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这个题目说的是《结果》，是蒋介石五次剿杀《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井岗山地区低层老百姓送红军的《结果》，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时，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未能阻止日本的占领后成立的《满洲国》中老百姓四处流浪的《结果》。

产生这两个《结果》之前，要知道的是：都与中华民国政府有关，具体地说都与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有关。具体有什么关系？请先看一个在博文《满洲国是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成果》后拍砖者的一个评论：

《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孙大炮后来心有不甘，又成了苏俄的代理人。所谓的“北伐”，不过是勾结苏俄，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

国民党（蒋介石）后来的抗日只是被形势所逼。你看看当年孙大炮的临时政府，从政治到军事，都被日本顾问把持，不说孙大炮身边的保镖宫崎滔天就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没有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天外飞仙美利坚，没有北伐崛起的毛熊，中国被灭（日本重演清兵入关）是板上钉钉的事！》

先说《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是真的吗？

《当年的国势》中的《当年》是指：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时。

《国势》应该是指：1927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蒋介石国民党。1931年在其中。

《谁也没辙！》吗？

一，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有170万左右。

《满洲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为伪政权。?193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己有几百万国军。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

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来说，是区别对待的。对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采取不抵抗政策，任凭日军占领。

而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间派出了100多万的国军。具体如下：

1，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2，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3，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4，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5，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对《满洲国》，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还将调走驻守在东北的张学良氏父子的军队去西北剿共。

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建立，张作霖成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这之后他又不断地发展经营自身势力，成功地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全盘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他的带领下，1917年奉军吞并了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1918年又增设了一个师和五个旅，到1920年，奉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余万人。要知道，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般军阀的兵力普遍在一万到十万不等，二十万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东北军的强大，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经达到二十余万左右了。等到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外的东北军就有214 140人，而这还只是正规军，非正规军也有七万多人；关内还有十三个旅，共计约十余万人左右。这样加起来，当时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三十余万士兵也并非乌合之众，他们不止有陆海空的编制，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精锐的武器，可谓是当时国内最具现代化的军队了。这还要得益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经营。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都是长于农业的，其军事工业可谓是比较薄弱的。而当张作霖成为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后，作为一个从战争中摸爬打滚过来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所以，他开始着手建设东北地区的军事生产基地，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等近代军事产业。

这些军事企业的涉猎范围非常广，不仅生产枪炮等常规武器，还生产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其生产能力也十分可观，东三省兵工厂从最初的日产子弹一万发左右，变成了到1929年能稳定日产子弹三十万发，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能日产子弹四十万发。

数量庞大的同时，质量上也不是粗制滥造。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日本人都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 第一的兵工厂”。相比于当时国内的各个军事集团，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最精良的，光是军用飞机就有两百多架，还有各色坦克、枪支，军事实力远远高过其余地区。

不仅如此，除了注重军事武器的装备外，张氏父子还加强了物资、粮草等的装备。作为一个有明显农业优势的地区，奉天粮秣厂保证了东北军的粮食供应。同时，鉴于高纬度地区气温低的特点，张氏父子还设立了奉天被服厂，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而除了粮食、服装以外，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物资充足的军队，如何能不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军队呢？更何况，其领导人也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它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父子的军队主要是指他们领导的奉系军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空军和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他们拥有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沈阳兵工厂，但最终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军缴获。

张氏父子在沈阳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生产步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炮等多种武器，甚至还生产卡车和自动步枪，为东北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东北空军的建立与发展：张氏父子从1920年开始创建了奉系军队的航空力量，并设立了航空学校培养人才，还派遣学员赴法国、日本留学，在飞机生产和仿制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由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锦州等地的260多架飞机及未启封的装备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缴获，东北的空军人员流散了。部分东北空军的人员在事变后加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战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十七万余日军、五万余伪军，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抗日军。 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最后留在东北的只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队的《一》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总司令没派一兵一辛外，还抽走了一直守卫在那里的张氏父子的东北军。

《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的确无话可讲。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了。结果是：

《松花江上》是张寒晖1936年创作的抗战歌曲。该曲表达了中国东北沦陷后大批军民被迫流亡关内，思念家乡渴望收复失地的悲愤感情，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该曲中充满血泪倾诉，对侵略者带来的深重灾难满怀激愤，由对东北家乡的怀念到痛苦哀伤的倾吐，再到痛心疾呼，感情层层深入，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

彼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五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歌曲以凄婉深沉的旋律，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恋，又以“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的悲泣，道尽山河破碎的痛楚与民众的流离之苦。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抗战初期民族的深重灾难，也成为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推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

1936年秋，在西安任教的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关东军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这时，他接触了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孙志远，听他讲述东北军将士思念丢掉的国土之情，讲述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并得到一本东北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封面写到：“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我们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我们何时能救我们的父老兄弟于水火之中？”这些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灵感，他很快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他的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

歌曲歌词：《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 流浪 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十送红军》歌词：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后，打掉了“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70华里路上”的五道税卡，在圩上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共产党对待工商业者的政策，把草林圩改造为红色圩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草林圩场为井冈山军民提供了棉花、药材、食盐等物资和现金，为根据地做好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草林圩上逢圩，到圩2万人，为从来所未有。”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描绘草林红圩的盛况。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首饱含激情的《西江月·井冈山》，正是毛泽东在遂川写就的。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遂川有着深厚的红色历史积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突破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雏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是毛泽东在遂川提出的。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遇袭击。战后战士们疲惫饥渴，途经一块红薯地，大家一拥而上，挖出红薯就吃。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战士们。10月24日早晨，在遂川县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二年1月，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拓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调整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考虑到当时红军战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这些纪律被写在战士们的包袱布上，编进歌里，便于随时学习。

