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诗文
时间的河水流去，也许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个人书写，另一个人阅读，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运。
去年十月一日我在一个南方小镇，水乡的湖心公园桂花正在绽放，公园正中是一片巨大的草坪，临时搭了一个舞台，来自周边几个小城的歌手和舞者在举办一场国庆晚会，红蓝交错的霓虹灯闪烁在夜空里，台下的人群随着节奏摇晃。一个长发披肩的中年男歌手弹着吉他，大屏幕打出他瘦削而皱纹深刻的脸，他嗓音沙哑地说：“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首刚刚创作的《烟花往事》”。当前奏响起时，烟花也开始了，当歌手开始唱第一句时，第一朵硕大的金色烟花也绽放了，夜空亮起来，歌声穿过烟花爆开的噼啪声和人们的欢呼，有点微弱，但依然清晰：
还记得那年烟花满天，
我们匆匆告别，从此走散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一条陌生的好友申请，备注信息只有简短的五个字：“你记得我吗？”
我当然记得这张头像，那是一张黑白照片的局部，三个穿着旗袍的女郎并肩而立，笑容灿烂。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原件，是在大约半个世纪前，有一天晚上我看见母亲坐在书桌前发呆，便走过去问她怎么了，便看见绿玻璃灯罩里25度灯泡微黄的灯光，照着放在书桌上的这张照片。母亲没有回答我，我就拿起照片端详，翻过来看见照片背面右下角有母亲的一行字：1940年夏，与慧馨、雨琴于未名湖畔。
烟花还在绽放，在瞬间将夜空照得亮如白昼，然后熄灭。许多年不曾看烟花，就是看了，也全然没有儿时兴奋激动的感觉。六十年代北京没有高楼，在七号大院五层红楼的楼顶看焰火，眼前一片开阔，烟花升起的地方虽然有些距离，但是升上天空后往下飘落时就仿佛近在眼前。时光久远，记不清是1966年还是1967年的十月一日晚，楼顶上站满了大人小孩，那时看烟花，可是一场了不得的娱乐，天还没黑，就有不少人搬着凳子、马扎在楼顶上占位子。烟花结束，夜空重归寂静，人们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开始散去。母亲和我也在想单元楼梯口走去，楼顶上没有灯，焰火熄灭后就感觉到黑夜。忽然有一个女人疾步走过来，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轻轻说了句什么，母亲站住，声音也很轻地和她说几句话。那女人披散着长发，天气一点也不凉快，她却用深色围巾围起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女人将一个用布包起的小包塞进母亲手里，然后深深看了她一眼，便朝另一个方向走匆匆消失了。母亲站在原地目送她，夜风送来一阵淡淡桂花香。
是的，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晚上确实闻到了一阵桂花香，然而红楼下并未种着桂花。七号大院没有太多桂花树，只有几棵在后花园里，离红楼有三四百米距离。那年冬天，后花园开始闹鬼，不断有小孩子在深夜去过小花园后，回家报告看见了一个长头发，惨白脸，鲜红嘴唇的女鬼。围着后花园的几栋楼，原本是办公室，这时没有人上班，更没有人住在里面，许多扇窗户都被打碎了，有一部分用木板钉了起来。霍花园的水池已经干涸，路灯也都不亮，小径布满青苔，草木大多荒芜，是男孩子半夜练胆，也是闹鬼最理想的场所。在两大造反派武斗对峙之下，大院管理限于瘫痪，只有居委会的几个老太太还在工作，但一说到鬼，她们自己先害怕了。关于那个女鬼的身份，大院流传着各种猜测。有人说她是以前冤死在这楼里的，有人说她是在逃的“特务”躲在后花园里装神弄鬼。
看见照片的那个晚上，母亲告诉我，照片上是她自己
和两位上燕京大学时的同学。照片上站在中间、笑容明亮的是慧馨，右边是雨琴，身材小巧，容颜姣好。她们关系极好，在校时总是结伴三人行，然而1941年珍珠港事变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关闭，同学瞬间云散，慧馨去了上海，雨琴去了大后方，不久彼此失去了联系。
