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城岁月偶回眸——芝加哥往事断片

一

 

 不久前和两位好友去中国城吃饭，难得不是自己开车，看路边的风景。我方向感还好，平常是不用导航的，所以一下高速公路就对朋友说：“前面右转，就是我刚来芝加哥住的地方。”于是我们在洛克街转弯，3024那幢房子还在那里，看上去也没有太多改变，依然是水泥台阶，让我想起那个冬天的夜晚台阶上有冰，我一脚迈出去直接摔到街上，那种疼痛的感觉是很难忘的。

那是一幢三层小楼，大约近百年了，有前门、后门，每层分成两个单元出租。我租了二楼前门临街的单元，应该说是最好的，当时不过每个月250美金。由于原来是家居不是公寓，房子大而无当，有四个房间，却没有布局。两个小房间只好做储藏室，佔了不少空间；两间大一点的，分别做睡房与客厅。入门处是厨房，一个轰隆作响的冰箱，只怕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和在黑白老电影里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地毯是绿色长毛，也是六十年代的颜色和式样。

 

朋友和我缓缓开车走过春天的傍晚，温暖蔚蓝。街上走过的人，不是墨西哥人就是亚裔。当年我住在这里的时候，华人极少，也没有多少来自中南美的，主要人口构成似乎是东欧新移民。那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天，树叶开始落的时候，我在洛克街住下。夏天还没有过去多久，我背着两旅行包衣服来到芝加哥，把一屋子书籍、音乐卡带和黑胶留在日本。想起母亲曾经告诉我的话：“当你开始一段新的旅程时，身外物是带不走的。”入夜，风吹得窗玻璃哐哐作响。第二天早起，人行道上已是一层黄叶。我站在门口点起一支烟，望着灰色多云的天空。

住下来就要安家，不两日，朋友开车带我去十四街著名的周末跳蚤市场。车顶上绑着双人床垫，后备箱里放了一辆自行车，后座上塞进去一张折叠桌和椅子，如今我无法想象，一辆小小的日产森特拉怎么能装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像牛车一样，缓慢地打着紧急灯开回公寓。第二天又去买了一台27吋索尼电视机，订了一份《芝加哥论坛报》。来到一个新的国度，看新闻、读报纸是改进语言，适应环境的最快方式。于是，看着柏林墙渐渐倒下的过程，开始了当时完全想不到的漫长芝加哥岁月。

 

那辆崭新的十二速山地车，加上一个U字形钢棍锁才50美金，价格低得难以置信。后来，一个已经在这里居住多年的朋友一语点破：卖主多半是偷来的。从秋天到初冬，这辆自行车是我的交通工具。第二年住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拿过去，锁在他公寓楼下停车路牌的铁柱上，某一天早晨起来，发现路牌被卸下来，连车带锁都被偷走了。

在美国，自行车本来就是用来锻炼身体的，真正的交通工具是自家车。第一场大雪飘落的晚上，朋友和我在城北买下我平生第一辆车，是丰田车里当时最小的特赛尔。我用这辆银灰色的五门掀背车学习驾驶，第三次就撞在桥柱子上，撞扁了一个轮胎和前面的挡泥板；第四次直接上了高速公路，在手脚发抖中把离合器挂到第五档，时速冲到110公里，感觉开了五分钟才恢复了呼吸。

 

我就这样学会了开车，然后去考驾照。考官是一位胖胖的黑人女性，看不出年纪，语速极快，又有口音，我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我专注于听她说话，一出考场，第一个停车牌就没看见，直接冲了过去。开了一圈回来，她朝我笑笑说：“你开得还不错，过两星期再来考吧。”这几乎是我唯一听懂的话。

