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辉
每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会遇到几个叫“辉”的朋友。
太太花友雅敏的丈夫叫倪辉：福州人，清俊、聪明、能干，帮我们家装过抽油烟机、换过厨房到后院的小楼梯、修理过浴室的电线等等。雅敏更送他一个昵称，叫“灰太狼”，常叫我忍俊不禁。大学时有一个上下铺的兄弟叫熊辉，南昌人，典型的O型血，不想后来读了博士做了教授，之前被评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今年更被评为人工智能协会会员，成为我们大学班的骄傲。
让我难忘的还有一位工作中认识的朋友，叫曾辉，四川人，老实中透露着狡黠劲儿，为人善良热诚，相处起来让人十分舒服自在。人到中年，渐渐会知道知心的朋友越来越难有，相处之中叫人舒服自在的更是可遇难求，而曾辉是这样一种人。
那时候我们都在彭博社做程序员。我早几年入职，曾辉是读了计算机博士来做程序员的。我们供职于同一个大组，偶尔会有工作上的交流，不时一起去底楼午餐。然后发现我们上下班常常在一趟地铁上，因我们都住在皇后区的雷哥公园和森林小丘那一线。在后来，在法拉盛街头、华人超市等地方的拥挤人群里也能偶尔发现彼此的身影。那时候，我们都是快到四十不惑的中年人，每家各有两个年纪差不多的小孩，于是就开始约周末带小孩一起玩，一起吃饭。又发现我们分别是在上州相距不远的“伊的家”（伊莎卡，Ithaca,，康奈尔大学所在地）和“冰寒屯”（Binghamton，宾汉姆顿大学所在地）读书，也都曾去彼此的学校探访过……于是，就这样渐渐熟悉了起来。
熟悉了，才知道曾辉的履历很有趣，并不是像我这样的一路傻兮兮读书、找工、养家糊口的。他本科时读的是民航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民航客机飞行员，认识了当时身为空姐的美丽太太，求学、立业、成家，都十分顺理成章。但是，曾辉是个有想法的人。做了十年民航驾驶员、机长、这种对于常人几乎可以算是光鲜亮丽的理想职业之后，他忽然想：我这一辈子就要这样度过吗？说是机长、飞行员，但大多数时候不过是在起飞和降落之间、睁大眼睛盯着飞机自动驾驶的仪盘仪表、力求不打盹、不出错而已……一直记得当时曾辉更我讲述他当时的思路：“我也有一个聪明的大脑。难道这个聪明的大脑就要这样麻木地过完剩余的一生吗？”
有志者，事竟成。曾辉为出国准备的英语考试很顺利，最终辞去飞行员的舒坦之职，选择到纽约上州的宾汉姆顿大学攻读一般人认为苦哈哈的博士学位，读的是计算机硬件专业。他美丽的太太静也夫唱妇随，辞去国内空姐职位来美国陪读，并按照当时陪读太太的流行做法，花一两年时间读了个会计学位出来。博士毕业后，曾辉顺利入职彭博，带着太太和孩子在纽约皇后区的森林小丘租了一个公寓安居下来。
彭博公司有自己独树一帜的企业文化，比如我们刚入职时就被“洗脑”：公司有最好的医疗保险等福利，公司从来没有裁过人，公司所有经理都是内部提拔，年终总结基本上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我们曾经都是安居乐业的员工，以为自己会在公司一直干到退休。大家的关系也非常融洽，记得当时一位印度女同事阿帕娜跟曾辉合作颇多，但她发不准中文Hui的音，每每会断成Hu-i,于是就喊成“胡依”，常常引得我发笑，并常常也拿“胡依”“胡衣”“狐疑”“互译”来叫他。记得我还自作聪明、自告奋勇地跟阿帕娜解释，其实“辉”，相当于英文里的Beacon，你叫曾辉Beacon就好……当然，他们对我中文名字爱国的拼音Aiguo的叫法也是五花八门，听上去最像“艾古奥”，似乎也无端地添加了些异国情调。
工作舒服，儿女成长，我们周末的聚会也常喜气洋洋。记得当时因为曾辉的缘故，我们也和另一位也住在附近的同事张燕一家熟悉起来。张燕家也有两个小孩，大女儿稍大一两岁，但小儿子和我们两家的大儿子同龄，三四个小男孩到一起，尽可以玩得不亦乐乎。那时三家人聚会，往往轮流做东，最常吃的就是四川火锅。吃饱喝足，小孩玩小孩的，大人玩大人的，异乡的日子充满烟火气，也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记得有一次下班回家，曾辉本和我同行，到了地铁站最下一层，一起等回家的R线地铁。不想他却突然想起什么，又急匆匆往地铁站的上层跑去。我问他干什么，他说突然发现自己包里有几块钱零钱，要上楼去送给那个地铁站里无家可归的黑人……我觉得自己也是良善之辈，但像曾辉这样善良的中国男人，还真是不太多见。
