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是一心想掠夺他人的吗
《他人》指谁?是指地主资本家?还是打工人?显然是个《共产主义》文盲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不就是人类只想不劳而获,一心想着掠夺他人的卑劣的本性吗?“打工人不劳而获?还是地主资本家不劳而获?工人阶级和地主资本家谁在不劳而获?
共产主义是什么?
马克思以其《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抨击彰显了其人民至上的思想,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思想明灯。
而列宁、在领导俄共(布)进行革命和执政的实践中,列宁围绕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地位、人民评价标准等方面有大量精辟论述,充分彰显了其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执政是为了让人民当家作主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决定历史结局的"是"广大群众", 人民群众是党执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 共产党人要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和衡量党的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党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防止党脱离群众陷入成为失水之鱼的危险。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更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马列主义;并以始终不渝的【人民至上】情怀,深刻系统、并全面地、无时无处不在地体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伟大思想和全心实践!
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征程时刻关联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严谨、从井冈山、秋收起义落足【人民至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广大劳动民众的农民大众。显然、这一指导思想无论从立足点还是最后结果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至上】立场得民心、获大众支持,无论在抗日战争、还是在三大战役及城乡革命大潮中对民众充分发动的有效实现,无一不是其【人民至上】的成功实践。
群众路线实现党民一心、军民一心,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力破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大军。靠的就是大多数老百姓。
毛泽东的【人民至上】思想不仅是其战略的伟大、更是其发自内心深处的对最广大民众的将心比心之挚爱!
战争时期的官兵平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使新中国建立后也从无家天下老子天下第一的个人尊享之念,工资最高时仅408元,稿费在身后也全交国家,而当民众有难时却夜不能眠。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毛泽东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
这样的大事小事在毛泽东一生中举不胜举;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毛泽东内心深处的【人民至上】思想可谓浸透了其整个身心和灵魂,所以才有了毛泽东始终处处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利益放在心上的个人行为和国家大政导向!
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将最广大民众的诉求作为国家建设国体机制的第一要务。以【人民至上】理念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国体基本架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到彻底破除。
【人民至上】切实关爱最广大民众诉求,五大基本生存供给制保障。
【人民至上】劳动者最光荣,以按劳分配对按资分配的取代充分实现劳动美在精神及实际收益双向之完整荣耀。
老年时的毛泽东更是心忧资本主义复辟剥夺最广大民众当家作主的核心权益。【人民至上】理念贯穿毛泽东的整个革命历程。
毛泽东晚年文革的发动更是基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腐化堕落思潮在中国共产党内外的抬头、为遏制资本主义复辟、不让人民大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时刻将人民大众放在心上的共产主义思想。
对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和公有制的坚定不移更是毛泽东对人民当家作主实质的深刻理解。因为毛泽东深知:没有公有制,996,007、包身工的奴隶型不堪就会在劳动大众身上重演!劳资之间的人格不平等就必然再现!广大民众的五大基本生存事项就会再遭危难!所以毛泽东要【斗私批修】、所以毛泽东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无容置疑,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直心系人民大众;但建国之后一些当权者开始腐化变质,人性之恶开始显现;1952年的刘青山张子善等人就是面对资本主义糖衣炮弹被打垮的案例。进京赶考、毛泽东一直希望共产党人交给人民大众一篇合格的答卷。
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党。
毛泽东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毛泽东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豺狼是什么,不就是顽固的走资派吗?狐狸是什么、不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人皮豺狼吗?中国共产党之外呢?就是旧中国留下来的资本家和他们的遗老遗少及其附庸!
毛泽东以其卓越的智慧洞悉着人性私欲在一定条件下的演化;私欲过度必然变成贪欲;必然会再让人民大众再遭受苦难。
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就难以入睡,他们(人民大众)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资本主义思想者)再走回头路。"
大量现实不幸被毛泽东一语中的;看看当今特色中国的走资派政府的按资分配泛滥的现实,民企按资分配模式覆盖整个中国企业量达到99%,2亿多民众在直接遭受按资分配、资本食利以钱生钱荼毒;更有数亿民众深受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以钱生钱思想侵害!如今13亿国人月入5000元以下,更有12亿月入3000以下者日夜生存在五大基本生存不保的生活重压之下。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真正不劳而获的是用钱去赚钱的如股市资本家投资等,他们不用参加劳动而莸得的利益,比直接参加劳动的打工仔农民工的工资多得多。直接参加劳动的打工仔农民工还要996,007地参加劳动。
晚年毛泽东说:“我快要见马克思去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
无论如何,毛泽东站在人民立场从未改变,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把舵的大方向却从未迷航。
就算所谓大锅饭、平均主义(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并非如此)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让人民大众充分感受国家主人翁荣耀的情况下出现的,人性私欲的惰性自然也会在民众中滋生;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显然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主项;毛泽东当时所言『知识越多越反动』是以走在错误的方向为前提的;即使今天来看也完全正确——试看、剥削压榨者、资本食利者、资本霸权者,这些人的智力越高、不正是人民大众越易受蒙蔽、越易受欺压的现实吗?
