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平叛一定要有鲜明阶级立场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
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
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
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
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
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关于西藏平叛》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1）鲜明的阶级立场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鲜明的希望农奴解放的阶级立场、开明的宗教政策，亮明我们的态度，坚决打击农奴主阶级及其走狗）
（2）注意斗争策略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3）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的要求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有利于团结多数、社会稳定）
（4）说明事实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用事实说话）
（5）解决办法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政治诚意）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可见阶级斗争）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争取政治主动）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坚持群众路线)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争取群众基础和治病救人、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
（6）进一步展现政治诚意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有理有利有节，掌握政治主动权）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已经留有充分余地）。
实际上，毛主席对西藏问题解决的相关指示和指导意见，都是正确的。他认为必须坚持依靠群众，也尊重当地风俗、对班禅甚至对达赖都尽可能的先展现了充分的诚意，充分的留有了余地。但是有些当地贵族势力是不愿意接受解放农奴的要求的。而且，退居二线之后的毛主席的指导方针也是正确的。1956年—1966年是他退居二线的特殊时期，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国际问题，而大小事务的决定和执行专门由一线的干部负责。
一提到1959年、一线二线，就不由说一个和西藏问题无关的题外话，来澄清一个真相——1958到1959，毛主席也是基本实事求是、冷静理智的。
1956年以来，在当时分为一线二线的集体之中，一个人就能排板决定一切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58—59连续召开五次会议，毛主席提出纠“左”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由于多数一线干部对“左”的坚持，他难以迅速纠正一线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甚至极其无奈的说出：“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
退居二线的毛主席的正确意见是否可以有效贯彻，就是集体的责任，特别是一线干部的责任。毛主席的正确指导意见怎样理解、是否接受、如何执行，是一线干部的责任，也是集体的决定。
有一位西藏的朋友，他是长辈，是值得尊敬的老同志。他虽然说的汉语不好，但是立场坚定，明确告诉说，他所认识了解的他身边的的藏族同胞，百分之八十都是感谢毛主席废除农奴制的，都是热爱毛泽东的！他的话让人感动，他的话回击了以偏概全、污蔑解放农奴丰功伟绩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这位藏族老同志的话证明，觉醒的群众还是有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西藏问题解决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56年以后他退居二线时期，毛泽东主要抓基本方向和国际问题，而主要负责中央事务和具体执行是当时的一线干部。也正采访的藏族同志所言，藏族同胞很多是爱戴毛泽东的。
解放农奴之后，很多藏族农奴群众是得到了解放，感觉到红色事业的伟大，这是足以反击那些以偏概全、污蔑解放农奴丰功伟绩的言论的。重读毛主席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著作，认清事实，说明真相，纪念毛主席！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1）紧紧把握特殊地区的特殊性——实事求是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
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
（2）群众路线（联系群众，争取多数、注意斗争策略）和独立自主，两个基本方法
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
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
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注意团结多数、注意斗争策略）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做好最坏准备）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这些行动都以独立自主为前提）
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注意物质基础、注意贸易工作，有利于独立自主扎根当地）
（3）关于掌握政治主动权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逐渐形成有利的群众基础，展现充分诚意）
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敌人按耐不住，正好有利于我们引蛇出洞）
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以退为进，掌握政治主动权，名正言顺的解决问题）
看来不但是两司伦，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
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时间拖得越久，反动势力越按耐不住，越可以诱敌深入，顺理成章的消灭敌人）
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它各条。（阶级分析法——农奴主贵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
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
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逐渐的发展群众基础，逐渐的掌握政治主动权）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节选）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现政治诚意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政治主动）