闲聊之中，曾辉听说我有写作的爱好，还在国内出版过长篇小说，就夸赞我说：“你毕业于中国和美国名校，人又长得帅，还会写作。太太漂亮，两个儿子又那么可爱（当时我们家还没有生小女儿），人生不要太完美了！”不知道为什么，听眉长嘴阔、看着几乎老实憨厚的曾辉笑意盈盈地说出这种夸奖的话，我竟不觉得肉麻，而是接受得坦诚舒服。甚至，一向不习惯、不会夸人的我也“回敬”过去：“你不是也一样嘛！还曾是机长，还娶了曾经是空姐的美丽老婆呢，还生了一儿一女凑成个‘好’字！”
彭博公司的创始人彭博先生后来做了纽约市长，公司的日常管理也就交给了所谓的“职位经理人”。这些职业经理人大多在华尔街服务多年，也很快带来了不一样的政策和作风，其中就包括引进更为严苛的绩效考核，并以此来决定员工的年终评估等等。我们当时算是年轻人，眼看周围一批老员工被逼着重新培训学习，不能过关之后就常常主动辞职或被解雇。记得阿帕娜当时就说过：“以前听说这家公司可以养老，进来后却发现它三天两头地在裁人……”
有人管理，就有主观、偏见和个人喜好参杂进来，在公司里自然就有更多的政治斗争参与其中。我当时的小老板从一个一直在彭博上班的美国人变成了一个从外面来的印度人，日子不好过。曾辉的小老板虽然一直在彭博上班，但他是一个口碑很差的巴基斯坦人，常常对下属大呼小叫，甚至恶语侮辱。曾辉是计算机博士，业务能力很强，小老板对他还不错，但是他却看不惯小老板的待人方式，也很失望于公司文化的转变。
我们开始讨论跳槽的可能性，常常也是在上班或者回家的地铁上。曾辉当时飞到加州硅谷面试了一家公司，感觉还不错，因为那家所做的产品属于计算机硬件范畴，跟曾辉的博士研究方向十分契合，这家公司甚至还有两三年里上市的可能。曾辉问我如果那家公司给他工作机会，他是去还是不去。我问他：“很显然，去有很多理由：现在彭博环境不好，加州四季好阳光，硅谷又向来是创新之地，又能学以致用你的博士专业，公司上司意味着一夜暴富、及早财富自由的可能……留在这里，有什么理由呢？”曾辉犹豫了一下，语气低沉地说：“我就是觉得，去了加州，可能再也遇不到像你、像燕这样的同事和朋友了，再不可能有我们这样三家欢乐的聚会了……”
做朋友，我很少被人这样当面“表白”过，尤其是在离开校园之后。感动之余，我还是真诚地劝他有机会去加州：“你也知道，你现在的小老板不是善茬，你成天看不惯他，他哪天看不惯你，你再行动就迟了，就像我现在的境地。像你们夫妻这么好性格的人，我坚信你们到哪里都会交到新朋友的。我也在找工作。说不定，运气好，哪天也能找到加州去呢。你就先去打个前哨吧！”
曾辉全家后来搬去了加州。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我们在开始的几年还保持联系，说着要在硅谷或者纽约重聚的话，知道他太太当时经营一家旅游公司，曾辉的工作很不错，但似乎最终并没有上市，他说硅谷的房子很贵，感觉不容易交到新朋友……后来在微信上有了联系，但也只是年关岁尾打声招呼，渐渐甚至这种招呼也忘了打，因为尘事纷繁，常常打开微信对话框，却不知如何说起。
岁月如梭，我不知道我的劝说和鼓励对他那次换工作和搬家之举有多大的促动成分。但过后的许多年里，我有时想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件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一位可信可亲的朋友和很多人生不可或缺的小小的喜悦与乐趣。在不怎么用的谷歌相片簿里，偶尔看到十多年前我们相聚给小孩过生日的照片，笑叹当初我们多么年轻多么快乐的同时，我不由叹口气，转念却又这样想：像曾辉那样聪明、性格好、经历有趣的人，到哪里还是应该交到新朋友、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乐趣的吧？
（原发于《世界日报》7月4-5日“上下古今”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