削减惰性、提高劳动积极性提振经济当然没错;但以公平公正为交换代价的效率优先公平兼顾的思想显然就走在了错误的方向。
就算1978年开始的初期探索尝试可以理解,可当我们找到既能公平公正、又能充分激发劳动活力、让经济再次腾飞的《集体经济全员岗位股份制》之路时;再不拨乱反正,那就只能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人性贪欲对人民立场的对抗,就是将自我贪欲凌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
同样、当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施行当时的分配机制是因于当时的历史现状;1978年的过渡性尝试也可以看作是当时的历史状况使然;
今天的中国特色走资派、人们更应看到今日公平公正被资本势力一步步践踏、连劳动积极性及经济发展本身也受按资分配阻碍的现状——
如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定的人民之上立场;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反击资本食利、资本霸权、资本以钱生钱——不为劳动大众担当?!不彻底回归毛泽东【人民至上】思想和实践?!
全民基本温饱供给制会拖累经济发展和养懒汉吗?谁不希望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吃饱穿暖更有力量还是饥寒交迫更有力量?以《集体经济全员岗位股份制》三级收入方式,多劳多得、且因公平公正激发的劳动积极性,当然会产生更强大的整体经济提振力。逻辑如此、南街村的集体经济7分供给3分劳动分配的公平公正及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成功双丰收也是实践案例。再远一点,俄国革命成功后集体经济供给加劳动分配相结合带来的苏联当时经济高效益及社会公平公正劳动热情。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1949年到1978年脱胎于国民党将财富几乎尽数搬到台湾、抗美援朝必须的战争消耗,即便如此、中国大三线建设、两弹一星等经济建设仍持续高涨,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物产确实不够丰富,但那时人们穿着草鞋也会喜笑颜开、类似王进喜那样的劳动热情一点不差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基本温饱供给制保障就会养懒汉的理论,说穿了就是资本主义维护其资本食利、资本霸权希望延续剥削压榨劳动人民之险恶用心下的自我遮掩之阴险托辞而已。
全民住房实价低于基准生存月入5000元标准线之1/10的价格会拖累经济的整体发展吗?商业用房可以随行就市,但住房是给包括月入5000以下的13亿人的全民居住的,而不是只是给月入2、3万以上的几千万高收入人群住的。一个安居之地是劳动者休养生息为更好劳动的充电之地,13亿因安居得到更好的劳动充电之所在,当然会提高劳动效率,这不仅不会拖累整体经济,反倒是会更好地调动社会财富的创造力!其实、就像粮食及菜篮子工程一样、保民生牺牲住房、教育、医疗及养老这五大项基本民生的市场经济,反而会更高效率地实现其他更多产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全民医疗免费、医疗非产业化会拖累整体经济吗?教育全免费为何更能使经济腾飞?改变教育的产业化走向才是根治之道。
正如基本医疗的错误产业化走向、基本养老的产业化走向一样;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本质差异。资本主义是将《人》当工具、社会主义才会将《资本》当工具;两种做派当然会派生出完全不同的结局。
教育为民的核心诉求落在资本食利的主宰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之好;无论40亿美元还是500亿投入,如果背离受教育者内心所望,都只是如何牟利之想,从来都不是站在如何振兴教育之望;而唯有《免费大课堂》的兴起,才是面对12、13亿最广大的劳动者(而非仅实惠于月入万元以上高收入群体)充分享受教育的最佳选择、也才是中国教育百年大计可以真正得以振兴之道!
