掐不死的温柔
八十年代中期，三外公家的小堂舅们赶新潮，买了一只唱片机；自然也还买了几张黑胶唱片，有一张就是台湾校园民歌。那时的“恶”风俗是每家都喜欢把唱片机音量放到最大，让路人都可以听到，似乎一来可以表现拥有者的音乐喜好，二来也体现他们的好客之道。
于是，我们就每每听到蔡琴唱的《恰似你的温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 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这首歌的歌词清新、浅白、易懂（正如大多数民歌歌词），但是最后一句却让我们迷惑。“恰似”不是我们口语里常用词，怎么听，都像我们农村人发狠说的“掐死（你）”（正好前面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手”）。但这么狠的话被歌手用那么温柔的语调唱出来，自然更让人不甚得其解。一直到回到校园里，才有某一天被人醍醐灌顶，知道邓丽君和蔡琴唱的其实是“恰似”这两个字。
另外让人稀奇的是“温柔”这个词。这类民歌刚刚传到大陆的时候，官方虽然不禁止，但是将这些歌曲定性成“靡靡之音”。除了歌曲主题之外，“温柔”这样的歌词大概也是触发如此定义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脑海里被灌输的是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之类的宏大理想，对这样风花雪月、谈情说爱的歌曲，是要提高警惕的。
“可惜”的是，这些民歌显然很有市场。即便一般的少男少女不好意思唱出会惹人猜疑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之类歌词，但是《童年》《光阴的故事》《兰花草》《外婆的澎湖湾》之类还是完全可以在各种场合理直气壮地唱出来的。对爱好写作的我而言，“温柔”、“柔软”、“美丽”和“哀愁”等等词汇，忽然生发出无限魅力，恨不得在每首稚嫩的诗歌里都可以用上。
到了九十年代，大陆的校园民谣一度也蔚然成风，《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之类，跳脱出软绵散漫的抒情，加进人物和故事情节，回归民歌的“叙事”本色。对照早了十来年的台湾校园民歌风潮，无论是从流行程度还是捕捉校园生活情景点滴，大陆的校园民谣倒都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意思了。当然，播放设备的现代化，比如单放机和CD等等的普及，大约对它们的流行更有功不可没的推动作用。
音乐风潮向来是不断变化的，但每个时代都有经典在大浪淘沙之后成为经典。要论诗意表述，台湾校园民歌里面《光阴的故事》和《乡愁四韵》等等，散发和流露出更高一层的诗意的高雅，于我这样的个体而言，它们的生命力也更为长久。而叙事歌曲，因为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特色（比如“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这种细节，或者睡在上下铺的大学宿舍景象），在更长的时间长河里，又不免失去它们曾经打动人心的闪光点。
话又说回来，台湾的校园民歌也罢，大陆的校园民谣也罢，这些“温柔”的歌曲和他们传递的美丽情愫，最终没有被强硬的政治宣传机器杀死或者“掐死”，几乎让我想到老子所言：“满齿不存，舌头犹在”。温柔恰恰是掐不死的。
说来有意思，又有一首英文歌曲叫《用他的歌温柔地杀我》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曾经也是我们青年时期最爱的一首英文歌曲，但我们听的多是别人的翻唱版本。近日才知道原唱是一名黑人女歌手，叫罗波塔·佛拉克（Roberta Flack）。她因为此曲获得1973年的格莱美年度唱片和最佳流行歌曲等奖项。《纽约时报》近日登出新闻说85岁的佛拉克今年被确诊渐冻症（ALS），再也不能登台歌唱。
时间无情，让我们老，让我们病，并最终杀死我们，但温柔的歌声却不可杀不可掐。依靠现代音像科技，它们更可以永久流传，一直“温柔”地感动我们：《用他的歌温柔地杀我》是这样，风靡一时的台湾校园民歌亦是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