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回忆之十二

那荒年，文革期间的人们戒心很重，许多成人借此机会可以报私仇，甚至手打脚踢自己以前的领导。青少年小孩子则普遍戾气很重。动辄就要老拳相向。打架往往不是因为什么大事，也就是多看了对方一眼而已，就足以引发群架打斗。

我记得最大一次的众人殴打一个人就发生在一天夜里，有几个初中生来找我，命令我去罗安民家把他骗出来，他们要教训他。那个时候罗安民还住在闫家大院，风声不好一般晚上不出门。我当然不愿意，但是如果我不去把罗安民骗出来的话，那么他们就要痛揍我一顿！迫于恐惧的压力，我答应了这个任务。这些初中生就开始做好准备，四处去找尖头皮鞋，我记得乙栋三楼我家隔壁再隔壁的祝家，他爹喜欢尖头皮鞋，而且，人又不在家，就被几个中学生借用。那时候，我们半大小孩，必须要有大孩子罩着，才有安全，所以，一般都会尽量满足大孩子的要求，以获其宠。那天晚上，我去了闫家大院，找到了罗安民，他在闫家大院对外开放后，已经搬到大院靠墙的小平房住，这里早先是供给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居住的。怎样骗他的不记得了，总之是他当真相信我，跟我离开了闫家大院，我二人来到了水池平台，黑夜之中，也能看见发白的平台之上，黑压压的人群，罗安民立刻意识到危险，但为时已晚，有人上来搂住了他，貌似很友好的样子，接下来就推倒了他，顿时只见一只只穿着尖头皮鞋的脚，向着躺在地上的罗安民身上踢去，罗安民发出来惨叫声。我感觉是莫名其妙的这些初中生，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罗安民家父母官大？级别没有罗安民父母的高？以前受制于罗安民父母？总之，有一种阴暗的心理报复的心情参杂其中，现在，罗安民家父母一文不名，所以就要打他来泄愤？想想吧？要是过去文革前，谁人胆敢动罗安民一根毫毛？哪怕他岁数再大，功夫再高。现在，罗安民成了孤儿，犹如落水狗，被人痛打。但是，这些初中生又不敢白天动手，还是惧怕被罗安民认出都有谁，所以，选在晚上，典型的黑打。当中，不乏踢错了人踢到自己人，疼得来跑到一边，抱着脚直跳，直抽冷气，又不敢出声。我当时吓到腿软，跑都跑不动。后来，以为罗安民要被打死了，才想起去找罗安民的姨妈，也就是他家阿姨，这个四川口音的姨妈，情急之中操起门背后的拖把，挥舞着冲向了水井平台。闻其声，这些中学生才一阵风似的溜了。黑暗中的罗安民就这样被打到声嘶力竭，皮泡脸肿，事后，我去见罗安民想要解释，结果，他说他知道有些人想要整他，无非是时间问题。后来据说他就是因为正处于发育期，遭到这次的毒打而再也长不高了。自从他家搬走后，我们就不怎么联系了。只知道文革后，他考上了昆明工学院，后来，他姨妈也就是闫红彦夫人，获得解放，落实了政策，放出话来要报复迫害闫红彦和她的人，也就是造反派喽！所以，中央就把她调离昆明安排在她的原籍四川，做了省政协主席。罗安民就转学了。后来在85年，他突然回到了昆明，当上了省电子工业局局长。我还去他办公室拜访过他。再后来，据说前往缅甸深入不毛谈一笔军火生意，突然不知所踪，成为悬案！

还有一个被欺负的孩子就是刘可可，他爸是刘明辉，文革前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刘可可因为小时候害病，弄错了药还是药物过敏，成为了脑残，思维永远定格在了八九岁。文革前因为家里保护得好，没有出门机会。文革了，刘明辉被批斗，他老婆作为“七仙姑”之一，也被批斗，没有人管的刘可可就天天出门玩，别看他身形样貌都是小学六年级生，可他八九岁的天性就是到处找小伴玩，小孩子都是势利眼，一旦发现这是个”人大老草包“，没有不欺负他的，经常把他关在乙栋公共阳台上，一直到他姐姐找到他，饿得来够呛，大小便就屙在阳台上，可他不哭不闹，以为这也是玩乐之一。80年我重返靖国新村一号省委家属大院，进了大门后，远远瞅见当年吴作民家大门外，哨兵旁边，有个熟悉的身影发出熟悉的摇摆，我脱口跟我同学说了一句“这不是刘可可么？”不是耳语也近似耳语了。谁知话音刚落，嗖一下子，那个身影立马启动，追随着我的单车，当时我那个紧张啊！恨不得生翅膀飞逃。想想，他爹眼下正如日中天，就冲他家搬到了现址，就可知他爹又升官了。他要找我报仇该咋整？怎奈何，乙栋就在不远处，只好下车，硬着头皮看刘可可要怎样？不料，他尽管摸样没有停止生长，但思维一点不长，还是像过去那样，一激动就浑身抖动，手脚没有放处，犹如女孩似的声音，问我可是某某！那是我的小名。我担心的事一点没有发生，他并不懂什么叫做报复，他只责问我为什么那么长时间不来和他玩了。他追过来只不过是要和我玩。