一个群体必然会有基本衣食等生活基本消费,若包括养老在内的供给制实现,那么居民目前的100万亿存款就敢于拿来消费,内需的充分激活,中国的整体经济不会有效提振吗?而且还不用说,如此公平公正的方式带给国人的良好心态,社会治安、维稳费用势必大幅度减少;记得小时候、也就是毛泽东时代,半夜一小偷被发现,结果整个小区的几百人都能大半夜爬起来围堵小偷——社会风气、正气的树立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社会风尚之下抗美援朝年产60万吨钢产打败2700多万吨钢产的绝对优势装备的美帝才会毫不意外。
集体经济公有制才是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不二选择。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让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他们对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也就是当今13亿5000月入以下的人群)真正践行了【人民至上】理念;从以生产资源国家资源的集体公有制对民众五大基本生活事项的供给保障、到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翁地位!
而且、即使对留存的资本家也进行了非常人性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模式改造,对共产党内党外的资本主义意识者、也在坚决批评斗争的同时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博爱政策,从未将某走资派之人一杆子打死,都会给出路,毛泽东一直都在说——犯了错、改了就是好同志。但,坚持公有制的方向从不动摇!
因为毛泽东深知——如果不坚持公有制之路、不走社会主义之路,中国劳动大众就会受二遍苦遭二茬罪!中国大众就会失去国家主人翁地位!!!
今天,我国的乡村振兴大政,显然必须以集体经济公有制为前提来展开。乡村振兴,面向13亿大众或乡村低收入人群、如果没有集体经济模式的保障,昔日城镇国企私有化的一幕没带来共同富裕的一幕就必然还会再现;即使乡村土地确权后的整合流转可能会给农夫一次性的几万元收入,可这与当时城镇职工买断下岗有什么本质差异呢?只不过由当初的工人下岗变成今日的农民下岗而已!没有集体经济的机制保障,城市资本进入农村,资本家以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思想、以按资分配模式侵袭乡村就必然不可能带来乡村的共同富裕!
共产主义的【人民至上】与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调和
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资劳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是不可调解的。资本主义的【无人性】是随处可见的街头流浪汉妓女吸毒者!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无人性?货币资本,人及其劳动、以及与劳动关联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也就是立足的起点是货币资本,而目标结果是附加了【人及其关联的劳动及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增值】的货币资本。 人及其关联的劳动及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只是实现资本货币增值的运用工具;人在其中是非人的对待。就如昔日的长工、短工、佣人,奴隶等。因此,以资本主义的运行法则,从未将人和劳动及其关联当作自身的出发点和行为目的。不会把人当人看待的。打工《人》只是资本赚钱的一个工具。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辞退。
所以:资本主义的运行法则从来就是非人性的;其关注点从来不会把人放在首要,只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作资本的增值手段。这样的社会现实下,剥削、掠夺就显得完全无所谓——只要最后能盈利能实现赚钱盈利的最终目的,什么都不在话下。因此、资本主义的血腥和丑恶自然会在为赚钱的实现上不择手段。
而社会主义的运行法则是:社会主义将货币资本当作工具,立足与人民为主、目标是实现产本的共享;即通过货币资本这一中介物、流通物,通过这一工具来增加人的价值——即、使人的生活更幸福更美好的运行模式。
一言蔽之:两种社会运行法则的本质差异、就是目标与工具完全相左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运行法则最本质的差异就是——社会主义将资本货币当工具,为人谋福而运作。而资本主义是将人当工具,为资本增值而运作。
由此、不难看出:
资本主义者成天想的是:——如何从人身上得到附加值以壮大自身的资本积累。
而社会主义者则是希望:——用货币B的流通赋值手段来实现人民生活质素的提高。
在中国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这两种人的内在也就自然会呈现本质差异!但其言行表现却往往鱼龙混珠具有欺骗性。细细品味、认真一看还真是天壤之别:思维行为模式完全不同!
走在大街都是一样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然内心的阴暗与灿烂却各个不同。内心金钱至上、资本食利,拜金主义、不择手段遇事会如何处置?心向利他主义、解衣活友、舍身取义、削肉活鹰遇事又会如何面对?身为人者,你愿与何人为伍为友?身在社会,你愿置身什么样的群类之中?那些为自身利益将企业私有化,最后利益输送至海外者怎么可能会将国人利益至上?那些成天想着金融食利、股市暴利、资本剥削者怎能有人民利益至上之心?
毛泽东在历经近20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及中国共产党内外资本主义思潮的社会主义改造后,介于当时的综合形势、特别是大量资本家遗老遗少利用自身高出普通大众差额悬殊的财富拉拢腐蚀中国共产党中高层干部的势头日益显著、致使很多中高层干部【人民至上】之立场的严重动摇等历史现状,1968年才提升了打击资本主义的更严厉手段,这时才出现了没收资本家财产的举措。包括之前的文革启动,也是为了整肃中国共产党内居功自傲【坐江山】腐化思想而丢弃【人民至上】理念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开始泛滥的势头、以及防止中国共产党内腐化者进一步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勾连之势;而发动人民大众的执行方式也正是毛泽东【人民至上】同一思想理念在具体执行上的另一维度的体现。
【人民至上】是立国安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万载长兴的不二法宝。中南海新华门力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可谓毛泽东【人民至上】最璀璨思想的最好诠释!
