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忆父亲——张力与怀念

 

（2015年9月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

 

 

即将到来的9月15日，是先父97岁冥诞。他的骨灰在21响炮声中撒入渤海，也是相当久远以前的事情了。生与死的距离，随着时间越来越远。距离能够让生者平静，在无声的夜晚，回顾与书写渐渐逝向天边的往事。过去的成为历史，虽然在茫茫人海中，个人微不足道，然而又恰恰是个人的际遇悲欢，构成历史最真实的一幕幕。

 

一

 

关于父亲最早的记忆，是我大约6岁多的时候。父亲据说在文革伊始的1966年6月即被戚本禹点名批判，6月28日第一次被抄家，虽然因为领头抄家的是父亲的学生，抄得相对“文明”一些，但所有的书柜还是被贴上了大大的叉字封条，看上去触目惊心。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被批斗、被办学习班，不停地写检查、写自我批判、写有关别人的所谓外调材料。后来他说写了大约有几十万字。无论如何，父亲原来是工作狂，这时被打倒没有了工作，相对来说空闲时间应该是多了一些。可以想象他内心的压力与苦闷，于是他经常给我讲故事，或者读小人书给我听，在我的童年里，那是父亲离我很近的一段时光。他把小人书念几遍，我就自己背了下来，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识了字。主要是《三国演义》60本一套小人书，家里不全，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如《董卓进京》、《千里走单骑》、《水淹七军》等。

他还很喜欢教我唱歌，他唱的那个版本，我至今不知道是谁写的也没听别人唱过，但是我就这样记住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与“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不过父亲那时最爱摇头晃脑反复唱的是“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我7岁多的时候，他第一次中风，一度行走不便。之后的若干年里，为避免他再度中风，大多数时候他出门时我陪着。有一次他出门去周惠家，我没有跟去，末班车都快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家里别人没着急，只有我很不安，大概我的性格从小就是凡事容易往坏里想吧。我跑到铁1号大院门外等父亲，不知道过了多久，见他拄杖悠然归来。我勃然大怒，他却一副不明就里的样子。那应该是1970年一个温暖的夏夜，蓦然回首，犹在眼前。

 

如今想来，这也是我的机缘，由此得见博学鸿儒、失意官僚乃至当红贵人。文革里知识分子境遇悲惨，灰头土脸。我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邻居俞平伯先生，戴一顶毡帽，穿一件灰布中式棉袄，身材瘦小，形容枯槁，略微驼背。父亲年轻时候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彭梦庾则是再次出生入死，从江西副省长办公室遁入深山老林，据说出山时看上去半人半鬼。不过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倒是红光满面，声音洪亮，做派颇有绿林豪杰气。当然我也去过前有警卫员开路、后有秘书拎包的首长家，然而世事多变，文革时走红的人们，晚景大多不好，这是后话。

舞台的背后，不变的是柴米油盐日常生活。那是粮食、肉、白糖都要凭票买的票证时代，我经常一大早去排队买限定不许超过两毛钱的肥肉。冬夜，菜市场的冬储白菜堆旁有人巡逻。被认为是好孩子的我，也曾经在夜色中从心里美萝卜堆里拿起一个就跑，一直跑到上气不接下气，心砰砰狂跳。也许是因为这些驳杂的记忆吧，随着我渐渐长大，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虽然也有其他的原因，但颇具有时代特色的是：父子之间的张力主要由于思想的分歧、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过，我虽然内心叛逆，但是性格温和并且从小习惯尊重长辈。记忆里，我从来没有和父亲吵过架，他也从来没有对我高声发过脾气。只是从十几岁以后，我对他心里越来越缺乏尊敬，越来越不相信他的话，越来越少和他说话。上大学不久后我就出国留学，每两年回国探亲一次，有自己的朋友、自己的活动，和他说话更少，而且想法越来越南辕北辙。从1988年起，我曾经8年没有回国，再回北京时，故居都没有认出来。那一次在北京只呆了两天，晚上匆匆忙忙去见了父亲一面。他苍老许多，好像也比以前矮了点，他说话更多了，大概因为耳背，声音提高了好几个分贝。我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按美国习惯，拥抱了他一下。

 

二

先父李新，原名李忠慎，生于四川荣昌，因自幼丧父而家贫，故入川东师范（今西南师范大学）。17岁时逢“一二九”运动，纠集同学创办重庆学联并担任主席。历史上除了五四运动造就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外，学生运动都没有好下场。父亲第二年被学校开除，同年入地下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联系6名同学，步行北赴延安。我读历史上所谓农民革命，其中坚力量往往是失意知识分子。我曾经问过父亲，如果他当年没有被开除会是怎样。我不记得他是怎样回答我了，而且历史没有如果。

1938年他从中共培养干部的陕北公学毕业后，曾经助理胡乔木编辑《中国青年》，历任战地文工团团长，晋冀鲁豫中央局青委书记，河南杞县县委书记。抗战结束后，他是军调处中共方面成员兼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党支部书记，后转任河北永年县委书记，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青委负责人。

父亲的人生转折点在这里开始：负责重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任弼时，与他长谈三天，他却主动要求不再从事青年工作，与荣高棠对调去大学工作并充电，从此脱离仕途快车跑道。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调他去做秘书长，他也没有去。他先是追随曾经是同盟会和共产党两朝元老的吴玉章参与创办人民大学，在1957年几乎被打成右派后，大约暗生逃避之心，1960年代初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协助范文澜编著中国通史，不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1972年他受命主编中华民国史，此后26年一直从事这一项工作。文革后他曾经先后有机会出任人民大学校长，中纪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到第三书记，所以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他都推辞掉了。虽然他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时被任命为副主任，但坚辞负责日常工作的常务之职，就这样一直保持了党内知识分子的身份。