（2）群众路线、斗争策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实事求是）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以退为进，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动权）
（3）西藏力量的发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的党组织、经济力量、武装力量）
（4）对西藏各阶级的具体区分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5）不断在西藏扩大革命影响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扩大政治军事经济影响，走好群众路线）
江青在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文化面前，在阶级敌人面前，永远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和革命的闯将。她对敌人极端鄙视，深恶痛绝。但是，她对无产阶级新文化，对 工农兵大众却是满腔热忱，充满了爱。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左派，热情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据主席指示亲自到人民日报，要求转 载“小人物的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当文艺界群魔乱舞、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江青在上海与柯庆施同志一起组织了对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揭开了横扫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还坚决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并把文章介绍给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大长左派的志气，粉碎了旧阎王殿对左派的反动围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开创了欣欣向荣新局面。
一九六四年在尖锐斗争中举行了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发表了一篇充满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讲话一一《谈京剧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亲自 指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猛烈攻击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矛头直指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一一刘少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组织文章批判了梅兰芳反对京剧改革的错误主张，迈出了京剧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与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针锋相对，坚持禁演《拾玉镯》《游龙戏凤》之类被刘少奇绿灯放行的坏戏。江青热情地为革命现代戏剧京剧鸣锣开道。
一九五0年江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几次提出要批判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拼命抵制，抬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相对抗。江青没有被反动派的气 势汹汹吓倒，始终坚持原则，据理相争，力排众议，严正驳斥了他们的种种谬论。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是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为江青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的七绝。
毛主席这首气势磅礴、震撼三山五岳的千古绝章抒发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
同时，这又是对江青的最全面、最完美、最深刻、最形象的写照。这首气贯长虹的诗句，是毛泽东对江青崇敬的心情。
毛主席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统帅，江青是文革中文艺革命战线上智勇双全的无产阶级英雄，是开拓现代京剧革命新道路的大无畏的披荆斩棘的第一人!是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乱云飞渡仍从容》
陈伯达曾说，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好学生，她是我党的好党员，自“九一八”事变参加革命以来，已经有三十五年历史了。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三十五年 啊!三十五年来，江青全心全意为党作了大量的工作，却从不出头露面。
在胡宗南匪帮疯狂进攻的日子里，是江青同志陪着毛主席最后一批撤离延安。在最紧张 困难的环境下，江青紧紧跟着主席南征北战，打败了蒋家几百万军队。
全国解放后，江青一直作主席的秘书，紧跟主席思想。在资产阶级无数次挑战中，江 青都挺身而出，坚决地捍卫了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四九年江青就组织文章批判了梅兰芳反对京剧改革的错误主张，迈出了京剧革命的第一步。
江青与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针锋相对，坚持禁演《拾玉镯》《游龙戏凤》之类被刘少奇绿灯放行的坏戏。江青热情地为革命现代戏剧京剧鸣锣开道。
一九五0年江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几次提出要批判卖国主义的影片《清官秘史》，但是反革命份子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拼命抵制，抬出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话相对抗。江青没有被反动派的气 势汹汹吓倒，始终坚持原则，据理相争，力排众议，严正驳斥了他们的种种谬论。
随后，被周扬吹捧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的反动影片《武训传》又出笼了。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严厉质问支持歌头《武训传》的反革命文艺黑线头目：“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 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接着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武训传》的群众批判运动。
江青不折不扣地贯彻主席指示，亲自组织了项目调查团，深入山东，跋山涉 水进行广泛细致的调查。而周扬之流则不闻不问，甚至连传达主席的指示都不去听，对主席的话阳奉阴违，实在令人气愤，当时，江青对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威风!
一九五二年调查团经过和周扬派进来的大右派的斗争，胜利完成任务，从山东返回北京。江青曾指示：以调查所得材料为依据，立即编演京剧《宋景诗》。可是这一京剧革新的幼苗没出世多久，就被周扬们一棍子打死了!
