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传来邓丽君的歌声——高中回忆之二

（原载2015年8月10日《经济观察报》）

 

一

 

2009年新年夜，高中同学L君邀我去他家喝酒吃饭，我们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的高中，L君邀的另一家，夫妇都是和我们同一年考入北师大实验中学的，虽然初见，说起来却有几位共同的朋友，免不得又感叹了一回世界之小。于是话题滑向高中岁月，恰好2008年是我们上高中三十周年，处于半老不老阶段、日益怀旧的校友们颇有些纪念活动此起彼伏。

北京师大附中成立于1901年，是北京最古老的中学之一。半个多世纪的传统在文革中断，连名字都一度改为南新华街中学。师大附中1978年恢复成为市重点中学，并且通过全市统考招收了四个重点班，这一届学生堪称为文革后的黄埔一期。1978年是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元年，高考的恢复是“知识改变命运”的重现。在中学里，考大学成为第一任务，功课好的学生在其他方面可以得到宽容，我十分幸运，由于是高中统考第一名，无论是政治上不求进步，还是经常旷课的劣行，都未被深究。师大附中校风讲究厚重朴素、老实听话，与我个性原本不合，但我遇到的几位老师，或富于理解力，或对学生满怀感情，或待我亦师亦友，给予我一个相当自由的空间，是我毕生感激的。

我上高一时，张老师继续是班主任。高中开学不久后，觉得功课不紧，常坐14路公共汽车去北京图书馆读书，主要是俄罗斯小说。不久愈演愈烈，开始旷下午自习课。同学有意见，张老师婉转地给我指出以身体不好为理由的光明大道。小说读多了，白日梦和烟瘾渐增，午休时，忍不住要躲到操场西南角废弃的储藏室后面偷吸一根。终于有一日，被另一个班的班主任逮一现行，大怒，说要让你的班主任好好管管。我无话可说，静等处置，不料却没了下文。我从小经历文革，对政治敏感，又明白多言贾祸，所以和老师同学不谈政治。然而那时候好学生是被要求政治上进步的。张老师身为班主任，该说的话自然要说，但在我貌似谦虚地表示自己表现不够进步、入团还不够格时，她只是笑了笑说，团早晚还是要入的，就此不再提此事。后来听说，她虽知道我自己无意，却仍曾提议发展我入团，但我那时已经是年级里最自由散漫的学生，结果团支部没有通过。

 

思想解放的气氛弥漫到知识界和整个社会，是在1979年。春天里，西单的东北角开始贴满了各种字体的文章，油印的民间刊物半公开流传，我与《今天》的缘分就从那时开始。好像是在美术馆门外，从拄着双拐、穿着绿军色装的马德升手里买了好几本蓝色封皮的《今天》，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谁。少年时读与写的都是旧体诗，但是在接触《今天》之前，我的关注已经转向新诗，倾心于戴望舒、徐志摩、卞之琳和冯至。冯至先生就住在和我家同一幢楼的三单元，经常看到他缓缓踱步，目光慈祥，让我想不起他的“等到了夜深静悄／只看见窗儿关闭／桥上也敛了人迹”这样的句子，也就从来没有鼓起勇气告诉他，我在读他半个世纪前的作品。然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诗毕竟隔了一层，《今天》的作者就在同一个城市，感觉随时可能在街角相遇，《今天》的诗句震撼却并不陌生：“走吧／路啊，路／飘满红罂粟”。西单一带自然不曾飘满红罂粟，倒是飘着半兴奋半自由的温暖气息，在短暂的解冻时期，乍暖还寒，注定昙花一现。那一年布拉格之春是一个正面词语，民主是一种似乎可能的向往。我好像也买过一本《沃土》，读过《探索》，30年后，在芝加哥见到编者，铁窗与酒精催人老去。

 

二

 

中年以后，我渐渐认识到我在政治上既不敏感也无兴趣，只是不巧被投入了一个政治无处不在的时空。在怔怔懂懂的1979年，我心向往的是诗、远方与爱情。六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在斜对着颐和园北门的路口，安静地等待了两个小时，直到心仪的女孩姗姗来迟。

