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抹黑毛泽东是不担任何责的

造谣抹黑毛泽东是不担任何责的

 

 

《文革中毛為什麼不救李達？》这篇文是在海外的《反共华人组识》编造的。造谣抹黑毛泽东的《李达与毛泽东有“争论”》源自梅白的“回忆”。梅白(1922—1992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1988年，梅白在《春秋》上公开发表回忆文章《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其中述说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李达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口号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论。梅白的原文主要部分是这样的：

1958年，李达同毛泽东有点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主席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主席，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我说：“我也收到群众来信，请求公开批判这个口号，我以‘龚同文’名义写了：《论口号不能乱提》。”

就这一段中有多少不实之处：要澄清梅白所说真假与否，最好先了解梅白的身份。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面见毛泽东的机会极少，没有上级组织安排是见不到的。

按省委书记王任重的说法，毛泽东每次来武汉多半是由负责警卫工作的叶子龙(后来换了汪东兴)直接给他打电话，只准他一个人和公安部门的同志到机场或车站去迎接。

走的时候，毛泽东临时通知他到其住所见个面，然后在门口告别，不准王任重去送他。

省委书记王任重都不能随便见毛泽东，何况梅白呢？

王任重说：1958年11月14日，毛主席曾经在孝感车站停车，找地委等干部和社员在火车上开座谈会，是他让梅白参加的。此事是叶子龙13日上午打电话给王任重，而不是梅白说的是彭真打电话给梅白叫他转告给王任重，王任重说从来没有也不会有这种怪事梅白为了说谎的方便，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毛泽东的“秘书”的身份。

他在另一篇文章《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这样说：“1956年7月，毛泽东到湖北。我那时是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叶子龙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边需要一个人，主席的意思是要一个本地人。任重说：‘叫梅白去。’这样，我就来到了毛主席身边。”事实上梅白根本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不是毛泽东的兼职秘书。

毛泽东确实曾想在湖北、湖南物色专职秘书人选，而非兼职秘书，但这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而非1956年。并且，当时湖北并未推荐梅白而是推荐另一人，因毛泽东不同意而未选用。梅白近距离接触毛泽东、并当面反映情况的机会，可能仅只孝感车站座谈会那一次。

梅白这里说得煞有介事，却没有交待这场争论发生在哪一天。不久，梅白的文章遭到曾经担任过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的全面驳斥。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怒斥梅白的文章“满篇谎言”。

梅白的文章发表一年后，王任重也在《春秋》发表《满篇谎言——评梅白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对梅白所说诸事逐一批驳关于“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王任重说明梅白不在现场，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是这样写的：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让我打电话给李达，请他到东湖客舍甲所见见面。主席和李达谈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关于“口号不可乱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写的。我讲过在旧社会民间流行的一句话：“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若解释为，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有道理的。如果反过来说，人们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办到，则是错误的了。

1958年，我们的头脑发热了，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负主要责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在党内外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至今犹感内疚。

如上所述，梅白写的“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这全是一片谎言。卫士长李银桥同志以及主席身边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还健在，他们都会证明梅白在说谎。

梅白说他带着李达同志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罗谈话，这就说谎说到无边无际的地步了。当时卡斯特罗正在为古巴争取独立解放进行着最紧张的战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胜利的，怎么卡斯特罗1958年9月到中国来了？据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过武汉，是我到王家墩机场迎接的。

卡斯特罗当时没有来，以后也未到过武汉。梅白说谎说到这种程度不觉得害羞吗？！

毛主席会见外宾或党内干部、民主人士，都是事先安排好时间的，怎能不经过他同意，随随便便闯进去吵闹一番？好象主席住所，无论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出进进，这是不符合普通常规的。[3]

王任重的话语直率而尖锐，所言基本真实可信，但个别推断有误，时间记忆亦有误(毛泽东4月1—12日、9月10—15日、11月14日—12月13日在湖北，12月28—29日路过湖北，恰好10月未到湖北)。因谈“毛主席和李达的争论”只是他批评梅白多个谎言中的一个，故行文较简单，没有完全指出梅白文中的讹误。

例如，梅白有何资格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呢，毛泽东是有专门厨师的。在梅白所谓的送李达途中，李达会同他说英语吗？李达是精于日文的。再是，毛泽东的英语水平应在梅白之上，战争年代他也没有放弃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相助，My dear brother之类的词组岂要梅白来教？