江青在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文化面前，在阶级敌人面前，永远是无产阶级的硬骨头和革命的闯将。她对敌人极端鄙视，深恶痛绝。但是，她对无产阶级新文化，对 工农兵大众却是满腔热忱，充满了爱。她不遗余力地支持左派，热情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大喊大叫。一九五四年江青曾根据主席指示亲自到人民日报，要求转 载“小人物的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一九六三年，当文艺界群魔乱舞、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江青在上海与柯庆施同志一起组织了对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揭开了横扫牛鬼蛇神的序幕。
一九六三年，江青还坚决支持了戚本禹揭露叛徒李秀成的好文章，并把文章介绍给主席。主席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大长左派的志气，粉碎了旧阎王殿对左派的反动围剿，使革命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开创了欣欣向荣新局面。
一九六四年在尖锐斗争中举行了京剧现代戏会演，江青发表了一篇充满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讲话一一《谈京剧革命》。一九六五年，江青遵照主席的指示，在上海亲自 指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猛烈攻击旧北京市委以彭真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矛头直指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一一刘少奇，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 幕。
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 析。座谈会的《纪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
《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坚决捍卫了无产 阶级文艺路线，彻底揭露了三十年代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揭露、批判了周扬篡改历史、打击鲁迅的阴谋，揭露了“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资产阶级反 动本质。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艺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上，江青以无比英雄气概，又作了重要讲话，吹响了砸“三旧”、彻底摧毁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的进军号。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宝库。
回首往事，一幕幕英勇斗争史，记录了江青的业绩。一曲曲革命造反的战歌，震撼着三山五岳，激励着同志们前进!
一九六二年，江青根据毛主席指示，经过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提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尖锐地指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要禁演。在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并亲自组织批判文章，力主京剧革命。就在这时，又是刘少奇摆出大学阀的面孔以反对“艺朮上的教条主义”来威胁江青同志，叫嚣“帝王将 相也搞”，“现代戏艺术水平不行”。
面对反动派猖獗的围攻，江青等同志在一群恶魔面前横眉冷对，分毫不让。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邓小平以中央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借口贯彻毛主席批示，实际上阴谋进行抵制。
刘少奇说：“有两种戏要保留，一种是古为今用的，一种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邓小平说：“表现人民智能、将相智能的也可以演。”彭真别有用心地说：“要两条腿走路。”周扬则大肆诬蔑大跃进时期领导文艺的方法是简单粗暴，刘少奇对这个发言赞扬备至。
江青在这次会上与 刘少奇一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江青说：“资本主义对我们的东西就更粗暴”。“现代戏求全很难。”、“新剧目现在还没有一半，已经有人在叫两条腿走路 了”。彭真诬篾现代戏是穿“开裆裤”、“吃手指头”、是“利用无产阶级强加于人，结果不中不西，非驴非马。”
江青当即怒斥道：“就是要允许一般非驴非 马的东西。”康生针对刘少奇吹捧资产阶级“文学家”可以“改造”“人的灵魂”的谬论，驳斥道：“我的灵魂要靠那些文学家改造？我不承认!”在这场激战 中，江青是一员冲锋陷阵、奋勇当先的闯将。
刘少奇极力鼓吹“老戏很有教育意义。”把极力美化封建地主大走狗黄天霸之流的《恶虎村》鼓吹为“改得好的剧目”。直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还“指示”京剧院让反动“权威”给外国人演《野猪林》。
江青旗帜鲜明地说：“不能演老戏”，“我对这些戏决绝了。”
邓小平大耍反革命两面派说：“新戏好的不多，还是老戏 吧……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但我就是不爱听。”
彭真到一九六六年三月还让演员到他家里从下午到深夜录制二十多套旧戏唱片。