但是一旦会开车，再回过头去走路、骑自行车，让自家车趴在街上，是近乎痛苦的。再说每天有许多事需要进进出出，有车和没车的区别实在太大了。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里，我一直在路上，走遍了大半个芝加哥。我有一张上路学车许可，但那是要求开车时旁边有一个人持驾照一年以上的，我一个人开车，就等于无照驾车。许多年以后，我会把自己当作反面教材，告诉后来的年轻人：那时我年轻胆大，刚到美国又比较无知，不清楚如果被逮着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在去西北大学参加同学聚会的路上，我进超市买东西，下车时没熄火，直接锁了门，就把车钥匙锁在车里了。我无计可施，只好请警察来开门。身高六尺多的大块头警察，笑容满面，手竟然很巧，用一个铁丝钩子，几分钟就把门打开了。我连说了四五遍谢谢，然后匆匆开车离去。同学听说了以后告诉我：“算你小子有运气，警察叔叔如果发现你没驾照，可以当场逮捕你。” 

 

二

 

考下驾照没几天，就迎来了九十年代。我第一次开上湖滨大道去芝加哥大学，在一个刚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家聚会。晚饭后一起看电影，放的是我推荐并带去的《美国往事》，里面有些镜头让在场的女生感觉不大舒服。我意识到自己有些欠考虑，索性提前告辞。回来的路上，湖滨大道已经车辆稀少，一片冷清。月光落在积满灰白色旧雪的湖畔，明亮而凄凉。我索性停下车，在路旁点燃一支烟。并没有什么具体理由，我哼着《美国往事》的主题旋律，热泪盈眶，仿佛是一份不甚分明的敏感、一次难以表达的无奈。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很清楚的自觉：一个时代和我的一段生命正在成为过去。

 

从1981年春节离开北京，我并不曾亲历中国的八十年代，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身处偏远的仙台，我既不曾接触也不熟悉这十年里展露头角的中青年精英，反而是到了美国以后，有补课的感觉。那一年有许多人曾经是芝加哥的过客，还是在芝加哥大学，一幢古旧的公寓楼里，房间里挤满了人，光线相当暗淡以至于我看不清许多人的脸，只听到主人在介绍刘再复、甘阳、李陀等名字。那天半讲座、半漫谈的内容我已然记不得了，好像是刘再复感叹：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上一代知识分子那样有个性。他举的例子之一，是金岳霖先生每天坐着一个平板三轮车去上班，坐在中间，身旁摆些书，旁若无人地读着。金先生的平板三轮在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有名的，然而我恰好读过他五十年代否定自己的文章，想到他的特立独行最后只剩下一辆三轮车，心中另有一种感叹。

八十年代的余晖尚未散去，无论是刚刚离开故国的风云人物，还是已来美数年的留学生，都还在关注和沉浸在其实与我们毫不相干的变局之中。三元是芝加哥大学留学生的名人之一，小平头、白衬衫，身高一米九，像个打篮球的，进出门时习惯性地弯一下腰。不过当时中国篮球队前中锋张卫平也在芝加哥大学，所以三元还不是华人里最高的。他看上去大大咧咧，胆子也大，据说深更半夜都敢出没在治安不怎么好的海德公园。

三元是我的学长，1977年高考恢复即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八十年代中期到美国留学。我去他家里参加过几次聚会，第一次见到他，听到他自我介绍：“This is 三元”，最后那个“元”字是带着纯正京腔“儿”音的，然后咧嘴一笑。他的夫人程玉是程潜的小女儿，曾经参与北岛等人创办的《今天》，我早闻其名，不想在这里见到。当时芝加哥大学文科学生差不多一半是北大校友，时不时在一起高谈阔论，三元更是交游广泛，一时间他家成为中国留学生的聚会据点之一。

 

然而我对大的理论总是心怀疑虑，对来自传统或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参与热衷总是保持距离。这既因为自己的经历，更由于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动荡时刻固然如同打鸡血一样激动人心，然而越是在大的波澜里，个人越无能为力，而且越少本来就有限的所谓对命运的掌控。早在弱冠之年，我就在给朋友的信里写过：悲观与逃避是我的一种倾向，也许已经深深浸透在潜意识里。

在1990年春天，我不再觉得象牙塔是一个容我逃避的栖身之地。理论建构显得前所未有地苍白，课题研究似乎不足以成为精神寄托，而更像是选择一个现实饭碗。我每天读《芝加哥论坛报》一个不起眼角落里的桥牌例解，经常开车漫无目的地转悠一两百公里，中西部空旷平原带给我自由而沧桑的感觉。