毛泽东请李达到东湖客舍谈的是哲学。1958年在东湖客舍甲所，毛泽东和李达谈什么问题，王任重没有参加，更不会让梅白参加，这是肯定的。这次谈话谈的是什么？是梅白所说的，因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而发生激烈争论吗？并且毛泽东还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吗？根本不是。所谈问题，王任重在文章中说明白了：“事后主席告诉我，他对李达说：‘你现在写的东西(可能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净是抄书本上老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没有自己的新见解。’1959年春节，我去看望李达同志的时候，把主席的意见转告他。他说主席当时和他说过了，主席的意见是对的。”

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毛泽东同李达谈的不是“大跃进”的口号，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可能令人不信，而让梅白的谎言流行。但是，这符合当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写关注的实际。

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有编写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教科书的动议。该年2月，毛泽东“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等课程教材给中央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此件应提交政治局通过才好。’报告提出：高中级党校和高等学校中的中共党史、哲学、党的建设、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较适用的教材。对上述书籍的编写工作，必须做全面的规划和及早准备。编写这些教材，不仅可以大大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还可以对这几门学科的研究工作，发生根本的推动作用”。[4](pp.537-538)从此批示可见，毛泽东很是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教科书的编写。

毛泽东说李达“现在写的东西不如过去写的《社会学大纲》有生气了”，是一种诤言，也表达了理论创新的希望。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写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等。1958年，李达在新创刊的《理论战线》辟有“历史唯物主义讲座”，专门宣传唯物主义历史观，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理论。

在《理论战线》1958年第2期的《社会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一文中，李达阐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的规律、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阶级斗争规律即社会形态转变的社会革命规律等。

1958年毛泽东约李达谈话是谈哲学，彼此间并没有为什么口号发生争论而意气用事。至于毛泽东约李达谈话的具体时间，是4月还是11月或其他哪一天，这当另行考证它不是在10月，也不是在9月，因9月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时李达刚好在青岛休假。

但梅白的谎言越传越真。自他的《毛泽东的几次湖北之行》一文发表后，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争论的故事便散播开来，该故事还写进学术论著、中学生教材等。例如，《梅岭：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一书曾较详细地记述了这场争论：“9月12日上午，毛泽东和李达在东湖客舍发生了一场激烈争论，两个‘一大’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否无限大的争论。”

这一记述显然是未经考证而采信梅白的说法造成的，尤其所说的9月12日上午这一时间不对；且不说毛泽东有上午睡觉的习惯，更在于“9月12日，毛泽东主席视察武大，李达在外休假”。

在传播中，还有人对李达与毛泽东的这场所谓“争论”添油加醋，任意发挥。如此这般，梅白的谎言版本又被升级了。可见，澄清梅白杜撰的谎言，使其不再谬种流传，甚为重要。伪造历史已成文坛之疾，应对此零容忍。

作者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本文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年第9期，注释略。

《人》都有吃饭和拉屎的两面性，从前，曾有一个故事讲某一个很有名气的男《人》的有关对另一个女士因吃饭和拉屎的两面性而对其的影响之大。

故事的大意是：台湾有个男的名人，第一次约会一位女士去吃饭，被这位女性的吃饭时的《上进性》所征服，所以很快结婚了。

结婚后，某一天女士土厕所时忘了锁门，男士不知道厕所内有人，直接推门想用厕所，只见女士在马桶上因便秘而用力排便面目狰狞满脸通红一副丑陋的《下流性》而脑火。很快离婚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人》都有吃饭和拉屎的两面性。

这是从《人》的生理上来讲的两面性。

《吃饭》具有《上进性》。

《拉屎》具有《下流性》。

看你专注于哪一个《面》了。专注于《上进性》，或是专注于《下流性》，这是各个专注者的喜好了。

从《人》的人性上来讲，《人》的人性是很复杂的。《人》有两面性或多面性。《人》的行为的多样性与不确定性，也提醒人们要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他人和自己。 尤其是某一个《人》在几十年甚至百年的人生各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行为。