若干年后，等待本身成为美好的回忆，虽然等待并没有结果。在那个周末，相约夏天一起去看海，暑假开始，她却不曾如约而至。整整一个暑假，我住在中央党校北院父亲的办公室。办公室坐落在党校主楼的七层，当时那栋九层楼是全北京少有的高层建筑之一，许多个夜晚全楼空无一人，我独自在楼里奔跑歌唱，打开火柴盒，放飞从小湖边逮到的萤火虫，看他们在楼道里飞翔闪光。白天我拿着父亲的图书证去图书馆读书，图书馆不大，藏书也不是很多，但是几乎没有人在那里读书，非常安静。记不清在那里读过什么书了，只记得在那里写过小说开头，里面的“我”是一个“流浪的行吟诗人”，那就是18岁的梦想吧。

 

楼里有一位刚刚工作的女孩，目光明亮，健壮丰满，性格开朗，简单直率。我和她经常在一起聊天打扑克，很快她就成了听我废话连篇的人。她也给我讲述她18岁生活里的各种小事，听上去和我好像是在两个世界。她家在城里，有一个星期六晚上没有回去。她的房间就在隔壁，晚饭后我们在楼道相遇，彼此都静默了几秒钟，然后我约她去散步。夜色从小湖的另一端缓缓升起，那个夏天是湖边还鲜有人迹，水草疯长的年代。手牵手走回一片漆黑的大楼里，空空荡荡走路都有回音的感觉让两个人都嗨了，奔跑着穿过楼道，从一端的楼梯一口气登上九楼，又从另一端的楼梯飞奔下来。终于在一个拐角，我一不小心摔倒，她冲下来栽倒在我的身上，两个人抱在一起。一动不动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和我都静了下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楼道里，相拥在一起聊了一会天，就各自回房间睡了。

此后我们继续聊天打扑克，只是有时会彼此相视一笑。她不久就回城里工作，我的暑假也结束了。过了很久我才知道，有一位面相很善良但也很八卦的长辈，曾经向我父母报告我和她来往过于密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对她说过什么。大约两年多以后，一个寒冷的下午，我在东城一个胡同口遇见她，聊得开心温暖。她告诉我她有了一个男朋友，我告诉她我很快就要留学了。

 

三

 

高一1班有49名学生，教室的座位是六行八排48个，第49个座位安排在教室后门。我主动申请坐在那里，好像是每两个星期，学生按行调换一次座位，所以我旁边那位“同桌的你”老在换，只有我安然不动。之所以想坐那个特殊座位，是因为没有别的同学想坐那里，而我觉得坐在门口有穿堂风该多舒服。刚开学时，天气还很热，吹着风着实很舒服。但是那个位置也是冬天冷风嗖嗖往里灌的地方，我却一点也不记得曾经怎样。也许关于往事，人更倾向于记住美好的印象。第49个座位最美好的一点，是上课时可以看着门外的操场走神。我清楚地记得，就这样日复一日看着高高的杨树从枝叶茂密到冬天的枯秃。

 

我从进师大附中起，就有不务正业的倾向。先是被双腮涂得红扑扑穿上袍子，在英语短剧里扮演男主角，一个翻身农奴之类的角色。走出附中门口，在大街上遇见一个美国女青年，当时老外还很罕见，我们和她搭讪练口语。她看见我们这幅怪模怪样也很好奇，可能西藏对于她就像对于我一样，只是一个遥远的地名。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以为我们是藏族，反正她是开心无比地搂着我们合影，不过那时没有数码相机更没有智能手机，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照片。我在区里演出，用有点大舌头的发音唱了一支蹩脚的英语歌，不过当时学外语的人还很少，高考外语都不计分，我们演出的英语剧居然得奖。于是上高中以后，学校有活动我就会被叫去唱一支歌。上世纪90年代邂逅一位学弟，据说当年第一次见我就是在晚会上听我唱《黄河颂》。另外一位同学则回忆我在早自习课上，时不时摇头晃脑地讲古诗。这些比较正能量的场景我都想不起来了，倒是记得平常以一纸医生证明免体育课从不上操走正步的我，在校运会彩排时忽然心血来潮，要求去做走在最前面举旗的。班长是我小兄弟，私下擅作主张把大旗交给了我。高一年级20个班800人之众的领头旗帜，在我走不直的脚步里像招魂幡一样东摇西晃、堂而皇之地走过主席台。彩排结束后，班长立马被叫到年级办公室，挨了好一顿训。