古语有云:得民心方能得天下;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后更是超越了这一思想;舍【得】为【付出】——以【为人民服务】从内心之理念、到始终不渝无处不在的实际【付出】践行【为人民服务】,真正对人民大众(不是所有人,而是有是有非的绝对大多数人)做到了【人民至上】。
从李大钊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伊始、依照马列主义思想原本也希望首先致力于在工人阶级中开创中国的共产主义道路,但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马列身处工业产业为主体的谋福对象——工人阶级为主的无产阶级延展到了中国农民;这就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实实在在把目光投向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视角——人民至上的视角;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会一步步壮大发展到现在。
虽然后期有不少投机分子钻营入党,以及这些年的变节分子;现实中还有许多不尽如人(人民)意之处。
淮海战役期间的两种土地改革成败的事实说明:淮海战役前后,中国共产党心向人民进行土地改革深得民心。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出台了土地改革方案;但结果却完全相反。淮海战役580万民工支援解放军,使60万人民军队战胜80万国民党军队就是最好的证明。
蒋介石的土改维护的是少数地主豪绅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却是完全站在劳苦大众的劳动大众立场而为。人心所向当然会让历史成败顺应真正站在人民这一方的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胜利的民心所向。解放战争期间全国各地对解放军的热情欢迎态度就不用说了;就拿最小资的上海市民来说,当市民清晨起来看到宁愿睡在街头也不进屋扰民的解放大军官兵露宿街头的场景,市民懂了——什么是心向人民!
所以其后,上海市民的联保联防防止国民党敌特破坏中的群众积极性、以及抗美援朝中的积极支援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热情才会如此高涨。连大量民族资产阶级也深受感化!
全国民众才会对中国共产党如此拥护爱戴!毛泽东永存大众心里就在于他老人家时时刻刻真正做到了人民至上。当时人民大众对毛泽东一呼百应的积极响应就可以看出,人民大众会如何回馈将人民利益时刻放在心底、处处落实于行动者的遵从。
焦裕禄、孔繁森、雷锋、张思德等等普通人不也是一样吗?只要心系大众,大众自然会给予热忱回馈。这些响应有人逼迫吗?有人拉票吗?有人利诱吗?发自心底的声音只有因于心底的真切感知才会呼应!【为人民服务】就是毛泽东思想最璀璨的光芒!满则溢!这一光芒的四射普照就在于毛泽东他老人家内心深处时时刻刻、自始至终【人民至上】思想不断蓄积沉淀的自然绽放!
人民不是傻瓜、如果相反、如果背离人民,人民自然也会感知、自然会给予对应的言行回响!践行【人民至上】当然也必须注意其反面,资社破立必须并举不悖!
资本主义的血缘就是资本利益至上、永远不可能人民利益至上。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为利出发、以利为目的;而人只是其获利的工具,而从不会把人民利益放在心底,更不可能人民利益至上。
美国也曾玩过共富的把戏,但本着资本利益的出发点,他们才会搞出股市再分配实现共富的幌子,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两极分化至今仍然严峻;钱生钱当然会有钱者越有钱,贫者根本无钱进入股市,何来股市再分配——更何况,美国证监会、美国政府会不明白——直接在劳动分配环节就可以还富于民的道理?只不过其资本主导的证监会和政府只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搞出股市再分配共富案来糊弄民众的共富呼声、为平息共富风潮而使出的维护资本利益的缓兵之计以蒙蔽大众的花招而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将是必然会发生的,只是因其现在资本势力的强大会来得迟些而已,但、唱响《国际歌》的美国劳苦大众也必将真正站起来!
意识形态就是价值观体现,回避意识形态只是别有用心者的痴人说梦。思想决定行动,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就会决定什么样的模式构建和对应的行为方式。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从不怕别人的意识苏醒——因为,社会主义永远站在人民利益至上的正义立场!那些回避意识形态的人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其资本势力、资本食利、资本霸权之剥削掠夺的千百年惯性意识的、无形延续而暗含的隐形迷魂汤!