著名史学家陈铁健先生是先父1960年代初最早的研究生，师生之谊历40年风雨而不变，在师道荡然、友情常遭背叛的年代实为难得。先父逝后，他全权负责先父文稿的整理与出版，殚精竭虑，几经波折，《流逝的岁月》终于在2008年出版并颇受好评，我虽远在化外，也深为感念。11年前，陈铁健先生就写过《送李新先生远行》，今年父亲忌日他又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李新与中华民国史》，8月初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这两篇文章不仅情意真挚，而且秉承史笔，所言皆有所本，或有过誉，但是写出了许多细节史实，是我并不了解的。在我看来，个人史是历史的起点也是终点。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历史应该是个人的历史，另一层意思是历史应该是个人书写的。父亲曾经说过：他一生编书编写了几百万字，文革里写材料几十万字，但以我所见，真正写出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一生经历的，只有陈铁健先生整理编辑的回忆录而已。

 

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他自己的故事，告诉我爷爷是乡村老师，很早就去世，他从小因成绩优秀，因此得到了族里资助，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学业。虽然籍贯是川人，我生长于京城，从未到过四川，唯一的传承是爱吃川菜而已。其实父亲弱冠负笈，此后70年里也只回过一次老家。晚年他在《流逝的岁月》里把故乡山水写得颇为鲜活，读得我几乎怀疑有一部分出于杜撰。他去世几年后，家兄第一次去荣昌，惊讶地发现父亲的描写竟是相当准确。看来他老人家记忆力好得很。

在回忆录里，父亲提及祖先可追遡到陇西李氏，我想他身为史学家想必有依据。陇西李氏，远则远矣，血缘上是胡人而非汉族，只是后来被极具亲和感染力的汉文化染到了一起而已。如今国人李姓最众，据说近亿，想必种也最杂，看来先祖这一支，是胡汉杂交。是否出身杂种，其实没那么重要也不可考。很多人每逢盛世，就喜欢修缮族谱，绍述祖先，不过经历了数十年的断裂与破坏之后，我们和祖先到底还有多少关联，其实是件可疑的事情。学史之人不可或缺的，是对史料的谨慎态度，读族谱时，首先要看看靠不靠谱。比较靠谱的是，这一支李姓后来落脚湖南郴州，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屠杀四川之后，湖广填四川，移居到荣昌，成为四川客家人。

父亲在世时很少谈及祖先，以至于我一直不知道祖父的名字。在回忆录里，父亲说祖父参加过同盟会和保路运动，后任小学校长，因受排挤返乡教书，1926年去世。有意思的是，家兄在故乡遇见一位堂叔，告诉他二哥（父亲行二）一支最有出息，伯父(也就是我的祖父)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可惜走得早，云云。然而我清楚地记得，云南讲武堂是清末民初三大军官学校之一，学生入校时多半已经是连排级军官，毕业后往往直接提升为中级将校，即使回乡，一般也会负责一方治安，他是如何转身为小学校长，终止在乡村老师的呢？家兄没有考据癖，我也离四川太遥远，于是这一段公案一直放在那里。祖父回乡后做了些什么，是怎样去世的，父亲没有交待，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父亲的回忆录，有一个特点，就是叙事的节制，或点到为止，或尽在不言中。他没有说的，想来自有其缘由。

 

三

 

2003年12月下旬，我给家里打电话，长兄告诉我，父亲突然醒过来了一下。那是前一天下午，他去北京医院看父亲，忽然发现父亲的眼神不像往日那样涣散空洞，而是用力看着他。他赶紧和父亲说话，告诉他家里人的情况，他握着父亲的手说：大兴在美国芝加哥，过得很好，他感觉到父亲的手紧紧抓住他。过了一会，父亲的眼睛又阖上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回光返照，我立马告诉长兄，我会尽快赶回来。圣诞夜黄昏，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那个冬天很寒冷，天色阴郁，从机场高速驶向城里，华灯初上，并没有带来都市夜晚的绚丽，反而让我感到一丝凄清。

先父在1998年11月底因为肠胃不适住院，过了几天突然严重中风，失去说话与进食能力。第二年意识也日益模糊，渐渐与植物人没有两样，靠输液与药物维持着。我没有想到父亲的生命是如此顽强，竟然这样坚持了五年。2002年夏天被诊断是胰腺癌，口喷鲜血一脸盆，医院发病危通知，我仓促赶回，他却挺过来了。但是这一次我意识到他终将不久于人世。去医院的路上，我说这样也好，他老人家也就早点解脱。其实在失去意识之后，生与死没有什么分别，但见到父亲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很深的疼痛。经过那么久的输液，他的体重已经从150斤下降到不足70斤，人已经脱了型。既令人安慰又令人悲哀的是，他又回到了无意识状态，没有痛苦，但也不知道我就在他身边。

我请假回北京半个多月，父亲的情况一直很稳定，假期将满我必须回芝加哥，虽然什么征兆都没有，我还是有一种感觉：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临行前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他，独自在病床前伫立很久，然后平生第一次向父亲跪下叩了三个头，然后起身离去，掩上了病房的门。走到医院外面，抬头仰望天空，开车带我来的家兄没有说话。那天我们走的是北京医院西边的侧门，出来是一条小胡同。冬天的风很大，灌进来嗖嗖作响，正在落下的阳光铺满路面，好像20多年前的诗句：“冬日的长风／拖着明亮的翅膀”。我对家兄说：走吧。

 

回到芝加哥不久后的2004年2月5日，先父安静地辞世。我知道这一消息是在美国时间2月4日深夜，挂上电话后，走到阳台上望白雪皑皑的后院，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作者系作家。现居美国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