类似刘可可这样的孩子还有一个，叫做任大卫。他家是后来搬来，住在大院常年封闭的苗圃里面，非常神秘。据说是军区一名大校军官退役。现在看来就是软禁喽！他家任大卫也是脑子坏掉，但个把长得高大，常年身穿一套他爹洗得发白旧军服。欺负他并非像刘可可那样人人可以胜任，他会发火，恼怒起来也挺可怕。

还有一位家住甲栋的省外办家属，像是从外国居住地返回，洋气得很。他们家人之间说话我们都听不懂。老爷子矮矮胖胖，头戴胡志明帽盔，手持文明棍，穿没有见过的短袖中山装，面容很是和善。他家据说三个儿子，但一开始只有一个儿子在身边，这个最小的儿子叫做小龙，面部遗传自他母亲有一块红胎记，人很好的一个初中生，他有一个嗜好，骑自行车要放开双手，但一定要在后座坐个人。我就经常是那个坐在后座的人。可想而知，车一摔我皮破血流。摔怕到后来只有躲他。不久，他家二哥来了，从哪来没人知道。他二哥长得来比他矮点，但比他俊气，喜欢戴顶白色帽子，大院孩子就喊他个“小白帽”，他的学名志刚反倒没有人知道了。小白帽绝对是大院里孩子的一朵奇葩。追女孩子绝对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大院女生长期处于三八线，男女授受不亲教育下，怎可能受得了这一套？年纪大胆大的问他要干嘛？我要和你交朋友！小白帽毫不隐晦，直截了当。我们乙栋有家也是省外办的，多半还是他爹手下或者副手？也是长期在外生活，子女连长相都透着洋气，其中一个独女，就很漂亮，当时不过12，3岁，小白帽也追，躲回家去，就踹人家门，脚劲特大，喊着号子：我数三声不开门就踹啦！一，二，三！我当时在旁边看着，几脚就把房门踹开来，冲进去就找小姑娘，人家姑娘家妈，兄弟什么的一大家子，根本不放在眼里，非要小姑娘答应做他女朋友才离开。另外乙栋一楼一个小美女，当时约莫小学六年级，也是直接怼个面对面，要交朋友，姑娘家妈出来阻拦，后来记不得为了什么他给姑娘家妈五元钱，姑娘家妈不要，丢在地上，他还凶姑娘家妈说：你好大胆！竟敢玷污中华人民共和国钱币！弄得姑娘家妈狼狈不堪。结果可想而知，家长们告到了他爹那里。他爹脾气上来要揍他，呵！他立马端起西洋拳架势要跟自家亲爹开打，多亏他家母亲从中隔开。家里管不了的孩子王，一般同龄就是比他大几岁的男孩都不是他对手，打起架来都是一边倒，他都是单枪匹马追着打那位。后来终于走了麦城。那是他去追两个我发小大姐高中女生，这两女生就跑去找王生，他当然不知道王生是谁，根本不鸟。王生喊他：你看好啊！蹲个马步，几拳就把自家锁着的院门打开。小白帽用脚应该也可以把 这个院门踢开，可人家是用双拳啊！没说的，栽了。沉沙折戟，遇上强人了。我当时没有在现场，听说是王生打他跪下，让他喊了几声爷爷！从此以后，小白帽再也不敢追小姑娘了，倒是那些以前被他打得飞逃的同龄或者大他几岁的男生，开始报复他了。

文革来到成立革命委员会阶段，下放“五七干校”就为解决省委机关敌对派别或者说失宠派别提供了出路。在云南，失势的炮派全员下放五七干校，在全省范围设立了四个五七干校供党政部门炮派干部下放。记得那天上午，省委机关在机关大礼堂召开了五七干校下放动员大会，省革委主任周兴出席并讲话，然后，就是披红挂花，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从机关大院开始，游街示众到省革委，然后就驶离了昆明去往一百八十几公里远的弥勒县。当时，家属可以随军，所以一车车大卡车上，都是堆满了家具和行李卷。我父亲不知当时怎么想的，不带家属，只带行李卷，留我兄弟二人在昆明。我记得在家里窗户，看着下边围墙外国防路上，一车车下放大军，缓缓驶过，然后，就看见我父亲，坐在堆高的家具和行李卷上，胸前戴着大红纸花，低着头，双手紧抓车箱板，别提多么狼狈，多么凄凉！