——在已有的剥削掠夺现实下,资本主宰者当然希望大家不要抬头看路、不要产生清醒意识,所以想方设法不让大家谈意识,不要什么意识形态、不让大家有唤醒大众意识的宣讲。
一句话,资本霸权者希望的不谈意识只是不要大众有反剥削反掠夺的意识而已!而与此同时却通过股市、通过资本运作、通过以钱生钱、通过拜金主义意识的图文声像、乃至游戏娱乐场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打造着其资本食利的无孔不入道场!
这就是资本霸权者所谓的不谈意识之潜规则意识塑造!即——顺从被剥夺的潜意识灌输和培养!
——我有大钱在握,让大家都去股市钱生钱,自然就没人反对自己资本暴利、反而会为己资本食利捧场。
——我有大钱在手,让人人向往按资分配创业兴业自然就没人抨击自己大肆资本剥夺、反而会壮大自身资本食利的弘扬!
——我有大钱在握、让人人都去买社保才能获得基本人权,形成习惯后自然就没人在乎自己大钱操控的保险金融食利、让金融衍生食利更加张狂!
资本大鳄当然不希望大家能生反剥削反掠夺意识——安于现状就是其资本食利的最有效保障!
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资本主义的这系列危害,所以其从年轻时追寻解救民众之道,到坚定不移地走上共产主义征程;再到建立新中国、坚守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至上】理念和实践坚决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势力或思潮不懈斗争,始终念念不忘【人民至上】。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数,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和各类残疾人占残疾人总人数的比例,推算2010年末中国残疾人总人数为8500万多人。如今十五年又过去了,中国有多少残疾人?这么多的残疾人又过得如何?当然,千万别指望和邓朴方看齐,谁让你们没有一个有权力的爸爸。而且也千万别说邓朴方有钱,否则就是你们这些下等残疾人《仇富》。知道患有《仇富》的是什么罪吗?《仇富》就是反权贵人的罪。
邓朴方何许人也,文革时邓朴方在北大读书,因受其父邓小平连累遭批判而堕楼,造成下肢瘫痪。据报邓小平夫妇下放江西南昌时,每日都要为儿子洗澡抹身,可见舐犊情深。文革后,邓朴方曾被送至外国就医,始终无法离开轮椅。他后来创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残联的前身),为筹募资金,成立了康华公司,在各地大做生意,曾被指是引发八九六四事件的最大“官倒”(倒爷即炒买炒卖)公司。后来官至全国政协主席的另一位「红二代」俞正声,当时也从电子工业部副司长跳槽去基金会当副理事长、康华公司代总经理,成为邓朴方的左右手。后来康华公司解散,中国残联则成为正部级的官办机构,被列入中央管理的22个群众团体(群团组织)之一。由于邓朴方的关系,残联地位一直很高,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都先后兼任名誉主席。 2008年邓朴方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跻身副国级领导人之列后,将残联主席一职交给同样下肢瘫痪的内地自学成才女模范张海迪,自己改任名誉主席。
1980年,走资派邓小平己篡权成功执政在位。而被刚选出美国骨科协会下届会长的马昆医生,率团到北京开会。 301医院的几位骨科医生请马昆医生给邓朴方检查,并请教他有没有办法通过手术,让邓朴方能够坐起来。马昆说,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必须在一处设备完善的手术室进行,当时的中国大陆没有这样的手术室。马昆回美国后,曾经和相关医院联系,希望能够免费为邓朴方治疗,但没成功。之后,他向世界闻名的脊椎外科专家,加拿大渥太华市立医院主任医生阿姆斯壮求助。 .阿姆斯壮医生则透过医院向加拿大政府求助,最后,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医疗费。手术后,邓朴方在周身钢钉的支撑下,总算能坐起来了,但他仍是个不折不扣的瘫痪病人。
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全国公民进行空前的二次财产大掠夺,把国有财产变成了当权者私有财产。根据1994年底北京银行调查,私人存款超亿元的共有17户,其中高干子弟就占了15户。 1990年代北京流传有超级四大家族之说,分别是:邓小平、王震、荣毅仁、李灏家族。据传,邓三公主邓榕为外商解脱一艘在湛江港被扣的货轮开价竟高达300万;原深圳市长李灏子女光是深圳度假村炒地皮一项就进账3千万。与此相对照,国家统计局宣布,1995年全国月工资水平,最低不足300元;加上目前大陆近半数以上国营企业关门,工人失业被迫流落社会自谋出路;亿万农民迫于苛捐杂税逃离土地、.盲流.城市寻找出路,共产王朝,已经是两极分化日益尖锐化,大震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坠了。
邓小平一家在抢夺国有财产中首当其冲,无恶不作。无法准确核估邓朴方的庞大财富。 1980年代初期,邓朴方就打着为残废人谋福利的招牌,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官倒公司——康华实业公司,利用特权大批倒卖进出口批文和大量进口钢板、家用电器、贩卖国家控制物资如石油、煤炭、棉织品等牟取巨额暴利。后因民愤太大,康华遭到整顿,但邓大公子却安然无事。而后来他所拥有的财富不减反增,残疾人基金会成了他的私人钱库。
邓大公子跑到后台后,邓二公子率领邓家快屿吴建常和贺平冲了出来。邓质方原本是学物理出身,1980年代末期自美国回国后迅即进入商界。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四大公司之一的中信公司属下的中信兴业公司的付总工程师,接着升为付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最后自然是担任董事长。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邓质方趁势而起。他借深圳莲塘房地产公司名义,在深圳盐田黄金海岸的沙头角海涛路口零地价圈地30亩;以低价在上海的虹桥开发区.圈地.,成立四方房地产公司;接管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还将势力范围扩充到还在英国辖下的香港。
邓质方伙同北京首钢董事长周冠五之子周北方、香港巨富李嘉诚以5.8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成立首都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香港一些富豪为了讨好邓小平而纷纷认购,使四方集团的最大股东兼董事长邓质方赚得盆满钵满。四方公司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实业,如有63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近十个大中城市大肆贩卖土地使用权。
据知情人士透露,邓小平家族以权敛财,光邓质方就积累了150亿财富,把我国的外汇财富都掏走了近1/4。陈希同案带出一个首钢周冠五和周北方腐败大案。周北方动用首钢5000万美金在法国为自己做生意亏损。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其实,周北方当时动用首钢巨额美元完全是为了邓质方在澳门葡京赌场过一把赌瘾而已。当时,邓质方一掷亿金,一夜之间输掉1亿9千万人民币。何厚铧知道邓质方不会欠钱不给,于是连续宴请3天邓质方,直到最后周北方把钱打入法国,然后转往澳门的户头后,邓质方才得以脱身回到北京。
周北方是原北京首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周冠五之子,时称.京城四少.之一,曾任首钢总公司助理总经理,兼任中国首钢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周北方在香港买壳上市,公司名为.首长四方.。其中,.首.是首钢、.长.是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长江实业.,.四方.则是邓小平幼子邓质方的房地产企业。周北方与陈希同关系密切,陈倒台后,周北方被控行贿9百万元,周北方罪该枪毙,1996年9月被判处死缓,后保外就医。江泽民靠此案搞掂以邓家为主的太子党。据悉,周实际上在监狱只待了两年。
周北方只是他邓小平家族的替罪羔羊而已。周被判后,迅速被邓家动用关系转到邓家嫡系人马、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所在的武汉监狱服刑,以感谢周北方救邓质方有功。周北方在武汉名义上服刑,实际上是帮助邓质方管理开发武汉东西湖区的土地项目。邓质方因为觉得对周北方不起,让他承担了那么大的苦头,于是将武汉东西湖区已开发土地中的1万亩划给了周北方3000亩,以弥补对周北方的为自己替罪之功。与其说周北方是受贿被惩处,不如说是因权力更迭,太子党们被迫从前台走入幕后,换个活法而已。
