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孔子学院美国中心和世界事务委员会华盛顿特区分会共同录制了“中美国际教育电视论坛”节目，邀请开办孔子学院的美国高校校长及美国社会知名人士对话，就全球教育和中美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性进行探讨。本期，我们为大家推出丹·牟德对话查斯·弗里曼的访谈。
丹·牟德(Dan Mote)博士
丹·牟德(Dan Mote)博士是美国国家工程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院长、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前校长。
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4年在马里兰大学成立，成功运转至今。十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孔子学院总部的高级顾问，指导全球教育网络的发展。牟德博士在促进中美两国教育和学术交流方面的远见和成就得到了高度认可。
查斯·弗里曼
查斯·弗里曼大使是美中双边关系的开拓者和终生贡献者。他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国际外交官，曾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此外，他还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历史性访华的首席译员。
现在，让我们和嘉宾一起开启这次重要的访谈。
访谈实录
Q
丹·牟德：弗里曼大使，据我所知20世纪60年代，中国非常动荡，那个时期的中国对西方文化来说似乎并不是特别有吸引力。我想知道您当时为什么决定学中文?
A
查斯·弗里曼：当时就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要知道，当时美国和中国没有建立任何关系。所以，对于您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我学中文是始于对知识的好奇。我当时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却不想当律师。我去了魏德纳图书馆，开始阅读世界各地的历史，读到中国时为之着迷。我开始思考全球格局以及我愿追随一生的事业。当时中苏存在分歧，显而易见，中美两国不可能一直无沟通。我想若是能亲眼见证两国建交会很有趣。
我知道学好中文是一项终身任务。因此在我开始学中文前，我想确定外交是否适合我。所以，当我1965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时，我要求派我去任何毗邻中国的地方，但印度除外，事与愿违，我恰好被派往印度，在那我学了泰米尔语，现在却忘得一干二净了。最后我学习了中文，而且学得很好。这就是我开始学中文的原委。
Q
丹·牟德：很多正在观看这个节目的人都是学生和各种交流项目的留学生。这里有一个大家都想问的问题，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和留学项目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两国间的相互了解？
A
查斯·弗里曼：我认为，中美在相互理解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而现在美国人去中国，也比前几代人准备更充分。他们的汉语说得更好了，也更了解中国社会。
虽然有时过度专业化的美国大学体系对此有所欠缺，但是我认为通过双方交流以及文化交换项目，我们对彼此的了解大大增加。
我们正在建立联系，稳定关系。即使当我们有政治或其他分歧时，基础结构仍然存在，这样双边关系坚韧而富有弹性。
Q
丹·牟德：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丰富多彩、文化多样、相互联系的世界里，你对中美促进全球教育发展有什么建议吗？
A
查斯·弗里曼：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两国已经在全球教育方面做了很多贡献。赴美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其他回到中国的人才，对中国发展做出了贡献。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进步，美国也有可能从中获益匪浅。从广义上讲，中国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它有着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并在国际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
了解中国意义重大，而全球教育项目也在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因此，我们在处理与中国的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会更加自如。当然，中国也会和我们一起进步。
Q
丹·牟德：您如何评价目前的中美双边关系？您有什么可以通过人文交流来增近两国关系的建议吗？
A
查斯·弗里曼：我这方面的经历有很多。正如我说过，我曾任命于美国政府，负责美中关系。当时正是中美建交早期。可以说我基本了解一切。我亲自参加了36项条约和协定的谈判，其目标是在关系正常化后的五年内，实现相互隔离的20年内两国原本应该建立的关系。那时，我们可以预知两国关系变化。而现在，双边关系复杂多面，深度广度令人难以想象，没有人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两国经济高度相互依存，存在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两国试图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来努力改善关系，我极其支持这一目标。政治上，两国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也在许多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是，我们已经学会如何搁置分歧，专注于我们能够达成一致并进行合作的领域。很遗憾我们在军事领域的关系日益对抗紧张。我认为这没必要。但这是既成事实，要小心处理。
孔子学院在美国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我认为这是一种回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想更多地了解中国。我多年的经验证明，尽管美国人和中国人在意识形态和其他方面存在差异，但我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很好。我们合得来。
总的来说，我们的确喜欢彼此。随着我们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在处理彼此间的问题上也变得更加有效。回到我开始时说的经济关系，这是很多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做生意需要理解生意伙伴的观点，你不必认同他们的观点，但彼此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相互信任基本上依赖于了解对方及自己的利益，并确保二者一致。