《人》的有趣在于多面性，就像一张反光彩纸，每个角度能看到不同的色彩。而每一个《人》的多面性也太复杂了，根本无法辨清每一位《人》有多少面。

通常《人》的两面性指的是这个人同时具备两种截然相反的特质或行为模式，例如真诚与虚伪、善良与自私、包容与苛刻。 这种两面性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根据情境、时间以及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认知而展现不同的一面，有时是为了自我约束、展示美好的一面，有时则会卸下面具，露出真实或丑陋的一面。

《人》的两面性是因人而异的。 同一个人可能对不同的人展现出不同的态度。

《人》的两面性也是因时而异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点或情境下，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

《人》的两面性会受情境影响。当一个人受到他人的尊重或威胁时，可能会展现出更努力或更防御的一面。

而《人》的认知与态度各异，某个人对某人的态度和认知会影响到这个人向那个人展示出不一样的一面来。

《人》在各个人生阶段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都会具有两面性，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为了自己能在社会交往中得到最佳保护自己的生存为目的，所以此时的这个《人》会隐藏真实的一面，或展现出更被社会接受的一面。

《人》也会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会塑造和鼓励《人》展现出不同的特质。尤其是《人》的内心冲突。因此在每一个《人》的人性中固有的矛盾出现争斗，如对利益的追求与对道德的遵从之间的冲突，也会导致两面性的出现。

具体到如何评价一个有名的《人》时，就出现了“有争议“，或是专注于某一面。其实是没有争议的。

首先，《人》有两面性或多面性。

其次，专注于某《人》的上进性？还是下流性？

第三，服务性。是为大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

第四，阶级性。是大多数在说，还是少数人在讲。

第五，各自评论者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的喜好。

[yongbing1993]

反共华人文中的毛泽东都是造谣






自从毛泽东逝世，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特色政府及其海外《反共华人》中，目前99%的这些人对毛泽东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偏颇的。特别那些像故事会一样的文章，可以明确地说，绝大部分都是造谣，压根经不起推敲。但也因为是毫无档案资料做支撑的故事会，反而没法反驳。比如有个故事，鲁迅1917年曾跟一个小学生李雷说， 他拉屎后从不洗手。后人们怎么证明说这个故事是假的还是真有？所以，《反共华人》文中的毛泽东都是造谣，又没有人去反驳，更不可能让这些造谣的人担责。因此，满网都是。

其实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以来的百年历史档案是很轻松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全是教授学生文人，他们有很好的存档习惯，很多原始档案都在。加上他们要经常写总结，会议也要做记录。而毛泽东任何言行从来也不喜欢遮遮掩掩，毛泽东喜欢搞阳谋。甚至有段时间各级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们还喜欢写回忆录。当然是那些真正终身信仰共产党的官员们的回忆录中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也具有真实性，可信度就高。而那些走资派右派机会主义投机分子的回忆录就是不可信了，如走资派邓小平对文革的《保证永不翻案》到《立即翻案》是不可相信的。但很多人压根就不看前者的这些最原始，最真实的档案，反而特别喜欢看后者的各种历史故事会，看野史，艳史。特别是有些反共反毛泽东反社分主义们将地摊文学当作真事。当然，个人回忆录也只能仅做参考，原始档案可信度才是最高的。各人的回忆录千差万别，同一件事，彼此说法完全相反的比比皆是，能信谁？

比如张国焘回忆录说自己是对肃反拨乱反正的人，肃反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也没杀多少人，杀的也都是坏人，只是发生了一些刑讯逼供之类的小偏差。徐向前回忆录说就是张国焘亲自搞的，高级军事干部被杀了十之六七，徐向前老婆都被杀了，徐作为该区最高军事将领当时甚至不敢问为什么要杀他老婆。能信谁？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大气磅礴，极度困境中都能斗志昂扬，永远积极乐观。毛泽东的诗词、文集、讲话非常精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比如”风物长宜放眼量“。

《反共华人》文中说“毛泽东大杀功臣，是朱元璋，斯大林一样残暴的人物“。都是造谣。

事实刚好相反，毛泽东属于骂人骂的狠，实际板子打的轻的人。某种程度毛泽东的领导风格类似老师，大部分时候你真的认错了，做完检讨，也就过去了，毛泽东称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就算和中国开国皇帝最温柔的几位比，毛泽东都属于温柔的。先说毛泽东的几个重要政敌：