俞正声结交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作为自己的死党,攀上了邓家。先是出任邓朴方的官倒公司康华公司的总经理,89年被整顿后,邓家派他到青岛市当市长,他哥哥俞强生叛逃美国,他的官运没有受影响,邓朴方让他回到北京当了国家建设部长。俞在青岛时对内压制和剥夺老百姓,然后把土地送给李鹏和邓小平家族。俞到湖北后,指使武汉东西湖区原党委书记彭民泉从吴家山开发区农民那儿强征地3万亩,每亩给5千元都不到。俞指使彭民泉送3千多 亩给邓小平儿子邓质方、李鹏儿子李小鹏和彭真的儿子傅洋,用来盖豪华别墅。俞正声此举也是为了报邓家和彭家的恩,他哪管人民的死活。于是,俞正声在16大成了政治局委员。
陈香梅说,中国腐败带头人就是邓小平家族。她指出,邓家长公主邓林的画的身价也因为邓小平而水涨船高,邓琳到香港搞画展,香港资本家变相的送钱给邓琳,高价买下她的画,500万一幅,600 万一幅,她的画那里值那个钱。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臣吴建常更是权倾天下的.有色大王.。 中国有色在香港有三家上市公司,分别是东方有色集团、东方鑫源集团、银建国际,吴建常是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他多年来把持中国的最易生财的行业——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吴建常因为长年掌控着国家的所有稀有金属,财力雄厚,故养成了大手笔处事的习惯。有一次他想学学炒股票,于是命令属下员工带上4百余万美元西进美国华尔街,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输得精光。事后该员工的一些朋友为他担心,没想到这位仁兄居然说:.你们瞎紧张干吗?吴老总缺钱吗?输了是国家倒霉,如果赢了,那吴老总也不会少了我的那一份。 .吴建常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东方有色集团有限公司、东方鑫源集团、金辉集团、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身为科委副主任的次女邓楠利用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在深地地岚她同陈云女儿陈伟力在金融投资上插有一手,掀起一些风波;其夫君张宏比较低调,据说也有做生意,但名气不大。
邓小平借南巡之便,向林若李灏为其最宠爱的么女毛毛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在深圳的银湖零地价圈地50亩,建造一大座古典咖啡色的欧式博物馆。邓榕至少在深圳开设一家名叫.越华.的地产公司,并亲到香港向那些欲图巴结邓小平的富商推销物业。而邓榕的夫臣贺平也是高干子弟,其父是贺彪曾是部级干部。贺平是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部长,贺平早在1984年隶属于总参谋部的保利科技公司成立时,就担任公司付董事长兼总经理。保利集团现已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买办公司之一,在香港有多家上市公司,如新海康航运公司、保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香港人称保利集团为暴利集团,它主要的业务是买卖军火。香港富豪霍英东之子曾因参与保利科技公司的走私军火活动而被 美国法院判刑坐监。江泽民搭机拿掉贺平的部长职务。保利集团的现任董事长是前国家付主席王震之子王军。
邓家拥有的金钱之多、势力之广实在叫一般百姓无法想像。十几年前,中国某高官王某某宴请一位来自美国的国际友人,席间王某某自豪地和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资本家说,他一年可收入20个亿人民币,总资产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可以让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所有的人按现在的生活水平不工作地生活五十年)。令这位美国资本家目瞪口呆。一位在中共尚不算显赫的人物能如是说,那么,天下第一家──邓小平的家人们又会怎么说呢?
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也是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奉献给劳动者最珍贵的礼物。
现在很多人不记得了,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以为这是天赋的,以为这是资本恩赐的。还有的认为是目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有的制度旨在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保障工人的劳动权益?请问在共产党诞生之前工人有过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一些人,其中不乏普通劳动者,常常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出言不逊。这非常不应该。
当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们,在共产国际的策划领导下开始总罢工,为全体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那么在这总罢工以前的时候,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多少? 是十四至十八个小时。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三年之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个大会,作出了一个把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的决议。
迫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尤其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全苏联政府立法以工人劳动法规定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在欧州许多苏联的同盟国的跟随之后,《八小时工作制》在当时己经是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准则。但资本家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它没有办法。
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在领导的游击队失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共产党运动的威力。
西风东渐。身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中国已是熔岩涌动。
象毛主席这样一批最先进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为争取工人的权益而呐喊奔走。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各国的罢工风潮》,介绍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情况,毛泽东在介绍法英美罢工背景时写道:“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毛泽东在介绍法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法国,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
毛泽东在介绍英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3号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二)》,毛泽东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毛泽东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联合情况:“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通过书信方式与蔡和森探讨实现共产主义所宜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激进方式时说:“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1921年7月21日,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组建者之一。这个组织的任务有两个,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
