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






【从《十送红军》到《松花江上》】这个题目说的是《结果》，是蒋介石五次剿杀《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井岗山地区低层老百姓送红军的《结果》，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时，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未能阻止日本的占领后成立的《满洲国》中老百姓四处流浪的《结果》。

产生这两个《结果》之前，要知道的是：都与中华民国政府有关，具体地说都与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有关。具体有什么关系？请先看一个在博文《满洲国是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成果》后拍砖者的一个评论：

《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孙大炮后来心有不甘，又成了苏俄的代理人。所谓的“北伐”，不过是勾结苏俄，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

国民党（蒋介石）后来的抗日只是被形势所逼。你看看当年孙大炮的临时政府，从政治到军事，都被日本顾问把持，不说孙大炮身边的保镖宫崎滔天就是日本外务省派出的！没有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天外飞仙美利坚，没有北伐崛起的毛熊，中国被灭（日本重演清兵入关）是板上钉钉的事！》

先说《当年的国势，谁也没辙！》？是真的吗？

《当年的国势》中的《当年》是指：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时。

《国势》应该是指：1927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蒋介石国民党。1931年在其中。

《谁也没辙！》吗？

一，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有170万左右。

《满洲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为伪政权。?193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己有几百万国军。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

1927年蒋介石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正统的170万左右的国军来说，是区别对待的。对于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东北《满洲国》采取不抵抗政策，任凭日军占领。

而对《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争。从1930年到1933年间派出了100多万的国军。具体如下：

1，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江西南部中央根据地。

2，从1931年2月起，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

3，从1931年6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依仗10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

4，从1932年5月开始，蒋介石调整策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进攻。

5，从1933年秋开始，蒋介石调集7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败退逃亡去长征。

而对《满洲国》，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还将调走驻守在东北的张学良氏父子的军队去西北剿共。

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中华民国的建立，张作霖成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这之后他又不断地发展经营自身势力，成功地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全盘控制，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在他的带领下，1917年奉军吞并了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1918年又增设了一个师和五个旅，到1920年，奉军的数量已经达到了二十余万人。要知道，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期间，一般军阀的兵力普遍在一万到十万不等，二十万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东北军的强大，最直观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经达到二十余万左右了。等到后来九一八事变时，关外的东北军就有214 140人，而这还只是正规军，非正规军也有七万多人；关内还有十三个旅，共计约十余万人左右。这样加起来，当时的东北军数量就有约三十多万人，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而这三十余万士兵也并非乌合之众，他们不止有陆海空的编制，还拥有数量可观的精锐的武器，可谓是当时国内最具现代化的军队了。这还要得益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经营。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东北地区一直都是长于农业的，其军事工业可谓是比较薄弱的。而当张作霖成为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后，作为一个从战争中摸爬打滚过来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时那样一个时代。所以，他开始着手建设东北地区的军事生产基地，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等近代军事产业。

这些军事企业的涉猎范围非常广，不仅生产枪炮等常规武器，还生产军用飞机的零部件。其生产能力也十分可观，东三省兵工厂从最初的日产子弹一万发左右，变成了到1929年能稳定日产子弹三十万发，最鼎盛的时候，甚至能日产子弹四十万发。

数量庞大的同时，质量上也不是粗制滥造。就连一向自视甚高的日本人都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 第一的兵工厂”。相比于当时国内的各个军事集团，东北军的武器装备可谓是最精良的，光是军用飞机就有两百多架，还有各色坦克、枪支，军事实力远远高过其余地区。

不仅如此，除了注重军事武器的装备外，张氏父子还加强了物资、粮草等的装备。作为一个有明显农业优势的地区，奉天粮秣厂保证了东北军的粮食供应。同时，鉴于高纬度地区气温低的特点，张氏父子还设立了奉天被服厂，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而除了粮食、服装以外，锅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这样一个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物资充足的军队，如何能不成为一个实力强劲的军队呢？更何况，其领导人也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它能成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张学良父子的军队主要是指他们领导的奉系军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北空军和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他们拥有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沈阳兵工厂，但最终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军缴获。