张国焘：如果不是毛吓得连夜跑路，已经被张国焘给火并了。1935年另立中央，开除张党籍。张在自传中也是狂骂毛。但当你看完张的自传后，却发现毛泽东对他还不错。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大罪，毛泽东还让张国焘当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闹情绪，毛泽东还带了周恩来，刘少奇上门看望。最后张国焘还能轻松叛逃。张国焘叛逃后，其他人主张将张国焘留在延安的老婆孩子给抓起来，是毛泽东坚持将张的老婆和孩子送回到张的身边。张国焘的叛逃和毛泽东也没啥关系，而是王明一回国就杀了张以前的两个心腹，将张给吓坏了。

博古：长征都不愿带上毛泽东。而在毛泽东重新掌权后，博古还能做组织部长，延安整风时，博古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被大肆批判，但45年七大仍然能当选中央委员。

王明：毛泽东上台后，王明一直是中央委员，7大时他本来当选不了的，结果在毛泽东亲自提议下才勉强以倒数第2的票数当选，1956年王明跑苏联去后，还一直给他发工资。

刘少奇：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8月7日刘已垮台，垮台后仍然一直住在中南海，他被关押是直到近1年后的1967年7月18日，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离开北京去外地了。后来刘也是病死的，而且自始至终有一支医疗团队为刘服务，1969年中苏紧张备战，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时，甚至有1个医生董长城和3个护士也随同他转移去了开封。看1968年10月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覆，三个多月较大反覆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

甚至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文革后自己都说了：”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再看毛泽东年谱1967年1月6日这段：1 月 6 日 阅刘少奇一月五日关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他去作公开检查的来信，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十大元帅，比较惨的就三个，其它七个都好好的:

彭德怀：50 年导致毛泽东的儿子惨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但直到 1959 年，彭德怀一直是军队中毛以下的第 2 人。彭德怀在 1959 年庐山会议上，在大会上当众对毛泽东骂娘，被定成反党集团首领打倒。但直到 1965年，5 年多过去了，彭都还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享受高官五员待遇，住的是吴家花园。1965 年 9 月 21 日彭去四川任职前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和毛泽东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谈一次，毛泽东就叫了刘和邓一起和彭谈话并吃饭，毛泽东对彭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最后彭也是 1974 年得了结肠癌去世的，比林彪还晚了 3 年，也就比毛泽东早了两年而已。之所以后面比较惨，主要原因还是彭太凶，平时也不太会做人，得罪的人太多了，比如刘伯承和粟裕就是 1958 年被彭开大会批倒的。

林彪：大概率是被他老婆和儿子给害死的，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他参与了林立果的计划，他女儿坚持认为他父是因为睡前吃安眠药结果被强行带上飞机。林彪逃了后，周恩来建议将飞机打下来，毛泽东还不让，毛泽东说了句名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林彪1935年在长征时专门给中央写信，要求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毛泽东也照样一直都在重用林。抗美援朝战争林不服从毛泽东的命令后，改为彭德怀后，林一直在重要位置上，文革中还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党章正式法律文件中。没有毛泽东的同意行吗？

贺龙：是被林彪整的。最后糖尿病死的。毛泽东只不过在林彪搞贺龙时，决定不保贺龙。

陈再道：1967年他是武汉军区司令，毛泽东巡查到武汉时，他支持的“百万雄师”闹事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逼得毛泽东从武汉仓皇坐飞机逃跑，自从毛泽东上台后从未如此狼狈过，结果毛泽东还下令将他(陈再道)保护起来，在1972年6月还复出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了。

再看看林彪没跑的几个死党的下场：

江腾蛟，林立果刺杀毛泽东方案的总指挥，竟然也没被枪决。1973 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活了90岁。

邱会作，活到89岁。 吴法宪，活到89岁。 李作鹏，活到95岁。

杨尚昆：都敢偷偷监听毛泽东，搞了个有名的窃听器事件。毛泽东很愤怒，但处罚也就从中央办公厅主任给改任为广东省书记处书记。

梁漱溟：和毛泽东在1953年时，在大会上也当众大吵，毛泽东也是在会上当众大骂梁漱溟，骂的很凶，但以后梁还一直是政协委员，生活待遇照旧。文革都没受什么冲击。

而斯大林呢，列宁时期的党内重要领导几乎被杀光，就算躲国外，都给你暗杀了，64%的中央委员，56%的十七大代表，93%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90%的集团军将领，都被枪决了。斯大林的个性其实和毛泽东刚好是反的。