那时还是七十年代中期，不远处小学的砖墙上刷着“打倒孔老二”“坚决批判'克己复礼'”。母亲因为时局说话谨慎，我对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还混沌未开，只是看到母亲把照片小心地放回一个信封，然后和一本英文书一起，用一块深蓝色的印染布包了起来。几年后，因为添置了沙发要腾地方，把一个用了几十年的木箱丢掉，清理木箱里的东西时在箱子底我又看到了这个布包，打开来看，是一本已经卷边的Gone With The Wind（《飘》），还有一张发黄的、写着“钱慧馨”名字的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照片一起放在信封里。
十年浩劫结束后，父亲在此期间写的各种交代材料退回来一部分，他不想看也没时间看，就堆放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反而是我上大学有时住在他办公室时，会翻出一些读得津津有味。在一份外调材料上，我又看到钱慧馨的名字：“据我所知，钱欣同志原名钱慧馨，抗战时就读燕京大学期间入党，后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她1946年回到北平后，曾经和我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立场坚定，表现突出。她后来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我相信她不会是叛徒……”
鬼闹了一阵后消停了，很快就没有人提起。生活在继续，而且很艰辛，几乎什么都要票，肉和鸡蛋即使有票也不容易买到。第二年初秋，桂花刚刚开放，母亲让我去给住在大院另一头的朋友送封信，那时被打倒的人不敢互相串门，只好让孩子在夜深人静时传递信息。我回来的时候觉得肚子饿了，就抄近道穿过后花园，一进去就闻见一阵桂花香气。那天晚上没有月亮，花园里特别黑，就忍不住东张西望，一抬头看见对面二楼走廊上，女鬼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完全石化了，呆立了不知多久，再使劲眨了眨眼看，对面楼上一片黝黑，什么都没有。
我不记得我怎么回的家，也不记得怎样告诉母亲我看见了女鬼，只记得她平静而笃定地说：“你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鬼”。
我家早已搬离七号大院，我也已去国多年。母亲渐渐变老，很少见人，开始喜欢回忆往事。房屋也会变老，墙皮多处剥落，朝南阳台上的青藤更加茂密，几乎遮住了阳光。我每年秋天从公司请假两个星期回国探亲，行色匆匆，但总有两三个傍晚，和母亲坐在阳台上聊天，就像从小唱的一首歌那样，“听妈妈讲过的故事”，聊着聊着就忘了时间，天早就完全黑了，这些年新建的高楼从四面包围，挡住了大部分霓虹灯，但是四周的天边都有一道橙色的光带，那是都市灯光与黑夜接壤处的镶边。
1940年燕京大学的晚上天边是一片黑，校园外有一片片农田，星星点点的小树林，土路通向没有灯光的村庄。母亲和雨琴送推着自行车的慧馨出西门，“西边有日本兵的兵营，你要绕过去”。“我会小心，如果明天晚上我没回来，你后天上午把这本书交给Harold同学，这封信给Michael老师”。母亲点点头，她和雨琴默默目送慧馨骑单车的背影渐行渐远，消逝在夜色中。哈罗德是谁母亲已记不清，她也不知道迈可老师后来如何，而我当时也还从未听说过林迈可这个名字，更不知道这位英国贵族，牛津大学毕业生在燕京大学蒙难后先去了八路军根据地后来又去了延安，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返回英国，五十年代继承爵位成为上议院议员。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大清华相继撤离，留下来的大学里最著名的就是燕京大学。司徒雷登选择坚守在沦陷区，燕京大学成为那些不愿去日伪控制的大学上学的学子首选，并为此扩大招生。司徒雷登、陆志伟暨诸多燕大教授竭力维护办学独立与思想自由，燕大因此一直是地下抗日运动，也是地下党活跃之地。对于占领军而言，燕大如芒刺在背，因此在偷袭珍珠港次日，日军就占领了燕大，数日内逮捕了许多教授和学生并宣布封校。
学校关闭后的第二年夏天，雨琴来向母亲告别，并告诉她慧馨早已走了。燕京大学将在大后方复校的传闻母亲也听说了，但她没有想到性格温顺，随大流胆小的雨琴竟然要走几千里的旅途，奔往从未去过的南方。不过母亲也说，沉默寡言，平常听话的人一旦决心做一件事，往往更加坚定。
某年秋天，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女人找上门来，说自己是钱慧馨的女儿，说钱慧馨不久前在上海去世，临终前留下一封信，让她亲手交给母亲。那封信其实只是一张纸条，字迹颤抖而潦草：
三妹，一转眼又好多年了，我即将离去，今生已无缘再见，你多保重。请把那年我托付你的书和照片交给我女儿钱茵，也许有一天她能找到二妹。
