“博士，如果让你的助手在这儿拿起电话打给北京和莫斯科，会有人接听吗？”“很有可能。”他回答道。
作为最多产的美国前国务卿之一，基辛格还通过撰写论文、发表演讲和出版著作，对美国的外交事务产生影响。
在迈向100岁生日之际，这位冷战外交的元老对世界现状仍然很感兴趣。“我研究我认为重要的问题，即在极端危险和复杂的条件下发展世界秩序，这就是我还在活动的目的。”他说。
2023年1月，基辛格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谈到了中美关系。
基辛格认为，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美国都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他最近表示，“双方都相信另一方代表着战略危险”，因而中美必须学会共处，通过就重大问题进行严肃对话来避免战争灾难。
在99岁生日后不久，基辛格出版了新书《领导力》，对与其熟识的六位领导人及其世界战略展开论述，强调了外交政策、国内结构和领导素质的关联。
充满神秘与风险的人工智能革命，是吸引百岁基辛格的最新议题。早在2021年，基辛格就与两位合著者联名出版了新书《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今年2月，他发表文章阐述了对ChatGPT的看法。
基辛格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从未经历过的哲学和实践挑战，可能会干扰技术先进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决策，也可能导致两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发生倾斜。
“长寿非我刻意求之，不过我欣然接受。”基辛格说，“我想我长寿的秘诀是，我有幸做一些我着迷的事情，不必为五斗米为之，我可以参与其中。我还没有退休，也不打算退休。”
如今，一个时代随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