张氏父子在沈阳建立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兵工厂，生产步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炮等多种武器，甚至还生产卡车和自动步枪，为东北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

东北空军的建立与发展：张氏父子从1920年开始创建了奉系军队的航空力量，并设立了航空学校培养人才，还派遣学员赴法国、日本留学，在飞机生产和仿制上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由于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沈阳、锦州等地的260多架飞机及未启封的装备全部被日本侵略军缴获，东北的空军人员流散了。部分东北空军的人员在事变后加入了国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前身是东北抗日义勇军余部、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战部队。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由部分原东北军、中共抗日游击队、农民暴动武装、义勇军等组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斗争，牵制七十六万日军，消灭十七万余日军、五万余伪军，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人民组织游击队，联合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抗日军。 1932年春，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最后留在东北的只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队的《一》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军队的总司令没派一兵一辛外，还抽走了一直守卫在那里的张氏父子的东北军。

《国民党本来就是日本黑龙会整合起来的，你能指望国民党做什么？说实话，国民党开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纵队。》的确无话可讲。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是日本的第五纵队，所以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了。结果是：

《松花江上》是张寒晖1936年创作的抗战歌曲。该曲表达了中国东北沦陷后大批军民被迫流亡关内，思念家乡渴望收复失地的悲愤感情，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该曲中充满血泪倾诉，对侵略者带来的深重灾难满怀激愤，由对东北家乡的怀念到痛苦哀伤的倾吐，再到痛心疾呼，感情层层深入，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

彼时“九一八事变”已过去五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被迫背井离乡。歌曲以凄婉深沉的旋律，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恋，又以“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的悲泣，道尽山河破碎的痛楚与民众的流离之苦。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抗战初期民族的深重灾难，也成为唤醒国人抗日意识的“哀歌”，推动无数仁人志士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

1936年秋，在西安任教的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关东军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这时，他接触了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孙志远，听他讲述东北军将士思念丢掉的国土之情，讲述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并得到一本东北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封面写到：“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我们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我们何时能救我们的父老兄弟于水火之中？”这些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灵感，他很快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他的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 。

歌曲歌词：《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 流浪 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 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十送红军》歌词：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后，打掉了“遂川靖卫团在黄坳到草林70华里路上”的五道税卡，在圩上万寿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共产党对待工商业者的政策，把草林圩改造为红色圩场。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草林圩场为井冈山军民提供了棉花、药材、食盐等物资和现金，为根据地做好经济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草林圩上逢圩，到圩2万人，为从来所未有。”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描绘草林红圩的盛况。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首饱含激情的《西江月·井冈山》，正是毛泽东在遂川写就的。

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遂川有着深厚的红色历史积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的突破地。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雏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是毛泽东在遂川提出的。

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遇袭击。战后战士们疲惫饥渴，途经一块红薯地，大家一拥而上，挖出红薯就吃。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战士们。10月24日早晨，在遂川县荆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二、打土豪筹款要归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第二年1月，在遂川县城李家坪，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要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三项纪律六项注意”拓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调整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考虑到当时红军战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这些纪律被写在战士们的包袱布上，编进歌里，便于随时学习。

行走在遂川县红色街区，一栋清代庙宇式建筑最引人注目。高高红墙、片片青瓦，见证着“遂川建政”的伟大实践——这里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这里亲手创立了遂川县工农兵政府，领导遂川工农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创建地方武装，发展工农业生产等各项事业。

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指导时任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制定了《临时政纲》。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比较完整的人民政权建设纲领，为红色政权建设提供了蓝本，对后来中央苏区政府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抗战文化从这里可寻，红色政权建设从这里奠基。

三湾改编是红军建军以来最伟大的创举。把党组织建立在连上，并成立士兵委员会监督党组织和军事指挥员。仅是这一在今天看似很一般甚至很正常的举措，就具有了开天辟地的历史意义。因为它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明确告诉世人，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为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利益。