别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母亲将那个保存完好的布包还给了钱茵，并告诉她几十年一直没有朱雨琴的消息，只听说1949年就走了，其他一无所知。
钱茵告诉我，她正在联系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要了我在美国的电话和邮箱。过了没多久，我收到她的邮件，她已经到了马里兰州。我和她通过几次电话，主要是谈如何处理一些刚到美国的生活琐事，她不健谈，也不多讲自己的事，渐渐联系就少了。到了世纪末，我换了电话号码，改用了另一家公司的电子邮件服务，不期然间，与以前不少认识的人断了联系。新世纪就这样开始了。
又过了十几年，这回轮到我们这一代人也开始怀旧，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七号大院发小在微信群重逢，在饭桌上惊呼“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酒酣耳热之时，各种八卦纷至沓来，大皮靴告诉大家，九十年代初后花园左侧的白楼重新装修，工人在敲敲打打中，意外发现二楼墙壁中存在一个狭小的夹层。撬开后，在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里面一桌一椅一床，桌上有一台灯和摊开的信纸，床上有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还有一套革命时期人人都穿的深蓝色中山装。信纸已经发黄变脆，被单和旧衣裳也都发硬。我听了心里一动，来不及多想就有人发起了新的一轮杯觥交错。
七号大院正在朝着成为著名景点的方向前进，主楼修缮得焕然一新，后花园水池不但蓄满了水，喷泉重新启动，而且安装了彩灯，入夜五颜六色，有着小时候从未见过的梦幻般效果。花木繁茂，郁郁葱葱，但我没有看见一棵桂花树。每次去时，都会看到青春靓丽的姑娘在摆拍。
“是钱茵吧？好久不见！”在一片闪光的红云里，我通过了那个刚刚出现的好友申请并回复。
“是啊，一晃二十多年了，你都好吧！我刚才在一个群里看到你的名字，就想跟你赶快联系上，这些年我一直有事要告诉你啊……”
烟花早已散尽，人群无影无踪，只有我独自站在公园里发呆，想着钱茵在电话里说的话：
那年，就是2001年，我跟你失联没多久，阿灵顿开了一家北京楼挺地道的，我没事儿就去吃，老碰上一老太太，气质倍儿棒，有一次也不知怎么着就说上了话，那北京话那叫一好听，就跟你妈还有我妈说的那种忒像。你知道我就一个人也挺闷的，看老太太也是一个人看上去挺寂寞的，后来听她说她过来吃饭就是走过来，也就不到两个miles，有一次我就说我送您回去，那送她到了家她就邀我进去坐坐，那我就去了呗。这么着就熟了，老太太一人住在一个condo里，身体挺好，屋子里规置得干干净净，还放着台钢琴，咖啡煮得可好喝了。哎，长话短说，老太太告诉我她嫁了个国民党飞行员，四九年去了台湾，过两年他先生退役就到了美国，这也没啥，老太太叫黛西，她说她姓陈，那应该是她先生的姓。哎，有一天聊着聊着我就说起我妈，说她一直上的教会学校，从小会英语可一辈子都没能到美国来，老太太就问我妈上那个大学，我说是燕京大学啊，她就问那您母亲是哪年上的燕京大学啊？我说是1939啊，老太太听了一愣，又问我母亲贵姓？我就跟她说我随我妈姓，我妈也姓钱，老太太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又问我：“你母亲的名字怎么称呼？”我说我妈叫钱欣，噢，不对，她这名字是参加革命以后改的，原来叫钱慧馨。老太太立马手就开始抖，张嘴却说不出话来，我这才反应过来说：“您认识我妈？”老太太深呼吸了一下，吐完气儿才说：“你有没有听你母亲提起过朱雨琴？”我靠，这会轮着我张大嘴啥都说不出来了。哎，你说这世界有多小？过了这么多年我早把我妈让我找她这茬儿给忘了，可就这么碰上了，找着了……
朱雨琴仔细询问了慧馨的一生，她也问起我母亲，可是钱茵所知无几，想问我又找不着人了。钱茵其实没有忘记慧馨的嘱托，把书和照片都一直带在身边，她印象深刻又不能理解的是老太太看到这两样东西时说的话：“原来是这本书，见书如见人”。她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知道。之前老太太虽然激动，但一直保持着微笑和柔和的目光。她戴上老花镜，仔细看过照片，然后摘下眼镜，抚摸着书，闭上眼睛，双泪长流。
夜风吹过，带来远处桂花香气，与童年那个烟花夜晚的味道，隔着五十多年的时光重合在一起。我看着屏幕上并不很清晰的头像，她们依稀可见的笑容背后是被时间与时代冲散的命运，曾经发生的故事，也许永远不为人知，也许只能想象。
（本文纯属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