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虎子

（1）

    这次寒假回乡探亲，为的是老家一直在说拆迁。我想着那一个村子就要消失，想着八三年父母花了积蓄又四方举债盖起来的四间大瓦房就要被夷为平地，想着以后那我儿时生活玩耍过的村庄和田野将只能看见一条高速公路如巨蛇般蜿蜒而过，就莫名地焦虑和心慌，因此赶着春节档子回去看看。回去了，自少不了拜访亲朋村邻。不想，在三叔家遇到了多年不见的二虎子。

    我们老家的人以前给孩子取名字没太多讲究，就地取材，因此按属相取的多，再加个前缀“大”或者“小”之类，而弟弟妹妹的名字更加马虎，往往是老大的名字改一下就用上了。所以我小时候叫“大憨儿”，弟弟则叫“二憨儿”。有个女同学叫“小美”，她的妹妹就叫“二美子”。因此呢，可想而知，二虎子有个哥哥就叫“大虎子”。

    他们两人的本名倒是不同流俗的，哥哥叫“李大清”，弟弟叫“李大白”。他们的父亲是个下放到我们村的上海知青，肚子里原本有几两墨水，因此取了个不像我们那时农村孩子流行的“爱国”、“建军”之类染满时代色彩的名字。农村娃子认识几个字之后，自然是没少拿他们弟兄俩个的名字开玩笑，哥哥有复辟的罪名，弟弟有不知天高地厚、敢跟李白比大小的荒唐。

    大家还特别喜欢拿“大白”开玩笑，因为二虎子天生皮肤白皙，不像我们其他农村孩子一个个黑黝黝的，大约因为他母亲年轻时候生得标致而他父亲又是上海知青、皮肤也不黑的缘故。我记得小时我们开玩笑叫他“李真白”，也说过他白得“像个大姑娘”之类的话。我后来多读了几年书，每每看到“当浮一大白”之类的话，总是会想起二虎子来，偶尔也会疑惑他父亲李望京给他取名“李大白”是不是还有别的含义在里头。

    二虎子跟我同岁，都是兔年生的人。我们两家父母是朋友，我们儿时又是同学，似乎很自然地就有些亲戚意义上的走动，比如谁家过生日，另外一家都会出份子，虽然我们两家并没有亲戚关系。当然，我后来也隐隐约约听说，我的父亲和二虎子的妈年轻时候似乎有些情感上的纠葛，但因为辈分不同，老一辈人不同意，两人也就分别嫁娶了。这种事情，我一直也没专门问过。父亲在世时，母亲倒是零言碎语地说起过，仿佛是要提醒父亲一些旧日所犯错误的样子，却也往往只是点到为止。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倒选择性忘记他的是是非非，只念叨他的好了。

    初三的下午，村子里人无事，早早吃了饭，就准备打麻将了。我在堂妹家吃的午饭。他们收拾了桌子，铺上桌布，垒好麻将牌，堂妹婿就电话里催人快过来玩。我本袖手旁观，见人来了，少不得打招呼，递上回国飞机上买的三五牌香烟一根，聊上几句。

    二虎子进来的时候，我们都一愣。他先是不太敢认我，也没听说我回来，惊讶道：“大憨儿从美国回来过年啦？！”堂妹婿小宏和三叔替我先应了，又递烟给二虎子吃。我也忙掏了一棵烟给他。二虎子便把先前收的烟夹在耳朵上，拿了我的三五烟，对着手掌心颠了几颠，然后借了小宏的火点着，猛吸了一口，咳了几声，几乎咳出眼泪来，又笑道：“外烟味道冲！你什么时候走？得空到我家吃顿饭。”

    大家寒暄了几句，他们也就忙着理牌。我吃惊地发现二虎子打牌时候戴上了一副眼镜，让我想起他一直戴眼镜的父亲。二虎子显然也是打牌高手，麻将牌在他手里翻转自如。他每每抓了牌，并不急着翻过来，而是闭了眼睛，用手指搓摸麻将牌的花式纹路，然后眼白一翻，睁开眼来，隔着镜片验证自己猜测的牌点对不对。从他得意的脸色来看，他大多数时候自然是猜对的。二虎子右手食指和中指相邻一侧，因被香烟长期熏烤而发黄。他右手小指留了很长的指甲，不时掏一下耳朵，眯着眼看看有无耳屎，再一口气吹掉。他赢牌时得意大笑，露出一口黄黑的牙齿。

    我看了大半个小时，也就百无聊赖，便拉了望牌的三叔到外面，给他点了枝烟，问他：“二虎子什么时候放出来的？现在做什么？”

    三叔闭了闭眼，吸了口烟，又昂头一笑，道：“你好几年没回来，不知道情况。他早就回来了，那个案子，狗日的女方也说不清楚，二虎子白白关了几年……”

