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兴诗文
时间的河水流去，也许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間。一个人书写，另一个人阅读，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漸行漸遠，本是緣分或命运。
一
五月花盛开的时节，又来到波士顿。从机场一落地，取了租好的车，开到莱克星屯。亲戚去年从芝加哥搬到这里，已经安居乐业，两位千金也在健康成长。我们第一次相见在老大出生的时候，这次看见她甜甜的笑容，真是欣慰而感叹时光飞逝。莱克星屯是当年打响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如今是一个安静的郊区小镇，也是医学生物高科技的中心，而且学区极好，是新移民的首选居住地之一。这里的亚裔已经占人口四分之一，据说前几年时不时有同胞提着两箱现金，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下了房子。我去亲戚家，开进一条林木幽深的小巷，路边散步的大约是刚刚从国内来探亲的老人。
当年保罗·列维尔星夜兼程报告殖民地民兵英军即将来袭，民兵因而有备，于是战争从这里开始。如今物换星移，在静悄悄中，许多中国人把美国的起点染上了东方色彩。我在小镇中心街道上，品尝了很地道的中国菜，唯有葱姜焗龙虾这道菜提醒我这里是盛产龙虾的波士顿。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二十七年前的秋天，在离莱克星屯不远的牛顿住了一星期，是波士顿郊区典型的那种有长长的回廊的百年老屋，晚上星月满天，蝉鸣阵阵。老屋的男主人来自中国，是我一位好友的亲戚。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性格安静，说话很少但是待人很亲切。他的夫人是一位世居波士顿的白人，在中国大学里担任英语老师时认识并喜欢上了他。跟着夫人到了美国以后，几年之内有了三个可爱的混血孩子，他就一直在家忙着照顾他们。三个小家伙最大的五岁，小的还在襁褓之中。我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和三个金发黑眼的小天使在一起，有时还会趴在地毯上和他们玩耍，如今两个大的也都是而立之年了。
男主人告诉我，牛顿镇上几乎没有中国人，他已经很久没有说中文了。孩子们上床后，在安静的晚上听他安静地讲他的故事，有幸福也有寂寞。我好像还和他喝了一杯，也许是我独酌。九月下旬的波士顿，入夜其实有些凉了。
那一年我突然把自己放进了一种不确定的境况，匆匆来到美国，除了年轻，重新一无所有。在牛顿的一星期，与世隔绝，时间悠长。看到男女主人在老屋养育新生，缓慢成长，开始体会日常生活在新大陆有着多么不同的面相。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我目送一代代留学生这样在郊区安居乐业，成为热心抚育下一代的中产阶级。与男主人告别时，我们彼此互祝一切顺利。在海外生活久了以后心里自然知道，一次道别后如果不去寻找，更多的时候就不会再见面。
二
在去年发表的回忆高中时代文章里我曾写道：“国门开放之初，老外开始来到中国，但还是很少见，走在街上会像大熊猫一样被人侧目以视。与闭关锁国时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不再恐惧躲避，尤其是年轻人开始主动和外国人接触。我近距离认识的是一对美籍华人伉俪，先生是云南王龙云的七公子，年轻时曾经是父亲的学生，夫人当时任教于哈佛燕京学社，来北京做研究由父亲接待。他们在北京饭店长住，那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酒店，据说现在里面装修得也还是很不错，但是外表十分不起眼了……龙先生本非汉人，虽然个子不高，但深目高鼻，相貌俊秀。他生长在民国时鼎食之家，却因龙云起义而就读人民大学，接着又因为乃父被打成右派远走美国。这些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一种独特的气质，神态做派与那时北京大街上的人们截然不同，在我的记忆里，他温文尔雅、沉默寡言，面带笑容倾听，但极少表态。夫人全老师恰恰相反，热情健谈、交游广泛，来北京不久就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他们北京饭店的房间里，我见到形形色色的进出，不乏名流与高干子弟。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们的两位女公子，当时一个十一二岁，一个七八岁，大约继承父亲，长得像洋娃娃，眼睛清澈如水。后来我在美国久了，看朋友的孩子慢慢成长才明白，那样的眼神是因为从小生活容易，心地单纯……”