 

我努力和别的同学一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经常早上5点起床，晚上边听音乐边做题到午夜。但是我的书包里总是藏着一本《苔丝》这样的外国小说，或者朱光潜先生《西方美学史》一类的著作，不想听课时就拿出来放在课桌里，低眉垂目看几页。看着看着，就会觉得课堂离我很远，就会想为什么我在这里上学呢？高一第一学期物理期中考试，相当容易的题，我却不及格。顾老师叫我到教研组办公室，指着卷子脸气得通红，话都说不利索了。我见顾老师真动了火，连忙很诚恳地说，“顾老师，您别生气。我其实用的几个公式还对，就是…”顾老师一瞪我，我赶紧低头沉痛检讨：“就是数没一个对的，正的写成负的了。”我依然混迹在数学、物理尖子小组里，时不时去参加竞赛，屡败屡战。那时候上大学录取率即使在北京也只有4%，就像今天发财一样，成为所有青年人的人生目的。

文革刚刚结束不久，绝大多数成年人对因言获罪心有余悸，对意识形态敬而远之，所以流行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学文科至少不被鼓励，很多人认为那是因为数理化学不好不得已的选择。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想去考文科，在某个夏夜重读了一遍傅雷的《贝多芬传》译后序：“不经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段话如今读来，未免法国式的夸张，在少年时对于我却有打鸡血的功用。我对语言的背后相当敏感，从文革时期就能在革命豪言、道德说教里听出弦外的考量。后文革时期，人们说起现实越来越坦率，从另一个方向提醒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开学时，夏天还没有过去，我自以为做了平生第一个重要决定，神情严肃地去见老师，要求去文科班。果然教导主任、年级主任和老师们都劝我三思，而我死不改悔的性格第一次暴露，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是那么坚决，自然也就去了文科班。

 

四

 

秋天很快就来了。乘15路公共汽车到西单换大1路时，看见路北的墙已经洗刷得干干净净。不久传来了有人被判刑的消息，人们感叹了一阵也就过去了，毕竟那是生意盎然的一年。还是在春天里，好像是在大木仓胡同35号教育部大院胡家，听到一盘转录不止一次的邓丽君卡带。当时还很少有人家里有能够转录卡带的双卡录音机，颇费周折以后我才又转录了一盘，那一盘上的歌，到现在我还能背出大部分歌词。第一首是名曲《小村之恋》，而我当时最喜欢的是并非很多人知道的《我心深处》：多少情感／在我心深处／直到今天／从没有向你吐露。我和我的同龄人是从邓丽君那里第一次听到如此美妙而清澈的情歌，为之倾倒。岁月静好的1979年，邓丽君的歌声直抵内心。在中央党校宽敞的办公室里，曾与家父一起反复听邓丽君卡带，他推敲许久才听清那一句“翠湖带雨含烟”。这样听清的歌词30多年后依然清晰：

 

我曾在翠湖畔

留下我的情感

如诗如画

似梦似真

那是我，那是我的初恋

朝朝暮暮怀念

翠湖带雨含烟

我心我情依旧

人儿她，人儿她是否依然

 

靡靡之音不仅征服了我，也迷住了年过花甲，唱了一辈子抗日和革命歌曲的先父。

[同明相照]

我父亲是抗日老兵，我岳父是做生意的，
俩人都在1943年左右在天津工作过;
我父亲当时做地下工作，有时在舞厅接头。
我岳父常出入舞厅和买卖人交际。都常听到"何日君再来"
1979年听到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时.两人的反映两极。
父亲愤怒之极--想起当年的艰辛苦难，
岳父兴奋之极--想起当年的快乐萧撒。

[twbxw]

这不像是一个作家写下来的文字。简言之，文字写作量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