毛泽东时期的很多恶，不是说毛本身恶，而是在于毛泽东本人是不恶的，但下面的人互相斗起来时，当没有法律和制度做制约时，那就相当的恶了。而正是毛泽东在不断地在中国共产党内纠错改正。例如延安整风运动，文艺座谈会讲话，三反，五反，四清，以至全国性的文革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派。

以最著名饿死人最多的河南信阳事件举例：

大跃进被打倒第一人彭德怀，都敢当众骂毛泽东的娘，都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了。但实际后面5年彭德怀一直还是国务院副总理，生活待遇照旧，五员待遇一员没少，连中南海都是彭德怀自己要求搬出去的，后面5年彭德怀住的是吴家花园。

而到河南省这一级，省委书记因为右倾，被免职，降到一个农场去做副场长了，但几年后就又被重新启用为黑龙江省委书记。

到河南信阳市这一级，副书记因为反对大跃进被打倒，但也就免职，被开会批斗，也没受肉体上的折磨。

到了县一级，副县长却被县委书记不小心给打死了，但是也不敢说是自己打死的，而是将情况给隐瞒起来。

再到村这一级，那就完全乱来了，那都是堂而皇之地捆绑殴打监禁，好多农民被打残甚至被活活打死，最后据统计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这个数字毕竟来源于河南信阳，放亩产卫星第一人，随便看看吧）。

再比如：

彭真，文革中被毛泽东亲自打倒的第一批，关了9年，也没啥事，最后活了95岁，文革后还为毛泽东辩护。反而他老家的弟弟和侄子被批斗致死。

邓小平，文革中被毛泽东亲自打倒，下放江西，邓小平住的是440平独栋原蒋介石国军的”将军楼“，茅台从未断过。反而他儿子被造反派批斗导致半身不遂。

《反共华人》说，毛泽东是因为权力斗争所以发动文革。

多么幼稚才会这么认为？发动文革的难度是打倒刘少奇的一千倍。因为发动文革相当于站在了所有官僚阶层的对立面，连毛泽东的铁杆亲信都不赞同文革。文革时如果没毛泽东力压全党，文革什么风浪都翻不出来(事实上，文革中走资派的保守派和当权派杀人比造反派杀人凶多了，主要的恶实际不是造反派犯的，反而是走资派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犯的，北京大兴屠杀、广西大屠杀、广东云南屠杀，湖南道县屠杀全是走资派的保守派干的，但大家以前很多年都看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只能看到造反派作恶的作文)。这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造的谣言和谎言。走资派邓小平说，用尽一切不择手段搞臭文革为翻案。

中国几千年历史有哪个统治者会用这种方法搞权力斗争? 几千年来有哪个统治者会在自己坐江山时发动群众造反，宣称造反有理？

如今特色中国的走资派习主席在登基前没多少功绩和威望，也从未掌握过军权，但仅掌权6年就可以修宪，让所有代表不敢反对。

而毛泽东可是掌权30年，军权他一直牢牢掌握，从未松懈，而且毛泽东过去取得了巨大的功绩和党内威望，还在全国搞了20多年的个人崇拜，那可是真崇拜。不仅普通民众，就连文革中被毛泽东亲自打倒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文革后都坦诚：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

《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

从1936年到毛泽东逝世，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中共军委主席，从1943年到毛泽东逝世，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是中共中央主席（也就是现在的总书记）。毛泽东一直大权在握。结果要搞倒个刘少奇，反而需要通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国人民都需要参与的方式吗？这逻辑真是太荒谬了。只要稍微翻一下《毛泽东年谱》和周、刘、邓的年谱，就清清楚楚，文革前毛泽东就一直大权在握，大事全得毛泽东批，毛泽东在上海，大家就得来上海开常委会，毛泽东在杭州，常委会就得来杭州开，毛泽东有啥明确的指示，大家就得照办。其实彭真也就对毛泽东的指示用了个拖字诀，结果在毛泽东嘴里就变成了北京市委水泼不进了。

事实是毛泽东就8月份开会时写了《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刘和邓马上就靠边站了。但此后长达4个月，刘和邓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也仍然住中南海。直到5个月后由于清华的造反派让刘才丧失人身自由的，但这么长自由时间刘有任何反抗余地吗？一点都没有。