中国既往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声言过，更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如此践行过。红军的职责就是推翻一切反动阶级统治，为天下穷苦老百姓打天下。

因此，它的奋斗目标和性质完全有别于这块土地上有史以来的一切旧军队。官兵一致，彼此平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进步，成了这支军队里里外外的一致作风。

后来，毛泽东又在古田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作风纪律要求，彻底摒除了残留在红军队伍里的一切不良作风，逐步使这支军队成为有着明确革命目标和严格组织纪律的新型人民军队。

红军队伍里的任何一个官兵，没有谁是被人胁迫走进来的，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加入其中的。它的人员成分大都是工农子弟，都来自普通老百姓之家，他们都心甘情愿地为老百姓谋取利益和幸福。

因此，老百姓形象地称他们为人民子弟兵。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要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拼上性命为老百姓打天下。他们深受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与衷心拥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当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进行战略大撤退时，根据地民众与红军依依惜别。这里没有盛大的送别场面，只有妻子与丈夫，母亲与儿子，互相诉说惜别之情的个体场面。此时此情，都会情不自禁地于潸然泪下。父母妻儿是自己的家庭元素，革命事业是自己的理想追求。为了革命需要，服从革命指令，是每一个红军战士应有的素质和天职。老区民众是红军赖以生存的汪洋大海，红军是这海里快活跳跃的鱼儿。

这片养育自己的大海暂时要与之离别了，前面有更广阔的未知的海。需要鱼儿们尽快奔赴那里，和那一片海交融在一起。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没有了海的存在，再大再欢快的鱼儿也终将走向死亡。红军队伍里上至领导下至士兵，都深知这一点，也时刻践行着这一点。因此，无论红军走到哪里，哪里的大海都毫不犹豫地接纳他们，哺育他们，使他们养大身体，强壮体格，攒足力量，然后去搏击风浪。

苏区十万红军和苏区民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红军战士是苏区人民的子弟，人民是红军战士的衣食父母。没有人民的支持，红军队伍将寸步难行，没有红军的浴血奋战，苏区人民就会继续受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人民与红军血浓于水，人民与红军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上的错误，红色星火就会从苏区蔓延开来，迅速席卷全国。当年的赤卫队，后来的民兵，都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坚强后盾和兵力预备队。这些组织直接来自人民，又服务人民，他们和正规部队一起，全力保卫人民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前进过程中，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马上盛开红色之花。红军充分发挥了自己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把革命的道理传播给群众，把胜利的果实分配给群众，把革命的信念传递给群众。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种子与土地温湿适宜，鱼儿和水自然交融。于是，红军就能依靠自己的信念意志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战胜一切围堵之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投身革命即为家，几乎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坚定的选择。把革命队伍当家是大家共同的认识。钟石发父子五人临行前到老伴坟上的豪迈诀别，四个儿子集体为母亲伏地磕头，就表明了红军在他们心里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识，就是他们理想信念的归宿。他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就像高福星在参加红军长征最后一次战役前，说的那句豪迈话语，撼人心魄振聋发聩：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把好延安的门。这些普普通通的战士，都是人民的子弟，为了摆脱反动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告别父母和家乡，走进实现理想的红色铁流中。他们弃小家为大家，尽大忠失小孝。一个个由极为普通的平民百姓，跃升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他们是人民之海里养育出来的猛鲨巨鲸，他们是人民之土中生长出来的参天大树。人民把自己的儿女无私送给了红军队伍，使得这支队伍历尽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依然昂首挺立，百折不挠，最终铺就了通向共和国大厦的弯曲路面，把胜利的旗帜插向美好的理想之巅。