我家这种父母双缺情况最容易成为欺负对象。我父亲在临走之前，专门托付过当时他一个白族同事的侄子王大力，请他保护我家两兄弟。王大力当时已经是工人阶级，在昆明滇池食堂当青工, 最最重要者，是他练就一身好功夫，尤善长拳。我亲眼见他和王莲芳长子王生在草地上切磋武艺，打成平手。那时的欺负来自外部和内部，内部的主要是来自那些初中生，其中尤以郭庆基的儿子郭毛毛为甚，他应该是初三的学生。郭庆基的大字报揭发他体胖身重，每每坐进他那辆专车后，司机就会感觉地位上升，像跷跷板一样翘起来。郭毛毛绝对遗传了他爹的体型，只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又高又胖。一开始，此人也是如同他家老子一样，文革中夹着尾巴做人，后来，结交了大院外的地痞，就放肆起来。他不知为何专门相中我父亲留下的匈牙利自行车，以借用的名义长期霸占不还，有一次还当众抢去了我的军帽。后来，还是王大力出面把我家自行车索回。外部的欺负我没有办法，王大力上班的人，不可能全天候保护我和弟弟，所以，为了自保，我也出去结交了地头蛇，昆明话叫做：剁霸！凭什么去结交社会上的剁霸？很简单，因为我有钱啊！当时，我父亲下乡后的工资全部交给我。尽管要通过省委保卫处处长李健尧批准。当时父亲处级干部的工资1百多块，全数给我！不知为什么他不需要，因为“五七”干校管吃管喝？有钱能使鬼推磨噻！相当管用，一物降一物。记得，有回我正在家门外走廊点煤火炉子，炒鸡蛋饭吃，结果，就有人从我背后拍拍我肩膀，问我的名字是哪位？我一抬头，和他一照面，他立马惊呼道：原来是你啊！他叫罗起，是我剁霸的小弟跟班而已，当场，化干戈为玉帛，拱手退场，请他吃饭也不敢吃，溜了。我结交的剁霸之一外号叫“二毛驴，是个武斗当中受伤的亡命徒，平素走路一瘸瘸的，小小个子，相当讲义气个人，他要是在乱世定会成为响当当的绿林好汉！他到我家来听我说了郭毛毛的恶行，当场就出门冲到了郭家大院，郭毛毛率领他的狐朋狗党，一口一个“你老人家”恭迎恭送。从此不敢再欺负我们兄弟。

还有一次是赵曾益家的厕所灯泡被人偷了，他家老黑哥就要破案，问小孩子们可知道是谁所为？内中有赵守义家小儿子，外号小红帽者，信口开河就说是我所为。结果，老黑哥还有赵梨核家妈，前军区文工团出身，也是文革期间省委大院七仙姑之一，前来乙栋我家抓我，弄得我当时一头雾水，根本不知此二人和一大帮跟来看热闹瞎起哄的孩子要干什么？事实上相当于被弄来大院里游街示众，也是欺我家小鬼当家，没有父母在家。当然也没有什么挂牌子，戴高帽了，就是要我去和小红帽对质。我急忙中想要找我的保护伞，可我兄弟也不知如何去找他们，而且也来不及了。老黑哥据说也是个工纠队，还有谣传说他是赵梨核家妈的小鲜肉，是结拜姐弟，因为赵增益在战争期间负伤，生理上不行，而他的解放老婆前文工团员偏又徐娘半老，体态丰盈，鬼才知道这对男女唱得是哪一出？后来因为小红帽自知理亏，诬陷无辜，不敢出来与我对质而作罢。但是害我在大院颜面尽失，还被老黑哥打了几巴头！不过，老黑哥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后来听说死在武斗枪战中了。至于小红帽为什么要诬陷我，我至今不明白。他哥两文革前跟随父母从保山调到昆明，就住在我家曾经住过的77号院，整个大院当时就只有我哥两跟他哥两玩，哥两一口保山乡下话，拿今天话来说就是土的掉渣。估计是后来我不跟他二人玩了，这个老二就不爽了，逮着这个机会就随口胡说一通，后来看事情闹大了就躲起来，害我天天寻他报复不成，直到永远离开了省委家属大院。后来，他哥赵健生做到了云南省检察院院长，有人说这是别人努力奋斗的结果。你信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