再举例来说，1966年5月4日-26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发动《文革》，并正式决议批判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这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就呆在上海杭州都没参会，而是让刘少奇主持的。毛泽东就此前将常委们叫到杭州开了个会，刘少奇就得回北京去乖乖落实，完全不敢偏离毛泽东定下的基调。即便毛泽东没参会，发动文革的标志《五一六通知》，照样会议全体通过。

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全会的代表马上就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然后刘少奇和邓小平马上就丢权了，靠边站了。而这时文革最正式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都还没出台呢。而毛泽东是直到8月18日才正式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有理的“夺权运动”更是要到1967年1月的上海一月风暴才开始。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1966年8月7日刘邓就已经垮台了，1966年-1976年这10年文革是干嘛的？

这个时间线非常清楚，毛泽东不是为了打倒刘邓所以发动文革，而是要发动文革所以才打倒刘邓。

毛泽东担心在他死后有人耍搞修正主义，难道不是事实吗？毛泽东刚逝世没多久，中国的走资派们就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了，这说明毛泽东的担心完全成立啊。

如真看过毛泽东选集，就会知道，毛泽东对文革有很多措施和想法，早些年就已经讲过了。只不过因为和现在中国的大部分网民一样幼稚，官僚层不去执行而已。按戚本禹的话说：“在以前的运动中，毛主席也作出过许多指示，可到了下面，也就被各取所需地给化解了。”

而文革很多暴力的东西，本来也是毛泽东反对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指示。看看最正式的文件：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说：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1966年11月20日的重要通告：

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

1967年1月22日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谈话：

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

1967年1月28日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1968年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

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反共华人》说：毛泽东反民主

事实是，毛泽东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民主建设的创建者，1927年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建立《士兵委员会》，推行军队民主。然后1931年后被周恩来逐步取消了士兵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比国民党的军队民主的多。不是民主一点，而是民主很多。官兵政治平等，禁止官打兵，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经济，参与管理。民主到1948年陈赓作为兵团司令差点被下面的兵将他的财产给分了，最后还是上诉到中央才制止了这种绝对平均主义。

毛泽东的态度也一直是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支持学生请愿，不是文革才这个态度，56年在第8届中央委员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建机场搞强拆时就讲了。这是在中共最高管理层的内部发言，不存在需要忽悠民众的成分。他关于这个做过多次表态，一直都是这态度。

原文是：“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往往站在多数的底层阶级一边，毛泽东的民主实际属于多数人的。 说毛泽东反民主，那还真不是。毛泽东的大秘戚本禹说：现在反思，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探索如何实践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实现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劳动者如何参与国家管理，人民群众用何种民主形式监督人民的公仆，防止其变为人民的主人。我想文革运动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体现的言论自由；红卫兵组织、群众组织的成立体现的结社自由；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不应简单否定，而应认真总结，以法律形式完善、规范。而邓小平主政后，即在《宪法》修正中，将其过往《宪法》对“四大”合法性的规定废除是不妥的。没有人民群众监督公权力的具体形式和有组织的力量，一切监督都会流于形式。

毛泽东真正的专业领域是宣传和教育，这才是他真正天下第一的领域。毛泽东的战略眼光超好，毛泽东善于发动群众，善于激励部队。毛泽东尊重并给予一线指战员自主空间，电报中常出现"望酌定"，“你们意见如何，盼告”，甚至"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字样。毛泽东战略眼光超一流，做事大气磅礴，富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毛泽东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

[yongbing1993]

功利实用主义者的精神是缥缈的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就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许多人时常追问人生的意义，困惑人为何而生又为何而死，由于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导致在人生旅途中迷失自我，踟蹰不前，碌碌一生。

其实只要了解一下毛主席的故事，就会明白，如何度过人生当然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最高尚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可惜的是，尽管现代走资派特色中国社会 里的学生们从小到大的课本里都闪烁着理想主义的文字，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年轻的学生们接收最多的又从来都是《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即便是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大中小各级教师，也通过一场又一场应试教育的考试，把学生的意义限制在升学就业之内。他们不关心学生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因为这跟他们的绩效无关。

殊不知，在人的青年时期，学会多少知识、掌握什么技能，固然是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一定是有理想有共产党的信仰能“立大志”。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谪守贵州龙场期间，开班讲学。他在开班告示中明确指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