长征中的红军，物资是匮乏的，减员是严重的。每时每刻，都会有战士受伤或者牺牲。它不仅需要及时补充匮乏的战略物资，更需要补充日益短缺的兵员不足。其实红军走到哪里，哪里就有贫苦民众参加它的队伍。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剩下的几千红军战士，并不都是长征出发时的那些人，有不少就是在中途参加红军的沿路民众。众所周知，突破天险腊子口时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云贵川”，就是中途参加红军的代表。短时间认识红军、了解红军，自觉参加了红军，就是红军队伍的巨大魅力所在。魅力自何而来?来自它的严密纪律和明确宗旨，来自它的所作所为都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来自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如果红军每到一处，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它的前景是绝对不容乐观的。正是它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自己的宗旨，才使它能够每到一处，时间虽短，都能够如鱼得水。史料记载，当初红军打下遵义后，苏区银行行长毛泽民，能够在短短十天之中，顺利完成苏区钞票在当地的流通使用，并在撤退前公平完成币物兑换，这实在是一般金融学家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红军就是那样奇迹般地完成了。由此可见，红军公平为民作风之影响力是多么巨大!这样的军队，人民不由衷热爱与拥护，难以想象!

[yongbing1993]

蒋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杀中国人






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而日本小鬼子在中华民国的北方东北地区剿杀中国人。南北呼应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民国和如今的加沙地区有何区别？

一部分从东逃出来的人如是说：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 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 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 爹娘啊 》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而大部分留在东北地区的《俺们》怎么样？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东北期间，日本的“关东军”三个字极具恐怖色彩以及恶魔味道。《九一八事变》时自日本侵略者占领旅顺港口之后，就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白山黑水，大好河山，惨遭凌虐。是日本列强侵华以及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其野蛮与残忍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强夺邻邦，残害人命者，竟然如此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善良而弱小的无辜民族，却反倒陷入这样的困境？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滥杀无辜、发动惨无人道的恐怖大屠杀。恐怖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常用的、侵害人权的残忍手段。1894年11月，日军侵占旅顺后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日军不分军人和平民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时任日本外相的陆奥宗光承认，“把俘虏绑上屠杀，杀害平民甚至妇女也不例外。这些似乎都是事实”。在这场大屠杀中，中国百姓遇难人数多达6万，旅顺城里仅存活36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有刊物评论称，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而带着野蛮筋骨的怪兽。1919年3月，日本军警屠杀参加反抗殖民统治“三一独立运动”的朝鲜民众7000多人。1928年5月3日，日军侵入山东济南大肆杀戮多达千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1932年9月，日军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村大肆屠杀3000余名无辜民众。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的1937年9月到11月，日军在山西省天镇县、灵丘县、朔县、宁武县和太原市血腥屠杀平民约2.17万人。类似的恐怖大屠杀惨案贯穿日本侵略战争的全过程，是日军侵犯人权的普遍暴行。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侵略战争所做的铺垫、所有围绕战争而展开的阴谋诡计以及随后悍然发动的战争，其最终目的只能是无耻的掠夺。《日军5个月内掠走200亿》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一份1931年11月24日北陵公园的损失报告：“北陵别墅内有物品、花木、梅花鹿50余只，于日前均经日本官兵用数辆汽车运载一空。刻仍有日人入园收拾零碎，不敢阻止。”不止东北边防长官公署、东三省兵工厂、航空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等去处被洗劫一空，即公共游乐场所、一般商号、手工作坊及平民百姓皆不能幸免。据不完全统计，只在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期间，短短5个月，辽宁地区所遭受之经济损失，以当时现大洋价格计，即达200亿元以上。

说到旅顺“万忠墓”，非常感慨并纠结于一件事，即同胞死难，为什么并未警醒国人，而令无辜同胞“枉死”，以至于43年之后，再次发生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甲午战败，中国割地赔款，而知其事者或仅限于掀起“公车上书”事件的那些书生，为什么不能敌忾同仇？国家贫弱，苦难频仍，今日的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王珍仁副馆长说，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落到实处，长抓不懈，万不能因今日之富强而忘记曾经苦难的历史。

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在侵略和殖民中国及亚洲各国期间，人体实验、使用化学武器、大屠杀、强迫劳动、性奴隶政策、杀戮无辜、任意逮捕与滥施酷刑等侵犯人权暴行触目惊心。尤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常以所谓“事变”为借口，规避国际战争法规，蓄意大规模屠杀中国等亚洲各国军民，制造了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