（2）

 

    二虎子的案子，是大概十年前他犯的强奸案。那一年我还在读研究生，寒假在家就听村里人沸沸扬扬地讨论这件事情。说的是村子西头姚得富家的二儿子姚小羊从外面带了一个媳妇回来。大过年的，二虎子和小羊他们一起打麻将吃饭，不免醉了，哪知二虎子偷偷儿地进了小羊家，上了小羊的床和小羊的女人。二虎子的妈刘巧云说，根本不是强奸，小羊媳妇看上他儿子白净标致而已，跟他眉来眼去的。二虎子着了道儿，没想到被小羊妈看见，于是小羊媳妇反咬一口，说是被强奸了。

    那年夏天我在家。一天中午家里人正在吃饭，忽然听到房后道路上急促的脚步声和叫骂声，后来才晓得是二虎子家的几个亲戚追赶赤脚奔逃的小羊媳妇，要趁小羊不在家，狠狠地打她一顿。那时，二虎子的案子已经基本判定，牢是坐定了。不想，几个月之后，小羊在南京打工时，因为偷公家的电缆被抓住，也被判了五年。大家不免要骂小羊的这个媳妇是个扫帚星之类，祸害了二虎子，也祸害了自家男人。

    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每年寒暑假回来，总还能跟得上村子里人事的变迁。出了国，回去的次数少，每次也最多在老家呆上一两天，在叔叔姑姑家各吃一顿饭罢了。村子里的青壮年也多出门打工，平常回来不容易见着。我对村子里的人事也就渐渐不再知悉了，而我记忆里的二虎子，总不免还是那个白白净净的少年孩子。

     我闲着无事，午后太阳还有点温度，风也不大，因此就信步往房舍前的麦田里走去。立了春的天气略有和暖迹象，脚下的土地也不那么僵硬，田野里还可见这里一团那里一滩的雪迹。地里的麦苗，虽然矮小，却青绿喜人，似乎正努力生长着。我一时想，他们要经历一个春天和夏天，才能成熟收割。如果麦苗有知，四五个月后，它们金黄灿烂的一片，不过是等待着收割，不知道会不会有所感慨？

       走了一节田埂，倒又想起关于二虎子的两三件事情来。印象最深的还是七岁那年的一件小事。大虎子过九岁生日，不是大生日。我父亲在供销社上班，二虎子他爸在渔场上班，因此二虎子母亲也没请别人，就是我们两家母亲和四个孩子。

    中午做饭时候，二虎子妈发现家里盐罐子空了，就差使二虎子和我两个去大队部的小卖店去买一斤盐。其时正值严冬，河面上还结着冰。我们两个小家伙兴冲冲地提着竹篮子去了。买完盐，我们沿着小卖店门口的池塘往回走。没走几步，二虎子就叫起来：“大憨儿，你看，那里有一条鱼冻住了！”

    可不是，一条我们当地人常见爱吃的所谓草鱼，半大不小的，不知怎么被冻在冰中，看它小嘴巴一张一合的样子好像还没死，半截在水下的尾巴甚至时不时摆动一下。

    二虎子和我好奇心起，就从塘边找了小木棍，开始捣弄那条鱼身边的冰，妄图把那条鱼带回家。我们折腾了半天，那条鱼似乎也感受到有人要帮助它，当然也许是预感到有人要吃它，冰上的头部和水中的尾部更为焦急地甩动和摇摆，头部甚至碰出几点血星来。

    就在我们快成功的时候，一个比我们大些的孩子走过来。他先问我们干什么呢，然后一下子就明白我们在干什么了。他是附近袁庄袁四海家的儿子袁抗美。抗美一时就笑道：“我来帮你们吧。”他人高胳膊长，伸出双手去，一手抓住鱼，一手握成拳头砸冰，轻而易举就把那条鱼攥在了手中。

    二虎子和我这时候想起被放在一边的盛盐的篮子，就又把篮子挎在胳膊上，然后等着袁抗美把鱼给我们。

    袁抗美看了一眼手里忽然跳动了一下的草鱼，笑道：“你们看啊，这条鱼还没死 呢。如果给你们放在篮子里带回家，说不定半路就蹦出来了。你们是要把它带回家养起来的吧？不是要吃它吧？这鱼不足一斤重，没什么肉，又还活着。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把这条鱼带回家，我家有个鱼缸。你们家没有鱼缸吧？我给你们把鱼养着。等到养大了，再还给你们好不好？”

    二虎子和我听得面面相觑，觉得不对劲，又说不出不同意的话来。二虎子最后说：“那你说话算话呀。天暖了，我叫我爸来拿鱼。”