所以，我们在扩大教育、文化交流和活动方面共同做出的努力，直接支持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缓解军事紧张局势，那将是因为我们在教育和文化交流领域所做的工作。
Q
丹·牟德：美国的孔子学院教授汉语，旨在唤醒跨文化意识，提供全球教育。您认为这一倡议重要吗？
A
查斯·弗里曼：我认为这是为满足当下的迫切需求。我确实认为这很重要。这些孔子学院在海外发展壮大，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很希望看到美国向孔子学院学习。我们独树一帜，人们似乎对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感到非常困惑（指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如果我们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来帮助外国人，我们也能更好地了解自身。
Q
丹·牟德：这就引出了一个我考虑已久的问题，和国外包括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孔子学院有关，也和中国政府有联系。对我来说，非常有趣且非常复杂的是，遍布美国的110所孔子学院都是在所在大学的文化中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它们所在的大学需要它们，它们也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同时，孔子学院还服务于当地社区。事实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如此。然后我们有了总部，就是北京的国家汉办，当然汉办的建立以发扬中国文化等为宗旨。
A
查斯·弗里曼：我认为，这个机构本身是好的，我个人希望，双方尊重彼此的文化和主权，待之以礼，受之以敬，不故意侮辱对方。
高端论坛 | 丹·牟德对话查斯·弗里曼：全球教育和中美人文交流重要性（下篇）
昨天，我们推出了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长丹·牟德博士和查斯·弗里曼大使有关全球教育和中美两国人文交流的对谈（上篇）。今天，让我们一起品读，两位重要人物对中美教育人文交流方面还有哪些独到的观点。
访谈实录
Q
丹·牟德：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如今中美学生在为全球化职业生涯做准备时，您有什么建议吗？
A
查斯·弗里曼：对于中美留学生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走出同胞小群体。我在布朗大学教书，那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他们中最成功的是那些完全参与到大学活动中的人。而最不成功的是只和中国同胞在一起的人。所以，不管你是学医学，工程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还是其他学科，我希望中国留学生能花时间好好利用自己留学美国的时光。
你们身边有很多美国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都很友好，很多人会因为认识你们而受益。如果你们主动和他们接触，你们会帮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人、尊重中国人。
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也是如此。我希望他们不要总是跟同胞同学在一起，而不是跟中国同学或大学校园的其他同学一起。这将是巨大的资源浪费。
关于语言学习，我只想说一点。因为出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习得一门外语。你们需要沉浸式学习。要学习一门语言，你必须具备几个特点。首先，你必须愿意出丑，这不可避免，尤其是在学习汉语这样抑扬顿挫的语言过程中。你会犯错，说一些非常荒谬的话，人们会笑话你，你也只能自嘲。
第二，你需要沉浸其中。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在学习汉语时就完全“放弃”英语。我这样坚持了一年半。我的三个孩子也受过将《魔戒》全部翻译为中文的磨练。因为他们将就读于中国学校，所以在他们睡觉前，我们习惯大声朗读。托尔金的全部作品被译过，他们中有人告诉我，这经历并不坏。
只呆在教室里是学不到所有知识的。你从出国留学经历中学到的并不是那些专业知识——你在国内就能学到——但你只有在国外才能收获跨国友谊，体验与众不同的环境和令人兴奋的差异。
Q
丹·牟德：您建议学生们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看看吗？
A
查斯·弗里曼：我一直认为，理论上讲，下乡是一个好主意。也就是说，让人们远离办公室——离开他们的大学，和真实的民众待在一起。但是，后来我学到的越多，我就越意识到很多民众并没有因为学生下乡到他们那儿而感到高兴，所以这可能有点过头了。但是，不可否认，旅行很重要。与人交谈很重要。
你们都知道，我从事外交。记得我作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公使时，负责大使馆事务。大使馆内有个政治顾问，为他工作的大约有10人。如果他看到有人坐在大使馆内看报纸或无所事事，他就会说“出去！如果你没有约见中国政府或商界人士，那就去公园坐坐。与人交谈。你完全可以在华盛顿读那份报纸，而自身增值来自于你的实践经验。”我认为对外交官来说，那是个很好的建议。对学生来说也是如此。
Q
丹·牟德：作为大使和外交官，您有什么建议可以让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支持这些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吗？这一整体结构可能提供什么中心价值？
A
查斯·弗里曼：实际上，我认为孔子学院美国中心的优势在于其分散性。我对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不够熟悉，所以还不足以提出具体建议。但是，我认为，权力下放很好。它允许实验和多样性，防止过度统一。所以，我更喜欢这些中心的发展方式。
Q
丹·牟德：是的，它们确实很棒，并且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可能通过孔子学院来美国参观访问。美国各地孔子学院的学生有机会访问中国，参观不同的地方，作为一种切入点便可以实现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不仅仅是管理这些机构，并为它们规划服务。
美国中心还能为孔子学院代言。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当政府、其他报纸或其他组织想要了解孔子学院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和谁联系。他们只能联系询问认识的中国人，他们得到的信息几乎是随机的。但是现在他们可以打电话给美国中心，那样的话，美国中心可以代表整个项目给出回应。所以我认为这很有用。
A
查斯·弗里曼：是的，这听起来是一个核心职能：确定最佳做法，传播信息，作为代表，美国中心确实非常有价值。事实上，因为它是一个美国的机构团体，它还应该服务于当地社区。
Q
丹·牟德：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对于美国的孔子学院来说，您在语言沉浸、文化意识、全球教育项目的开发潜力等方面有什么建议？对于可能还没发展规划的单个学院来说，您有哪些建议?