侵华日军公然实施恐怖的毒气战、细菌战和活体试验，导致大量军民伤亡。毒气战早在19世纪末就被国际社会所禁止，但侵华日军组建毒气战实战部队，频繁在中国使用毒气战。侵华日军在其《日中战争化学战例集》中详细记录了从1937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间，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的56例毒气战战例。如，1940年2月，日军向山西翼城县仪门村发射毒气弹，致使村民500余人中毒。1942年5月，日军在河北定县北疃村对躲入地道的民众释放毒气，导致800多人中毒死亡。

同时，侵华日军悍然进行罪恶的细菌战和残忍的活体试验。美国历史学者哈里斯在《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中指出：“日本在对华占领期间，事实上把满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实验室”。日军第1855细菌作战部队于1938年至1944年间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70余次，致使中国军民染病死亡达数十万人。日军惨无人道地用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毒气战试验及训练。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本部的实验室里进行大量的细菌感染、冻伤和压力试验等活体试验。日本战犯川岛清在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中供认，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日军“731部队每年用于活体实验的人数为400至600人”。

日军推行罪恶的“慰安妇”制度，强奸和性奴役犯罪极为凶残。从军“慰安妇”的设置是二战时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为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被诱骗和强迫的“慰安妇”来自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荷兰等国家和地区。

日本政府和军部参与了“慰安妇”从征集、管理到“慰安所”运作的全过程。直接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是日军军部，保存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有关档案可以证明。《陆支密大日记》是记载日本陆军省和中国派遣部队之间的机要文书。其中，1938年3月4日第75号《关于军队慰安所从业妇募集之件》中显示：“慰安妇”“募集工作由派遣军统一领导，选用适当的人负责”。日军征集“慰安妇”主要途径是使用暴力强行掳掠侵略当地妇女，或设下各种圈套加以诱骗，沦为日军性奴隶的妇女超过20万人。日本侵华战争的性暴力犯罪空前残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队有组织的集体犯罪，也是日本的国家犯罪。

日军强掳中国等亚洲各国劳工和奴役战俘，导致大量人员悲惨伤亡。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把战俘和强掳平民送进矿山、铁路、军事工程做苦工，这些人在集中营中遭受虐待而大批死亡。1943年，日军强迫十几万东南亚人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泰缅铁路，其中，10万名东南亚劳工和1万名战俘因日军虐待及过度劳累等原因而死亡。1935年至1945年8月，日军共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其中高达29%的劳工因恶劣的生活条件、超强度劳动和恶性工伤事故致死。尤其是在煤矿、铁矿等行业，日本占领当局实行野蛮的以人换煤铁的“人肉开采”政策，有的用工死亡率高达55%，中国多地发现被残酷奴役和秘密屠杀而造成的“万人坑”。

日本还押解战俘及亚洲国家平民到日本国内及占领区从事繁重劳动。1939年至1944年， 掳掠到日本本土、南洋群岛等地的朝鲜半岛劳工多达656137人。根据日本东条内阁于1942年11月做出的《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仅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58人。这些劳工在日本国内各企业和宪兵警察的统治下受尽折磨和摧残，许多人被虐待虐杀。“花冈惨案”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典型案例。

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日本侵华期间，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华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进山沟和乱石坑。已发现的万人坑就有80多处，埋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伤亡380余万人，中国人民牺牲2000余万人，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到3500万人以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而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

而蒋介石在中华民国的南方井岗山地区剿杀中国人：

日本入侵东北时，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划，加紧进行“围剿”准备。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苏区。蒋介石亲任“剿总"司令，兵分四路压向中央苏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作为此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干）、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作为北路军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今抚州）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临川（今抚州）附近。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战。

1930年至1932年6月，国民政府四次对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根据地中央苏区“围剿”。1933年初，日军加紧入侵华北，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然而，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同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中央苏区及其周边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

蒋介石围剿井岗期间，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蒋介石的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