    袁抗美嘿嘿笑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认识你爸，他是上海知青，戴副眼镜，对吧？他又在渔场上班，最懂鱼了。你们赶快回去吧。你妈妈炒菜还等着用盐呢。”

 

（3）

 

    少年时代发生过很多事情，也遇见过很多朋友，可是这么一件小事却一直永远烙在我的脑海里。有时我甚至想不明白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怎么会无巧不巧地就冻在冰里，又被我们遇上，而袁抗美偏偏又路过那里……

    回到家的时候，我们自然和母亲们说起这件事情，他们笑我们呆，二虎子爸在渔场上班，每年年底都会送我们家两条特别大的草鱼或者鲤鱼，对我们所说的小鱼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因此这件小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只是隔了很多年之后，我念念于兹的，大概是那份难得的少年纯真吧，那样的呆傻，但是又那样的纯真，而二虎子和我那时候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朋友。但是，上初中后情势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也渐行渐远，并最终很少再有交集。

    我从小学开始就是有名的好学生，二虎子呢，有他父母的聪明劲儿，但是对学习并不上心。自然，在学校里我们也并不是走得最近的朋友。

    初中时正值八十年代末，苏北农村这种地方也感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力量，人心思动，各种新景象层出不穷。当时一个潮流就是女的开始烫头发，男的则喜欢把头发留长。二虎子妈大概是我们村子里比较早的烫头发的一个女子，大虎子和二虎子也喜欢留着半长头发招摇过校。大虎子结实，二虎子长得纤瘦，留长了头发，更给大家添了笑话的藉口。

    当然留长发也有留长发的好处，就是可以显得很潇洒，走路的时候，时不时地甩一下落在前额的长发，在那个时代有着无与伦比的英俊风范在里头。我记得二虎子那时候喜欢穿白衬衫，也不知哪里买来蓝得发白的牛仔裤，配着他的一头中长头发，在十来岁少年的眼里，确实是意气风发的样子。

    那时候我们有《中学生守则》，而守则里有一条就是“女生不烫发，男生不留长发”。当班里留长发的男生有五六个时，我们的班主任胡大胖子终于在金校长的指示下，开始动手。某一天，教语文的胡大胖子带了一把剪刀到教室，稍作训示后，就说：“既然你们的爸爸妈妈不能帮你们把头发剪短，那只好由我们来代劳了。”

    班级里一阵哄笑伴随着几声哀嚎。胡大胖子拿着剪刀四处走动，最终停在个头较小的二虎子跟前。 二虎子坐在位置上，双手抱头，嚎叫道：“胡先生，你不能剪我的头发。我的头发不长。”

    胡大胖子伸手捋起几绺他的刘海，一边比划，一边冷笑道：“还不长？是啊，如果你是个女生，是不长。可惜你不是女生呀。”

    班里的男生哄堂大笑，女生则多是捂着嘴吃吃地笑。二虎子“嚯”地站起来，乞求道：“胡先生，如果你动手剪我的头发，我就和你不共戴天。”

    胡大胖子又气又笑，道：“你还懂得用成语呀？你晓得这成语是什么意思吗？我看你和你的头发应该不共戴天才对。对不起，我们已经给你们足够长的时间。今天杀鸡给猴看，你的头发，我剪也得剪、不剪也得剪了！”

    说时迟那时快，胡大胖子已经剪下了一大绺二虎子的刘海。胡大胖子准备剪第二下，却不料二虎子双手挥舞着护住头部，又哭又骂道：“我日你妈的胡大胖子！你敢在老子头上动手，我跟你没完！”说着，二虎子就开始挥拳攻击胡大胖子的腹部。

    胡大胖子没想到会被攻击，手中有剪刀又不敢造次，往后一个趔趄，恼羞成怒地骂道：“不得了了！你敢打老师了！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我要告诉校长，告诉你家长。你是不想上学了吧？！还从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学生！”

    二虎子双眼通红，满脸是泪，着急慌忙抓扯了自己的黄书包，也不要桌面上的书，吼道：“不上就不上！老子还不稀罕呢。看你教的都是什么呀！书教不好，来剪学生头发！”

    说话间，二虎子已经撤退到教室前门口。胡大胖子还要追他，二虎子已经出了门，只留下“嘭”的一声关门的声音。

    就那样，二虎子离开了学校，再也没有回来。我后来有一次看露天电影的时候看见他，跟当时我们认为的一些社会上的小流氓在一起，穿着奇装异服，抽烟，说笑。我就记得他那夜穿了一条特别特别细的牛仔裤，月色里看他的两条腿就像两根细棍子一样。

（4）

 