行走在遂川县红色街区，一栋清代庙宇式建筑最引人注目。高高红墙、片片青瓦，见证着“遂川建政”的伟大实践——这里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这里亲手创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领导遂川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创建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各项事业。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指导时任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制定了《临时政纲》。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比较完整的人民政权建设纲领，为红色政权建设提供了蓝本，对后来中央苏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抗战文化从这里可寻，红色政权建设从这里奠基。

三湾改编是红军建军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并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党组织和军事指挥员。仅是这一在今天看似很一般甚至很正常的举措，就具有了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告诉世人，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利益。

中国既往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声言过，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践行过。红军的职责就是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统治，为天下穷苦老百姓打天下。

因此，它的奋斗目标和性质完全有别于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的一切旧军队。官兵一致，彼此平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进步，成了这支军队里里外外的一致作风。

后来，毛泽东又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作风纪律要求，彻底摒除了残留在红军队伍里的一切不良作风，逐步使这支军队成为有着明确革命目标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型人民军队。

红军队伍里的任何一个官兵，没有谁是被人胁迫走进来的，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加入其中的。它的人员成分大都是工农子弟，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谋取利益和幸福。

因此，老百姓形象地称他们为人民子弟兵。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拼上性命为老百姓打天下。他们深受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与衷心拥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战略大撤退时，根据地民众与红军依依惜别。这里没有盛大的送别场面，只有妻子与丈夫，母亲与儿子，互相诉说惜别之情的个体场面。此时此情，都会情不自禁地于潸然泪下。父母妻儿是自己的家庭元素，革命事业是自己的理想追求。为了革命需要，服从革命指令，是每一个红军战士应有的素质和天职。老区民众是红军赖以生存的汪洋大海，红军是这海里快活跳跃的鱼儿。

这片养育自己的大海暂时要与之离别了，前面有更广阔的未知的海。需要鱼儿们尽快奔赴那里，和那一片海交融在一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了海的存在，再大再欢快的鱼儿也终将走向死亡。红军队伍里上至领导下至士兵，都深知这一点，也时刻践行着这一点。因此，无论红军走到哪里，哪里的大海都毫不犹豫地接纳他们，哺育他们，使他们养大身体，强壮体格，攒足力量，然后去搏击风浪。

苏区十万红军和苏区民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红军战士是苏区人民的子弟，人民是红军战士的衣食父母。没有人民的支持，红军队伍将寸步难行，没有红军的浴血奋战，苏区人民就会继续受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与红军血浓于水，人民与红军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上的错误，红色星火就会从苏区蔓延开来，迅速席卷全国。当年的赤卫队，后来的民兵，都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坚强后盾和兵力预备队。这些组织直接来自人民，又服务人民，他们和正规部队一起，全力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前进过程中，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马上盛开红色之花。红军充分发挥了自己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把革命的道理传播给群众，把胜利的果实分配给群众，把革命的信念传递给群众。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种子与土地温湿适宜，鱼儿和水自然交融。于是，红军就能依靠自己的信念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战胜一切围堵之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投身革命即为家，几乎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坚定的选择。把革命队伍当家是大家共同的认识。钟石发父子五人临行前到老伴坟上的豪迈诀别，四个儿子集体为母亲伏地磕头，就表明了红军在他们心里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识，就是他们理想信念的归宿。他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就像高福星在参加红军长征最后一次战役前，说的那句豪迈话语，撼人心魄振聋发聩：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把好延安的门。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为了摆脱反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告别父母和家乡，走进实现理想的红色铁流中。他们弃小家为大家，尽大忠失小孝。一个个由极为普通的平民百姓，跃升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是人民之海里养育出来的猛鲨巨鲸，他们是人民之土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人民把自己的儿女无私送给了红军队伍，使得这支队伍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依然昂首挺立，百折不挠，最终铺就了通向共和国大厦的弯曲路面，把胜利的旗帜插向美好的理想之巅。

长征中的红军，物资是匮乏的，减员是严重的。每时每刻，都会有战士受伤或者牺牲。它不仅需要及时补充匮乏的战略物资，更需要补充日益短缺的兵员不足。其实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贫苦民众参加它的队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剩下的几千红军战士，并不都是长征出发时的那些人，有不少就是在中途参加红军的沿路民众。众所周知，突破天险腊子口时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云贵川”，就是中途参加红军的代表。短时间认识红军、了解红军，自觉参加了红军，就是红军队伍的巨大魅力所在。魅力自何而来?来自它的严密纪律和明确宗旨，来自它的所作所为都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来自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红军每到一处，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它的前景是绝对不容乐观的。正是它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宗旨，才使它能够每到一处，时间虽短，都能够如鱼得水。史料记载，当初红军打下遵义后，苏区银行行长毛泽民，能够在短短十天之中，顺利完成苏区钞票在当地的流通使用，并在撤退前公平完成币物兑换，这实在是一般金融学家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红军就是那样奇迹般地完成了。由此可见，红军公平为民作风之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这样的军队，人民不由衷热爱与拥护，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