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3]，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有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报复苏区人民。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介石的国军在苏区屠杀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蒋介石的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

从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

[yongbing1993]

蒋介石答应条件放后又立即反目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蒋介石回南京去。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在《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政治形势及我们应采取的方针。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

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的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揭露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给张、杨以积极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后提出的抗日主张。作军事防御准备。防止亲日派的“讨伐”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通电全国，表明中国共产党支持张、杨抗日主张及和平解决事变的立场，建议召开由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

为制止亲日派发动内战，红军主力集中到边关附近的三原、泾阳等县，准备配合东北军、西北军。同时，中共中央致电上海的潘汉年，告知我党和平解决事变、避免内战的方针。中央还致北方局刘少奇电，指示白区的党员应充分发动群众，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

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大计。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向张学良分析了对蒋两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

二是宣布其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杀掉，就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放他回去。

周恩来的一番话，更坚定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在与杨虎城会谈时，杨担心轻易放蒋，一旦蒋翻脸，他的处境就与共产党有所不同了。周思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并做了许多解释。杨听后感慨地说：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员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

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边关以东；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实行合作。如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上述六项，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外。经过以后的几次谈判，南京方面基本同意接受这些主张，于24日达成了以周恩来提出的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协议。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尖锐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东北军高级将领中争论很激烈。张学良认为事态严重，惟恐夜长梦多，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变。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是功不可没的。

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广泛接触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了解情况，宣传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进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策略和“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对和平解决的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行动方针。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全权代表，参加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龄所举行的谈判，并在会谈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六项承诺：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群众的自由民主权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4）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

（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再次向他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真诚愿望。蒋介石表示接受谈判达成的协议，但要不采取签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随后，张学良决定尽快把蒋介石放走。他在没有和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最后反被蒋介石将张学良囚禁终身。这就是蒋介石的为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局面，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本应早日实现，但蒋介石不仅不履行承诺，而且在抗日问题上态度动摇。中国共产党继续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同时推动与国民党的一系列谈判，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实现。

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即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为结束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则的让步。这种原则的重要表现就是，

一是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区和红军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

三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

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为敦促蒋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谈判。从1937年2月开始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了多次谈判。

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其真实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党中央对蒋介石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从大局出发，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

在推进国共谈判、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政策的同时，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步骤，带领全党把工作重点由工农民主统一战线转向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

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进一步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明确了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

二是阐述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形势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同时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三是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

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

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

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指出，在新形势下，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为此需要重新学习，既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作斗争，又要向尾巴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属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少奇、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讲话。会议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以及党的思想转变等问题。会议着重阐明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新形势下，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策略和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必须做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统一了新形势下党的政策思想，增强了党内团结，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yongbing1993]

少帅活捉蒋介石逼蒋共同来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十二事变”后提出的“八项主张”是：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以及停止“剿共”。这些主张旨在团结抗日，结束内战，实现民族的救亡图存。

“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2，停止内战，集结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释放所有被捕的爱国救亡运动领袖和政治犯。

4，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

5，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6，召集救国会议，团结全国力量。

7，停止对红军的“围剿”。

8，与中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这些主张是在“十二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的，目的是改变当时的内战局面，促成国共合作抗日。

事变之后，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为和平解决事变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虽然这些主张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认可，但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食言，导致了张学良的长期监禁和杨虎城的遇害。

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形成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入陕，并于1936年12月4日，亲自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再赴西安，催逼张、杨加紧“剿共”，否则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张学良对此设想了两个应对方案：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打内战的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准备硬干。12月7日，他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不但毫无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扣留了蒋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等10多人，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随后，张、杨又采取了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张、杨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等重大军政举措。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力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以乘机大肆侵略中国，英美为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主张与张、杨妥协，继续保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派出代表赴西安谈判。

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竭诚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宋庆龄提出建议：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可以释放蒋介石，并表示愿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国民党内的冯玉祥、李济深分别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和国民党政府，支持张、杨主张，反对武力“讨伐”，力求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