江青尖锐地指出，“解放十几年 了还是演地主头子、地主婆不可耻吗 ”“十几年功夫还搞古时的感情，是个立场问题。”并厉声质问：“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
请同志们想一想，难道这仅仅是改革一两出旧戏的问题吗？ 难道仅仅是戏曲界的学术争论吗 不!这是向旧世界旧文化的宣战，是一空前激烈的文艺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战。
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冲锋陷阵的闯将。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就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毛主席的伟大战友鲁迅一起，并肩战斗，对那些文坛鬼魅，遗老遗少，向那些形形色色的叭儿狗周杨、王实味们向王明为首的投降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在延安时，江青同志就进行过京剧(当时叫平剧)革命的大胆尝试，演出过《平型关》。
可是，也就从那时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江青一直怀恨在 心．他们说什么“抗日战争的京剧，把日本人，老百姓都戏剧化了。……在台上拿了大刀打日本人，这当然是一条错误的路，要加以否定的。”刘少奇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前夕，还叫嚣“宣传封建，不怕，”主张开演那个宣扬叛徒哲学的《四郎探母》以及宣扬封建帝王糜烂色情生活的《梅龙镇》。
正是在他们的包庇和纵恿下， “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
江青高举毛主席文艺革命路线的旗帜，向这条资产 阶级文艺黑线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坚决要把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愎历史的面目。
孔老二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出自于《论语》。完整表述见于《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何谓《女子》？朱熹《论语集注》将“小人”解为“仆隶下人”，将“女子”解为“臣妾”，即帝皇将相权贵阶级家里的女仆与男仆。
何谓《小人》？《小人》即是：阴私满腔，与君子恰好相反之人，论语里称这类人为《小人》。
何谓《小人》？作者: 余秋雨有对《小人》的综合描述：
《小人》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大群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们历史学家忽视了。
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它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互相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当然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
而有关《小人》的话题，孔老二说得很多，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意。
例如：“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是就身份地位而言小人的，似与德行无关。按《论语》集注的解释，“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说他们像“女子”（富贵人家之“妾”）一样“难养”，因为与他们太接近了，他们就会没大没小；与他们太疏远了，他们又会怨恨于你。所以，孔老夫子主张“庄以莅之，慈以畜之”。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这是就道德品行而言小人的，似与身份无关。孔老二在这个层面上说小人，都与君子相对。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此等等。君子与小人之分野，核心都在“君子喻于义”而“小人喻于利”。所以，大凡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得志便猖狂之人，大凡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看风而使舵之人，历来都被正派人视为“小人”。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这话也是孔老二说的。仁与不仁原是关系到礼乐存废之大事。仁者有德，那么，不仁就是缺德，不仁之人就是小人，从此言看却是未必。《论语》集注说：“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间，心不正焉，则未免为不仁也。”富贵为君子的不仁，只在一念之差，不仁了也依然是君子；贫贱为小人的却永远都是不道德的。这样一来，就将身份与德行合二为一了。对此，我很不以为然。无论是结党营私，勾心斗角，还是溜须拍马、两面三刀，权势人物哪一样不比“仆隶下人”玩得熟稔？！
在《经典杂文》上读到余姓名人的《小人》一文。前半篇转述一则在杂志上看到的欧洲的往事——“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由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使一个“数百年来亲如一家的和睦村庄”的“邻里关系突然产生了无穷麻烦”。余先生说：“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所能给予的还是那个词汇：小人。”他还认为，“惹不起，总躲得起”这句话，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对于“小人”概念的这种图解，倒也暗合了孔老二说的那句话：“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看来余先生也是把“小人”定格于“仆隶下人”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孔老夫子一脉相承。