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焕然一新了。
这一年,毛主席脱下长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矿发动煤矿工人,他提矿灯,钻巷道,与工人交朋友,了解矿工疾苦。那时的煤矿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仅有八至十二个毫子(硬币),“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里办夜校,组织党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在煤矿工人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关注劳工的生存权,他说:“‘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 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与时同时,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案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份宣言说:“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我们决意也不让我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压。”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工人们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第一次用运动的力量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要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便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党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写道:“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1931年11月7日,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劳动法还对特殊工种、夜工、加班等做了保护性规定,对加班问题,做了如下规定:“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共产党人的政纲,也就是说成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项天然属性,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离开了这一项,自然就会失去这一代表性。
毛主席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无不强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政纲。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在回答“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道:“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的不同点之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在宣传工作中应掌握的纲领中说道:“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灵活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集中一切力量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与形势相适应的政策策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业方面的劳动政策采取适当弹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给中原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等地方的电中指示了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关于劳动政策,他说:“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要区分当前与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区别,对劳动政策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指示中对劳动政策指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 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问题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手的建国纲领中,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纲领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
中国共产党人用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结束,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保证职工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扩大就业面,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一项劳动政策。
即便这样,毛主席仍然不时地关注着它的落实,关注着劳动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教育计划时,他看到计划中“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这句话,就在“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他随后将此件批示彭德怀:“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谈到公社社员的劳动时间问题,他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说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关于社员的工作与生活,毛泽东说:“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与学习小组成员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到教科书说“苏联的工作日比革命前的俄国大为缩短”时,他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过去,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或客观条件的束缚,或特殊的时代背景,在某些领域,八小时工作制存在一定的困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在大工业时期,八小时工作制理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实行的条件了,然而劳动者获得的体验却恰恰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业时代,八小时工作制越来越不被人在乎了,毫无节制的加班成了一种常态,成了一种文化,甚至于成了劳动者的一种“福报”,“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劳动法形同虚设,劳动者的权益被视若无物,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绝于耳。
这到底是为什么?