 

虽然聊天有时嗨，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活得很实际。留学生奖学金多半微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是每天要面对的事情。花三四千美金买的二手车就属于豪车，多数人都是开一两千块钱的。还有不少人开几百元买来，或者到处生锈，或者轰隆作响，仿佛随时可能抛锚的旧车。学会开车并不是为了自由的感觉，而是通向各种可能性的基本技能。老布什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使得留学生可以合法工作，以前不开车的也纷纷上路去打工挣钱。

春风明媚的季节里，关心时事的人越来越少，走出校门的人越来越多，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找到工作，搬到郊区，租了一个一房一厅。那是一个花园式公寓，四幢两层小楼围起一大片绿野芳菲。我的客厅面对花园，有一扇落地窗，我啜着咖啡望着窗外安静的花园，觉得生活几乎不是真的：忽然周围大多是金发碧眼，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忽然变成上班族，朝九晚五，日复一日。

 

三

 

初到美国认识的几位朋友，大多是七七、七八级大学生，胸怀大志，能言善辩，皆是一时俊彦。对国家大事的热情转瞬即逝，对追求财富的冲动持久不息，从人性的角度看是很正常的。当一位朋友从几百英里外深夜驱车到我的公寓，不知疲倦地鼓吹办印刷厂和买卖黄金这两件听上去完全不搭界的生意时，我被侃到一头雾水，根本插不进话去。最后只是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可惜我银行账户上只有两千块钱。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我的话，当时很多人以为我已经留学多年，又来自繁华的日本，一定有些积蓄。殊不知我喜欢与关注的，向来是无用的、很难产生效益的文史音乐一类，又因为年轻，不知存钱，所以到美国不久就急于找工作，没有做生意或者自费读书的资本。生活就是这样，在某一时刻由于种种具体原因作出的选择，影响之长久是自己完全想不到的。等我再次发现可以不用去上班时，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之后。

九十年代的头几年，是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毕业工作，买车买房，结婚生子的时期。早在1991年，我的同龄朋友里已经有住在三百平米（约等于三千英尺）别墅的，当时价格其实不到三十万美金，首付只需百分之十。在他家的聚会，来了五六十人，车子停出一条街去，一多半是本田雅阁或者丰田佳美，客人们如同参观博物馆一样参观豪宅。

 

也是在那一年，北岛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作品朗诵会，会后我在大学咖啡厅里和他见面。他委托我在芝加哥代理刚刚复刊的《今天》，不久后我收到了20本，除了送到图书馆外，还放到为数不多的中文书店里，然而过了很久也无人问津。我本是最不擅长营销的，那次鼓起勇气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却没有人要买或者要订阅。一位外语系毕业的朋友，据说曾经很爱写诗，此时电脑硕士读得焦头烂额，新生儿嗷嗷待哺，和我说了几分钟就挂了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八十年代读诗的人太多，九十年代竟然没有人要读了。风尚的变迁，自有文学的与非文学的理由，倒也呈现出其水性杨花的本质。

那时常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在皇城根边长大，少年时蹬平板三轮，能够让一轮悬空，像骑自行车那样飞快。记得刚到芝加哥不久，有一次去他的公寓，和他还有他的同屋，三个文科生聊到午夜，预言我们这一代留学生，二十年后经济地位一定会大有提高，但是人文素养未必有多少长进。近三十年后，他们一位从教授成功转型为房地产公司老板，另一位成了著名的传教士。

 

不过两三年功夫，芝加哥大学的那群文化人便已云散：刘再复去了科罗拉多，李陀回到北京，甘阳走得晚些，听说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博士没读完就远赴香港。三元兴趣转移到创办留学生科技园的宏伟计划上。从此后的发展看，他的想法有相当一部分是很先驱的，不过先驱的结局往往并不美妙，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我并不知道多少他的事情，不过我隐约觉得他画的饼不太靠谱。这仅仅是我的一种直觉，或许由于我自己有很不靠谱的一面。不过我一向独往独来，活在当下，对未来持怀疑态度。三元则还是要做一番事业，这一点与他的雄心勃勃的同代人并无不同。我一直认为不靠谱的人最好自觉地游离于人群之外，但是三元总在寻找与人合作的机会。他很聪明，一方面亲和力很强、也有实际运作能力，另一方面天马行空、任性而为，在当时毁誉参半，宏图未能付诸实践也就是很正常的。