    那年月，还有顶职一说，就是父亲的职位最终可以让儿子来顶替。我不知道二虎子有没有去顶他父亲的职位，想来不大可能，一个他哥哥初中毕业也走上社会，二个他父亲那时也不过四十岁出头，远没到退休的时候。

     不过那是人心活络的时代。听说二虎子曾经去上海打工，依靠他家在上海的亲戚。后来又听说他在上海的大饭店里找到了一个职位，就是帮着大厨配菜，据说是很轻松的活，而且也挣钱。

     在麦田埂上漫步的时候，我想那时候很有钱的概念大概也就是一个月两三百人民币吧？九十年代中，我在大学一年的伙食费也不过每个月三四十块钱而已。相比而言，两三百是不错的工资了。那时，村子里的童年小伙伴们大多走上了打工的道路，留在老家的也开始拜师学习木匠、漆匠、泥瓦匠之类的活计，只有我是百无一用的读书郎。为了这个，父亲没少说我，尤其是在我读完本科又要读研究生、读完研究生又要申请出国的时候。

     在外面逛累了，我就又去三叔家看他们打牌。二虎子面前票币稀少，看样子只输不赢。他镜片后的双眼发红，一张脸在日光灯底下照着，越发惨白。他拿起茶杯，发现没水了，叫嚷起来：“小宏小宏，你这个东家怎么做的？到你们家打牌，水也没人添，烟也没人敬，回头还要不要我们这一份钱呢！这还大新年里呢！”

    一旁的三叔忙道：“二老板，不急不急。开水就在炉子上烧着呢，一会儿就好。好烟我们没有，你就吃一根我这个粗烟吧！”

    一时他们几个就抽烟、喝水、洗牌地热闹起来。黄昏在家时，二虎子的母亲刘巧云过来。她如今六十多岁的老人，脸上添了些皱纹，但肤色依然白皙，说话也依然轻声慢语，不像村子里其他妇人。

    我母亲也从外面回来了，忙着给刘巧云抓了一大把花生瓜子放在她围兜袋子里。刘巧云客气道：“憨儿他妈，你给我这么多干吗呢？家里也有。”母亲笑道：“你的是你的。我知道你跟我一样，不吃烟，再不吃点瓜子，大新年里吃什么呢？”

    刘巧云因见我一旁站着，笑道：“憨儿也胖了！怎么这次又是一个人回来？还没选好对象呢？”我一时尴尬，不知如何解释。

    母亲在一旁感叹道：“儿大不由娘啊。眼看着四十岁了，也不着急再找个人结婚，还说人家美国大城市的人都不结婚不生孩子呢！”母亲又突然放低了声调，问道：“巧云，二虎子媳妇还有了？”

    刘巧云扬了手，捂住嘴，悄悄地跟母亲说：“她三十多岁了，不容易怀了。二虎子一来家就打麻将，他媳妇跟我们说话也不通，就在房里看电视……”她们越说声音越小，我却依然可以听见。

    “……他媳妇夜里偷跑过一回。这个焦尾巴的，还有心思打麻将。我要赶快叫他家去。这大白天的，我还能帮着看着。到了夜里，乌漆鸦黑的，她要是一骨碌爬起来跑了，我怎么追得上找得回来？四十岁的人了，还不晓得好歹呢。”

    母亲劝道：“唉，没养孩子都是孩子。恋玩呢！”

    她们窃窃了半天，最后又笑起来。刘巧云大声道：“我磕头烧香就等那一天呢。我们换城里三套房子，我们老夫妻俩一套，两个儿子一人一套。狗日的二虎子，给他买了媳妇，换了房子，我也不管他了。是福是祸，自己过吧。我死了，眼也可以闭得紧登登的了！”

    母亲道：“哎呀，大新年的，不作兴说这种话。要银钱自挣，养儿要亲生，到最后还是自己儿子好。看他们生个一男半女的，还不是好好一家人。你就等着享福吧！”

    刘巧云自嘲道：“享他福？下辈子吧。不说了，天都黑了。我喊这个焦尾巴的家去吃饭了。”

    天色确实急遽地黑了下来。乡村的暮色，总是和城里不一样。如今因为自来水和煤气的普及，即使在乡村也很少看到白色的炊烟了。可是四周里，仍然有一层淡淡薄薄的雾气浮动着，包围着这个行将消失的、叫“辛庄”的行政村落。

    我信步往房屋南面的田野里走了几步，妄图把那雾气看得更清楚一些，却不料那种雾气有着“草色遥看近却无”一样的特质，走近了，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回头一看，我们家屹立了二十余年的房屋也正隐没在沉沉暮色之中。那时候，母亲拉亮了堂屋昏黄的电灯。她看见在田野里的我的影子，我也看见她在堂屋里的影子，那影子有温暖的特质和光晕，一如过去几十年里给我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