我没有提及的是，当年全老师两度主动提出做担保人让我到波士顿自费留学。第一次是在我上高中时，第二次是在我上北大以后，她提出了很具体的方案，大致是先住在她和龙先生的家里，然后自己勤工俭学。1980年全国人民都还一穷二白，自费留学完全靠国外亲友帮助。由于去美国留学的人还极少，读本科的更近乎无，据说只要有人担保，什么考试都不需要。我入北大不久，就通过考试免修大一英语，升入二年级英语快班，因此少年气盛，开始满怀对留学美国的憧憬。就在此时，我被保送留学日本，不仅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更是一种荣誉。于是我彻底把波士顿忘怀，直到八年多后，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夜飞抵波士顿，从人影稀稀落落的停机坪往外走，心中感叹命运还是把我带到了这个城市。
来接我的是一位当地学生会负责人，穿背带裤、西装呢外套，微卷的长发、留大胡子，看不出年纪，一下把我震住了。不过他说话声音细细的，柔和而不苍老。令我惊讶的是，他似乎早就知道我，告诉我他认识孙思白先生。我却没有记住他的名字，若干年后在波士顿和朋友聊起来，竟然不知他是谁，去了何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由他带路，我第一次到哈佛，参观了校园，记得不少楼房年久失修，不像如今老黄瓜刷绿漆，面貌焕然一新。
我带朋友参观哈佛校园那天，学生已经放假了，校园成为观光者的乐园。哈佛大学校园其实是很朴素的，除了主图书馆气派一些，没有什么厅堂会所。几天后即将举行毕业典礼，草坪上到处支起大帐篷，摆上桌子，准备狂欢庆祝。临时搭起的一个台子，几千把折叠椅，就是主会场。八十年前中国校友会捐赠的华表上边是胡适题的词，不远处，几个学生坐在阳光灿烂的屋顶上读书。第一次在哈佛像前照相，见到那只被虔诚的家长和学子们摩挲得闪闪发亮的脚。在五月的校园里转悠的有一小半是同胞，或者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做着哈佛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同龄人，数量不算多，但是都有着因为上哈佛而生的自信。我在当时学生会负责人家里住了一夜，他身材不高，穿一件旧毛衣，很整齐利索。这位七七级的学长走路很快，笑容开朗，健谈和气，但是言谈间有一种意志坚定的气势。当时哈佛出名的几位留学生我多半见到了，不过后来在财界学界上位的精英大多不在其间。在楼道走廊里偶然遇见高我一届的学姐，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告诉我哈佛的好。这位学姐后来出入于美国两党之间，亦堪称一时俊彦。
美国的学术界本来就比日本的气象要大出许多，那一年又屡屡遇见比我年长，口若悬河的高人，让我颇有些向往之心。不过现实的生存与发展总是第一位的，我离开了象牙塔，遇见的人们大多蔚然有成，但也大多不在学术界。大约在十年前我们这一代人初步尘埃落定时，曾经写过两句诗：“平生所擅唯游戏，朋辈先飞半栋梁。”游戏有时玩不下去，栋梁也可能中途坍塌。我离开牛顿搭灰狗长途大巴去芝加哥，马萨诸塞90号高速公路两边葱葱郁郁。我在长途车上给朋友写信：“这里的风景美好，我很想远离人群，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我不曾想到这一趟大巴的终点就是中年生活的起点，宁静的日子过得很快，四分之一世纪如白驹过隙。直到有一天我忽然认识到，自己很多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不自觉地追求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虽然也明白，不确定性才是人生的常态。
三
灰狗在一个清冷的早晨抵达芝加哥，我背着两大袋衣服从长途巴士站走出，在克林顿街上迎着明媚的阳光。一个很邋遢的青年对我伸出手：“先生，你能给我一支烟吗？”
朋友把我接到海德公园住了两个星期，他和两个老美合租了一套三居室一厅的公寓，房子古老，屋顶很高。绿色长毛地毯看上去好像在好莱坞老片里见过，后来才明白是大概有二十年没换过那种。朋友的室友里，有一位我仅见了一面，印象深刻的是他屋里不仅养了小猪，还养着眼镜蛇。另一位在神学院读研究生的大卫，身材高瘦，彬彬有礼，很有教养但也有一点端着。朋友去上课时，我在厨房里遇见他，聊过几次。大卫是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可以谈文史哲的老美，我的英语结结巴巴，词不达意，他说的话也是似懂非懂。不过谈玄归谈玄，外国人账都算得很清楚。快要搬走时，大卫告诉我：你在这里住这么久，水电煤气费还是要交一份的。临走那天和他结账，清清楚楚一分不差地交了钱。大卫穿着朴素，但是可以看出来衣服多是名牌，后来才知道，他其实是个美国富二代。大卫本科读的是经济，那是芝加哥大学最好的一个系，一毕业就能够进美国一流企业工作，他却毕业以后一转身就进了神学院。没有再见过他，也许如今在某个地方当神父吧？