原先弄不清那位“巡警的妻子”怎么会使余先生如此激情澎湃，声嘶力竭，读完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所谓的“小人”暗指 “长久地缠着”他“打所谓名人官司”的那“几个很想成名的人”。但他没有意识到：名人备受关注，每一个毛孔都是被放大的，既容易受赞颂，也容易被挑剔。只想受人之赞颂而不想被人挑剔，乃是一厢情愿。
余先生是在上层中混的人，什么人物都见过的，如果对权势人物中的那些或结党营私，勾心斗角，或溜须拍马、两面三刀的小人能够如此疾恶如仇，可谓大义凛然，令人肃然起敬。对付“几个很想成名的人”还要如此大动干戈，却是有失名人的身份。你瞧人家孔老二，对他认为很难弄的“女子与小人”，也还主张“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呢。
在这一点上，看来余先生是远不如孔老二来得大度了。
孔老二是工农的敌人富贵的恩人：孔老二是几千年来旧中国一切四旧理论的师表，社会上黑恶势力的灵魂，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社会里，以及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中，孔老二还很像是一个“不倒翁”，在民国抗日战争时连日寇汉奸也要利用孔老二做“傀儡”。而如今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特色社会中，孔老二己被送出国当外国人的鬼师祖了。而形形式式的特色中国的尊孔者，派别非常复杂，花样愈来愈多，有为纲常礼教者，三纲五伦，有劝西洋人也来信奉孔老二礼教。有使孔学西洋化时代化的，引诱青年来信仰孔老二的。
中国自有儒家孔老二以来，以“反孔”见称者，在周有墨子、庄子、韩非，在汉有王充，在魏有嵇康，在明有李贽，在清有汪士铎，在民国有陈独秀、吴虞、李大钊、鲁迅、易坤、闻一多·······诸先生，尤以王充、李贽、陈独秀、吴虞四人不失为有名的健将。而晚年非常尊孔的梁启超、章炳麟，在清末也曾剧烈反孔过。
孔老二是工农的敌人、富贵的恩人。
孔老二的儒家思想不利于劳动者生产者，而大利于有闲者享乐者。
例如樊迟请学稼学圃，竟被孔丘痛斥为“小人”（详见《论语》第十三）；又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同上第十四）这是以农民为恶人的。而一般从事农耕者，亦讥笑孔丘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详见同上第十八）。以上是孔丘和劳动生产的不两立。
古代学者的讲究衣、食、行等，衣、食、行等的贵族化，似乎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孔丘，孔丘的圣，原来只是圣于贵族生活：第一，在食方面，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朱注：食音嗣，饭也。精，凿也。牛羊与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食馇（饭伤热湿也）而锔（味变也），鱼馁（鱼烂）而肉败（肉腐），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烹调生熟之节也）不食，不时（五谷不时，果实半熟之类）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买也，恐不清洁）······（详见同上第十及朱熹集注）
在衣方面，如：当暑，袗（单也）稀绤（葛之精者曰稀，粗者曰络），必表而出之（谓先著衣，表缔络而出之于外）。缁（黑色）衣羔裘（用黑羊皮），素衣麑裘（鹿子色白），黄衣狐裘（狐色黄）。亵裘长，短右袂（长欲其温；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寝衣，长一身又半（其半盖以覆足）。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适体），去丧无所不佩（无故，玉不去身，觞砺之属，亦皆佩也）。······斋，必有明衣，布（斋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以布为之）。（同上）
在行方面：如孔丘说：吾不徒行，……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同上第十一）“徒行”就是自己走路。他出门必使学生御车，所以做他的学生，儿乎等于做他的义务车夫。
又连睡觉乘车，也大讲礼仪：《论语》第十：“寝不尸（尸谓偃卧似死人也）。”“升车必正立执绥（绥，挽以上车之索也）。车中，不内顾（回视也），不疾言，不亲指。”
真是会做花样，闲得无聊！以上是孔丘和刻苦俭约的不两立。
他如孟轲更明白地主张对立阶级为天经地义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殊不知到了无产阶级政权、社会主义时代出现，竟却会反而由“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而到没有君子野人的阶级对立。
不利于不得志的人民，而大利于得志的士夫。
孔丘对于君主以下，又分种种等级，如和下大夫说话，便刚直；和上大夫说话，便和悦（《论语》第十）。连看见大夫也要做出“上”“下”两副面孔；他先饭黍而后啖桃（详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连食物也要分为“贵”“贱”各个等级。这种贵族念头，势利态度，真是无以复加。他还主张“君子畏大人”（《论语》第十六），反对“居下讪上”（同上第十七）。
所以后人，地位愈高，生活愈好，便愈喜欢孔学；反之，愈被压迫，愈不得志，便愈痛恨孔学。甚至同是一人，也会前后不同。吴虞说得最好：“章炳麟《诸子学说略说》，攻孔子最有力；其《訄书》并引日本远藤隆吉“支那有孔子，为支那祸本＇之言。梁启超《新民丛报》攻孔子诛少正卯，以为吾国历史之最大污点。孔丘在《易传·系辞》上明说：“崇高莫大乎富贵”；反之，“卑下莫小乎贫贱”，也就可以想见了。所以孔学是富贵者的恩人，贫贱者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