A
查斯·弗里曼：我唯一要说的是，中国的寄宿项目在中美人文交流领域中很重要。我有两个孙子学过汉语，他们初中时曾去过中国，寄宿在中国家庭，并参加旅行。我认为这一经历会影响他们一生。所以我认为孔子学院得到中美两国的支持，加强桥梁职能，那会很有益。
Q
丹·牟德：您了解孔子课堂吧，现在已经有几百个了。马里兰大学附近有一所六年制学校，它的校长想为学校开设一个孔子课堂。汉办对此非常支持，派老师到那里任课。汉语英语学习交互进行。课堂开设美国历史、数学等6个级别的课程，一半用汉语教授，一半用英语教授。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学生的考试成绩都上升了，这让全县都感到惊讶。
这所学校也对此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本以为同时学习汉语和英语，使用两种不同语言授课会很难。他们从来没弄明白，为什么学生的考试分数都提高了，但确切的说，学生们之所以能继续学习，可能是因为他们必须集中精力学习汉语。
随后，整个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30所学校的校长到中国访问一个星期，他们去了曲阜——孔子的故乡，了解汉语、中国教育，认识中国人。在那个周末，我在汉办看到了他们，他们说对他们个人，这是改变一生的经历。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他们之前甚至不确定是否愿意参加，但是他们在这次文化交流中获得了许多体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真的很棒。任何项目都无法比拟。也许你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类似项目，但我不能。
A
查斯·弗里曼：我认为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绝佳机会，在这方面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做得越多越好。
有趣的是，中国和美国人天生友好，美国向来欢迎外国人，并且我发现中国人在美国也很受欢迎。所以这个孔子学院项目奏效且有价值。
语言学习还有其他的方法，我想说其中之一就是家庭传统。我的家人，可以追溯到五代人。周二和周四，我们会在餐桌上说外语。我祖父那一代，他们说德语，德语代表科学技术。我母亲那一代，她周二说法语，周四说西班牙语。我孩子这代，他们周二和周四说汉语。所以事实上，如果父母参与进来，可以帮助孩子们有个好的开始，并抢占先机。
Q
丹·牟德：我很高兴我去了中国，并与中国人谈论教育，我发现中国人对美国的教育制度特别感兴趣。事实上，他们喜欢观念创新和独立思考，但他们的儒家文化要求避免极端，保持中庸，不过界。为了与他人相处，个人需要妥协。
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一个问题，而美国的教育制度与其互补。在美国，你需要跨出边界。如果你想要创新，你必须跨出边界；你保持中庸就不能创新，你的领域必须无边界。
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正在为个人如何在和谐社会中保持中庸，同时又能在创新社会跨出边界而苦苦挣扎。就此，我跟许多资深人士谈过，他们都说“但是，我们的创新必须要有中国特色”，那是所有创新的根本所在。
A
查斯·弗里曼：您提到的这种矛盾，在每个社会中都有这种情况，我认为中国也不例外。我认为中国正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当你评判制度，比如法律制度，你有时会发现法律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
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社会中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我举一个日本家庭法的例子。日语将德国民法典译成日语。在德国，当一对夫妇离婚时，在法官的监督下，有强制调解期。所以在日本，在法官监督下，也有强制调解期。在德国，调解人的目的是调和，使双方重归于好。但在日本，目的却是加速分离，使分离顺利进行。同样的法律，同样的语言，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每一种都在各自的语境中有效。
所以我认为，作为社会中的人类，在全球社会中，我们需要意识到其他价值观，它们值得尊重。我们不能强迫别人和我们一样。事实上，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差异而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