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亦知身是客
应该不是你
我也爱你
应 帆
黛珊一直记得献科第一次对她说“我也爱你”的情形。大三那年的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在大学校园的大草坪中心的人造小山上，那一棵开满粉色花朵的樱花树下，他们热吻到忘乎所以的时候，她推开他，命令道：“说你爱我。”
献科调皮地笑起来：“你也没说呢。”
黛珊也顾不得许多，躲在英文里道：“我爱你。”
献科一边也用英文说了“我也爱你”，一边又迫不及待地吻上来。
事后想想，黛珊总觉得自己吃亏了。一个女生先说了那三个字，虽然是自作聪明地躲在英文里说，而献科这个吝啬鬼也用了电影里外国人家常便饭式的、标准的英文回答，几乎有点假假的感觉。
当然，后来她有过一种模糊的期待和阿Q式的自我安慰，以为这样的对话会成为他们的一种日常，尤其在出国之后，在人们说“爱”如同家常便饭的社会和语言环境里。即使作为中国人，即使他们只是“躲”在英语里说这样的话。
她完全没想到，这样的情话在他们共度的生命旅程里，只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次，比如第一次吻，第一次上床，然后新婚燕尔之际在机场送献科先出国留学……
意外的是，等到女儿克莱尔三岁的时候，这个甜嘴小妞简直无师自通地学会用英语“我爱你”来讨爸爸妈妈的欢心。说多了，黛珊就简单地回说“我也爱你”敷衍敷衍。倒是献科，真如得了掌上明珠一般，每每变着花样回答女儿的甜言蜜语：“我爱你更多”“我爱你更深”“我爱你更久”……黛珊没想到的是，她和献科再一次说“爱”，是她要求离婚的时候。
这一晚她告诉献科：一方面她对两人的婚姻生活越来越没有感觉，另一方面她又越来越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无言或者沉默变得震耳欲聋。她曾经以为这是十余年婚姻后的默契，却终是痛苦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死亡，爱的死亡，而她又看不到新生的可能。
“有一阵子，我特别惊讶于网上看到的一首短诗，说的简直就是我一直想却没有表达出来的。那首诗很短很短，让我想到春天里樱花的短暂花期。它是这么说的：‘爱，是有生命的。所以，爱，是会死的。’”
献科把音量已经调到很低的电视彻底静音，摘了自己的眼镜，四下里找不到面纸，然后就直接撩起T恤衫的下摆来擦拭镜片。他中年的眼球圆鼓鼓的，几乎要突出眼眶来，看着黛珊兀自心惊。
黛珊又对献科坦陈自己其实早已精神出轨，虽然她只是含糊其人地告诉他：精神出轨的对象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同事。
献科张了张口，隔了半天，终道：“是老外还是中国人？”
黛珊不由自主地冷笑，用英文回道：“这个很重要吗？在这种时候，这个问题难道有任何意义吗？说真的，这个人的出现，不过是压垮我们婚姻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完了该说的，她盯着献科。那个二十年前在樱花树下可以用“玉树临风”形容的献科，曾经自诩“身材高、智商高、颜值高”的三高风光留学生，如今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三高中年人。双鬓斑白、体重超标的献科，把眼镜放在自己的腿上，腾出双手来揉了揉眼睛，然后无声地、更深地瘫坐在沙发里，闭上了他圆鼓鼓的眼睛。
经过了长久的沉默之后，献科睁开红了的眼睛，擦了一下眼角沁出的泪滴，也用英文说：“但是我爱你。”
黛珊蓦然想起那个春风沉醉的大学校园的晚上，那个她以白色衬衫、蓝色牛仔裙为美的乍热的仲春，那个她二十、献科二十二的春天，那个樱花忽然开又忽然凋落的春天，那个她期盼着他用中文说一句“我爱你”的时刻，而他只是躲在英文里矜持地说了一句：“我也爱你”。
算起来，已是二十个春天过去了，而他们在多少不同的地方看过了多少不同的、甚至更美的樱花，比如华盛顿特区的樱花，比如新泽西纽瓦克岔溪公园的樱花，比如纽约布鲁克林植物林的樱花。只是二十岁的人、心和爱再也不可能被复制了。
她鬼使神差地用英文回了一句“我也爱你”，又电石火光地明白：同样的四个字，重心却可以如此微妙地变化：原来这“也”意味着一种对等的回馈，现在这“也”却只是一种失去灵魂的附加值。
献科没领会，意料之中地问“那为什么你要离婚？”
黛珊只好道：“但是，我现在更爱自己，或者罗宾。罗宾是那个人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