而学生们要立的志向，一定不是抽象的，而是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身处的时代紧密相关的。

一百多年前，政府无能，腐败丛生，积贫积弱。

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轻易轰开中国国门，从1840年算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前，中国的对外战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武力弱小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被外敌肆意践踏，沦为砧板上随时可以宰割的羔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对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那代革命者而言，为中华民族求独立、求富强是最迫切的任务。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写就的《心之力》一文中，就抒发自己的志向是：“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经济之财富，兴大国农工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

兴中华盛世，开全球太平，这位千年一遇的中华赤子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位千年一遇的中华赤子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为亿万中国人民提供了长达七十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也极大壮大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

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中华民族的独立业已实现，综合国力居于世界前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

然而，古训说：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到了快登顶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变数就越多。

几十年前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可以专心致志搞建设，有淳朴的风气和火热的激情。但随着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之后鼓响一切向钱看，随着各人的物质财富的日益积累，人心也变得越来越浮躁，历史上重复上演过的一些盛世衰象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在中国神州大地上。

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人民就会跟汉唐明清等朝代一样，在创造一时的荣光后，便在特殊利益集团的内耗下牺牲掉宝贵的民族凝聚力，走向没落甚至衰亡。

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公平，从来是治国安邦最首要的事情。

只有在一个全民族都公平的环境下，大多数劳动在社会底层的人民才能看到整个国家的希望，才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劳动者为人的尊严，才能由衷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保卫自己的国家。政府官员只为资本家少数人服务，不为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还有谁来保家卫国。

这么多年，走资派们一味地求发展，以为只要把蛋糕做大，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

但政府官员们低估了食利者的贪婪，资本家们得陇望蜀，欲壑难填。与资本家们讲道德良心，无异于与虎谋皮，对牛弹琴。

纵观历史，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从来就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有一帮贪得无厌的寄生虫资本家压在劳动人民身上敲骨吸髓。

诗经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这正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对剥削者最形象的控告。

所以年轻的人们这代人的任务，就该是整顿山河，自我革命，让人民能在一个已经富强的祖国里，堂堂正正地做国家的主人，而不是做财富的奴隶。

这样的志向，不比在庸碌无为的生活里寻找所谓的小确幸要强得多吗？

超越一己私利的小我，追求胸怀天下的大我，以“苟利国家，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迎击时代的风雨和挑战，这才是对毛主席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好纪念。

其实只要了解一下毛主席一生的故事，就会明白，如何度过人生当然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最高尚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每逢毛主席的忌日诞日，总有无数的中国人民都会自发地纪念这位历史巨人毛泽东。

毛泽东是革命家。从建党那天算起，毛泽东用二十八年时间带领亿万中国人民推倒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在封建专制压迫下挣扎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人第一次翻身做起自己的主人。而后的二十八年时间，毛泽东又带领中国人民内修政理，外抗强敌，奠定了足够抗衡美苏的强大国力和完整的工业体系。

毛泽东是哲学家。将马列主义发展到了新境界，毛泽东的理论成为全世界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重大精神武器。

毛泽东是诗人。其诗词豪迈绝伦，睥睨千古。秦皇汉武在他笔下都黯然失色。

毛泽东是道德典范。观其一生，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毛泽东六位亲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终身保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作风，生前不给亲友故旧任何逾矩的照顾，死后亦没留下什么私产。

……

在毛泽东这位人民领袖身上，有太多值得中国人民学习的品质，而其中，最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就是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济世情怀。

对功利的实用主义者而言，这种精神是缥缈空大的，甚至是损己的，然而正是这种精神的存在，才造就了毛泽东如今的伟大。

[yongbing1993]

在资本的染缸里有谁不是利己者







人类历史就是一个《资本》为历史。而在资本的染缸里有谁不是利己者。尤其是人类分化为阶级之后。而当今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带领全体中国人将在这个资本的染缸里掀起巨浪，人人都在踏浪于巨浪中将《利己主义》置顶于历史的高端。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理论如：先顾好小家才能顾大家。自己的小家都顾不好，怎能顾好大家？以至发展成为专用词组如：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此走资派执政四十多年来人人一切向钱看，不择一切手段争先富。

《利己主义》一直是资本大染缸里的主流，《利己主义》一直也是资本大染缸里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谁不利己，谁就是傻子。