在匆匆忙忙中年里，一转眼就好几年没见面、不通音讯。再听到三元的消息，是他已经离开芝加哥，偃旗息鼓，像许多中国人一样，改行IT、养家糊口，仿佛留学生组曲中的一个音符。随着岁月流逝、白云苍狗，三元的故事早已被遗忘，他也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物质生活的迅速改善，自然带来蒸蒸日上的感觉，对个人、对社会来说都是如此。我也渐渐习惯了作息规律的日常生活和背后那种人到中年的安定感。我早已认识到，无论在怎样的时空，不合时宜的感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我并不想去适应和改变，那么只有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距离。这种若即若离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就持续了很久。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夜，芝加哥气温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和远道而来的亲戚吃完晚饭，我忽然兴起说：这么冷的天，也许不会有那么多人进城，我们上高速试试能不能开进去看世纪焰火吧。果不其然，刺骨的寒冷打消了许多郊区人出门的念头，我们竟然一路畅通抵达密执安湖畔。天文馆、水族馆沿岸车山人海，下车等待放花的人们用滑雪服、厚毛毯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因为是临时决定，什么都没有带，我只好开足车里暖气，摇下车窗，伸出脑袋看黝黑湖面上的天空。

那是一场璀璨迷人的花火，离我如此之近，仿佛就在头顶上绽放。在闪烁的光亮与起伏的劈啪作响里，我所属于的二十世纪消失在欢声鼎沸里。那一刻我也从车里出来，在冰天雪地里搓着手、跳着脚，和人们一起欢呼，心中悲欣交集。

 

四

 

黄鹤楼空空一水
金陵风雨雨千帆

 

这是我在世纪之交写的一首七律里的一联。九十年代连诗都很少写，罔论其他文字。不过古人云，不行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依然保留着读书与游戏的习惯，又因为工作关系，九十年代后半多少见证了江南一带的迅速发展与繁华。

 

再见到北岛已经是2007年的除夕，他来芝加哥，下榻于此间著名画家周氏兄弟府上。他本是约我去谈有关参加《今天》网络版编辑管理事宜，结果只谈了一会儿，就变成丰盛的晚餐、红酒和唱歌。在读北岛的诗近三十年后。听到他的歌声。是一种很难忘的美好感觉。

从那以后又整整十年过去了，在不知不觉之中，我沿着文字的小路回到故国。当记忆中的场景不可辨识时，或许只有文字才能恢复人生的连续性。

 

不过真实的人生是断片的，而且有时十分突兀。今年春节将至的周末晚上，我在一个歌舞晚会演唱了两首歌，和许多旧友新知寒暄社交。归来后，看到多条新的微信，其中有一条是问我“你认识三元吗？”我回答说我认识，这位年轻朋友就告诉我，三元当天早些时候因为滑翔伞事故去世了。听说这个消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许这就是天意吧，让他这样一个人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去。

三元一生爱折腾，然而生活中折腾不成事的人从来远远多于折腾成事的人，一件事不成，总要找些别的继续。喜欢上这种有高度危险性的运动，想来也是年近花甲时的一种寄托。他事故发生时当场身亡，应该也没有多少痛苦。在美丽的加州阳光如此的最后归宿，对于他也是死得其所。

 

生死浮沉的故事，最能提醒光阴的流逝。虽然在因为经常风萧萧兮而别名“风城”的芝加哥，洛克街上的小楼还保留着砖的颜色。

 

风城岁月偶回眸
谁望神州北固楼
江海一麾烟织杳
山形依旧月如钩

[黄叶村]

好文，谢谢分享。

[尘之极]

先生做的好文，巨细之事，娓娓道来。欢乐忧郁，俱留予昨日。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