年轻时基本是月光族，所以在日本留学八年，临去美国账户上只有三千美金。囊中羞涩，神学也好、玄学也好，都不敢谈。我学的专业，本来就是在国外无用，也很难找到教职的。当生存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时，别的只好不去多想。一年以后，我搬到郊区租了公寓，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熨好衬衫打上领带去上班，成了一名公司职员。又过了一年多，我在一个安静的小区里买了一幢小房子，开始割草、修整灌木。秋天满院落叶，扫叶子时我忽然有些茫然：这就是美国梦吗？
之后的许多年里，我过着和许多在公司工作的美国普通人相似的生活：朝九晚五，日复一日，一年出去度两三次假。其间去过几次波士顿，大约是1992年，偶然结识一位朋友，一聊之下他竟然就是龙先生和全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担保到美国来自费留学的另一个人，由此我联系上了他们伉俪。那年冬天，我去波士顿看望他们。龙先生在哈佛大学对面开一家名为“燕京饭店”的中餐馆已经很多年，当地华人与留学生无人不晓。我的朋友告诉我，龙先生对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尤其照顾。当天晚上龙先生专门设一席招待我，那是我来美国后第一次吃到正宗的北京烤鸭。在席间我告诉全老师当年她送给我的安迪·威廉姆斯（Andy Williams）和肖邦华尔兹，是我最早的外国音乐原声带。
四
这次我带的朋友和我都是学历史出身，自然想去哈佛燕京图书馆看看，然而我认识的人早已离开那里。偶然和高中同学提起，她久居波士顿，曾经创办舞蹈团、排球协会，如今在跑马拉松，充满活力，交游广泛。已近午夜时分，她和朋友联系好，第二天中午两个人亲自带我们去参观图书馆。
哈佛燕京图书馆不大，却是海外汉学圣地，上一次来这里应该已是27年前。到了图书馆更有奇遇，掌管善本书库的女士，以前住在芝加哥郊区，就在隔壁的镇子上，说起来我和她的先生还曾经有数面之交。这位也是来自北京的朋友为人十分豪爽，看到我们朝圣的心情，就很痛快地让我们进到书库里看了一个够。图书馆里随处可见从董其昌到陈宝琛的墨宝，书库里有许多宋明善本、装潢精美的明代藏传经书，还有种种秘籍。如果有一天能够在这里读一个月善本书，幸何如之！然而自从离开大学以后，这种幸福近三十年可望而不可及。在一定意义上，象牙塔是人生的海市蜃楼，一旦离开再也无处寻觅。
一面感慨着，一面就要离开图书馆时，忽然有人提起燕京饭店，在开了四十多年以后，不久前关张大吉。我不禁插嘴说，我认识那里的龙老板呀！世界真的很小，新结识的朋友竟然和龙先生伉俪过从甚密。她告诉我，龙先生早就把燕京饭店盘出，最近接手的老板在寸土寸金的哈佛广场无法续租，只好关张了。
次日下午，走在市中心著名的自由之路红砖人行道上，天空蔚蓝，街道两边的两百年老屋鳞次栉比，修缮得干净靓丽。一楼临街多半是小饭馆，游客们坐在露天。这是今年第一个夏日，北方的城市忽然生气盎然。波士顿是美国最有历史的地方，这里的碑文与雕塑充满自豪。在这样的下午喝着咖啡，我对朋友说起《美国往事》，这部电影1985年甫在日本上映我就去看了，里面的音乐我非常喜欢。真实的美国往事，自然没有好莱坞大片里的暴力、背叛与幻灭，而是在平淡的日子里迁徙、寻找与逃避。总有一些遥远的隐痛，曾经想要遗忘，终竟无法忘却。在行行止止之间，经过的事、路过的人不知所踪。我还记得龙先生的家在休伦街，甚至隐隐约约还记得门牌号，却已断了联系二十多年。
同一天晚上，我在一家川菜馆见到龙先生和全老师。他们刚刚从中国回来，听说我在波士顿，就执意要请我吃饭，这份长者情谊，令我感动无言。在席间自然说起许多往事，说起已不在人世的先父母，说起1979年的北京与龙先生伉俪的风采。全老师依然快人快语，中气十足；龙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步态仍很稳健，目光依然明亮，说话还是不多而谦和，只是头发比当年稀疏许多。少年锦衣玉食、青年追赶革命、中年打理餐馆，变幻的一生似乎在龙先生没有留下太多痕迹。我看到了他们的外孙女照片，又是一个长得像洋娃娃的小天使。
久别重逢时，不知不觉里时间过得飞快，餐馆快要打烊时，我目送全老师驱车归去。然后我也在月光下开上高速公路向南奔驰，又一次把波士顿留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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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图书馆不是对公众开放的吗？ 我十几年前几乎每两个星期就去一次。门口登个记就行了。十几年没去了，难道规矩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