然而，共产党提倡《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这可得罪了《利己主义》者们。他们攻击抹黑来反共。他们说人是做不到《大公无私》。他们自己做不到，就说别人也做不到。

而在中国共产党里就有人做到了。例如白求恩。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未删节本〕学习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白求恩[1]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2]。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注释

[1]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一八九○——一九三九），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一九三六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一九三七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一九三八年初来中国，三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 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又例如张思德。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1]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2]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3]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4]，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注释

[1] 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2] 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着有《史记》一百三十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 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4] 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转载：《原创 书本和现实是两个中国，学生和社会是两个宇宙 》

2025-04-26 06:04 发布于：北京市

标题是：《书本和现实是两个中国，学生和社会是两个宇宙_资本_司马南》

1

好好学习为社会贡献，努力奋斗为国家奉献终生，大公无私，人民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资本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舍小家顾大家，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领导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刻准备着……

这些，都是纸上的世界，也是曾经的幻象。当我们真正走入现实，才发现那是另一个宇宙。回想课本上的世界，是何种感觉？哑然失笑，尴尬无比，甚至自我鄙视……这些情绪，你是否也曾有过？接来下来呢？麻木、接受、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任由乾坤颠倒。一切照常，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代又一代人都这样经历着。时至今日，小学生作文仍然靠“为社会、为国家作贡献”来结尾，这叫“思想升华”——想来尴尬不尴尬？从小学升华到大学，升华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博士就读超二十年），结果，要么升华成了傻子，要么升华成了败坏的人——精致的利己者和投机者。身入染缸，没有人能逃脱这套价值叙事带来的后遗症，没有人能全身而退。

2

有一个词，所有人都曾仇恨它、辱骂它，然而全民又都在暗地里追求它、向往它、羡慕它。没有人为它平反，没有人为它正名，它就这样一直处在阴阳两极的世界。它，就是“资本”，一个被彻底扭曲的名字。今天在抖音，它被叫做“米”——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黑话，只有叫做“米”，才能在抖音溻，相关视频才能通过审核和传播。看，这群人，从学校到社会不适应，从社会到社会还是不适宜——必须这样拧巴着。

资本，在教材和课堂上，总是与“剥削”“压榨”“不劳而获”等负面词语绑定。学生们反复背诵，直到对“资本”心生憎恨。然而现实生活中，地方政府花巨资招商引资，为资本家铺路搭桥，“资本到哪里，优惠政策就跟到哪里”；企业家成为时代英雄，“融资能力”成为成功企业家的必备素质；年轻人创业、投资、理财，无一不是对“资本”趋之若鹜。每个人都明白：有了资本就有未来，有了资本才有幸福和尊严。

资本只是一个案例，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案例举不胜举。这种巨大的反差，构成了社会最普遍、最真实的荒诞现实。在课堂教育与社会运行规则之间，有明目张胆的差异，有深刻的断层。

3

但没有人愿意反思，没有人轻轻追问，没有人批评，没有人谈论。一切照旧，世界依然平静，一切就像没有发生。很多人学会了心口不一、口是心非，比如胡某进那样的人，但还有很多人仍旧比较扭曲，还不停地对资本咒骂和污名化，比如司马南（当然心里很喜欢资本）。司马南只是一个符号，中国至少有8亿司马南。

必须承认，他们虽然内心爱着资本，但对资本的恨也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被教材和时代双重塑造。私爱资本，让他们成为虚伪的人；仇恨资本，让他们沦为愚蠢的人。又蠢又坏，指的就是这样的人。但其实也无需过度苛责他们。八亿人皆如此，都是不幸的人，他们只是教材的牺牲品。

整个社会都难辞其咎。不能只批判又蠢又坏的人，而让又奸又坏的人逍遥法外。人人都有责任，都应该被批判。可是，人人有罪，根据卡尔的辩证法，也相当于人人无罪；按中国传统的话说，叫做“法不责众”。于是，一切照旧一切如昨，同版教材一年年地付梓印刷。

4

无数人怀揣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欣欣然投入应试的长河，然而最终学到的本领、那些所谓的“学以致用”，不过是彻底的谎话。在毕业后才发现，那些曾经批判的东西，才是自己的梦想；那些曾经的宣言，才是人生的尴尬。纸上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原来是两个世界；学校里的观念和社会里的观念，原来是两个宇宙。