要揭开这个谜底并不难,当我们一次次地听到某些官员们“谁跟企业过不去,我们就跟谁过不去”那声嘶力竭的恫吓时,答案便尽在其中了。
劳动者八小时之外的时间常常被无端地夺走,而且被掠夺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不需要理由,不需要程序,简单而且粗暴。
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种文明的倒退,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初心的丧失,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信仰的背叛。
而我是常常听到被加班折磨着的青年们的长长的叹息声的。
最近,一个在远方的年轻同事通过微信问了我两个问题:
一、《半夜鸡叫》里面周富春为什么要利用长工休息时间让他们工作啊?
二、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单位利用我们休息时间加班、开会、培训啊?
我把最近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成的两篇感想发给了他,一篇是《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就只是空名》,一篇是《毛主席的人民管理国家战略》,后来,这个素来跟我政见不合的、对社会主义心存抵触的年轻人,给我回了一句话:“毛主席真是伟人啊!”
延安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得到了共识。
1942年春,首先在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人格力量,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和伟大创举,对于中国共产党全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中国共产党全党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首先一致认为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统一的基本前提。1937年11月29日,延安机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在这里迎接王明回国。这是毛泽东与王明的第一次会面,在欢迎会上,毛泽东说王明回国是“喜从天降”。但是,王明却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一回到延安就到处发号施令,提出了“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给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造成混乱。王明从过去的“左”倾错误又跳到右倾错误,主要原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照抄照搬书本知识,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的教条主义之所以仍有市场,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大部分同志理论水平不高,不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党建军建国的实践。
学习是前进的基础。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会后,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开展了一次学习运动,强调要把中国共产党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然而,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教条主义还在作祟,学习活动并不顺利。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重印,并在序言中为过去的“左”倾错误作辩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的新四军被蒋介石国家剿杀损失惨重。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为了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整风学习,解决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
延安整风运动始终以学习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规定的《整顿党的作风》等22个文件为主要内容,有阅读能力的党员干部逐渐精读,并撰写笔记,《解放日报》等报刊还发表了许多党员干部整风学习的总结和心得体会,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通过学习和讨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大大提升。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出来,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统一的重要法宝
开展自我批评,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才能达到统一思想、增进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的目的。早在1941年9月,党中央便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许多人充分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为在整风运动中开展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
整风运动开始后,也有一些人没有深刻认识到整风运动的真正意义,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一些单位办墙报,以嘲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一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中央研究院,借着马灯和火把的光亮看墙报。阅毕,毛泽东认为,这样下去整风学习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并在深思熟虑后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文艺界思想活跃,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为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专门腾出大量时间与文艺界的朋友交换意见。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毛泽东知道后便与他诚恳交谈,后来又给他写信坦言:“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
1942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阐释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了认真的整风学习,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成效。
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揭发、批判错误如同医生给人治病,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动员大家把王明、博古选为中央委员,充分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深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马列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和行动统一的根本指针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有科学的马列理论来指导。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当然,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有一个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当时曾表示:“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个重大转折。六中全会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李维汉后来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因为没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没有对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进行深刻总结,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全党通过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史,对中国共产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有了深刻认识和科学总结,故而自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的衷心拥护,大家也开始高度认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任弼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曾坦率地谈及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
延安整风运动为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只要坚持学习、加强理论武装、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